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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法治和人治
第44节论“三风十愆”之治
在中国奴隶社会时期，“流宥五刑”是墨、劓、剕、宫、大辟的刑制。前四种都属于切断肢体、刻裂肌肤的肉刑，而大辟是死刑。当时刑罚制度以原始、野蛮、落后、残暴，以残割人的肢体和剥夺人的生命为特征。后来，尧请舜做辅佐大臣，舜重新修订并放宽了“五刑”刑罚内容，同时在“五刑”中首次确立“官刑”，开创了对官员在制度上的约束。
舜上任后，他首先烧了三把火：第一把火是划定州界，用划界的方式固定行政管辖；第二把火是制定刑罚，用条款来约束人的行为；第三把火是平反昭雪，解放了尧帝的大臣共工、驩兜、鳏，以及三苗。于是，天下人心归顺。接下来是任用百官，使国家机器运转起来。舜这“三把火”的重心则在刑罚，他把五种常用的刑罚刻在器物上，用流放代替五刑以示宽大，用鞭刑来惩罚犯了罪的官员，用木条抽打来惩罚有罪过的掌管教化的人，用铜作为赎罪的处罚。只有过失犯罪可以赦免，若要是犯了罪又不知悔改，就要用其处罚，直至用刑。而这“三把火”表明舜重视“依法治国”，这与后世帝王得天下后大兴土木、赏赐功臣、争权夺利形成鲜明对比。同时，舜慎用刑罚，以惩戒为目的，区别罪行，处罚适度。传说，舜在帝位上一干就是50年，他施政治国的关键在治人心，不仅赏罚分明，而且赏罚适度。难怪唐代诗人杜甫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表达了这位忧国忧民的诗人对尧舜时代的向往。
早在先秦时期，统治者的“反贪立法”尚处萌芽阶段。其中《尚书·伊训》算是中国古代颁布的第一部治罪官员的条例，同时《伊训》又是商朝一部重要的刑事法律。成汤王死后，其孙太甲继位，三朝元老伊尹审时度势，在新王继任之初，他将商汤在位时制订的《官刑》重新修订。同时，伊尹举出成汤王生前的话，告诫太甲要吸取教训。
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
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于蒙士。
意思是，胆敢在宫廷里经常纵情歌舞，在内室里饮酒作乐，这叫做巫觋的风气。胆敢贪求财物女色，经常迷恋打猎游乐的，这叫做淫秽的风气。胆敢侮辱圣贤的言论，背逆忠直的规劝，疏远年高德劭的人，和同于顽愚幼稚的人，这叫做荒乱的风气。以上这三种风气十种过错，卿士如果沾染上一种，家庭必然丧灭；诸侯邦君如果沾染上一种，邦国必然会灭亡。臣下如果不能纠正，就将遭受墨刑，要将这些教导幼小的学生们。
伊尹所说的“三风十愆”，是从作风上、道德上、政治上来管束官吏和当权者。所谓“三风”指的是“巫风”、“淫风”、“乱风”，这三种恶劣风气，所滋生的十种罪愆。指巫风二：舞、歌；淫风四：货、色、游、畋；乱风四：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合而为十愆。以上“三风十愆”都为中国上古时期的道德所不容。伊尹作为三朝元老，他指出了“三风十愆”对国家的严重危害性，同时也告诫继任统治者要吸取教训。这是伊尹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是为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贤能相国、帝王之师。
在《伊训》出台《官刑》之后，《尚书·吕刑》又颁布了“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的罪名。其中“惟货”指的就是敲诈勒索、行贿受贿的行为。“惟官”意指依仗权势；“惟反”意指挟嫌报复；“惟内”意指受内人掣肘；“惟货”意指贪财受贿；“惟来”意指接受请托。清人沈德潜著《古诗源》，选辑了一首先秦时期的民歌谣谚《忼慷歌》，歌
曰：贪吏而不可为而可为，廉吏而可为而不可为。贪吏而不可为者，当时有污名？而可为者，子孙以家成。廉吏而可为者，当时有清名？而不可为者，子孙困穷被褐而负薪。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贫。独不见楚相孙叔敖，廉洁不受钱。
这首歌谣的意思是：做贪官当然可以得不少钱财，但是收人钱财与人消灾，既然要消灾，肯定是枉法的，如果不枉法也就不会浪费钱财来求人了。枉法之事做多了，不免就要小心翼翼，胆战心惊的活着，用一系列的假象来掩盖自己的错误。这样循环下去，如果能够侥幸活到自己退休，也是一件幸事，就只怕别人眼红或者他人嫉恨，一朝事发，肯定是身死财无，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鉴往知来，“三风十愆”是中国古代治国思想中提纲挈领的总结，而非“倡廉”实为纵贪的治国术。同时，伊尹还告诫道：“慎乃俭德，惟怀永图。”他认为统治者应当勤俭才可实现国泰民安，只有俭德的德行才能抵御贪婪欲，才能遏制滋生贪腐的土壤。这是中国三千多年前伊尹治国的思想，同时也不难发现伊尹的俭德是在勤政中实践。
第45节论贪赃同盗
汉代是以严酷的刑律来管理国家。在这个大帝国中，完全靠“文法吏”的刀笔来运行管理着帝国的机器，其中充盈着血腥与杀戮。同时，在严酷的刑律之下，依旧盛行着贪污受贿之风。
“文法吏”类似今天的检察官和审判长。他们通晓法令，执法严厉，尊奉最高统治者，并善于运用法律来处理纷繁复杂的公文和具体事务。韩非子曰：“人臣毋称尧舜之贤，毋誉汤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他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商鞅变法之后，在秦国所推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由于“文法吏”是官僚制度下所不可缺少的执法群体，因此汉代虽然极力批评秦以“法术”治国的种种弊端，却还是把“文法吏”这个机构保留在统治阶级组织队伍中。虽然，在汉武帝刘彻时已开始尊崇儒术，但“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仍延续使用。东汉光武帝刘秀则“既以吏事自婴，明帝尤任文法。”
