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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官场嗜癖
第38节论官场吃喝
自古吃喝都是官场上的基本功。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都是一道入仕的门槛。所以俗话说：吃是真功，穿是威风，赌是对冲，嫖是内空。单说吃喝，原本就是人的本性。何以功？因为我们将简单的吃喝提升到色、香、味、形、器、礼、乐、舞等一系列的文化层面。所以单纯的吃喝是无味的，要想会吃就得要练功。由此，吃喝是中国人的大文化，更是历代官场上的大智慧。
古人把个人嗜好称为“祸媒”。明太祖朱元璋说：“谨嗜好，不为物诱，则如明镜止水，可鉴照万物。”这位穷孩子出身的皇帝，在民间的传说甚多。他幼年时曾给地主放过牛，赶过鸭子，当过小和尚。乱世中，他参加了农民军，逐一步步登上皇位。也许吃对朱元璋来说，他有常人不可理解的认识。所以他有感元朝贪官污吏的嗜求，常告诫他的官员们：“人岂能无好？但在好所当耳……故嗜好之间，治乱所由生也。”
早在汉代，官府豪门之人的吃喝就比前朝更为侈糜。可谓是：从此后，吃喝风延绵不绝，代代相传，更是年年创新，日臻化境。《后汉书》载：达官贵人经常“列金罍，班玉觞，嘉珍御，太牢飨”；晋人张协《七命》载：“尔乃六禽殊珍，四膳异肴，穷海之错，极陆之毛……”真是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北齐时，有位宰相叫祖珽，此人博学多才，文武并驰，为南北朝时的一大奇才。然而，此人的品行低劣，贪吃还好偷，常弄得满朝文武哭笑不得。
祖珽这个人有钱有势，但又非常吝啬，只要有人请他吃喝，他必到无疑。吃就吃吧，他不但吃的尽兴，而且还有顺带不为偷的窃癖。祖珽做尚药丞时，他因偷盗胡桃油，被告发后曾被免官。后来祖珽重振官场，依旧是贪吃加盗癖，但他生活更是放纵淫（乱），与镇南将军陈元康时常作声色游。有一天，祖珽邀几个朋友到他家里来玩赌博游戏，他见参军元景献的老婆司马氏貌美，心里顿时就痒痒的，恨不得立即淫（乱）与她。虽说这个美人也是贵族出生，但她老公元景献是个贪财鬼，只需数粒大珠就能打发。不久，祖珽竟然把元景献的老婆司马氏唤至家中，先是豪吃一番，然后与陈元康等人轮流宣淫，依次递寝，元景献也装作无事。
在西晋南北朝时，权贵们流行吃地下跑的、天上飞的、水中游的野生珍禽。可以说是达到难以置信的地步。有一次，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王济请身为皇帝的老丈人吃饭。席间有一道蒸乳猪味道十分鲜美，晋武帝品尝后赞不绝口，他好奇地问：“这蒸乳猪如何这般好吃？”王济答：“这都是用人奶喂养的。”一句话弄得晋武帝好生嫉妒。
自古官场有“先升官后发财”的经营之道。这种官道的沿袭，如同注射在官员体内的疫苗，传承着“为官不贪，干么做官”的职业信条。在所谓“大唐盛世”的年代，虽然开国将帅们起初还有所节制，但在“杯酒释兵权”之后，则凭借着盛世政绩，尽情地享受欢乐。唐中期有个政治人物叫元载，他出身寒微，唐肃宗李亨时，他掌管着国家财政的肥差。后来元载勾结宦官李辅国，升任宰相。唐代宗李豫即位后，他用财物买通了宦官董秀，由此又受到代宗的宠幸，仍为宰相。元载当权时，他着实地轰轰烈烈的贪了一把，据《新唐书·元载传》载：“籍其家，钟乳五百两，诏分赐中书、门下台省官，胡椒至八百石……”元载贪污案发，代宗将他收监入狱，所下敕文中也称其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元载被赐死后，唐朝中央政府在没收他家资产时，从元载家中抄的金银珠宝、钻石、玛瑙、古董、珍玩以及豪宅房产都属正常之贪。可最让人叹为奇怪的，是元载家居然有钟乳五百两、胡椒八百石。若要按唐制折算一下，这八百石胡椒就是现在96000斤，计48吨。
元载好道，他致身仕途全靠道家之学。道家追求长生不老，服食钟乳可达此心理目的，这也可说的明白。胡椒又何用呢？这让许多史学家大为不解。卖？元载不缺这点钱；囤，又占地方，还得操心发霉变质。虽说，胡椒在唐代是属比较昂贵的奢侈品，有其贵族化的色彩。但元载弄这么多胡椒得需要上百头骆驼，从印度洋的海滨绕喜马拉雅山的南麓，经克什米尔到南疆，再运抵长安。如此的劳民伤财，唯一的解释是囤积紧俏物资，或是利用特权做些倒买倒卖。
唐朝贵族和士人嗜吃，确属让人惊叹。按照《酉阳杂俎》所记载，当时流行的美食如下：今衣冠家名食，有萧家馄饨，漉去汤肥，可以瀹茗；庾家棕子，白莹如玉；韩约能作樱桃毕罗，其色不变，又能造冷胡突鲙、醴鱼臆、连蒸诈草獐皮索饼；将军曲良翰，能为驴鬃驼峰炙，等等。
当时，江南有个叫严升期的御史，人称“金牛御史”。此人非常爱吃牛肉，常以各种名义下基层体恤民情。每当他巡察州县，地方官员都借招待上级领导之名，宰杀许多牛做成菜肴给他吃，笑获双赢。吃喝过后，只要再送上金银等物就算体恤民情了。后来，凡是他巡察到的地方，牛和金银的价格都会短期飙升，所以商人们都特别喜欢他的巡察，他若要一段时间不巡察了，商人们还会联名邀请他来体恤民情。当时，还有个内侍官叫徐可范，他好吃老鳖，做法是把鳖甲凿开，然后用热油浇烫，称之为鳖饼。他还特别好吃驴肉，做法也很特别，他把驴拴绑在屋子里，先用盆调好五味汁液放在驴的前面，然后在驴的周围点上烈火，等驴渴了，喝光了五味汁液后再杀，取驴肠胃做菜吃。除了这两位好吃官员的代表人物，当时负责国库事务的副官谢彦璋也嗜好吃鳖，他镇守河阳时，令打鱼的每天必须供应他活鳖。如果觘夫捕不到鳖，就会受到重罚，吓的觘夫都不敢在河阳打鱼。更有个小县令叫何泽。他官不大，但他生性蛮狠，唯以饮啖为事，尤嗜鹅鸭，凡何泽所到之处，连鹅鸭见到他都狂跑。
宋朝虽崇尚俭朴，但在面临国破家亡，内忧外患之时，依然有一些达官贵人花天酒地，开创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政治格局。当过北宋两朝丞相的吕蒙正，他每天必食鸡舌羹，每天早晨家厨必杀20多只鸡取舌，数日鸡毛就堆成了山。再看贪官蔡京，他身为北宋重臣，却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蔡京先后四次任相，在他任职期间，蔡京除了所贪污受贿的财物不计其数，他还特爱吃一种腌制食品“黄雀酢”。结果抄他家时，家中有三间房子里存放的都是“黄雀酢”。这个“嗜好”也让史学家们一直非常不解。
到了明清时期，不仅官场上的奢侈饮食非常令人惊愕，就连文化圈的名士也不例外。明末清初的文坛黑马冒公子冒襄，他六次赶考六次落第。但他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影梅庵忆语》洋洋洒洒四卷，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此书是用血泪和着墨水写成的。书中回忆了他和董小苑缠绵悱恻的爱情生活，而董小宛则是当时的“秦淮八艳”之一。一次，冒公子在苏州半塘偶遇董小宛，两人一见钟情。虽说冒公子不是官场之人，但他是官二代未做官的大富户，文化圈里名士。有一年，冒公子在他自家水绘园大宴天下名士，所雇大厨小厨就有百十人，可谓是“诸人奔走刀砧，悉仰颐气。”如做羊肴，先取羊三百只，每只割下唇肉一片备用，其余皆弃置不用，说是羊之美全在于此，其他腥臊不足用。但好景不长，当清兵打到他家乡，冒公子吓得屁滚尿流的举家逃往浙江盐官。之后又辗转颠沛，在马鞍山“遇大兵，杀掠奇惨”，“仆婢杀掠者几二十口，生平所蓄玩物及衣具，靡孑遗矣”。不过，冒公子有个靠山，此人就是当时左右画坛的大官绅董其昌。他对冒公子极为赏识，把他比作初唐的王勃。可见，冒公子也有高官撑腰，不然也不会这么风光。
可鉴，凡是官场上的贪官，富甲一方的文人，他们对国家未来从不忧心。他们在政治上往往是心口不一，嘴上叫喧的是洁身自好，但心底常念叨的是：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即使是明代的大政治家张居正，他也是“汰侈”之人。据《玉堂丛语》记载，张居正奉旨回老家办丧事，沿途都吃公费招待，“始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张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当时真定太守钱普是江苏无锡人，他特地从家乡请来厨师办了几桌“苏邦”风味的酒席。“张居正甘之，曰：吾至此仅得一饱尔。”此话传出，“吴中之善为疱者，招募殆尽，皆得善价以归”。从此，“苏邦菜”得以在北方开局，渐而走向全国。
文人嗜吃也罢，但明末降将吴三桂特好豪请宾客，奢侈无度不说，他还喜欢在宴会上赏赐人。一次，吴三桂宴请诸名士。酒酣之时，吴三桂吹笛，美人翩翩起舞。吴三桂兴致一高旋呼颁赏，则把珍珠、宝玉、金帛洒满一地，让诸官和诸名士哄抢，吴三桂见此景甚为以乐，即兴吟诗一首：
