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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3月22日周一
下午到图书馆，借阅鲁迅作品。晚读《花边文学》，就目前所读文章来看，多属评论、随感、时论等所谓杂文。其中第75页《正是时候》一篇勾起我泛泛思索，所谓“小家子弟”奔小康的生活心理、“旧家子弟”安祖业的聊赖心情，对现今的人物，包括我自己都颇有借鉴。
鲁迅先生文章的犀利，得益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时机，而且当时白话文作为社会“新生事物”，业已成为一种有影响的势力。更加之作者的敏感和预见，故使其形成了独特的前世少见的“短剑”文风。除此以外，真正细致地分析文章内容，不难发现其思想性上的进步意义，大大超越了其文词、语句的“华美”和通俗。而这里的“通俗”，不仅是指口语化的问题，而是在评论中确乎少了些“宽容”，即在语气和措辞上，本应该是更加审慎和严谨些才好。
恩格斯评判歌德是一个伟大诗人和庸俗德国小市民的结合物。其实这种结合物，无论其社会意义上的文艺成就和事业功绩如何，其本身在作为一种个人的生活姿态和做人的态度上面，对于广大民众而言，确乎应该是很容易也能够去接纳才对。诗人、作家、画家等艺术工作者，其在创作艺术品的辛苦劳动中，它不仅仅是通过优美作品，来显现其卓越才能，进而愉悦自己和大众的心灵，而且也是通过其自身的生活形象和生活内容，来引导大众并成为人们追求思想灵魂与现实生活之间能够和谐统一起来的楷模。
1993年3月25日周四
晚读毕《花边文学》。复阅上面日记，对于其中没能言明的意思，依旧认同之；对于《花边文学》，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来的不确切性，也尚能理解和接受。
一个文字写作者，应能够使用各种文学体裁，来服务于自己意欲表达的宗旨。就是说，除了文评/批评家所要求的一个作者必须应有姿态和某些场合的特殊需要外，其作品的力度应尽可能投注在提高大众文化水平、生活观念和生存信心的上面；尽可能让社会宣扬真、善、美的实在，并往使生活向着弃恶扬善之势力占据上风的方向努力。
关于文学批评的话题，自读《别林斯基选集》后一直较为关注，但这种工作在针对社会上那些具有影响力、切中时弊、寓意深刻、思想犀利的作品或历史上一些佳作时，能否笼统化和想当然地去评判哪？虽说任何真正的作家，其对自己作品都不乏自以为是的想象和判断，但在文学批评中，需要更多的是提供作品之所以构成想象和判断的确切来由和真实依据，并给予社会价值和影响力方面的远见式预言。当社会发展与文评家的判断背道而驰，甚或证明其预判是错误之际，其文评者甚至那个作品创建者，就应该公开承认这种错误，以防止进一步贻误读者和民众。愈是时代伟大的人物，其语言和行为，尤其是公开化的社会行为，必须充分考虑到大众的利益和可能会引起的不良影响。但是，这种考虑决不能成为压制人言、禁止争执而其本质却是引向蒙蔽、欺骗、弄虚作假等伪善伎俩的口实。鲁迅先生的不足之处，正如前人审慎地指出的在于“四面树敌”。近来，读习“鲁迅全集补遗”和“花边文学”时，也感到先生针对有些文字和现象，所展开的谴责、嘲讽和臆断，的确过于轻率了！
时常在想如何修改语言文字的问题。除了句读、标点、词语用法之外，针对每一句话，首先应明确的，应该是其着眼点究竟在何处。在鲁迅先生作品中，看到针对古人一句话的三种不同表达方式：
1、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
2、有犬，死奔马之下。
3、有奔马，践死一犬。
其实，就上面“奔马犬死”这一事实，观三种记述形式，就因为着眼点/立足点上的不同，所以造成了行文上的差别。而且，这样的差别在读者心理上，也会有微妙的作用和影响。
第一句话，着眼于“马”，马是被叙述的主角。可能因为它是某人爱物，突然惊走，才有了上述的情景和后果。用文得当，重点突出，要言不繁。
第二句，主角是“犬”，故情况类似第一句，但一个“死”字照应于前，勾引起对犬的怜悯之情。
第三句，颇感平和，一看就知道是在讲述一件事实，对马和犬一视同仁，在语言感情上觉察不出偏向和好恶。故简洁明了。
平时写文章中，遇到过许多类似上述的情况，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在书写中有所注意。这对于提高写作质量和文字水平，是很有裨益的。
学习鲁迅先生，应学他的创作胆量、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简练的文字表达能力。
1993年3月30日周二
上周日去农村老家。仅从起居环境和饮食情况上对比，这“城乡差别”距离，颇令人心寒。回来后，心情格外抑郁。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东西，还是事业前景和努力方向。