在汉高祖刘邦开创西汉之初，由于刘邦是个大老粗人物，他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的疾苦和憎恶贪官的心理，使之特别强调廉政手段。在中国社会里，由于接受教育是一种特权和需要财富来支撑，因而出身与文化程度通常是相一致的。高贵者文化高，卑贱者文化低，这就使得文化高者喜于儒学治国，文化低者严于法家治国。而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大老粗出身，刘邦就是封建皇帝里面最厉害的一个。此后，到了文帝刘恒、景帝刘启做皇帝时期，他们在政治上庸庸碌碌，全然像个维持会长。虽说，这两位父子皇帝都以俭约节欲自持，但都是个谦逊克己的君主。元帝刘奭即位以后，由于他“柔仁好儒”，西汉开始每况愈下，他指责他父亲宣帝刘询“持刑太深”，反对重用法家人物，动不动就用刑罚惩治自己的官员，便主张起用儒生治国。
汉代称“文法吏”为“文史法律之吏”或简称“文吏”。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深知，夺取天下需要勇猛和魄力，靠的是武将，而治理天下更需要远见和卓识，靠的是文吏。因而在东汉建立之初，他在用武力平定天下之后，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来巩固政权的同时，更致力于复兴儒学，注重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统一和稳定人心，招募和选拔治国人才。他下令广泛搜集、整理古代典籍，“采求阙文，补缀漏逸”，他迁都洛阳时，“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辆。自此以后，三倍于此。”这就为他复兴儒学，为推行教化做的准备条件。
刘秀在建立东汉之初便开始实施“退功臣而进文吏”的国策，这些“文吏”主要是儒生，史称“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他广泛招募儒生，担任国家重要官职。如《易》学者刘昆、《尚书》学者欧阳歙、《春秋》学者丁恭、《诗》和《论语》学者包咸，都先后被任命都尉、大司徒、侍中等重要官职。这些儒生进入政坛，不仅辅助朝廷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而且对经学传播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汉代以法律的形式来惩治官员经济犯罪。在汉简《二年律令》中，有两条刑律：即“主守盗和受赇”。前者，是惩治利用职务盗窃国家物资的人；后者，是惩治官吏枉法受贿的行为。同时，还制定了贼律、盗律、具律、告律、捕律、亡律等二十七种律。
“主守盗”是惩治官员监守自盗的规定。《二年律令》曰：“吏盗当刑者刑，毋得以爵减、免、赎。”体现了汉代对官员经济犯罪与平民犯罪的同等对待，这是立法的平等思想。《汉书·陈咸传》曰：“主守盗，受所监。”曾任曹魏陈郡丞的如淳曰：“律，主守而盗直十金，弃市。”《汉书·冯野王传》曰：“得其主守盗十金罪，收捕。”《汉书·薛宣传》曰：“或议以为疑于主守盗。冯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汉书·翟方进传》曰：“以主守盗十金，贼杀不辜。”等等，都记载了“主守盗”的案例。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注：“依当时律条，臧直十金，则至重罪。”
除此之外，汉文帝刘恒还有“官吏以饮食免”的规定。意思是：官吏接受了其他官吏或百姓的饮食，就要被免职。后来觉得这样的处罚过重，又改为：“吏及诸有秩受其官属所监、所治、所行、所将，其与饮食计偿费，勿论。”也就是说，官员收受了下属的饮食，如果付了相应的钱，可以不追究，如果不付钱，则照罚不误。
《二年律令·盗律》规定：“受赇以枉法，及行赇者，皆坐其臧为盗。罪重于盗者，以重者论之。”意思是：“受赇”就是受贿，“行赇”乃是行贿，这是最早注入法律层面的律条。无论是受贿还是行贿，均按其赃值与盗窃罪同样论处。如果其中某些罪行的量刑比盗窃罪还重，则以重者论处，法定了行贿者与受贿者一样同罪惩罚。值得强调的是，《二年律令》中的《盗律》把贪污与盗窃同罪论处，说明汉代统治者对官员贪污的惩治力度。汉简《奏谳书》记载了一个案例，说两个官员因行贿受贿被他人举报，经查实后受到了法律制裁，称其“受、行赇枉法也”。这点更证明了汉代在惩治腐败上的认真。
实际上，就整个汉代而言，官员行贿和受贿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始终还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汉书·公孙贺传》载：“故丞相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朕忍之久矣。”说的是汉武帝刘彻在征和二年春，他下诏给御史，指责丞相公孙贺罪状。而在关于汉宣帝时的政风，也说到“货赂流行”的情形。《货殖传》曰：“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揭露了行贿方式在经济与政治相交叉的社会活动中尤为盛行。