笑谈今古英雄，我说吴公有种。
洪流群鲫随波涌，怕死贪生饭桶。
男儿气势如虹，日月流光似梦。
人生不惧天作弄，命运双拳掌控。
虽说此诗意境差些，但也表达了一位具有争议名将的心境。巧缘的是，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与董小宛同为“秦淮八艳”之一，但这两个美女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冒公子也曾穷追不舍过陈圆圆，还许下以来年婚姻。岂料中途陈圆圆被吴三桂纳为爱妾，冒公子为此也是难受无比。不久，吴三桂正为归顺李自成，还是归顺清王朝举棋不定，陈圆圆突然又被李自成部将刘宗敏抢占，吴三桂由此“冲冠一怒为红颜”遂引清军入关。而冒公子又与董小宛在苏州邂逅，演绎了一场缠绵悱恻的爱情。此后，陈圆圆跟吴三桂到了云南，后年长色衰被吴三桂抛弃，出家为尼，又一说自缢而死。这真是：
红颜两厢情愿非，文武各道不相同；
凄婉随君卷尘土，旧梦秦淮忆语人。
在明清的官场上，不仅饮食豪华，就连食器也是“金罍玉钟”。权相严嵩家的金餐具就多得惊人，仅仅金盘一项即有49种之多。清代江浦河道总督衙门办酒席，那场面也是够“气派”的：一盘猪脯要杀几十头猪来配制，一盘鹅掌要用几十只鹅来凑，一味驼峰菜要杀三匹大骆驼。清代暴殄天物之事，愈演愈烈，诸如逐猪划背，汤灌驼峰，银勺探脑，敲鱼滴血，铁灸鹅掌，刲驴取脔，种种斗奢行为，不仅黎庶切齿痛恨，连官府的有识之士也猛烈抨击。
再说清朝的大贪官和珅，他的养生之道更是奢侈之极。他每日早起，屑珍珠粉作早餐，吃了珍珠粉后心窍开朗，诸事清晰。凡旧的及穿过孔的珍珠，和珅不吃，说：“即服之亦无效”。当时，珍珠乃是极为贵重的东西，一粒要二万金，略次点的有要万金，最差的也值八千金。吴县商人石某专为和珅收购珍珠，他把收上来的珍珠都选为赤金丸大小，用锦囊包装，贮在精美的小箧中。每当海上采珍珠的人日涉风涛之中，得到美丽的珍珠必卖给石老板，石老板加工包装后，献给和大人食用。不过，和珅以什么回报石老板，后人不知。
若论吃喝，杜甫叹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自古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但官场对此从来就视而不见，两耳不闻，依旧是“听其哀声作乐舞，醉我月色吟诗歌”当然，官场吃喝之人也叫累，且恨饿者不理解。故而言之，若问官场能不能吃得开？一靠胃、二靠腰、三靠烧、四靠天庭饱不饱。所以胃要好、腰得硬、烧香敬佛心需静、天庭饱满要有命。似乎这也是做官最基本的体检。古今理由是：吃也，凡鬼神祭祀、出师饯别、兴工典礼、朝聘庆吊、盟会交际、巡视检查、招待过往等哪一项都轮上吃；逢元正宴、冬至宴、寒食宴、中秋宴、重阳宴等哪一节都得吃。别说皇帝登基的元会宴、建号改元的定鼎宴、皇上祝寿的万寿宴、皇后祝寿的千秋宴、文科大试的鹿鸣宴、琼林宴，武科大试的鹰扬宴、会武宴，庆贺升官的烧尾宴、劝农春播的耕田宴、亲民敬老的千叟宴、封启印信的开印宴、封印宴……等等，无不论吃。
当然，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一部中国烹饪史，既是豪权阶级穷奢极欲的享乐史，又是广大厨膳人员聪明才智的创造史。贪吃者，争奇斗奢，暴殓天物，这是一种吃的文化，又是一种民族的性格，正如曹丕《典论》说：“一世长者知居处，三世长者知服食。”正是由于吃之道有更深的学问，才有一代为官的富贵人家，这也只是懂得如何建造舒适的豪宅；而三代仕宦的人家，方才懂得吃之道。话虽然有些绝对，但应该也是有些道理。
如今，中国的贫困者也不至于饿死了，而吃出来的世界之最，却在官场上被屡屡刷新。诸如：官场一顿酒，领导一笔挥；吃喝超军费，政绩靠收税。大有吃垮中国，喝干五湖四海之势，而且此风又是古来有之，只是今日尤盛。当然，吃之道还是要找理由的，因为中国人的处事哲学首先是吃喝文化。要是刻薄点说，除了真动嘴吃以外，还在我们生活中派生出的是：相邀叫吃请、欢迎叫吃香、嫉妒叫吃醋、受难叫吃苦、帮忙叫吃劲、劳累叫吃力、被坑叫吃亏、恐吓叫吃惊、明白叫吃透、断定叫吃准……就连上法院也叫吃官司，占了女人便宜，还窃喜的叫吃豆腐，等等。
第39节论女色
食色，性也。意思是食欲和性欲都是人的本性。这是二千多年前，一位年轻哲学家告子与孟子的对话。内容是有关人性本质问题。
公元前685年，齐国宰相管仲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家妓院。“齐桓公宫中女市女闾七百”。“女市”即妓院，“女闾”即妓女。按周礼，五人为比，五比为闾。则一闾为25人。管仲设女闾700，为17500（人）。可见当时妓女队伍的庞大。何谓妓女？是以艺和性为技术的女人。起初，管仲创办国家妓院并不是为了淫乐，而是具有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目的：一是增加国家收入；二是保持社会稳定，缓和社会矛盾；三是供国君刘桓公淫乐；四是吸引游士，用美色招引人才；五是以妓制敌，破敌于无形之中。单说以妓制敌。管仲认为女色往往是一把利刃，把经过特殊训练的妓女编成特种部队，遣往敌国，迷惑其领袖、离间其君臣、腐蚀其意志，能取得雄兵百万而不能获得的效果。
春秋时，孔子出走鲁国，颠沛流离达14年之久，便是齐国向鲁国行美人计的“奇功”。当时，孔子在齐鲁“夹谷峰会”上表现突出，被鲁国聘为代理季桓子处理国事。孔子上任，齐景公寝食不安，他担心孔子执政后，鲁国必然强大，这可不是好事，得想办法赶走孔子。大臣黎鉏分析了孔子的德行后，他劝齐景公设一美人计。因鲁定公和季桓子都贪恋女色，如用美人诱引他们必然乱政，孔子就会出面谏阻。而鲁定公和季桓子肯定不会听孔子的告诫，鲁国的领导层就会不和。以孔子的脾气，他必会离开鲁国。于是，齐景公令人在女闾中挑选了美女80人，由黎鉏亲率送往鲁国宫中。以后的事态发展，果为黎鉏言中。孔子因鲁定公和季桓子沉溺女色，不问国政而愤然离开鲁国。临去时，孔子曾忧心忡忡地说：听信女人的话哟，便会失去亲信啊；过于接近女色哟，必定败事于身啊！既然如此，我就该离开吧，悠游自在地安度岁月啦。从此，孔子踏上了周游列国的艰难历程。
今天的国人，常把女人送给某某官员消遣称为性贿赂。不过，性贿赂可不是腐败的新招数，要按有文字记载来讨论性贿赂，起码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三十六计中，令人印象之深的莫过于最香艳的美人计。《六韬·文伐》曰：“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其大意说，对于兵力强大难以用军事行动征服的敌方，要使用美女淫声之法迷惑他的将帅，从思想意志上彻底瓦解其将帅的斗志，使其在内部丧失战斗力。此后，战国法家韩非子，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刘向都论述过美人在政治上的作用。
要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性贿赂，要数越王勾践的美人计。春秋末期，吴国打败了越国，越王勾践被囚。三年后，吴王夫差放勾践回国。此后，勾践卧薪尝胆，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逐渐强盛起来。而一心想要打败吴国以洗雪耻的勾践，知道自己的军事实力远不敌吴国，就对吴王夫差实施了历史上著名的“美人计”。
策划并导演这场“美人计”的是范蠡。他曾陪勾践在吴国囚禁，深知吴王夫差贪图女色的特点。首先，范蠡与勾践密谋后，开始在民间寻觅美女。可以想象，能担当这个复国重任的美女，不仅要美丽动人，而且还要胆量过人和机智过人，更要有爱国与牺牲精神。经过千挑万选，范蠡最终选定了诸暨苎萝村女子西施。美女选定后，范蠡首先安排人教她歌舞、化妆和礼仪，他还亲自给西施讲授历史、时局和权谋。三年后，越王勾践亲自给西施面授旨意，并把复国的政治任务交给她。西施的任务是：一是要将夫差沉溺于酒色之中，荒其国政；二是要怂恿夫差对外用兵，耗其国力；三是设法离间夫差和伍子胥，去其忠臣谋士。此后，范蠡将西施等人送往吴国。果然，贪色成性的吴王见了西施，十分欢喜。而伍子胥一眼就看出这是“美人计”，他苦心劝谏，夫差却充耳不闻，立刻将西施纳入后宫。后来的结果，吴王夫差中计，吴国垮也。
再说三国，其英雄人物如繁星点点，但貂蝉这个美女却是苦命。貂蝉原为大司徒王允府中的歌伎，她能歌善舞，美丽异常。本来貂蝉与吕布是令人称羡的英雄加美人，但吕布白门楼被害之后，貂蝉再度飘零，后被献与曹操。曹操对她十分宠爱，但后来为了拉拢关羽，遂将貂蝉送给关羽。貂蝉敬慕关羽是大英雄，以为终身有靠，但最后还是为关羽所弃，从此不知所踪。可怜一代红颜，竟被当作礼品似的送来送去，最后落得如此凄凉的结局。
