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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观报纸上一篇文章，其摘选《王蒙文存》中的论点和论据之后，得出这样一种观点“文学不再高姿态”。该文的大致情形如下：
1、“跟过去相比，中国文坛现在是非常多样，但形成不了一个趋势、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主题，或者共同推崇的一个作家。社会上对文学的关注好像也没有过去那么高……”(摘自《王蒙文存》第20卷)。
针对上述现象，王蒙先生指出那种愤懑文学是“不关心人民，不关心现实。”的，并认为在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里面“文学必须被排挤到边缘去”等观点是悲观的之后，即刻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即：“中国曾经重视文学，那是和革命的意识形态的要求有关。”“现在，在发展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状况下，文学不再具备那种特别敏感的政治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神经，甚至于不再具备那种煽情的作用……”(摘自《王蒙文存》第20卷)。
如果，上面所述现象及其描绘的社会现实，是对当下文学“悲观”性的专业化认识，并且也的确都是基本事实的话。那么，依王蒙先生的分析思路，尤其得出了“文学不再高姿态”的结论，也的确够得上新奇和卓见了。
新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文学的作用和意义，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即使在那个时期，在文学形式及其内容上，是否就只有作者分析的那样一种事实呢？而在“革命”成功之后，“政治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神经”及其与而今人文环境中的社会文化与民族精神上的“不景气”之问题和景观，是否也正是源于那会儿在文学理论上某种狭隘又偏颇的认识所造成呢？对于如此并非复杂的事实关联化质疑，《王蒙文存》的作者不知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还是故意避讳，也就不再去展开探究了。
另外，单就某一种事物的性质而言，譬如：存在的“神经”情况。其客观事实是这样的，“神经”在动植物机体上最为发达，仅就人类的感觉神经而言，“用进废退”这是无须争辩的事实，那么，其“废退”化了的神经，究竟是完全被吸收转化成了其他的组织细胞呢？抑或基本组织其实依在，或许不过只是一部分个体发生了异化和突变罢了。其实，如此追问和疑惑，只要再进一步深究，并不难得出客观事实样结论；再者，如果能够进一步追究，即所谓“异化”和“突变”的东西，是否都必是进步的、成功的玩意儿？是否“异化”“突变”的一定会较其前的组织神经的机能更为优秀？在这样一些疑问的解答方面，大概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所能够得出的结论及其科学事实，都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文艺性话题或社会化课题了。
所以，进一步想问一下：发展经济是否也是/也有革命（因素）？是否唯有政治革命才能有文学“神经”上的敏感？文学是否只崇尚“革命”二字？在诸如此类一些问题上的探讨和思考，不但有可能会达到个性与共性方面的文学思想性统一；进而，还可以大言不惭地指出，唯有如此广泛性思考和社会化探究上的局面之形成，而非某一格调压力下的众口一词或溜须吹捧，才有可能发现和探明艺术文学与社会文明之间的种属关系，以及他们在人类进步和世界发展上的相互作用与价值意义。
2、“那种精神导师式的作家也没有了。”(摘自《王蒙文存》第20卷)
如若把这样一句话作为“文学不再高姿态”的一种说法或阶段性依据。的确，也能够令当代人和关注未来的学者们，都哑口无言了。但是，在这样一种说法和依据里面，若还能生发出来某些“神经”性压力的话，其实，本该把这些归纳分析和结论性的话语，放置在针对有“作家”“大家”“艺术家”等头衔的人物当中，并且无论作为一种探讨、评价还是批判或棒喝均可，而不应作为现今大众文化生活中“文学不再高姿态”的口实和判断。
王蒙先生视鲁迅先生为“精神导师式的作家”。而且，在此话里面，针对这样一种事实的成因，归功于“前革命时代”的特殊氛围，并热情地指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形之下，文学就是那个风，起码是风之一……”由此，王蒙先生进一步直言道：“现在，文学不再有过去的那种高姿态，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呜呼！这是正常的。不知道要到了什么时候，我们优秀的作家圈子和群落里面，才刮得起“这是不正常”的文学之风？
3、“开放也好、言论自由也好，甚至民主也好，并不能保证文学的质量。恰恰相反，开放和自由，首先是使低质量的东西大量涌现。”(摘自《王蒙文存》第20卷)。
这段话，尤其使人不容易理解，但却是让人们特别容易做出选择的一种显而易见的观点或说法。不容易理解的是：“既然开放、言论自由和民主，都不能保证文学质量。那么，究竟什么能保证文学质量哪？”如果结论和答案尚没有明确的话，仅仅这样一种观点，又因为该言论者在中国青年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和“高大上”之影响。于是，我自己就首先要在这里高呼：“不要开放了！不要言论自由！不要民主吧！好让文学质量尽快提高起来啊！”因为，我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质量文学”崇尚者，并把那种能够保证“文学质量”的人类社会，当作毕生努力追求的社会理想和文化生活。
经过上面“断章取义”式的学习和思考后，尚且还能有一点“自由意志”的我，已决定马上就去买一本“不再高姿态”的当代文学代表性的新品和杰作《青狐》了。
（上述引用文字见于2004年1月19日《山东商报》20版，文章标题《我为何书写“性”（王蒙回应〈青狐〉风波）》，2004年元月20日草。2014年5月修。2015年2月13日重整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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