王莽时期，由于官员俸禄微薄，甚至是没有俸禄，因此这一时期的官员收受贿赂更为公开化。《食货志》曰：“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禄，而私赋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王莽传》曰：“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同时又写道：巡行地方的官吏“皆便为奸于外，挠乱州郡，货赂为市，侵渔百姓。”在这种情形下，把握政治权力的豪贵们，他们收受贿赂的数量十分惊人，正如《元后传》曰：“赂遗珍宝，四面而至”，“赂遗以千万数”。
后世统治者认为“贪赃同盗”是最为严酷的治官律条，但贪赃与民盗的性质是否同属，历朝历代持权合变。古今唯有“赃官”之名，并无“赃民”之说，官犯“赃罪”为贪官，民犯“赃罪”则称盗，但其性质并无区别。相反官员贪赃要比民盗更为恶劣，因其贪财之中又盗了民权。而考释中国古代贪赃、官盗、民盗等罪名与刑罚，再审视现行刑法中的贪污、盗窃罪名与刑罚，古为严惩官贪宽治民盗，今则严惩民盗宽待官贪。这是不平等的立法思想，以及欺民压民的暴力统治，而在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不平等的律条下，全然是欺世盗名。
第46节论轻法重德
自先秦到共和，中国历史上有着各种不同法律观点、理论、学说的实践。各家流派的粉墨登场，分歧总是表现在“重礼轻法”或“重法轻礼”，“重德轻刑”或“重刑轻德”，重“人治”轻“法治”或重“法治”轻“人治”的较量中，互不相让。基本规律是新朝当政，重法先行；旧朝将崩，人治祸行。国家总是从龙兴凤举到鼓衰力尽。
有贪就有廉，如同有暴徒就有好汉。在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里，孝文帝刘恒被司马光写得几乎是近于完美的皇帝。有后人称，孝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道德的皇帝之一，他对自己的认识，对民众的认识都是独特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他总结孝文帝的功绩时说：“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孝文帝以德化民，不仅被当成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而且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在他当政的23年里，“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在私人生活方面，孝文帝则以“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为表率。再说治丧，孝文帝倡导“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勿烦民。”
具体地说：一是孝文帝爱民。他减赋税、减劳役，使百姓休养生息；二是他仁慈。在历经秦朝的暴政和吕后的暴戾之后，无论官民都畏法如虎，他去掉了原来的各种残害肢体的刑法，变成了鞭笞；三是勤俭。孝文帝是历史上第一个春耕执犁的皇帝，也是第一个倡导重农的帝王，他在位时不置宫殿，遗嘱要求大规模削减葬礼规模和殉葬品；四是谦卑。在国家有难，出现饥荒，他屡次下罪己诏，非常真诚地要求所有人指出他的错误，而且从谏如流。但是，孝文帝讲仁德也可算是讲得太极端。《史记·孝文本纪》记载了一则文帝赏赐受收贿赂将军们的故事。说文帝提倡以仁德治天下，将军张武等人曾收取别人的贿赂，事发后，文帝不同意将他们绳之以法治罪，反而拿国库中的金钱赏赐他们，想使他们内心感到愧疚。文帝的做法不知张将军等人是否自惭了没有？想必没有。如果这个历史故事是真实的，那么孝文帝肯定另有缘由。
《汉书·贡禹传》曰：“禹言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可见孝文帝在几千年前已经倡导廉德思想。“廉”是教导为政者的基本道德自持，虽具有其伦理价值的合理性，但作为一种道德活动，“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已经走过了两三千年。尽管历朝历代的政治家把“廉”总结出一大堆理论，但“廉”的治国成本都是居高不下，而且最终都因“不廉”导致政治衰竭，国民怨声载道。虽说，孝文皇帝倡导“贵廉洁，贱贪污”，他还把“廉耻”又加进了一层意思，即所谓廉洁且知耻。《汉书·贾谊传》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可见在当时社会制度下，犯了不廉恶德的官员也是要加以严惩的。而在惩治贪官污吏的同时，执政者也对操守廉洁的官吏大加褒奖，则“以励廉风”把操守廉洁的士大夫称为“廉士”。《孟子·滕文公》中表彰陈仲子为廉士，《淮南子·泛沦训》中对他的廉行有过记载：“陈仲子立命抗行，不入污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可见对廉士的操行也是褒奖有加。
唐代杜佑撰《通典》，记载了汉代官制中已有廉访使、廉使的官名。到了宋代改走马承受官为廉访使者；元代置肃政廉访使，分察各道；明清改为提刑按察使，察廉官的活动对官吏操行清浊有很大的威慑作用。西汉著名学者刘向在《说苑·政理》中曰：“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讲的也就是为官要正直平淡，为政必须要公正清廉。