自古到今，美女配英雄是文人给军人标榜的最佳拍档。但在大唐帝国，美女是外交政策最相怜的条款，政治家们特别喜欢用女人来换和平。李世民崇尚“一桩婚姻就相当于十万雄兵”的“和亲”政策。这个政策一直备受争议，好象男人打不过外敌，便叫女人出马，说到底就是政治“示弱”的表现。然而，从秦汉开始，“和亲政策”一直贯穿着中国外交历史，游牧民族和中原文化始终在较量。如果说汉朝的和亲是国家的屈辱，而到了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朝，和亲似乎成了一种卓越的政治智慧，变成了一种对周围属国的赏赐和荣耀。在大唐帝国近三百年时间里，从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与宰相房玄龄次子房遗爱“政治联姻”开始，大唐帝国与少数民族正式和亲共有20多个公主。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有点类似今天向外国赠送大熊猫似的。而唐朝皇帝也不象是跟他蛮横一点，就能让外族霸占一个女人的软弱统治者，但事也就这么做了。也许，这就是一个用女人来求得和平与繁荣昌盛的国策。
贪色，似乎是男人的天性。这里不仅有生理上的，也有心理上的。单说心里上的，男人贪色是想表现自己，体现自己的价值，所以权势则是最好体现男人价值的硬件。俗话说：男人贪色，女人贪财。这话似乎有些道理，但权财皆有的女人也贪“色”。若要翻阅大唐帝国的历史，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性开放最早的时期；若论古代女子出轨最肆无忌惮的人，恐怕非大唐帝国的第一“花花公主”太平莫属。她在第二任丈夫武攸暨眼鼻子底下，公开大肆包养男宠，其男宠可以成百上千计。她还从中选出一个叫张昌宗的美男，奉送给她母亲武则天解闷。而太平公主还相继与胡僧惠范、宰相崔湜、司礼丞高戬私通。
宋朝对周围属国的外交政策是不送女人，改送钱。到了明朝，大明皇帝一不送女人，二不送钱，表现出汉人也蛮“强硬”的国策。不过，送女人的“和亲政策”不用了，但娼妓却如雨后春笋般的时代开始了。
先说宋朝的妓女，她们对宋词有着巨大的贡献。在宋朝，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和对社会加强控制的需要，对性采取了压抑和禁锢的态度。不过，娼妓业却在这一时期得到大发展，只是和唐朝相比没有那么公开。这一时期，由于宋诗和文章受到“言理而不言情”的道学影响和束缚，士大夫们便钟情于词的体裁。可以说，两宋的词家几乎无人不和歌妓舞女有着密切的关系；更可以说，两宋的大词家几乎人人都有情人。
在宋代，妓馆如同今天的便利店一样，大街小巷皆有，尤其在繁华地段，妓馆林立，有“妓馆街”之称。宋朝有令，官员夜间召妓是违法的，不允许妓女“侍寝”官员，只能陪吃陪喝不陪睡。但是，这样的规定肯定是没用的，如同今天的官员所言：酒足饭饱不上床，等于今天在白忙。而“侍寝”也未必“夜召”，宋代城市中的客栈，综合游乐场“瓦舍”也极为普遍，这也如同今天“钟点房”的经营模式。
到了元代，政府部门特设官妓，还赋予官妓“外交使命”。《马可·波罗游记》中说：“每当外国专家使节来到京都，并负有关系大汗利益的使命，照例由皇家招待。为了对外客表示盛情的款待，特别命令总管给使节团的每一个人，每夜送去一个高等妓女，每夜换一个人。”明人《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大谈性文化的长篇小说，虽然作者用“借宋喻明”的手法，实际还是反映了明代的社会现实。明代中叶以后，政治上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各级官僚机构的普遍腐败无能。从最高统治者皇帝开始，他们长年累月地纵情声色，和那些方士、和尚们探讨“房中术”，探求长生不老之法。由于长期不理朝政，致使朝廷内阁纷争，佞臣、宦官控权。明神宗皇帝朱翊钧，就是历史上最有名的荒淫好色，不顾朝政的人鬼皇帝之一。他的臣下曾总结他是“酒色财气”四箴，直言批评他是四病俱全，非药石可治。何为“酒色财气”四箴？即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可见这个神宗皇帝的荒淫。
最高统治者皇帝是这样，朝廷的大臣、官僚士大夫乃至地主、商人也无不相继效尤。使自己整天宣教的传统儒家正统思想，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渐趋崩溃，日益丧失了维系人心的力量，整个社会风气极端败坏。在城市里，酒楼、妓院林立，到处笙歌漫舞，穷极奢华，官僚士大夫不以纵谈男女淫欲和床第之事为羞；更有些无耻钻营之徒，还专靠向朝廷献“房中术”而获取高官厚禄。
明朝是节烈与娼妓并存的时代，礼教的推行与普及程度尤炽于宋代，在中国历史上几乎达到了一个顶点。可是，娼妓也更炽于前朝而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样就出现了礼教与娼妓并行于世的社会怪现象。明朝后期，人的思想开始解放，社会上提倡奢靡、纵情声色，进而发展成反传统和追求所谓个性的表现，挑战宋元理学的“禁欲主义”。如反清名士余怀当年就是秦淮常客，晚年写出了专述秦淮长板桥名妓的《板桥杂记》。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里亦称，晚明时期妓女的社会地位很高，与文人一样风光，好多妓女充当起了供男人选择的“情人角色”，用今天的话来说，“包二奶”现象已司空见惯。
而所谓“秦淮八艳”的美女们，她们的“艳名”和当时许多名士、将领都有说不清的瓜葛。虽然，后生文人们把“瓜葛”美化成爱情佳话，恐怕这也是一种热眼的羡慕罢了。如：董小宛和冒公子冒襄；柳如是和“清初诗坛盟主”之一的钱谦益、“明代第一词人”之称的陈子龙；陈圆圆先和冒襄、后嫁明末降清将领吴三桂；李香君和“清初三大家”之一的侯方域；卞玉京、顾横波和“江左三大家”的吴梅村和龚鼎孳；寇白门和明末降清将领朱国弼；马湘兰和“吴门派”末期代表人物王稚登，演绎的都是富贵温柔的怀抱事。尽管后生政治文人说“八艳”是被压迫在社会底层的妇女，粉饰她们在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表现出崇高的民族节气。但这能让略微清醒的后人信吗？虽然，“八艳”的结局让后人探究，可结果她们中有为夫家家产上吊自杀的、皈依佛门的、痴情苦等的、抑郁终生的、香消玉损的，当然也有幸福终身的。
到了清代，娼妓有公娼、私娼之分。只要纳捐于官中，略缴纳营业税，就可以挂牌营业，而娼妓还可以上门陪酒等等。以至于各地娼妓业迅速兴起。而且，官府还给挂牌娼妓设“花榜”，也以状元、榜眼、探花甲乙之。这与当今的“艺人”评级加爵基本雷同。妓女一经品第，身价百倍。而没有列于“花榜”者，也只得望“榜”心叹，劳苦了皮肉。因而，又为“花榜”行贿评榜者甚多，以至后来上“花榜”者也不足为奇。顺治年间，松江名妓沈某等50余人到苏州参加“花榜”，选虎丘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以名妓朱云为状元，钱端为榜眼，余华为探花，活动盛大、彩旗锦幰，自胥门迎至虎丘，画舫兰桡，倾城游宴。自顺治后，娼妓“花榜”题名就更热闹非凡，如同今天的选美和选秀一样，全然呈现出妓女文化的繁荣，美女争相的场面宏大。
此外，清末南京钓鱼巷的名妓云集。这里有陆八子、韩裕发、李三白三家妓院，陆家为最佳，嫖客的钱如流水一般在这里耗尽，平日歌舞升平，若要在妓院过夜，宿费就自行谈价好了。而当时的上海名妓有所谓四大金刚之称，她们是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张书玉。除了江南城市以外，各地都有名妓风尘。自光绪辛丑年，清政府签定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以后，北京城向西洋妓女大开禁令，日本娼妓和西洋娼妓开始涌入，娼妓杂居于北京内城，呈现出百花齐放、娼妓弄柳的花色春意。
