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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值夜班，翻阅从医院图书室借来的中山先生全集，读思之间，精神为之一振。
想中山先生的年代，中国集权于清人偏族，列强觊觎瓜分中土。当此之际，中山先生孤注一掷，联党集朋，于艰难困苦之中，存振兴中华之志，唱奋发民族精神之慨，宣民生、民权、民主之念，情肝义胆、竭思壮行。其盛年壮举，思行纵横，无一不令人肃穆敬仰！其中志士仁人，更当永被国人追念！
细分析民国之前，兴中会等众党团从筹建到兵刃相见以至于建国立业。其道路之坎坷，遭遇之惨烈，非常人所能想象；非今日学子，读习教科书，既能体会。1989年之后的中国，学生社团于国外雏形，有效仿孙氏之意向，但今日大陆政体决非清政府可比拟。时下，虽有腐败、乱政、捐税等伤农、伤工、伤民心之愤然，然国民人心之涣散萎靡，非为饥寒交迫、民不聊生使然，而是尚无真正明确理想社会构图之空虚。如果一定要说：“国家民生，已有了短期的前景和美好的未来。”那么，无外乎，左倾者梦求共产大同，右向者谋求英美自由。如此选择，前者近穷途末路、遥遥无期；而后者近似貌美，更须实际描绘。孙文先生革命之得失，应成其教训和借鉴。
自称倡导民主、民生、民权起家的台湾社会和“摸石头过河”的大陆政体，均不能令全新的社会革命家所尊崇，而从民族文化和国势民情出发，兼容并蓄、去伪存真、中西对比，再造一个新国体是发展之必然。其究竟是王权、帝制、立宪抑或“三权”“五权”分立之共和或宪政等等？虽不知其所终，但应倡导公开畅想也。
粗阅1912年中山先生社会活动的行文与电传，结合由历史所知当时的国情民事，不难从中发现其脱离政治实际的空想，而妄用绅士风范、礼贤让能之行举的稚幼。两军对垒，必有一伤，如秦末，楚汉相争；如汉唐衰后，诸雄争王。但从古之于今，未曾见到实力尚存，而某一方举鼎人物主动退让，即可偃兵息鼓者。事实上，如此退避，换来的却是更甚、更烈的兵刃相见与生灵涂炭（一种不同利益和思想代表之间的破和立、生与死的决斗）。从此种意义上来看，孙文尚不如甚少文采的刘邦来得聪明、实际和老谋深算。孙文之后，蒋氏兴起于对清朝余孽的铲除，却受制于官僚流弊的侵蚀及其阶级思想的没落，尤其是没能给予生活贫弊的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以扶植和应有的尊重与实利；更加之国际大环境之下，国共内杠，此消彼长，终至于失却大宝，偏安一隅。
由中山文集，回顾新中国建立之前的半个世纪之中国，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社会思想变更、政治势力交错、军事争斗延绵不断，以至于民主革命的最终成功。这其中不能排除或否定在民众中确实潜伏且拥有着建立民主、自由、平等之国家的急切渴望和要求。领袖的个性魅力和才干，虽然在这其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但仅从《毛**选集》文章中，尤其是在其极具号召力的思想之间，无一不是抓住了这样一种时代的最强音，反映出了人民大众的心声之语，终达其目的。
读中山先生的文章感受颇深的是，在其通过于国外数年游历后，仍于中国社会民众精神中发现了国人爱好稳定、温和、平等的生活热情，尤其是中国民众生活中实际上极少存在等级差别和阶级压力的事实。关于此种认识和辨别，胡适先生也曾论述过，但生活于国内的人们对此种说法是心存疑惑而不解的。学习外国历史，特别是宗教史中，仅以印度、阿拉伯地区而言，其明确而严格且不容易逾越的等级观念和宗法制度，是制约其地区文明发展的藩篱。
读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文籍，有一种认识是：“中国社会有母性的柔情，她能融化外族的文化，尤其是生活的习性。”探究这样一种文化感觉的来由，是否正是封建残酷压榨下的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和得过且过的德行呢？还是一种传统文化得以长存的境界之证明？
沉思中山先生文集，禁不住感慨，凡不敢于提出质疑和畅想的人生或社会，不可能有超越自我的未来，而在一切所谓未来规划的实践中，正如一部中山先生文存全集所揭示的，恰恰不是“思易行难”，而在于“思难行易”决定了其成败得失。
（1994年9月草于济南。2015年2月15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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