汉代庐江太守丞桓宽在他《盐铁论·疾贪》中曰：“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他强调要想影子正，就必须先把个人仪表搞端正；要叫下属廉洁，就首先要自身廉洁。东汉杰出的思想家王充在《论衡·定贤篇》中曰：“鸿卓之义，发于颠沛之朝；清高之行，显于衰乱之世。”他指出崇高的节操，产生于战乱不安的朝代；清高的品行，显现于衰乱的社会。这也如南宋《名贤集》所辑：“家贫知孝子，国乱识忠臣。”可历史的事实又并非如此，且不说“家贫知孝子”，单就“国乱识忠臣”而言，历史上忠臣与奸臣的比例奇虎相当，且又多为死后的英雄平反昭雪。例如，跪在英雄岳飞墓前的秦桧集团，其主要领导就有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四人；再如，林则徐因为禁烟和抗英,使自己成了朝廷一名罪臣，遭受了五年悲壮的流放生活。故而，忠臣是不适时宜的政治产物；奸臣乃是群体力量的智慧。之后，都由历史证明和政治需要来评定。但肯定的是忠臣一定是清官；奸臣不贪也是庸官。这也是为官的性格和政治观点使然。
西汉“韩诗学”的开创者韩婴著有《韩诗外传》，他倡导修身，兼采纳孟子和荀子两人在修身问题上的说法，将孟子的“求放心”与荀子“性恶论”中学以成善观点相承接，由此形成其颇具新意的修身思想。给后人留有：“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的心语感悟。韩婴告诫人们：聪明的人不去做并不是没有事做，而是知那事不能做；廉洁的人不去贪并不是他有财物，而是知道不应去贪。韩婴的话没错，但对官场而言毫无作用。众所周知，官场就是名利场，是政治与经济绞杀的舞台，智者是这舞台下的剧务，廉者是这舞台上的配角，唯有贪者是这舞台上的台柱子。
其实，“贵廉洁，贱贪污”都是千年说唱的戏文。在中国传统的国家伦理思想中，所谓德成为辅助法治的手段十分普遍，它炖熟了国家政治体系、长官意识和弹性法律。而这三套车玩的是驾轻就熟，实践的反反复复。但就在这个传统社会里，由于法服从于德，亲情支配理性，使得法对于德的实现也产生过消极作用。值得批判的是，在德与法关系的历史嬗变中，由离德到辅德的游离转变中，德与法合流到德与法分立，再由宗法伦理到公法伦理的拉锯中，杀得是难分难解。
古往今来，自分封到共和，从皇帝到书记，“廉政”都是执政者最为叫响的政治口号，又是执政者期望自己的道德规范。因而，廉政似乎也就成了一种政治伦理的文化。这是自己要求自己清廉律己，至公无私，推崇“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的说教，这就是中国廉政思想无害又无效的药方。执政者期望廉政是一种政治道德的修养，极力营造倡廉、崇廉、尊廉、守廉、促廉、保廉等所谓的廉政文化氛围。这些轻法重德的叫喧，忽视了廉政是一种现实、一个要求、一套法制体系，而不是一种文化。
而今，在“依法治国”的皮囊里，中国人的治国文化依旧是重人治轻法治，是所谓“轻法重德”的人治型政府。而所谓的“德”，又并没有凸显在儒家思想重视伦理道德上，却表现在执政上积私的重人情、重和谐、重说教。使得朋党利益吞噬国家利益，官员利益剥削民众利益，这一点从当今社会的贪腐程度，法制律条的不平等，以及社会不公平等方面已经证明。由于治国与执政思想并非以民权为重，国家机制充当的是经济人，既得利益者的保护人，所以才滋生社会体制腐败，社会道德败坏。而引导和实行的是权大于法，法戏弄人，致使自己不得不呼出“红旗能打多久”的呐喊。
第47节看政治样板戏
古人渴望政府官员清廉，也如今人一样天天盼、日日盼，最终看到最多的还是贪污犯。可古人会自我安慰自己，做梦乞求能有一眼泉水，滔一瓢此泉水给贪官灌下去，贪官就不贪了、清廉了，那该多好！于是就弄了一眼泉水称为“廉泉”。而且苏东坡为此还写了一首《廉泉》诗：
水性故自清，不清或挠之。君看此廉泉，五色烂摩尼。
廉者谓我廉，何以此为名。有廉则有贪，有慧则有疾。
谁为柳宗元，孰是吴隐之。渔父足岂洁，许由耳何淄？
纷然立名字，此水了不足。毁誉有时尽，不知无尽时。
渴来廉泉上，捋须看鬓眉。好在水中人，到处相娱嬉。
当年，苏东坡被贬到岭南惠州，他路过赣州时，拜访了虔州著名隐士阳孝本，二人偕游虔州名胜，倚泉促谈，通宵达旦。谈到尽兴处，苏东坡诗如泉涌，以廉泉为题吟了这首诗。后来，渴望“廉泉”的人太多了，别处也多有造访“廉泉”的人，乞求政府官员廉洁之效。明人张好宁也写有《廉泉》诗：
香花墩上有奇泉，饮罢头痛始觉贪。
争得长江大河水，悉于廉泉得其源！
贪与廉之间，往往只是一步之遥、一念之差，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都会把人引自不同的境地。包拯曰：“贪者，民之贼也；廉者，民之表也。”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受天命支配，因此古人认为人应该克己制欲。这是从先秦诸子百家到近代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共同的主张。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私心，对自己要求严格。孔子认为“克己”是实行“忠恕之道”的先决条件，也是仁爱的先决条件。要克制凡事专从自己利益出发的行为，而应该先考虑别人的利益，只要严格遵循“礼”所规定的标准，约束自己的言行，使之合乎“礼”的规范，就可以达到最高“仁”的伦理道德境界。同时，孔子还把“克己”作为“复礼”的条件，提出了“克己复礼”的观点。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古代先贤们提倡从教育入手，提高官员克己奉公、反贪拒贿的素质，要求为官者清心寡欲、淡泊明利、慎独律己。这在封建社会是一种有价值的政治道德理念，这一思想也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培养了几个清官。宋代名臣包拯，因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清正廉洁，其事迹被后人改编为小说、戏剧，令其清官包公形象及包青天的故事家喻户晓，历久不衰。