如何才能著书立说？书写日记十余年。时到今日，头脑中虽也有文章体裁和结构筹划，也有资料搜集和知识积累，但真正决意写作一篇立意及叙述均适当的文章时，依旧感到无从下笔、困难重重。然而，当自我内心因有无名苦恼与烦厌唆使着，或读书学习中被某种真情实感迫使着去挥洒与倾诉时，却能写出来一些大致行文得当，而读来，也还自然的东西。不过，这样“文章”的缺陷，在于零乱、浅显，仿若蜻蜓点水，一般论说不深刻、不全面和不系统。如何使这种心得、随笔或说情绪化东西，转为实用“有为”的文体，尚需在表达方法方式上，去着力探索和思考。
近来围绕鲁迅先生作品，所进行的文学指导性探讨，目的在于通过这种学习和透视，衡量中国这块土地，于文学上，需要何样的“德、才、学、识”，才可以有所出路。
其实，自己之所以不容易被人理解，就在于外观庸常恬淡生活中，内存有一种“不安分”“不搭界”，甚至就是难与旁人沟通的狂想和妄作吧。
1993年3月31日周三
晚读《鲁迅作品教学问答》（秦亢宗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成都）。该书对鲁迅先生凡有影响作品，均一一详论之。其论述，是颇有见底的。但其认识，仍为一种单层面的分析与阐发。
《纪念刘和珍君》是高中课本中，颇须用力学习的文章。那句“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话，在我耳鼓，甚或在笔端下，不知道已经重复过多少次了。今日读其文，重温其事件因由和过程，依然惊叹哀痛之极！
鲁迅先生所言：“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交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鲁迅先生上述言谈话语，道出了仿佛自清朝覆灭后，中国过去和现在都无法抗拒的某种类型的因果宿命。
缘于何故非要四处搜罗鲁迅先生作品来读呢？其实，对此一直很茫然，自己也说不出来个究竟。但今夜之读，却切实地感受到何谓思想认识能够给人启发、教育和引导的力量。
回顾历史进程，都不难发现这样一种事实：“社会事件/事变有惊人相似的一面”。若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中，再去求生存、求发展、求创造，必须要懂得借鉴历史教训，尤其里面活生生的血的教训。唯如此，才能抓住事物变化的本质所在，有的放矢地指出和解决根本上问题；才能促进和带动社会实质性的进步，而非遮遮掩掩、虚大于实的苟延残喘。
一个人物，如鲁迅先生，在对其一生不同时期与不同人物事件之间的文字交流和记述研究中，结合时代环境，特别是历史事件，我们（尤其那些有意到社会中去“立言厉行”者）可从中学习、了解和觉悟到社会斗争的复杂性，尤其是人性的杂芜、才能的玄虚及其作为的限度，再就是名利权势的短长与得失。其实，能够明白并正确看待这一切，才可以借此来调整、校准自我努力的方位，寻到一个令身心平衡和心安理得的所在，而非总抱着“难得糊涂”般的轻狂，走南闯北，却又始终说不清楚自我为何有成，又为何成毁，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堕落成了“盲目、妄言、妄行”，即不利己也不利人式的人或“人物”。
1993年4月1日周四暖
晚，读《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今日《齐鲁晚报》有言，伊朗落一陨石，重达22公斤。
1993年4月2日周五
一夜春风后，晨起惊讶地看到，除了桃花落英缤纷和丁香花饱满溢香外，昨晚尚且白毛稚幼的杨树叶，此刻已经绽开成型了。那清亮碧绿的色彩，着实让人心爱！
一切事物，包括人，且不论其生命本质意义上如何，仅从外表上看，并非都是一点一滴慢慢腾腾地长大的。如同这春天的杨树，时逢佳境，一鼓作气，仿佛就在这一瞬之间，长大了许多，强壮了许多。这种变化，虽非质上的突变，但从其本身而言，到也胜过那突变哩！
读鲁迅作品，沉思其议论话题及其论说的口气和语调。不得不感慨，那时的社会尚且容许先生撰文生存，仅这样一种事实到也可以作为民主、自由和文明社会的象征。
近读鲁迅先生的文章，收益颇深，特别在艺术思想、文学作为和社会认知能力上，确实有所提高和颖悟。中国的反封建斗争，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上，都需要比其它国家走更长的路。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位思想者来说，都不是什么创见和发现，只须有历史知识和清醒头脑就行。所以，本世纪五十年代后，人们对社会主义体制的盲目乐观，更尤其对领袖人物的神圣化。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究竟是民众愚笨？还是领导者们故意在那儿恶作剧？”
