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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春节长假，到在外地的岳父母家中拜年，因工作内容和生活环境与那地儿人们差别较大，相互之间除了寒暄，好像也就没有更多话要讲了。于是，便抽空出来，溜达着去了一趟市区的新华书店，花了百十元钱购得了心仪的书籍五本，其中就有巴金先生著述的《随想录》（三联书店2004年3月第1版）。
关于巴金先生晚年的这部文集，大约两年前，在网络《启蒙论坛》上，曾有人提及。印象中，当时的引用者极力想表明，《随想录》的作者在该文集中旨在呼吁和宣扬两个社会话题，即“说真话”和“反封建”。
假期间，尤其是春节长假的最后一天，虽说已经回到济南的家中，但从清晨到黄昏，窗外的雨雪就一直下个不停。尽管，那漫天飞舞的雨雪尚没有大到封门的地步，却也实实在在地阻住了串亲访友者的脚步。因此，我也乐得自在，把这几天只是间断读阅的《随想录》，呆在家里，一气翻完了。
读罢此书，已近深夜。伫立窗前，远眺路旁灯影下仍在翻飞的雪花，胸口郁闷难挨，好像有许多话要讲。然而，摊开日记本，却又无处下笔，只好潦草地记下了年月日和这一天下雪的事情，便倒头睡去。
出生于六十年代的我，亲历了整个六七十年代文化革命的十年。在自我周围的生活中间，虽说也晃动着一些反革命、右派等那时节称为与社会对立分子的身影，但真正如同巴金老先生在其书中追忆和悼念的艺术大师级人物或高级知识分子，却也没有直接接触到一位。就年龄和生活环境而言，针对巴老在书中倾诉、谴责、切齿的文化革命式人身摧残、蓄意侮辱、任由折磨等言谈行举，按说我应当莫名其妙、麻木不仁的。然而，事实与之相反，近来在读习《随想录》中，我自己却始终有一种揪心切肤的痛楚和愤懑！
“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在《随想录》一书中，巴金先生是这样解释何谓“说真话”的。
若依这样的解说宗旨，去谈读书感受。我觉得，巴金先生于其书中，披肝沥胆，念念不忘，急切而又意味深长地告知读者和后人的，与其说在倡导“讲真话、反封建”，毋宁说渴望国人勿忘发生在现代的一段民族特殊历史时期的惨痛教训，深究这段历史对于当时、现在和未来民族心理、品行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和后果。
“表态、说空话、说假话”是那一特殊时期典型性的不良社会风气。如同巴金先生在文章中揭示的：“表态、说空话、说假话”是文化革命向纵深发展后，在应对“专制、整人、割xx尾巴”的所谓“运动、学习”时，人们通常会采取得“活命办法”和“生存策略”。
然而，就在实施这些“明哲保身”的办法和策略中，多少人，挖空心思，自欺欺人；多少人，陷他人和自己，于不仁不义之地；而又有多少人，不肯奸佞委屈，以至于粉身碎骨，死不瞑目。就在这样一种大小社会环境氛围当中，如果说依然会有“精神风貌”的话，那么，只能是让斯文扫地、良知泯灭之“风”，任由丑态百出、麻木不仁之“貌”了。
大概就是歌德，在他那举世闻名的“谈话录”上,曾有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地区或国家，若要出现文化上的复兴与飞跃，必须要继承一大笔丰富的社会遗产。
歌德上述认识或说理念的由来，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更不会像是上帝似的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及依据的神喻，而应该是任何一个拥有健全人格者，却必须通过社会历史性缜密观察与深刻反思之后，都不难得出的结论。
民主思想、自由精神、人道主义，在全球理论与实践上的迅猛发展，都离不开法国大革命中的个性张扬、公社激情，也必然包括当时恣意妄为和残杀酷斗等带来的多方面经验和惨痛性教训。而十九世纪至于今，不仅仅是在欧美发达国家，甚至就是全球一切政治、文化、科技之成就，又何曾离得了近代产业革命和跨国战争的得失利害呢？
单就中国自身而言，无论从物质破坏性还是精神裂变上去看，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那一场文化革命，足以堪称华夏悠久传统文化史上“一大笔丰富的社会遗产”了。
所以说，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舞起了“复兴民族、辉煌文化”的大旗，是有理由的。但是，在其种种理由或说各种各样的客观依据之中，反思新中国之后那一段特殊历史的文化社会内涵，探求其成因结果，肃清其流毒危害，充分认识其本质真相，乃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2005年2月初稿，2014年2月整，2015年2月7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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