再值得一提的是性文化与性贿赂的区别，免得一谈到性就脸红。性文化是人类古老的文化之一。性是人一个最普通的生理行为，只是被华夏文明赋予了太多的道德意义。性文化映现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在针对性和与性有关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和方式。我们通常说的色情文艺，其实也就是性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中国古代，有许多小说都不加掩饰地描写性行为。最早始于托名汉伶玄的《飞燕外传》，描写汉成帝和飞燕、合德二姐妹的性爱生活。以后虽有继者，但大多未出揭露宫闱生活的范围，对性行为的直接描述也不占很大比重。而最早的色情文艺出现在唐代，宋元时沉寂了一段时间，但到明代的中晚期，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出现了很多有影响的性文学作品。诸如：《三言二拍》、《金瓶梅》、《肉蒲团》、《如意君传》、《痴婆子传》、《绣榻野史》、《株林野史》、《杏花天》、《灯草和尚》、《品花宝鉴》等等。而性贿赂则不同。贿赂，是双方明确交换条件的一种行为。把性贿赂也套上文化，实为偷梁换柱，粉饰性交易。虽然，文化的概念本身就很难界定，你说文化是政治也好，说是鬼话也罢，也正因如此，很多人对“文化”缺乏必要认识。但是，时下“文化”却成了流行元素，各种假借“文化”之名的大行其道。其实，很多也只不过是把“文化”当成一块遮羞布，换上一件时髦的外套遮羞而已，毋须视听套弄文化概念。
综观“妓女文化”也好，还是“美女文化”也罢。即便是舜帝二妃娥皇和女英、李世民之妻长孙皇后、松赞干布夫人文成公主、朱元璋贤妻马皇后等贤惠、机智、贞德于一身的王后或皇后，还是对朝政产生消极影响，甚至是巨大危害的西周幽王的褒姒、李隆基的杨玉环、孟昶的花蕊夫人、奕詝的慈禧太后等宠妃，同与政治工具般的美人西施、貂婵、王昭君、陈圆圆等，一并都走过血雨腥风般的交换行为。也正如《金瓶梅》中所言：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中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叫君骨髓枯。
第40节论附庸风雅
“风”是民歌，“雅”是音乐，这是《诗经》里的两个部分。因此，“风雅”也用来泛指文化。明末有个叫陈继儒的人，他能诗会画，常周旋于高官显贵之间，被当时的高官钱谦益讽刺为“装点山林，附庸风雅”。而“附庸”本指依附大诸侯国的小国。后来，乾隆朝翰林院编修蒋士铨，他又把钱谦益的评价扩充为一首诗，讥刺：
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
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
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
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其实，附庸风雅就是拿文化装点门面，炫耀文化的经济价值罢了。自古癖好珍玩书画的人多为官场之人，且文官极好，武官也不示弱。如今，珍玩书画都归入艺术品门类，因其价值，自古也就有嗜雅之风。那么，什么是艺术品呢？从艺术学的角度说：它是艺术家通过审美创作活动所生产的产品就是艺术品。而从贿赂学的角度说：艺术品就是奢侈品。过去，皇帝喜欢的贡品除了吃的用的，剩下的都是皇帝闲时把玩的玩物。由于官场上喜欢这类值钱的，且是低产出的玩物，也就成了奢侈品。而奢侈品在经济学上讲，指的就是价值、品质关系比值最高的产品。在人的社会活动中，奢侈品享有很特殊的市场和社会地位。由此，也就有了艺术品的赝品。赝，就是假的，伪造的，以假充真的物品。
对嗜雅者来说，艺术品只代表财富与金钱。在官场社会里，嗜雅者最痛恨赝品制造者的贪婪心态。然而，赝品制造者也为贿赂者制造了嗜雅者的需要。在宋代，当时士大夫阶层有好古、复古之风，特别是对古代青铜器尤为钟爱，所以仿制古代青铜器便随之风靡起来。而陶瓷器的造假最早出现在西汉赵人新垣平所伪造的“玉杯和周鼎”，以后的各朝各代都出现仿造前朝各式各样的器物。到了明朝，书画造假之风甚炽，明人沈德符对当时的“假古董”有这样描述：“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榖，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
王伯榖是何人？他是当时的知名人士，是位官场社会的活动家。王伯榖善造假书画，不料自己以巨资购买的阎立本《醉道士图》竟也是伪作。前面说的附庸风雅之人陈继儒，他很了解官场百态，但又怕卷进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中，索性29岁便抛弃小吏功名，半隐半现的玩世。陈继儒家里秘藏了一卷颜真卿的《朱巨川告身》，他偶尔拿出与高官显贵谈论，但此卷也是后人临摹的赝品。除此之外，更有人铤而走险造假币。明人姜南在《抱璞简记》中说：“今世之造假银者，或以铁，或以铜，或以铅、锡为质，外裹以银皮，不复辨其伪也。”由于人们对金钱的欲望，缺失良性的意识引导，于是社会行为失范，造假之风盛行，结果导致的是人情淡漠，道德滑坡，欺诈成为社会的痼疾。
中国官场自古就有嗜雅之人，且不论他们有多少艺术鉴赏能力，但对其经济价值一定是弄得清清楚楚。清嘉庆皇帝抄和绅家时，暂不计他的企业店铺、地产豪宅、金银珠宝有多少，就据《和珅犯罪全案档》记载，他所贪贿宋砚10方、端砚710余方。可和珅文化并不高，又不是什么书画家，他为官时也没出过什么书，要这么多名砚干么？唯一好解释的就是这些名砚都是收贿而来。理由与今天的贪官一样：官场投其所好，礼到时来运转。早先，和珅最初为政也蛮清廉，他通过云南办案、山东查帐等政绩博得乾隆对他宠幸，逐步成为权倾一朝的首辅大臣，但这每一步自然都有和绅的过人之处。和绅第一次收贿已无从考证，但肯定不是在他权利顶峰的时候，否则他也到不了权倾一朝的地步。理由很简单，乾隆皇帝对和绅再宠，和绅也要贿赂其左右。这么一来，和绅的收藏嗜好就因名砚值钱，值大钱，他才收贿于名砚。
官场上的人都有爱贪物的嗜好，若有不贪的，那真是凤毛麟角。因有嗜好的人求物玩雅，自然也就有了造物的人。而古物是历史的遗存，又不能再生，造物的人为其高额的价值而造假，所以就有了复制和作伪的需要。要是盘点一下，无论是铜器、瓷器、玉石器、漆器、古钱币、书画等等，历史上都有作伪，尤其是中国书画作伪最盛。因为中国书画源自文人，更有历代帝王舞弄翰墨的雅好，这个嗜雅的产业也自然的做大了。在帝王中，卓有书画才能的是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雅好丹青的佛教徒东汉明帝刘庄、善画佛像的晋明帝司马绍、工于草隶的南齐高帝萧道成、爱琢磨书法的梁武帝萧衍、一目失明的梁元帝萧绎，他们都对书画有着特殊的嗜好。唐太宗李世民执政之暇，他也虔诚地收藏书画，而宋仁宗赵祯在当朝士人眼中却是“天纵多能，尤精书学”的能手。明朝皇帝也是如此，他们对舞弄翰墨的爱好成癖，使得明人沈德符说：“本朝列圣极重书画。”而清朝顺治皇帝善作指画，康熙极嗜书画，乾隆更是在人间留下了许多墨迹。
由于帝王的嗜好，直接影响了王侯、将相、臣子、雅士、和尚、道家，甚至是皇后、贵妃、歌妓、舞女都嗜墨舞笔起来。因为，官场是个俗污的场所，故而就蕴育了嗜雅的群体。南北朝时，有一位叫仙道的诗人，他在《老君十六变词二变》诗云：“国王欢喜会群臣，英儒雅士平论。”可见雅士之地位。雅士，又称雅人。曹丕《煌煌京洛行》诗中云：“嗟彼郭生，古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谓得臣。”当然，雅士或雅人不同于“嗜雅”，但是雅士或雅人不见得不“嗜雅”。嗜雅者，他们处心积虑择机而贪贿，投其所好择嗜而贿，伪装斯文择人而贿等等都为“贿”之雅道。由此，随之又一个甄别玩伪的行当又诞生了。
据文献载，东晋大书法家王曦之在世的时候，模仿其书法的人就大有人在。唐代还有人专门从事鉴定流传于世的王曦之书法的真伪。到了近现代，中国书画的作伪更是全面超过了古人。如著名的大画家张大千，他在书画方面独树一帜，同时也是仿画作伪的大家。他把上至唐宋，下至明清各家各派仿遍了，其仿古之作数以千计，创下个人仿制的纪录，也造成了张大千的仿古之作，在今天依旧让鉴定家们头痛不已。
如果说，作伪可以赚钱，也能挤进贿物名录，那高手为人画像更是生财有道。据载，王昭君17岁入宫，正巧碰上汉元帝刘奭别出心裁，他喜欢按画工的画像选美。为了能被皇上召幸，深居后宫的宫女们，总想让画工把自己画得漂亮点。所以，她们不惜花费重金贿赂画工。王昭君初入宫廷，她也不懂得这些规矩，又觉得自己天生丽质，不怕皇上不动心。可画工毛延寿在画王昭君的眼睛时，他便开口暗示：“画人的传神之笔在于点睛，是一点千金呀！”王昭君听了，虽也心领神会，但也没买他账，反而讥讽了他几句。毛延寿见她如此不懂规矩，便把昭君的眼睛画的是呆如木鸡，又在脸上画了几道浅浅的皱纹。这么一画，可让王昭君不知苦守了多少难熬之夜。后来，匈奴呼韩邪来访，他要与汉人和亲。王昭君因久居深宫，觉得面见圣上无望，便主动上书要求去匈奴。汉元帝原想她毫无姿色，因此同意了她的请求。到了呼韩邪临辞大会，王昭君丰容靓饰，汉元帝大惊，不知后宫竟有如此美女，意欲留之，却又难于失信，便赏给她锦帛、黄金、美玉等贵重物品，并亲自送出长安十余里。昭君出塞后，汉元帝对毛延寿大为恼火，真想阉了这龟孙子，但又怕自欺他重儒的名声，只得作罢。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告诫人们应重视道义，轻视财利。可饱读诗书的大唐吏部尚书李义府，他年轻时攻读孔孟之书，精研圣贤之道，后成为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然而，他做了高官后，却把圣贤之道抛弃脑后，一门心思卖官聚财、搜刮民脂。他任右丞相后，竟然“专以卖官为事”，一些贪婪之徒、富贵之家，只要能给他送钱，就能弄个官职做做。这样一来，去他家行贿的人络绎不绝。后来求他的人多了，李义府自己忙不过来，他又让其母亲、妻儿及女婿齐上阵，参与卖官的业务之中。据载，李义府颇具文才，但更为嗜雅之人，有人送他珍玩书画，因其内行，总是火眼金睛。他的同僚说他是嬉怡微笑，而阴贼褊忌著于心，时号义府笑中刀。