在一个有悠长历史文化构成的社会中，如果没有强劲有力的思想，去震撼，并根植于民众的心灵，并依赖于此来匡正和实现社会文明的气象改造。那么，旧有传统惰性的思维，就会趁机来占据各个阵地，使其社会难以摆脱周而复始的可悲亦可怜的文化宿命。中国的社会变革，的确如同许许多多志士仁人指出那样：“需要一个真正通晓国民性的中国人，来承担起历史责任和民族宿命。”
1993年4月3日周六天气转冷气温0-9度
晚观电视。人大闭幕不过周余，但在这周末的中央和地方台，均出现了急于繁荣文艺的景象。由此，仿佛感到了“文艺开禁”的轻快氛围。虽深知目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都不容许乐观。但此春之中国，在文学艺术上无疑已处于近年来的最低潮中，也由此确乎可以看到新作品脱颖而出的最佳时机。所谓“机不可失”，决非一相情愿的胡言乱语。
今日中国，如果公开倡导对“自由”的追求，一般人会顾虑那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但若公开宣扬“自尊、自爱、自觉、自救”的话，到也容易被人们接受。
当一个人，在其孜孜以求的事业上，切实感到一种似乎已经无法再承受的沉重且痛苦的压力时，咬紧牙关再进一步，可能就是事业有成的最明智而关键一举。如同攀登泰山十八盘或黄山天竹峰，即将达顶点时，也是最常感疲惫、沮丧和苦痛的时刻。又如万米长跑，真正艰难的时刻，并不在最后冲刺，而是在前面三千米、五千米甚至九千米的拐点上，一个人意志力是否够坚强，是否有毅力和耐心，是否有勇气和信念。在此，个人素质诚然十分重要，但若能使其素质和理想达到和谐的境地，唯拥有了经验认知后的坚定和理念成熟的信心，才会有不断的成功，也才可能具备了传授有效技能的本领。
1993年4月4日周日
日续读鲁迅“书简”。本欲下周还书，但在读思之间，愈发见得文学界里面经常会发生的一些人情世故。
鲁迅所处的时代，单就汉字形态讲，在中国广大民众当中，能够自由自觉去阅读的人或人群，其实很少的。而在这其间，真能释文解字者，大概除了学生和教员外，再者就是忙活“案牍”或纵横“官场”的缙绅仕宦了吧。如同今天一样，在读书、看报、撰文的人或人群当中，纯粹为了“养性修行”或“借文字繁荣社会文艺”者少之又少，而更多的不过是娱乐感官、聊赖时光或与时俱进而已。
鲁迅先生创作小说，主要集中在1918—1926年间，也就是“五四运动”到“四?一二”政局变换，不到十年的期间。当时作者的年龄，在37-45岁。从该“书简”中可知，在1930年左右，不断有编辑向鲁迅先生讨要小说稿件。但先生一再言，小说是需要有生活的。与此同时，先生的工作完全转入时事评论、人文轶事、古籍编诠、结集成册之中。在已读过的先生书信、杂文和小说中，可以看得出来：对于千余年来，封建专制烙刻在民族精神和行为个性上的那种虚伪、猥琐和残忍的“劣根”性，鲁迅先生悟得很深，参得也很透。正因如此，在其文学实践中，对于周围的文人墨客们，在所谓“知识行为”之中，所暴露出来类似“劣根”的行为，他不单是深恶痛绝，而且给予深刻揭露不懈，而且拒不姑息迁就的。但是，中国究竟应确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体制/制度？社会应有一副什么样的生活画面？这种理想国式的哲学、政治和艺术上的构造与描绘，在鲁迅先生那里是不明确的。所以，先生一再告知年轻人，要永远寄希望于未来，要相信“走得人多了就会踩出一条新路出来”。而于此心境之下，他自己却兢兢业业，努力让国人能够真实贴切地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自己民族的真实历史和社会现状。
在与世界范围文化的比较中，鲁迅先生偏重于宣传和介绍德国和日本的知识文化或讲他们的那种文化取向，但也热衷于对当时国际艺术领域中进步文化的引进与颂扬。事实上，关于这其中的因果关系，不应单从鲁迅先生自身经历和其所受到的文化熏陶上面，来分析与研究。日本在亚洲的进步景观和地理位置，德国在欧洲近百余年来由整体落后到经济、文化与国力的整体奋进与综合实力的扭转，都的确值得中国去比对和借鉴。
关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伟人、大家和名士们，作为后人无论对他们抱有何样希望、企盼和想象，甚或给予怎样的亵渎言语和不敬行为。后者，即使就是有失“理性批判”水准的极其浮躁的言谈或行举，但若其姿态和作为，真能激励并带来了社会文明进步的理念和追求。那么，于九泉之下的圣人、先哲和烈士们，既不会因此再遭人间地狱般的煎熬，也不会因此去纠缠、报复或报应后人。但他们更可能会露着天使般的微笑，在天国迎接新世纪一个又一个开拓者，即那些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勇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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