包拯强调为官在“清心为治本”。诗云：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廉洁清正”是历代挑选官员的一条政治口号。秦朝以法的形式规定：“为官者，必清廉；处公事，必无私。”西汉几个皇帝挑选官员，都把“廉洁”作为首选。东汉推行任官选廉制，在选廉内容上，还要求为官者必须“上孝于天、中敬于父母、下爱于民”。自隋唐至清代，任用官员一般以科举为正途，其中不仅有“孝悌谦让”一科，且有“清廉守节”之内容。科举制创始于隋，立于唐，完备于宋，而延续至元、明、清，前后经历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科举制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相对的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历代统治者通过科举考试，也的确选拔了一些能治国安民的有用之才。同时，科举制又演变成套在读书人脖子上的一具橡皮枷锁，既禁锢思想又严重地摧残人才，尤其在清朝后期十分突出。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虽然帝王是世袭制，但科举制的功能仍是明显的：一是它对做官者给予一定的资格限制，而且主要是道德、学问、文章方面的资格限制。在这种制度下，只有取得了进士资格，才能获得当县级行政长官的资格，以后的仕途也就各显神通；二是每科科举考试录取名额有限，不至于使官吏员额过分膨胀；三是反对既无良心又无学问的人进入官场。实际上，科举考试就是一种官员上任前的训政教育，以达到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官要求。统治者企图用此训政的手段，把官场贪腐之风从官员的任用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在实践了千余年之后，这种训政手段其成效不大，反为腐朽政治培养了守护人。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叶，统治者们认为官者不廉，除了守身不正、自律不严以外，也有俸饷不足的因素。因此，许多帝王都采取以厚俸养廉的做法。宋代是俸禄最优厚的朝代，据《省官益俸诏》载：宋太祖赵匡胤时，“益俸”遂定为国策。宋真宗赵恒时，定职田之制及百官俸额。宋仁宗赵祯规范立国以来俸制，颁行《嘉佑禄令》，按官品定为四十一等，确定以现金为核心，衣物、禄粟、职田等实物津贴为辅的双轨制禄制，俸禄名目亦多。如：职钱、贴职钱、折食钱、茶汤钱、厨食钱、薪、盐、马料、茶酒、厨料、公使钱等不下二十种之多，随官品高低而给。这与当今官员除了“阳光工资”之外，明的还有饭补、房补、交通费、制服费、防暑费、取暖费、书报费、洗理费等五花八门的收入，暗地里还有消费卡、娱乐卡、健身卡、购物卡，甚至会体恤下属的领导还给官员发安定女眷的美容卡，讨好女下属的胭脂费。即便如此，宋代与当今照样出了一大批贪官污吏，而且都是“精英”分子。
厚俸能否养廉，历史给后人留下沉重的思考和经验教训。优待士大夫是为宋代的国策，体现在禄制上就是采取“益俸”政策。在各种名目的补贴中，职田是其主要构成部分，且具有今天的职务津贴性质，这种补贴往往高于正俸几倍，甚至是几十倍。职田是官员最实惠的津贴，而积弊尤深，无怪宋仁宗赵祯欲罢职田而不能。清人赵翼评宋代俸禄之厚曰：“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唯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实行厚俸是为了养廉，然而官员们在具体操作中，却置换了目的和手段的位置。因此，厚俸养廉制度也未能在真正意义上达到官吏廉洁的目的。
为了防止官员贪赃枉法，维持其政权统治，历代统治者都注重将贪廉列入考核官吏的内容。早在西周时就建立的“六计”考核官员制度，其中就有“廉善”和“廉正”的内容。晋朝考核官吏以“正身”、“公谦”为首。唐、宋、明、清在考核官吏时，始终把清慎明著、清谨勤公和居官廉恪放在首位。清乾隆四年起，还把考核官吏廉洁与否由三年一次改为“经常之事”。而考核官员的办法主要有两条：一是述职，官员定期向朝廷汇报政绩；二是巡察，考核官员的政绩、贪廉，并作出准确的评定。虽然，历代都有各种各样的巡察手段，但结果大多是政绩越考越大，倡廉越倡越假。
矫枉过正，为了堵漏，统治者又创立了回避制度。这一制度主要用于选考官吏、行政监察和司法审案上。宋代规定，州、府、军、监不得由本地人充当；明代规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的回避制度；清代规定荐举中要“避乡”、科举中要“避亲”、任官中要“避籍”。到了清末，更是规定府经略、县州吏等官“不得在本州、本县及距离本籍三百里以内当差。”同时，举报制度也早已实施。一是设置谤木，供民议政之缺失的“进善之旌，诽谤之木”；二是设置匦，与今天的举报箱一样；三是击鼓告状，对官员的贪赃或自己蒙冤，可以通过“拦桥、击鼓”而奏报于朝廷，由帝王或御史亲自作出裁决。但历史犹如说戏，无论什么办法，戏文里都表演的嘻嘻哈哈、哭哭啼啼，还是没能整治腐败。
不腐不朽，腐到一定程度，为挖掉腐肉，历代对特大腐败的官吏，都给予严厉惩治。轻则罚款、追赔、革职留任、降调、削职为民永不录用，重则抄家、处死、灭九族。秦朝实行贪与盗同罪，西汉对受贿枉法者处以“弃市”，唐朝对贪官处以“绞刑”，宋代重视反贪，行政上设反贪局，时称武德司，皇城司。到了元代，官吏赃罚，轻则打屁股，重则处死。明代，由于朱元璋出身贫苦，了解老百姓不容易，所以反贪决心最大，力度也最强。他还采用挑脚筋、剁手指、砍脚、断手、钩肠、割生殖器等酷刑来吓唬众官员，但朱元璋一死，贪官又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清代也虽有处以“赐令自尽”遏制贪贿，但在雍正高呼：“夫吏治不清，民何以安？”大举改善吏治，对官员实行“吐故纳新”的换血之后，他也只得无奈之下始创养廉银。但在雍正执政的13年里，他又暴虐的查办文字狱，其数量超过他皇阿玛康熙在位61年文祸总和，暴露了这位大清最高领导人对舆论的压制，以及对文化人采取的贼人胆虚的专制政策。即便如此，在人治思想和文化专制的双轨下，结果与历朝历代一样，越反越贪、越贪越狂、贪中反贪，重复上演着前朝的样板戏。