李义府死后380多年，宋朝出生了一个大文官蔡京。此人的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诗词、散文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表现。他的书法跻身于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中。但他又以贪渎闻名，是自古官场上最为典型的贪财无厌，见利忘义的文人。然而，像蔡京这般的文人，贪贿之徒也实在不是少数。不过，他们其作品精妙之处，也多为“宏扬盛世”之作。
纵观历代书画、诗文名家多为官，这也多为一群“儒雅”的，面和心不合的小朋党。虽说，他们成就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孳生了儒雅腐败的官本位的腐毒。小官求大官墨宝置于床头，以天天提醒自己存在的意义；大官置名家真迹于堂中，以显儒雅风度；贪官置皇帝语录于照壁，以告天下自己为忠臣。他们忙不过来怎么办呢？贪贿者出招，请自己的弟子代笔。明代书画家赵左师承大官僚董其昌，他代笔作董其昌《秋山红树图》以假乱真。其次，还有杨继鹏、沈士充、吴易常等弟子都代笔作过董大师的书画。
在明朝，董其昌是个大官僚级的书画大家。他官至礼部尚书，掌管当时明朝的文化、教育和外交大权，绝对是权倾一时，垄断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口子。虽说，董其昌是个所谓的书画大家，但当朝吹捧他的人也都是红顶文人，之后又为后世红顶文人所推崇。唯有徐悲鸿评说：“董其昌闭门造车，不求创新，凭借官职左右画坛，毁掉中国书画200年”。而当今的红顶文人与董其昌的卑劣文性同辘，互捧互吹、卑躬屈膝的领导着奴才们充当政治帮凶。董其昌为人霸道，缺少道行，贪污腐化，他除了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外，还怂恿儿子期压百姓，巧取豪夺。他在位时，董氏父子炒田产、炒房产，千方百计压榨乡里。除此，董氏父子还极为贪色，不仅像许多红顶文人一样流连于青楼妓馆，与许多名妓有染，而且还倚仗权势贪恋他人美妻，强纳小妾。虽然，董氏父子的劣迹被后人淡化，只欣赏他的书画文章。但是，鉴往知来，更值得后人省悟。
当清人郑板桥50岁时入仕做官，当了十年的小官后告老还乡。后人硬说他是看透了官场，也怕了官场，才辞官而归。其实不然，他在任职期间就忙里偷闲的写书画画，只是年过60，也到了大清国官员规定的退休年龄，只得告老还乡，再想鞠躬尽瘁于官场，那也是不可能的事。当然，退休后的郑板桥，他还享受着退休官员的官籍，享有着免税免役的退休干部待遇。只是在他退休后，他躲进书斋与瘦竹对话，不问官场之事罢了。不过，郑板桥写有一首《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的诗，倒是说了他在官场上的感受。诗曰：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
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也许是郑板桥在官场上的官龄太短，退休待遇不如同级官员丰厚，这才让他对官场不满，故而愤之；也许是郑板桥在官场上还没领悟其道，自己就到了退休年岁，让他大有后悔的怨气，故而清高。不能不说这些“愤怨”皆有。
其实，书画这玩意儿官场上的文人玩玩也罢。但大清的“老佛爷”也不甘自己没才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述，慈禧太后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人，她在诗文、书画及棋艺等方面均有一定的造诣。她做妃子时，常画扇和立轴赐给大臣，以笼络人心。后来，咸丰皇帝驾崩，慈禧垂帘听政之后，她秘密觅了两个代笔的人。一位是归安姚彦侍方伯之嫂陈氏，另一位是云南缪中书嘉玉之妹嘉蕙。她俩精通书史，善篆隶书，嘉蕙尤工画。这两个女人都守寡，被慈禧孀居在一起，禁居在慈禧寝宫东偏的小室，终日不得出户。两个女人20余年如一日，为慈禧代笔画画。期间，有一个亲王知道是她俩代笔，就贿赂这两个女人，索画扇寄售在琉璃厂。由于外界不知是代笔，又因慈禧的政治名气，所以价格也不菲。由此，这个亲王赚了不少冲着慈禧大名来买画扇人的钱。
除了书画赝品泛滥之外，大凡是艺术品都有成倍的赝品。其实，赝品的繁盛也有它特殊的生存土壤。首先是艺术真品资源有限，一方面赝品的制造者、经营者为了获取商业利益而为之；另一方面就是嗜雅贿赂的需要。因赝品毕竟比真品价廉物美，且收贿者也没几个真的识货，所以市场自然也繁荣。通俗地讲：还不就为了贿赂不落俗套嘛。然而，赝品也是古玩市场的组成部分，其中也蕴含着一定的艺术价值，如果简单地批判和喊打，那也是对人类艺术精神的亵渎。让买不起或送不起真品的人，在不知情中享受一些具有艺术价值的赝品，也是一种艺术陶冶。假如，今天你送你的领导一幅张大千仿古人的画，肯定要把你上司吓晕过去。所以，不能够简单地用真伪来划分艺术价值。
艺术品历来都是行贿受贿的硬通货，其彰显出的不仅是艺术价值，更大的是经济价值。可以说，你怎样支配艺术品，它的价值就会给你怎样的回报。不过这价值的风险是真伪难辨，它与清官和贪官一样都是雾里看花，只是懂不懂的人都可以利用，其效果好坏还需要雅贿的工夫。若要甄别，在历朝历代查封贪官“贿物”的清单里，虽然艺术品占了相当大的数量，但赝品却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不客气地说，多数贪官对艺术的价值只是眼盲，他们大多是用耳朵来判定艺术品的价值。贪官们哪有时间坐下来品鉴艺术，他们的屁股决定脑袋，眼睛看的是官位，嘴巴吹的是官风，鼻子嗅的是官味。当然也不全然，贪官中也有不乏懂艺术的，也不全是附庸风雅之辈，只是贪官更注重艺术品的金钱价值罢了。
美国经济学家哥德哈伯对艺术品的理解可谓是入木三分。他指出：“艺术主要是诉诸情感的，一旦注意力被吸引，理智就会不知不觉退隐到背后。”这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影响艺术品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并不仅仅是艺术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以及艺术品的存世数量，而是艺术品所能吸引的注意力。回嚼之意，官场之人喜珍玩书画，除了能在精神层面得到附庸，让心里产生一种“风雅”的满足感，最为重要的还是钱给“艺术品”的定价标签。所以，中国官场上的嗜雅则嗜贪，是金钱定律与官文化紧密相联的产物。
第41节嗜之病癖
嗜，《说文》曰：“嗜欲，喜之也。”病癖，这里指的是祸国病民的癖好、癖性和癖痼。《国语·楚语下》曰：“吾闻国家将败，必用奸人而嗜其疾味。”嗜可以致病，是比喻邪恶的行为。先秦时期的无名氏《五子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意思是说，禹王有教诲训言，在内迷恋女色，在外游猎翱翔。甘醉喝酒和歌舞升平，高大的宫殿雕饰的宫墙。这些事只要有一桩，就没有人不灭亡。
毛泽东把《金瓶梅》当作“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来读。这个评价很有深度。虽说，《金瓶梅》是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但内容因涉及西门庆与潘金莲等几个女人之间的许多性描写，致使长期被官方封杀为禁书。而且又都把此书当作“嗜欲者深，其天机浅”的警世之作。嗜欲贪欲者必自毙，这是西门庆的结局。书中先细腻描写了性自由的快感，后写性自由的后果，就像围绕一个轴心摆动的对称的两极来剖析。西门庆性自由给他本人带来的快感一个接着一个，以至于掩盖了已经显露的，或者尚在潜伏之中的危机。其结果是险情一旦爆发，便不可收拾。快感写到极致，后果才会震撼人心，嗜欲如嗜毒。小说里的故事、人物，从表面上看都是说宋代的事，实际是揭示了明代中后期上自封建官僚阶层，下至市井无赖、地痞流氓所组成的一个鬼蜮世界。
