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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子年（2008年）腊月，中学期末考试在即。孩子早起晚睡，放下理科就是文科，辛苦之状，一言难尽！
那日，女儿问我：“文起八代之衰是谁？唐宋八大家是怎么回事？直接说就行，别解释太多，我没有时间听了。”
自小学到初中，孩子学习上的事情都由妻子操心，偶或有难题问我，不管是数理化还是文史哲，我必尽所能，唯恐说不清楚，好像把肚子里东西一下倒干净了，方才安心。然而，正因如此，孩子却很少再问我问题，或者如同这次一样，提前打上预防针，从语言、身姿到面部表情上“禁止啰嗦”昭然若揭也。
“韩愈。唐二宋六。”我极其简洁地回答。
“说出名字！”语气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
听我回答后，孩子随即转过身子，埋头书写起来。而我，却像吃了块凉红薯一下子堵住了嗓子眼，胸闷憋气的厉害！于是，回到自己的房间，拿起床头边的书籍翻阅起来，而脑子里回旋着的却依然是那两个问题：
“文起八代之衰是谁？唐宋八大家是怎么回事？”
而此时此刻，书却怎么也读不下去了，索性打开电脑，延续脑袋瓜里面的思绪，干脆一吐为快！即使尚在读书的姑娘、小子们不屑一顾，咱自己起码解除了气血不畅的征候，正所谓“自有乐在”矣。
关于唐代韩愈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声名，可追溯到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其上有这样一段话：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於正，盖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上文中所谓的“八代”，意指“唐”前的“东汉、魏、晋、宋（亦称刘宋）、齐、梁、陈、隋”。
在汉语古文中，或说在古汉语的散文中，有“唐宋八大家”的说法。而这种说法的由来，从思路上与苏轼碑文的理由，俨然一脉相承。针对“唐宋八大家”的评说，现今相关教材上不乏精论，但就我自己而言，真正存留印象的，却是梁启超先生在《王安石传》中的说道。因其更加个性鲜明、中肯实在，而且绝少人云亦云、附庸风雅的劣习。
在《王安石传》第二十一章“荆公之文学（上）”（梁启超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中，梁先生首先引述了元代吴澄《临川王文公集序》之文：
“唐之文能变八代之弊，追先汉之踪者，昌黎韩氏而已，河东柳氏亚之。宋文人视唐为盛，唯庐陵欧阳氏、眉山二苏、南丰曾氏、临川王氏五家，与唐二子相仲伯。”
进而挑明，后人据此，又增补了苏子由（苏辙），始有“唐宋八大家”的名称。随后，便直陈八家成名根底和文才短长：
“柳州（柳宗元）惟纪行文最胜，不足以备诸体；南丰（曾巩）体虽备而规模稍狭；老泉（苏洵）、颖滨（苏辙），皆附东坡而显者耳。此四家者，不过宋郑鲁卫之比，求其如齐晋秦楚势力足相颉颃者，惟昌黎、庐陵、东坡、临川四人而已。”
梁先生片言只语，已把“八家”一分为二，泾渭分明。在对后四位人物的评判中，因其人其书原本就是为王安石树碑立传的根由，梁先生避而不谈王（安石）的大才雄略，而是直接揭了苏轼的短处：
“东坡之文美矣。虽然，纵横家之言也……词往往胜于理。其说理虽透达，然每乞灵于比喻，已足征其笔力之不足；其气虽盛，然一泄而无余，少含蓄纡郁之态。”
紧接上文，梁先生道：“荆公（王安石）则皆反是。”于是，随之便表明了作者自己“王高苏低”的看法和结论，并建议比较王安石《上仁宗书》与苏轼《上神宗书》，以佐证其论断。
至于韩愈、欧阳修、王安石三者之间的位次高下，梁先生在点明欧阳修与王安石同师韩门之后，援引了欧阳修赞王安石的诗：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如此诗情话意，就在展示文学大家欧阳修对于晚辈王安石钦佩有加之际，也凸现了王安石“文人之文”的成就，已堪敌欧阳修的事实。而针对王安石的“学人之文”，梁先生借清代的理学家曾国藩之口，于盛赞其文章气势恢弘之中，又美誉王安石论理说道的本领，不单是超越了韩愈、苏轼，而且直追韩非子、墨子。由此，四人名次地位也就无需多言了。
自东汉至唐，惶惶五百年（公元25-618年），这是中国继春秋战国后，历经的又一次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融合时期。在中原大地之上，群雄逐鹿，朝代更叠，社会动荡不安，民生怨声载道。而于此中间，命运多舛的文人和士大夫们，则极尽“有闲”之能势，创造出了极其绚烂多彩的文化产品，特别在宗教思想和书画艺术等方面，更是奇峰迭起，恩泽后世。这期间，在文学造诣上虽不乏名士大家，但在主流文体及艺术品味上，却因追捧工整对仗、骈俪华美，致使整个文坛拘泥于文本形式，并导致思想内容上愈发浮泛空洞。今天，人们若学习那时代的文学佳作，仅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例，读来虽无夏文商书“诘屈聱牙”之艰涩，但在朗朗上口、抑扬顿挫之间，文章的主旨思想和理念思路，却依稀飘忽，难以把握。
针对这一时期的文风弊端，近代学者钱玄同先生，在为胡适《尝试集》所作的“序”中，有过这样一段评论：
“……西汉末年，出了一个扬雄，专门摹拟古人。他的辞赋，又是异常雕琢，东汉一代颇受他的影响。到了建安七子连写信札都要装模作样，安上许多浮词。六朝的骈文，满纸堆砌词藻，毫无真情实感；甚至用了典故来代实事，删割他人的名号去就他的文章对偶。”
由此，何谓“文衰”，亦可见一斑。
戊子之年末岁尾，己丑之春节在即。回顾过去一年来读书看报的经历，没齿难忘的莫过于日常生活中间突然涌现了太多的生僻字词和名号，像“山寨”“打酱油”“俯卧撑”等等诸如此类者，解释起来，至今颇费口舌。而在这里面有些单字僻词，除了寓意飘忽外，于此刻，甚至在电脑上却也敲打不出来！面对如此社会现实，回首历史上曾有过的“文衰”之景观，不知N年后的人们，将会如何评价眼下的文化现象呢？或许会说：
“再衰”，“2衰”，或许是“衰的平方（衰2）”了吧。
（戊子年腊月草于泉城，甲午年孟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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