第48节论文字狱
文字狱是统治者继承与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专制的言语之罪，诛杀人头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45年。《汉书》记载，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写《报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处死；西晋思想家嵇康因写《与山巨源绝交书》，痛骂权臣吕巽，被斩于东市；北魏大臣崔浩因主持编撰国史，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羞耻屈辱的历史，被世祖拓跋焘下令诛族，史称“国史之狱”；北宋诗人苏轼因其诗句中有“激愤”之语，则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被指控“包藏祸心，诽谤谩骂”，在狱中呆了四个多月，史称“乌台诗案”。此后，文字狱在各朝各代都有冤死鬼和下狱之人。
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作《万寿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语句被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因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被杀等等。其杀身之祸就是江淮方言中的“则”与“贼”读音貌似，被定罪为讥讽当朝皇帝曾落草做贼的经历，辱没皇帝形象。后来，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起兵攻打建文帝朱允炆，推翻其叔夺位登基，成为明朝的第三任皇帝。朱棣登基后，他最忌他人说三道四，所以更是大搞文字狱。朱棣死后60余年，朝鲜晋城大君李怿效仿朱棣与群臣密谋，废同父异母弟弟燕山君，夺位登基。他曾评价朱棣说：“成祖以一言之失，诛戮大臣，略不假借，甚为不可。”看来，当时朱棣实行的文字狱已有国际影响。
最为残暴的文字狱是清朝初期。其中“庄廷鑨明史案”牵连的人最广，规模堪称是一次冷战期间的屠杀。庄廷鑨是浙江富户，此人双目失明，但热衷于出书之事业。他曾购得明末大学士朱国祯撰写的《明史》部分手稿，逐聘请明末旧臣李令皙作序，又题茅元铭、吴之铭等18人名于书上。书成不久，庄廷鑨病逝，其父庄允诚为完成儿子心愿，于顺治十七年冬将书刻成，定名《明史辑略》。谁知此书内容被归安知县吴之荣看出“问题”，随即告发。清初权臣鳌拜责令刑部满官罗多等亲赴湖州彻查，因此获罪。据载，此案因庄廷鑨、庄允诚二人已死，被掘墓刨棺，枭首碎骨，尸体被悬吊在杭州城北关城墙上，示众三个月，其亲弟庄廷钺被立斩。李令皙及其四子、湖州富户朱佑明因其不配合吴之荣调查，后被吴陷害皆被处死。随后，凡为此书作序、增补、校阅、刻版、印制、装订、卖书、买书的人均被牵连，入狱者达两千余人，宣判死刑70多人，其中18人被凌迟处死，成为中国文字狱定罪之暴的先河。如果说，此案是满清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极残忍的手段，不如说是贼人心虚而慑服于人民的统治。仅此一书，屠杀了这么多人，其目的就是禁书言论，篡改历史，美化自己的流氓政治。
此后，被后人捧为康熙大帝的爱新觉罗·玄烨，他又制造了黄培私刻、私印、私藏“悖逆”诗文书籍案，14人被处斩；戴名世《南山集》案，戴氏家族凡男子16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15岁以下男子，发给清廷功臣家当奴仆。而为此书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人被处斩刑，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提供参考资料的方孝标因族人有职衔未被上刑，但一律被革职，永世不得为官，受此牵连者达300多人。更为荒唐的是徐转案，此人本是民间说唱艺人，因他用说唱的方法说历史，也被问斩。
雍正即位后，他首先严打了一批招权纳贿、结党营私的高官集团。但他大兴文字狱也是高手，弄得人心惶惶。除了年羹尧出资刻印《陆宣公奏议》，私为作序案以外，谢济世私藏有悖逆言论刻板案、陆生楠编著《通鉴论》案、屈大均私藏禁书案、裘琏少时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老来得祸死狱中案等等，均是典型的言语之罪。当然，像年羹尧案有些蹊跷，虽说他玉兔代庖犯上写了序文，但就凭雍正对他的特殊宠遇也不该死罪，可还是赐他自尽。为什么？因为皇帝为了整顿吏治，又给年羹尧加了一项“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的注脚。到了所谓“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130余案。其中，47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15岁以上者连坐立斩。而由心胸狭小、断章取义、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更是荒唐的没办法申冤。致使一批文疯子、戏痴子、画工胡乱涂抹、哼腔低语也被定为“逆案”，被凌迟处死，流放边疆。