小说通过西门庆这个人物的恣意妄为、四处猎艳的生活，笔墨恣肆地表现了西门庆的“嗜欲深者生机浅”。他只知贪淫乐色，更不知油枯灯灭，髓竭人亡。后来，西门庆病体恹恹，勒着手帕，卧榻在床上奄奄一息之时，前来就诊的大夫对西门庆说道：“官人乃是酒色过度，肾水竭虚，太极邪火聚于欲海，病在膏肓，难以治疗。吾有诗八句，说与你听。”只因他：
醉饱行房恋女娥，精神血脉暗消磨。
遗精溺血与白浊，灯尽油干肾水枯。
当时只恨欢娱少，今日翻为疾病多。
玉山自倒非人力，总是卢医怎奈何！
虽然，西门庆是位小说人物，但他是中国十六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一个新兴商人的典型。在大垄断的社会里，西门庆操业在夹缝里，成为一个小地痞、小恶霸、小官僚、小淫棍，同时又是一个精明的小商人。同出一辙的是当今大垄断，小商业社会中的人物与西门庆时代极为相似。有关西门庆怎么死的，流传在两个版本，一在小说《水浒传》中，西门庆勾引潘金莲，谋害武大郎，最后被武松所杀，命丧狮子楼；二是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并不是死于武松的刀下，而是死在潘金莲的床上。不管他怎么死的，两种死法都揭示了嗜欲的结果。
除了地痞小吏享受着变态的嗜癖，若是翻开中国史书，在性事上面有性嗜癖的皇帝太多了。虽然，其行为多为后人所演义鞭挞，但也因其变态的享受，后宫文化更是中国权势龌龊的、淫艷的源头。这些不仅影响着民间的青楼文化，更是变态社会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有嗜春药癖的汉成帝刘骜、同性恋癖的汉哀帝刘欣、乱伦癖的南朝皇帝刘子业、恋童癖的隋炀帝杨广、窥淫癖的五代南汉国君刘鋹、群交癖的元顺帝妥欢贴睦、双性恋癖的明武宗朱厚照、嫖娼癖的清同治帝载淳等等。所以，诸如西门庆等小官僚、小商人更是多如牛毛。
固然，人的欲望是无止尽的，但不是生来就有的。欲，在心理学上，是说生物体内产生的某种需求必须得到满足的感觉；嗜，是贪求。但不论是“欲”还是“嗜”，一个“度”很重要。度，哲学上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国语·楚语》曰：“吾闻国家将败，必用奸人，而嗜其疾味。”意思是：听到国家将要垮了，肯定是用了奸坏之人，而且是嗜恶的行为导致。这是贪嗜误国，变态享受所致。除此，嗜恶之徒更能乱军害民。
柳宗元在《段太尉逸事状》里说了一段“邠人偷嗜暴恶者”的故事。说段太尉刚任泾州刺史时，汾阳王郭子仪以副元帅的身份住在蒲州，儿子郭晞代理他统领军营，驻军邠州。郭晞刚到邠州不久，当地的地痞流氓、凶残邪恶的人都纷纷的行贿他。得了好处后，郭晞就批准这些人入伍，成了名副其实的“子弟兵”。但这些人穿上军装后，四处偷鸡摸狗，胡作非为，地方政府也不敢干涉。他们整天成群结队的在市场上勒索，打架斗殴，打砸抢的事天天发生，甚至故意撞死孕妇也坐视不救。这就是兵痞。当时，邠宁节度使白孝德看到这些兵痞很气愤，但因郭子仪是汾阳王的缘故，他忧心忡忡，但又不敢说。
《战国策·楚策三》曰：“用民之所善，节身之嗜欲，以百姓。人臣莫难于无妒而进贤。”苏秦对楚王说，要根据人民的喜好作为施政方针，节制自己的嗜好和欲望，并将所得用于人民所需。做人臣，最难做到的是没有忌妒之心又能推荐贤才。为国君献身倒很容易，就像战死沙场，死的人数以万计。屈居国君之下，也很容易，就像手握军政大权的人，为大王服役的人也数以万计。至于无忌妒之心又能推荐贤才的，却不见一人。
嗜欲是人之自然本性。但人有本性与本心，此真理真相、本性本心，都是出自天性之自然，真实无妄。节制嗜欲就是以天命之性统御、裁断、疏导、溶炼和润化自然属性。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所谓“五色、五音、五味”，这些反映了当时奴隶主贵族糜烂生活令人目盲，令人耳聋，令人发狂的腐朽文化。但这种文化的价值，也不过等同于打猎之乐和难得之货。在老子看来，真正的美不在声色、富贵等外在的东西，而只能是自然本身。老子认为沉溺于声色犬马等感官享受之中，将会大大的损害身体。有些人本来可以长寿，却短命而终，这都是放纵嗜欲的结果。因此，老子主张“去甚，去奢，去泰”，即去掉过分的贪求和过度的奢华。老子希望人们：“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即减损欲望，过一种俭朴的生活。庄子亦有精彩之论：“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也。”寥寥数语，道出了欲望与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乃至与其人生的关系。
中国官员多以国学思想为官，廉者有之，嗜癖者也更有之。虽说经典之语，官者颂之，念之，用其教化人民之，却唱给你我听之。而自己所做之事则反之。过去如此，当今如此，这种环境和精神的天命之性悄然汩没殆尽，自然之性脱缰狂弛。难怪东汉蔡邕在《琴歌》里叹感：“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他也只是携带家属，逃入深山追求淡泊和空灵的心境。
第42节官场嗜梦的解析
古人根据梦的内容不同，把梦分为十余类：直梦、象梦、因梦、想梦、精梦、性梦、人梦、感梦、时梦、反梦、籍梦、转梦、病梦、鬼梦等等。自打孔老夫子为天下读书人编织了“学而优则仕”的官梦后，嗜梦的读书人几乎都在为官梦魂牵梦绕，为官位勾心斗角，为官声虚情假意，为官阶低三下四，为官场涂脂抹粉……表现出浮语虚辞，一秉虔诚的样子。因而，官梦者不遗余力的挤进求富贵，贪名利；抒情怀，立牌坊的圈子里。可谓是：
十年寒苦求功名，祖上坟头高香灵；
一朝鸣锣登皇榜，儒生嬉笑为银两。
十载春秋苦难言，只为下辈不种田；
一日布衫换官服，吟诗励志为梦言。
在一个被圈养的政治文人圈子里，其大部分人都会写诗做梦。而科举几乎都把会诗文的人网进官场，成为治国平天下的精英人才。在唐宋时代，可以说：随便一个衙门都能找到一个诗人。因为诗人没有做官，不是隐士、和尚、道士就是傻子。而官员不会诗文，一定是花钱买来的官。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中国历代官员的诗文都不是史诗的，只是嗜梦在官场，宏图于嘴上。
唐玄宗驾崩那年，白居易刚出生。他写《长恨歌》时35岁，官职也只是个县尉，在县长之下主管当地的治安。他听人说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后，夜不能寐，动情的写了《长恨歌》。全诗写情缠绵悱恻，书恨杳杳无穷，文字哀艳动人，声调悠扬宛转，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诗歌发表的第二年，白居易被授予翰林学士，一下成为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兼秘书长，可谓是一首《长恨歌》让他一步登天。之后，白居易在皇帝身边工作不到十年，就从翰林学士的高位上跌下，被贬为九江郡司马。一日，他送友人到码头，在浔阳江头遇到一位中年女子，谈话间又让他感慨几分。原来，这女子供职于教坊，是当时全国首席的专业琵琶手，因年长色衰而退出舞台。故而，白居易又写了《琵琶行》，叹感：“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红妆泪阑干。”
在唐代，女人的地位比较高，特别是有地位或姿色动人的女子，她们的幸福指数更高。在这个时代里，女人不再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她们可以和男人一样，喝酒猜拳、跑马射箭、吟诗作对，甚至偷情。众所周知，武则天原是唐高宗李治的小妈，后来成了他的皇后；杨玉环是李隆基儿子李瑁的老婆，后来也成了他的贵妃；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亲生女儿，却共同享用一个情人薛怀义。这种儿子嫖老子的妃子，老子夺儿子的老婆，女儿和母亲共享一个情人的行为，出现在唐朝的中央领导里，不仅没有受到人们的指责，反而还演绎成爱情故事，编撰出忠贞又荒唐的文字。而白居易一首《长恨歌》，说的就是唐玄宗与他曾经的儿媳杨玉环的故事，引出不知多少痴男怨女的泪水，受到世代读书人的喜爱和赞美。而在当时，无论是皇宫贵俯，还是都市驿站酒楼，甚至马帮驼队，妓女几乎都是公开的。特别是很多诗人都与妓女有染，与妓女脱不了干系，流行着“笑贫不笑娼”的社会生活理念。那时的诗人们狎妓是一种不以为耻的社会现象，没有去狎妓的一定有其客观原因。
