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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标题《话语权的疑惑》
随手写下这么一个标题，自信本不该没有理由。但沉思良久，可能其中“因由”太多了吧，一时也无法明确其主旨所在，只好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吧。
何谓“话语权”？往白话里说，就是人们用语言或文字表情达意的能力或本事。
其实，像这样一种白话解释，根本不能涵盖“话语权”的全貌，而更合乎对“话语”的诠释而已。然而，若能够在如此层面上进行思问者，亦堪称“有生活质量的人”了。因为，其若有如此思辩，也就表明其已经懂得了一个道理，即在生活中“能说话”和“会说话”经常是两码事。
大学班级同学录在网易上创建了三四年，中间借助聚会，曾有过特别地宣扬。但至今在这一班级网页上时常露脸的也不过三四个老面孔罢了。浏览“班级管理”中的“登录者”名姓，显而易见，超过一半同学已晓得了这个地方，而少数人仅是初来乍到时礼仪性地打个招呼，随后便会和多数人一样潜艇般的神出鬼没。
如此事实，引发我的疑问：“人是否需要交流？”“人们需要什么样的交流呢？”
是啊，为何众多匿名、诡秘、隐身性的网络聊天室里面几乎爆棚？而像在经历、学业、专长或生活习俗上，明摆着拥有较多共性的同学录、校友会或老乡村之景观，通常却都是大致一样的昙花一现或弃若敝屣。
“交流”单指工作之外的语言或文字交流，究竟是一种技能延续和生活习惯呢？还是一份生理依赖或心理索求？尤其令人疑惑的是在一些隐蔽性的交流中，无处不显现出来的或放纵、或隐讳、或粉饰、或直白、或露骨等等诸如此类的喜怒哀骂、狂放猥亵的言谈举止，其根由何在？
近读林语堂先生《苏东坡传》。对于这部传记的优劣，撇开作者名气和由英文转译过来的因素。就我自己读后的感受而言，实在不敢恭维，甚至难言“好”，更不敢说“佳作”了。不过，眼下相较其它介绍苏轼的文刊书本等等，我认为此本《苏东坡传》确实由生至死地讲述了苏轼一生的轨迹。尽管，其讲述的不甚细腻、经典，但有些故事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其人物经历性质的资料旁证，对于热衷赵宋国事的人们，无疑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读物。
读罢《苏东坡传》，我自己关于南北宋朝诸多困惑的问题，不是释然而是依然如故。
年初，偶读梁启超先生的《王安石传》。对于教材和文献上原本就褒贬不一的王安石变法，也让我愈发一头雾水。而今从《苏东坡传》中不难见得，所谓“神宗变法”不过是“拗相公”不合时宜的一意孤行而已，而借故变法迫害异己、打击忠良，以至于天怒人怨、国破家亡。如此历史事实，于理于情，确属必然。
至于南宋一朝，偏安一隅。公堂上端坐的全然是文人墨客，而朝堂上下奸佞忠良始终争执不休。而他们一拨人，立场无论左右，行为莫言善恶，但凡口诵的皆为仁义礼智信，而公开行为和私下举止的却南辕北辙或残杀陷害。所以，看南宋词话，满目英雄气短，充耳苟且期盼。其中虽不乏慷慨激辞，亦多见缠绵私语。如此这般了百年，终于覆灭，势在必然。
苏轼的“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等诸多词句格调，脍炙人口，至今说“家喻户晓”也不为过。就在林语堂先生所作的《苏东坡传》中，南宋人所谓的“坡公”，其仕途从外表上看“四处为官、游山玩水”，而实质上“屡遭迫害、数度流放”。究其原因和根由，若归于“政见不和、嫉贤妒能”。那么，这种观点也难免又陷入了“依个人好恶和意气用事来判定历史”的窠臼。因为，当时改革派，除了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外，其他人也绝非目不识丁的大老粗或性无能的宦官。在那其中的高官显贵之间，单言成为华夏中国名垂千古的人物，岂止一二。从理学、文学、史学、佛学之大家，直到皇亲国戚之天才，可谓备矣。所以，对于苏轼之命运多舛，不妨从其朋友和至交在当时对他屡次规劝的话中，去寻找答案：“不要再写诗撰文了，否则性命也难保啊……”呜呼！原本如此。
不知兴起于何时并受何方流毒影响，但凡提到中华“国学”，人们脑袋瓜里面必是秦汉整理成型的东西，甚至一般都不会去考虑“唐、宋”，更不要说“明、清”了。对于此种文化现象的社会原因和文明根底，就我自己而言，曾经通过读习、咨询或打听也好，抑或一直就在扪心自问也罢，反正都是明白一时糊涂一时。不过，时至于今，悉数比较起来，还是糊涂的时候更多一些吧。
眼下，联系近来读书成果，此刻反思上述问题，确乎其中原因大概就在于中国社会到秦汉以前，大千世界中一切众相一切众生相之间凡涉及社会化道德伦理之分析和解说，清晰且发达的足以堪称“丝丝入扣、无微不至”了，而后代之贤能大德以至于寻常百姓，之所以在实践中依然难以脱离成败得失的命运折磨。究其原因，大致简单概括如下：
一者，天理所在。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或言太极生阴阳，阴阳生八卦，八卦孕育万事万物之消长；或直白地讲：有阴就有阳，有善就有恶、有得就有失；进而言，凡惯常认为的“单纯划一、性质单一的事物（包括社会、人或某一类艺术）”虽有可能存在一时一事，但一定不能够长存永生，而保持中庸、调和并使其趋稳才是世间永恒之大道。
二者，所谓“思行必果、言行一致”学说和理念，绝非是单纯意志决定性质的问题，其中一切凡努力后必然“失望大于希望”的原因，根本还在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和公众水平，尚且没有达到“心想事成”的客观认知程度。
话到此际，因朋友来访，借故征求对此文上面内容的意见。某君面无表情地说：“老兄，真没弄明白，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是啊！这恰为吾之痼疾。每每自以为是的表白，却落个梦人说痴的结果。
不过，为表明秦汉之人已臻于“事事通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境界。现将《晏子春秋》中论述何为“和”与“同”的文字片段，点缀于后。借此告知“能说话”且“会说话”的人们，以正视听。
《论语?子路》上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此等语录话语也是儒家在涉及人情世故方面一个极具特色的思想认知或说理念。但对于“和”与“同”的字词之内涵，究竟在姬周朝代的人们那儿是如何理解和认识的呢？
《左传》记载，齐景公有一宠臣，叫梁丘据。一天，齐景公对其宰相晏婴直言并感慨道：周围的人也只有梁丘据跟我是“和”啊。晏婴却正面回答：梁丘据与你也是“同”，怎么能是“和”呢。随后，便有了齐景公与晏婴之间的如下一段对话。
齐景公曰：和与同异乎？
晏婴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上文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亦见于《晏子春秋》外篇第七。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尚可不论西方社会在相关社会化言谈举止的道德规范或言价值观方面，是否也存在过关于“和”与“同”认知上的争执和思辨，但就中国社会而言，古代圣贤大德业已阐述明确的近似“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一样健康而和谐的生活道理，却被后代之人置若罔闻，甚至扬起暗而弃其明。究其原因根由，难道真应了鲁迅小说《风波》中九斤老太太的口头禅“一代不如一代”了吗？
（2009年8月27日夜草于泉城。2014年4月5日星期六修。2015年2月5日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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