后世学者在总结清朝的文字狱时，说是清先世曾臣服于明朝，受官袭爵，闻命即从，入主中原之后，不仅要将旧有史籍刊削、禁毁，而且对凡继续编写乃至收藏者，则以“大逆”之罪滥加诛戮。次是清初反清思想久久不能消弭，尤其是汉族士大夫眷恋故明，宣扬“夷夏之防”一类思想，对巩固清廷统治极为不利，故而用暴力加以打击。再是康雍之际，清皇族中权力斗争空前激化，史称夺嫡之争，不惜借助言语之罪来打击“党附诸王”势力。尽管这些都是事实，但文字狱给后世也带来了一种新的刑律，这种流氓政治的刑律依旧是截鹤续凫。
语言文字是信息的媒体，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思想，但也载荷着人的生死尺度。当然，这不是文字本身的错，而是文字被统治者操控着借口。通常地讲，文字狱是指封建社会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但仅仅说是一种“迫害”，恐怕也太简单了。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文字狱，由文字狱枝叶出来的篡改历史、禁书禁言，乾隆皇帝搞的更是有模有样。他为编修《四库全书》，首先是进行全国图书进献大检查，不仅对不利清朝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目几乎一样多。
在《四库全书》里，还有更荒谬的篡改。例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馆臣们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然而在编修《四库全书》的76人编委中，绝大多数又是汉人，而且还都是当时的学界泰斗。可就是这些国学泰斗看到“犯上、不雅、轻蔑、别扭”之词，心里觉得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态度！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有奴才的泰斗，就有仙风道骨的学子。在明清时期，由于文字狱的酷刑，人民的思想被打压和禁锢，为了借古讽今，有识之士就以男欢女爱，妓女体裁撰写小说来反映社会，如《剪灯新话》、《国色天香》、《醋葫芦》、《品花宝鉴》、《隔帘花影》、《飞花艳想》、《空空幻》、《玉楼春》、《九尾龟》、《红楼春梦》等等，最后以至于连这些民间的“消遣”小说都被列禁。理由是：伤风败俗。
虽然，自古以来为“字”而砍头掉脑袋、蒙冤的人比比皆是。但随着信息载体的变化，“言语之罪”的酷刑也在与时俱进，烟香缭绕。开创中国当代文字狱之酷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事件由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起，被当权者残酷批斗。最后，吴晗不得已在狱中自杀，成了共和国开元以来第一个丧命于“文字狱”的冤死鬼。可作为明朝著名清官的海瑞，他却万万料想不到，在他安眠地下370多年后，竟被红卫兵小将用铁镐刨开，给一副白骨戴上高帽子游街。如此株连，恐世上绝无仅有。而在此剧“作风民主”与“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讨论上，涉案株连支持此剧者超过3000多人，这些人均以“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罪名，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其中有多少讨论者受迫害致死，多少讨论者被隔离、入狱、戴帽子，已无法统计。毫无疑问地说，此案要比“庄廷鑨明史案”更为惊世骇俗。不过，虽说海瑞死后数百年被翻尸盗骨，然而人们在这位当年的巡抚大人墓里，除了挖出一副白骨之外，只找到几枚殉葬的铜币。如此清廉的海瑞，死后却如此清贫，不知给那些挖他墓的后生们一个什么样的认知？
如果说吴晗是那个年代的体制中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让他含冤而死，这多少也可理论一番。可还有一个叫任毅的青年，他的冤屈真可谓是无以言表。任毅是当年近3000多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可谓是水滴大海里的一份子罢了。他在低矮的草屋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了一首《我的家乡》歌曲，后来被传遍全国，成为“知青之歌”。就这么一首发自心中的歌，却把一个青年定为罪大恶极，并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但万幸的是他在“不同意见”中侥幸活了下来，成了一个小人物大事件的历史符号。
其实，我们只看到“文字狱”的前台是振振有词的杀人、抓人和诬陷人，这是最为黑暗的政治打击，也囊括了借“文字”来杀戮。但背后最流氓的是篡改历史和编造历史，欺骗民众和政治独裁。而今，文字狱早已从法典里被删去了，但改头换面的是拒言的壁垒和控制民权。虽说，“言语之罪”未闻了，但言语之禁、言语之堵、言语之审……依旧在信息时代被封杀。不过，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性，历史上有文字狱，但也有文字颂，姑且有颂词、颂歌、颂文，这些都是为了颂谀罢了。假如，当我们再次齐唱起《东方红》“他是人民大救星”，然后再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时候，不知这样的文字逻辑，又给今天的中国人如何去理解。