“诗言志，诗言情”，这是自古文人对诗本质特征的认识。在唐代诗人的排行榜上，崔湜的水平虽不及李白、杜甫，但名列前二十位是应该没有问题的。但是，崔湜的品行可用两个成语来概括：一是见风使舵，二是贪得无厌。崔湜相貌英俊，是个帅哥级的高官，文章诗词写的又漂亮，于是与同样才貌出众的才女上官婉儿，两人是互相仰慕，惺惺相惜的对鸟。但这时候的上官婉儿已嫁给武三思，而武三思则是武则天的侄子，两人也不敢明目张胆，只得搞起了婚外情，从此偷摸着鸳鸯戏浴。不久，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突然插了一腿，她也看上了崔湜，结果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成了情敌。但太平公主身份特殊，她宠爱崔湜，提携重用他。可得宠后的崔湜拎不清自己是谁了，他大搞政绩工程，大肆贪污工程款，致死民工数万，但由于太平公主的庇护，崔湜还是既升官又得赏。因此，崔湜死心塌地为太平公主卖命，不惜出卖有恩于他的朝臣。
后来，太平公主与崔湜等人谋划政变，欲废黜唐玄宗李隆基。事情败露后，太平公主被赐死，崔湜也被处死，贪贿豪夺来的财产被抄没一空。而此前，崔湜曾写了一首自我吹捧的诗：“一朝趋金门，十载奉瑶墀。入掌迁固笔，出参枚马词。吏部既三践，中书亦五期……”而此诗的余音未绝，崔湜就结束了他宏图政治的梦想。当时，崔湜写完这首途中言志，正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若要反复细品这首诗的全文，如果不知道崔湜的所作所为，单从这首诗来认识崔湜，一定会觉得崔湜年轻有为，正直无私，忠而被谤，可能还有不少人要为他的不幸遭遇长吁短叹一番。事实恰恰相反，考量此人其一生的所作所为，既不愚也不直，虽有才却无德。见风使舵、贪得无厌、忘恩负义、翻云覆雨才是他的真实写照。
俗话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古往今来，凡能贪者无一傻人。很多贪官的为人很差，但他们的诗文读起来感觉不但不差，反而很真切。瞟看古代贪官的绝命诗，暗含一个共同的特点：诗多有梦。凡是绝命诗中有“梦”的贪官，集合起来，诚然是“贪与梦”。
无论是古代的贪官们，还是当今的贪官们，一旦东窗事发，他们都会孤独冷坐在监牢之中，举头仰望窗外星空，悔罪之情便会涌上心头。唐朝有个贪官叫陈王番，曾任宿州太守。此人诗写的不错，贪财神通也十分在行。后来，他因贪污受贿被处以极刑。临死前，他索笔题诗一首，诗云：
积玉堆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
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
陈王番的这个梦是由祸惹引发的，他的祸是由积玉堆金所起，堆金则是由于自己的贪得无厌所致。作为阶下囚，他哪知道此时的钱财已分毫不值，名声已彻底扫地，一生的追求到头来究竟得到了什么呢？看看身上的枷锁，念珠可算的断头日子到了，其实就是一场令人可笑的空梦。
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句话可谓是人人熟知，但又有哪个贪官入狱前不常常说教这句话呢？蔡京身为北宋的宰相，他利用职权搜刮天下，因腐败昏庸被推选为“六贼之首”。靖康元年，宋钦宗将蔡京贬到岭南，他在举家南逃的路上，写了一首《西江月》：
八十一年往事，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
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正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
蔡京被流放的那天，刚离京时还是很讲派头的，身边还带着三个美女，他把抄家前私藏的金银财宝装满了行囊。在蔡京看来，钱能通神，没有权，只要有钱，有什么摆不平的呢？但是，他低估了北宋老百姓对贪官奸臣的愤恨。虽说，商人们是谈利的，可北宋的商人们却表现异常，一听说是蔡京被流放了，开客栈的不给他开房，开饭店的不给他吃饭，开杂货店的不卖给他用的，无论给再高的价钱就是不卖，全然表现出北宋商人们对蔡京的愤恨。而蔡京未行几天，三个美人也相继跑了，留下一个81岁的老头子，怀揣金银财宝的蔡京硬是买不到一粒粮、一滴油、一根菜，更甭说一块烙饼、一个馒头、一个包子了，就连一滴水也不曾要到。然而，风光一世的蔡京活到这份儿上，他死到临头还在梦瑶池，幻想逍遥的生活，真是可笑至极。最后，他只能住在荒无人烟的破庙里，在病困交加，饥寒交迫中饿死了。
常叹“人生如梦”的人，不是怀才不遇的文人墨客，就是身败名裂的贪官污吏。大清乾隆皇帝的宠臣，大贪官和珅，他把权的时候，也没见他写过什么诗文，留世的几幅“书法”，字儿也是规规矩矩，并不像张狂的人。可他在绝命前，反倒显示了他非凡的文采，他写下的《狱中对月》，倒是直接倾诉了自己在牢中的处境和心得体会：
夜色明如许，嗟予困不伸。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
室暗难挨晓，墙高不见春。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
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馀生料无几，空负九重仁。
可惜，和珅的百年梦没有做到百年，嘉庆皇帝的圣旨就下来了，赐他三尺白绫自裁。和珅自缢后，验尸官又从他的衣带里发现一首七绝：
五十年前幻梦真，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时水泛含龙日，记取香烟是后身。
还是梦，只是和珅的梦做到头了。他诗里的“梦”叙述了他对人生的追求，而又在临死还在惦记着报仇。当他准备撒手人寰时，他感到当初为了梦而追求，到头来还是一场梦。恍惚中，和珅觉得自己的辉煌是他的才干造就，而如今的下场也正是因为自己太有才，这也应证了“有才无德便是祸”的民间俗言。
细读贪官绝命之梦，有眷恋家室者、有回首辉煌者、有感叹不幸者，也有悔恨不已者。不管怎么说，临死前爱做梦，似乎是很多贪官共同的生理反应。监牢之中，四壁皆空，回想昔日膝下天伦，也是一件很温馨的常情，这种回光返照的思念化为梦幻，聊以内心的恐惧和寂寞。清末有一个小官员叫焦滇，他为了弄两个钱儿花，不惜将东三省详细地图和总督治省方略偷卖给日本人，东窗事发后被捕入狱，被判死刑。在狱中，焦滇回想一家老小欢聚一堂时的情景时，不仅泪沾衣襟，留下一首诀命诗：
宴罢归来笑语嬉，娇妻稚子一床围。
鹃啼惊破鸳鸯梦，谁识今朝诀别时。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以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这句话对死到临头贪官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因为，死到临头无路可走的重犯，不惊醒他们的梦，又如何取他们的头颅？看来，贪官们到死也不得安宁，想做个好梦都很难。
第43节论隐士
隐士一词多义。旧指隐居不仕之士，又指过着悠闲生活情趣的闲人。隐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不仕，就是不在仕途，终身在乡村务农、采桑、放养鸡鸭等，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山野砍柴。隐士似乎是神神秘秘的，又让人羡慕的“高人”。这些人与俗人区别于生活不愁、衣食无忧，既无和尚的清心寡欲，又不同道士的超凡脱俗；这些人基本与诗酒茶禅、琴棋书画、花鸟鱼虫、树桩奇石，甚至猫狗鹿兔、孔雀仙鹤、蛐蛐蝈蝈……相伴。当今，“隐士”之中更有珍玩古物、咖啡洋酒、西餐料理、宠物美女充室。虽然，此类人在历朝历代都有，但皆不可称为隐士，只是偷闲隐居一阵子罢了。
如果说，隐士是中国官场之人、好文之人、赋闲之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如说，隐士是一种为官之人的心计、好文之人的躲避、赋闲之人的乐道。就官场之人的“隐”而言，全然是寻机的隐身术。这种心计犹如官场上的称病不出、虚称年老体弱、家有烦事，甚至回乡奔丧丁忧。此“隐”实为心思种种，又愿望为筑一庭院、种花养草、饮茶聚酒、舞文弄墨……以求过一种看似与世无争、修身养性，且多为绵里藏针，图谋东山或局外摇扇的“隐政”生活。隐士，总的来说就两种人士：仕隐和文隐。仕隐则为官之人因官场的“纠结归隐”；文隐则为文人无所抱负的“无奈而隐”。前者有真隐也有假隐，后者是无奈之下不得不隐。晋代诗人王康琚写《反招隐诗》云：
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
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
这首诗是说隐居不必像伯夷一样隐居山林，老子在朝廷中也可隐居。王康琚认为：老子是真正的大彻大悟的隐士。其实不然，既隐又何必在乎居于何地，要想“超凡脱俗”，山林与朝廷的区别也只是地理位置，再有区别也就是头上的冠冕和屁股下的位子罢了。
中国历史上名气最大的“隐士”当属诸葛亮。但他也只是高卧隆中，自比管仲乐毅，日夜分析天下政治形势，揣摩各帮政治家的心思，并未打算终老山林茅庐，是为典型的“隐而待仕”的高人。当诸葛亮遇到他心目中的真主刘备，他虽心动，却又故意让刘备一再请，二再请，三再请，演了一出让刘备三兄弟“三顾茅庐”的戏。最后，诸葛亮单腿跪地，拱手表白了自己的心迹。
隐居之人称为隐士，由于其隐居原因的不同，因而心境也大不相同。荀子曰：“天下无隐士，无遗善”。他所言太超前了，天下哪来真的隐士哦！不过，历代政治家都知道“隐士”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所以，一方面为了招纳贤达，收囊为治国待用；另一方面，是为了笼络人心，粉饰太平，装点政治门面，拉些隐中名士入伙，并给予一定的社会地位，免“隐”中生事。除此之外，隐士中有被免官赋闲的，又有沽名钓誉的；有辞官不做的，又有不愿为官的；有为博取美名的，又有避祸躲藏的……他们的心境有嗤笑朝野的，也有心灰意冷的；有超凡脱俗的，也有提心吊胆的；有窥伺时机的，也有悠闲自在的。在仕隐踱步之中，表面上是心如止水，实为处心积虑，待抚平创伤，再一展心中大志；在文隐耕作之中，实际上身居山野草屋，却为寄情山水，醉于琴棋书画，自求一醉一陶然。
隐士以隐为攻略，窥机待发的“隐士”比比皆是，可谓是官场上的隐逸之徒。如唐代王维，他是诗人，有“诗佛”之称。但他做官则为时移势迁之人。他当过太乐丞，此官相当于现在国家交响乐团的团长，后因犯皇家禁忌私自娱演的“舞黄狮子”被贬官。他隐居一段时间，又任凉州河西节度幕判官，此后他半官半隐，伺机而动。安史之乱后，他出任伪职，战乱平息后被捕入狱。若不是他在任伪职时曾作诗抒发亡国之痛，思念朝廷之情，再因其弟王缙平叛有功，请求削籍为兄赎罪，恐怕王维是难脱死罪。再如元末明初的王蒙、明末清初的董其昌，均是先做官后隐居，待朝廷征召或寻机东山再起，实为政治投机之徒。不过，明朝也有个隐士叫陈继儒，他是被时人冠名“附庸风雅”的第一人，此人能写善画，但他没命做官，却极乐于在高官之间游走。世人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可见他与高官们的交情。
还有计谋更高一人，他是南朝齐梁时的陶弘景。他曾侍从孝武帝刘骏征战有功，被封晋安侯，后成为道学家、中药学家。虽然，陶弘景隐居山中，但他凭借自己在官场上的影响，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誉为“山中宰相”，自由自在的隐在山中，干着卖官鬻爵的生意。与陶弘景不同的是唐代的卢藏用，他苦心孤诣地在山中混了好些年。皇帝在长安办公，他就住进离皇宫不远的终南山；皇帝移驾洛阳，他就跟着跑到嵩山隐居。于是，大家都知道这老小子醉翁之意不在酒，赠给他一个“随驾隐士”的绰号。果不出他随驾隐居的本事，终于有一天朝廷让他出来做官，而且不出几年就官至礼部侍郎，后来又成了太平公主的男宠。不久，他的好友司马承祯无心仕宦之途，想退隐天台山，而卢藏用建议他隐居终南山。司马承祯却会意地一笑：“终南山的确是通向官场的便捷之道啊。”这便是所谓“终南捷径”成语的由来。此后，卢藏用靠着太平公主这株大树，尽情地“趑趄诡佞，专事权贵，奢靡淫纵”。最后，太平公主策划君临天下未果，卢藏用被流放岭南，隐与不隐都一码事了。
其实，真正的隐士是极少的。宋人林逋隐居杭州孤山，他种梅花养仙鹤，终生不娶，清高自适，成就了“梅妻鹤子”的成语。可具有这般高尚淡雅情怀的人又有几个呢？这也只作为一个文化典故罢了。在众多著名的隐士中，南朝宋画家宗炳，当时朝廷屡次请其入朝作官，他都居隐不出。此人擅长书法、绘画和弹琴，特别信佛，喜欢漫游山川，曾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后病老才回江陵，自称：“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元代的吴镇也是如此，他深居简出，只寄情于山水之间，笔墨纸上，是为真正意义上的隐士。他们同“为仕而隐”的人完全不相干，即使有时机、有环境、有条件，即便朝廷多次派人请其入仕，他们也拒不出。而与宗炳同时代的陶渊明，起初不是真隐，他只因对官场不满而解冠归去，之后以酒为乐、以诗为伴却变成真隐。不过，宗炳、吴镇等人不愿做官，却成就了他们的名声，故而成了鼎鼎的名人。即为名人，其墨宝自然也有了高端市场，生计自然无忧，这点要比陶渊明的境遇强多了。
隐居是一种计谋与智慧，为官而隐之人的计谋是为处事的心态和手段玩掩护，即便掩饰一种焦灼与无奈，其隐目的也是掩耳盗铃。而为文而隐之人求做隐士，实为化解心中苦痛与郁闷的智慧。看似借山水花草欲表自闲的优雅，实为传达自身人格、人品和德化，体现自己笔下压抑的灵动、雍容，似潺潺小溪，闲闲地流淌，借景抒发心中的积怨。这与先官后隐、半官半隐、隐而待动既有心心念念，也是半遮半掩。只是计谋为策略，智慧为辨析。
古往今来，隐士们的身影处处而显，他们似乎始终在权势和金钱之间躲躲闪闪，又若即若离。但要真正剥蚀了隐居文化的外衣，测测“隐士”最深处的心律，可谓是汩汩有声！全然展示了代代相传，表面清澈实为浑沌的为官文化和自恋文人的体味。在中国历史上，虽说隐居之人其缘由林林总总，除了想其各种办法来提升隐居的效果，也有确实无奈而隐的隐士。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政府合作，实际是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这一批人是为政治意义上的隐士。再有就是那些清苦的读书人，他们一方面不甘心仕途无望，另一方面又自觉世道炎凉，还不愿“入俗”民间，以求所谓愤世嫉俗的清心寡欲，故而苦隐。
隐居除了变相的图谋手段，若要想做到正真的与世无争，这些都不是为之生计的普通老百姓所能及。首先，隐士隐居是要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最基本的也要有日常衣食住的生存条件。为官敛财，尔后急流勇退的“隐士”自然没有此等的烦恼，厚禄供养的“贤臣”变“雅士”也无此忧，家有良田房舍的遗臣老少也无需之烦。若靠兜卖自己的心境，拿笔墨养趣恐怕还不及樵夫渔翁活得自在。谁不知中国之书画为官玩雅之物，不入仕又怎能衣食不忧呢；更知晓名为官声，文为官捧，不与官场交媾又怎能名扬四海呢。所以，要做隐士，得有一定经济来源作保证，否则即使做了“隐士”，也是隐不隐都一回事儿。故而，鲁迅先生在《且杂亭杂文·隐士》中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悠哉游裁，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履，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
传统的隐士文化源自小农社会的产物，这是聚财后的仕人、富家退居后的闲人、看破红尘的学人，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自恋和笑世的隐逸心态。这种所谓的隐士文化，其根源在于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是独夫民贼压制民权而孕育出的文化。《南史·隐逸》有云：“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故而，隐士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
如今，当代“隐士”愚蠢者藏金床下，远虑者移居海外，嘴上唾骂的是资本主义民主，心里切恨的是为官太累。这是当代“隐士”与时俱进的贪饱即隐，甚至用“牺牲我一个，幸福三代人”的大无畏精神，开创历代隐士未尽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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