第49节警察与妓女
警察自古就有，只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叫法不一。警察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是除暴安良的执法力量。然而，自晚清政府成立京师巡警部，管理北京城里“公娼制”妓院开始，警察与妓女的关系就难分难解，而且警察执法也更为污浊。徐珂在《清稗类钞》说：“警署立，又实行保卫，各妓衣服丽都，彻夜来往。老妓见之，咸谓别有天地，非复人间也。”此后，妓院的发展势如破竹，警察执法也迅速成了致富的手段。
当时分管妓院的是警署下设的侦缉队，由于侦缉队控制着妓院这块肥肉，流氓冒充侦缉队查娼索贿的事件时常发生。按当时妓院的潜规则，除正常的纳税之外，还要按警署内的警察官职大小送茶费、酒钱、红包和辛苦费。甚至妓院的妓女还要免费为警署大小头头提供性服务。即便是这样，警署还要按商号、妓院、妓女、床位逐次索贿敲诈。此外，警署的警察们还与小偷、窃贼、流氓、地痞相互勾结，以各种名义索贿取钱财。这是当地警察署的一条重要生财之道，也是警署执法管理的重要内容。大凡妓院开业、停业、撤销、领取执照、更换手续，包括妓女开铺、转换妓院、检查身体、上户口及开证明等诸多事项，都要由警署批准和办理。欲开妓院者，如不事先请客送礼打通关节，休想领取营业执照。平常日子里，妓院的鸨母为了自己所养妓女的生意，必隔三差五对警署大小官职进行贿赂，以求平安无事。不然警察便以“姑娘太刁”、“姑娘有病”、“姑娘苦相”等各种理由强行勒令其停止营业。
自古到今，只要政府允许公娼，大小官员都以“牺牲一代女人，救活一座古城”的复兴经济、振新中华的思想以身作则。而且还根据妓女来自地方的特点分有“南班”与“北班”。一般来说“南班”的妓女主要是江南一带的女子，档次比较高，不但有色，而且有才，可谓是色艺双磬。我们所熟悉的赛金花、小凤仙估计就是“南班”的佼佼者。在这一时期，也有不少“南班”妓女成了达官贵人的“编外姨太太”，她们同样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由于“姑娘们”靠近权力的月台，也常利用“琴边语”、“酒中话”、“枕边风”为家乡亲朋好友、熟人故交，甚至家乡官员办些事。而这些事情的核心，主要是买官卖官和官商勾结之类的买卖。至于为家乡办学、行医、修桥、铺路等诸如此类的善事，“姑娘们”是不会理睬的。她们也只是充当着中间人，为托请人办事收点好处费罢了。当然也有直接涉政帮商的，这样的“姑娘”那就不是什么妓了，而是类似今天官员的“二奶”、“小秘”，甚至“情人”。她们拐着高官、富商的胳膊出入夜宴，扮演着交际花的角色。
当然，在高级妓院里，也常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客场。文武官商之间通过狎妓冶游、叫局、吃花酒、打茶围等，不仅可以销金泄欲，而且还能洽谈生意、买官卖（爵）。同样，嫖客在妓院也兼有谈买卖、拉关系、联旧谊、结新知的活动，使妓院和烟馆成为一种兼有消遣、娱乐、社交，甚至议政等多种功能的场所。烟与酒成了通行的招待品，茶与色也就是情趣相投、秉性相合、志向相左而结为莫逆之交朋友。由于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社会又如此默契与认同，鸦片和妓女、警察与流氓成了一种社会文化繁荣的象征。而无论是民国时期的北京、天津，还是上海、南京、广州，暗娼的数子远远超过挂牌妓院。虽然，这都属被禁之列的违法经营，但这些暗娼不得不以警察为保护（伞），上下打点，以使警署的大小警察装聋作哑，为其大开绿灯，达到双赢。
据记载，民国初期娼妓最多的城市是上海。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工商局设立“淫风调查”特别委员会，曾调查得出：上海注册从业娼妓总数为60141人，但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外国娼妓及其半公开和暗娼，据估计总数约在12万人数以上。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上海在编警察人数的八倍，可以想象警察的油水有多丰厚，妓女全然成了警察的衣食父母。由于当时的警察和妓女大多来自农村，所以也就有了：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买幢小洋房；一回抓，二回放，三回捞张城里床的民谣。虽然，颁发的“营业执照”还附言“妓院领照章程”中有规定：未经工部局之准可，院主不可分租或抛弃其所经营之妓院；不可给任何酬劳于工部局人员；上差巡捕及卫生处与捐税处人，得随时入院查验等等之规定。但是，无论公娼还是私娼，在“繁荣娼盛”之下，大小警察都借各种查验名目、由头在客栈、妓院、妓女身上敲诈索贿，体现了警察在法制之下，人治敛财的途径。此外，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他们也常常是黑吃黑，借机敲诈嫖客，甚至威胁高官，目的都是收受钱财。
不过，如今的公娼早已没了，但妓女换了一个新名词叫小姐。想想真也是亵渎，殊不知旧时能被称为小姐的人都是达官贵人的女儿，这算不算是中国文化的堕落还是倒退呢？世人似乎并不在意。而今的“妓院”再也没有叫院、馆、楼、阁的了，“妓院”被裹在阳光下的窗帘里，豪华与龌龊的席梦思上，而小姐干的依旧是妓女的活，她们不再认为是被辱被凌，只是提防的还是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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