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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说贪悟道
第50节论贪欲
“贪”的第一解释为“求多，不知足”，形容贪物、贪财、贪富贵等。《说文》曰：贪，“欲物也。”《楚辞·离骚》曰：“爱财曰贪，爱食曰婪。”婪，其字形是“林中女”，徐锴《系传》曰：“女性多贪”。“贪婪”则形容多欲而不知满足。《墨子·非儒下》曰：“贪于饮食，惰于作务。”原本“贪”是褒义的欲望，是在一定程度内的。不过一旦超越这个界限，也就成为贪婪。
由汉字本义可见，“贪婪”是在欲望累积到一定程度上量变到质变的产物，是不知满足的一种状态与表现。贪婪在现实社会中随处可见，大到贪赃枉法，小到鸡鸣狗盗。成语里的“贪贿无艺”，就源于《国语·晋语》：“骄泰奢侈，贪欲无艺”，意思是贪财的欲望没有限度。春秋时代晋国大夫里克说：“夫义者利之足也；贪者怨之本也。”行义本身就是立利，贪心则是产生怨恨的根源。
古人论贪，史书里处处可见。《墨子》曰：“贪于饮食，惰于作务。”《左传》曰：“贪货弃命”、“以贪勤民”；《战国策》曰：“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史记》曰：“秦贪”、“贪于财贺”等等，都是锻铁成钢的故事。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古人设“贪泉”一处，在今天广州西郊的石门。相传，当时凡南下官员在石门饮了此泉的泉水，便顿起贪念，因而使得当时南下的官风贪酷。晋人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赴任途中径石门，特意掬饮贪泉，自信不能改变自己的廉洁操守，并赋诗一首：
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
纵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吴隐之生活的时代，正是“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东晋末世。当时贪官污吏横行，腐败尤甚。吴老先生在广州任职时，生活俭朴，任期满后乘舟北归，行囊中没有多余资产。其妻刘氏携带沉香一斤，吴老先发现后，命投入水中。后世追慕他的廉洁，逐称石门下游沙洲为沉香浦。后人还在贪泉建碑，以警贪官污吏。唐初诗人王勃有感贪泉之事说：“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明代诗人尹凤岐也提及：“珍重平生清节在，不妨引满酌贪泉。”多么美的故事啊！多么廉洁的心境，而“贪泉”之水只是故事而不是事实罢了。
古人有“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临头螂扑蝉”的故事。除此，相近的谚语还有：“人心不足，得陇望蜀”、“人心不足，有了五谷想六谷”、“人心高过天，想做皇帝想成仙”、“人心难满，欲壑难填”、“人心节节高于天，越是钱多越爱钱”等等，都是指人心不足、贪心不足，欲望无限。这些说道都反射出我们民族传统的思维和价值观。贪心是人被受指责遭唾弃的恶劣品质，古人训戒：贪人败类、贪色为淫、贪货弃命、贪爱不祥，以及俗谚：贪小失大、贪嘴肚泄、贪字近贫等等。而“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的戒贪戒欲的民间古谚还包含着深刻地教育作用。
然而，中国历代贪官在愚弄百姓之际，又多信佛。他们到底信佛什么？只有他们自己心里知道。佛教东林《云门颂》曰：“除尔贪图，祗慎意业。”意业，乃是指内心的贪、淫、痴等心理行为，归纳为“三毒”之一。“贪”的连襟是“欲”和“色”。贪之贼心，必生祸，祸则乱，殃及清平，贻害天下，遭万人唾弃而不能善结。在贪欲状态中，人往往渴望得到更多的刺激，这是一种需要。同时，贪又是一种欲望，正是这种欲望的掺杂，才博得贪得更为复杂。
“欲”，《说文》曰：“贪欲也。”《吕氏春秋·贵生》曰：“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者。”六欲皆是，生、死、耳、目、口、鼻也。可见六欲是泛指人的生理需求或欲望。人要生存，生怕死亡，要活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于是嘴要吃，舌要尝，眼要观，耳要听，鼻要闻，身要动，这些欲望与生俱来，不用人教就会。后来有人把这概括为“见欲、听欲、香欲、味欲、触欲、意欲”六欲。人贪的意识出现后，愿望就不仅仅是一种需要，而是化为一种强烈的能量。
“色”，这里特指“女色”。佛家《大智度论》认为：“色也为六欲。”指色欲、形貌欲、威仪姿态欲、言语音声欲、细滑欲、人想欲。一，色欲谓若见青黄赤白及男女等色，无智愚人，不知其患，心生贪着，是名色欲；二，形貌欲谓若见端容美貌，无智愚人，不知其忠，心生贪着，是名形貌欲；三，威仪姿态欲谓若见行步轻徐，举止详缓，扬眉顿脸，含笑娇盈，无智愚人，不知其患，便生爱染，是名威仪姿态欲；四，言语音声欲谓若闻巧言美语，称情适意，意声清雅，歌咏赞叹，无智愚人，不知其患，便生爱着，是名言语音声欲；五，细滑欲谓男女身份輭细滑泽等，无智愚人，不知其患，耽染没溺，是名细滑欲；六，人相欲谓若男若女，必得所爱之人，互相贪染，是名人相欲。
常言道：聋子听不到声，而用心能感觉到其声。贪者也是如此，是用心在努力，只不过贪者心聋，这是一种心里的聋症，患者似乎不能听而其实能听，其听觉器官完备，只是注意力全不在音上，故无所闻。假如，就是偶有所闻，也始终不求听的意义，只听见有声音，不知道是什么声音。这病大约起于贪者幼时的恐惧，那么贪者恐惧什么呢？恐惧财源的丢失，才得了心聋症。
若是彻查中国历史上的贪官档案，会有一连串惊人的发现。贪官有靠山、有人缘、有想法、有办法、有帮手、有女人；贪官亲戚多、朋友多、关系多、机会多；贪官心贪、心狠、心贼、心大；贪官胃好、面好、运好、人好等等。除此之外，贪官给人有一种稳健的、豁达的、大智的、聪慧的、节俭的印象。然而，贪官在发迹前多数也为贫苦之人，只是在后来的仕途上逐而变贪。缘由是贫困极容易激发人对生存条件的渴望，特别是幼时的种种生活经验，常激发出励志出人头地的愿望。所以，唐人颜真卿劝孩子们：“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宋人朱熹也劝学道：“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就连自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的晚明蝶庵居士张岱也情不自禁地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吝啬而贪得。明人李贽是明代的官员，也是一位思想家，还是一位禅师。他在《观音问·答自信》中说：“悭贪者报以饿狗，毒害者报以虎狼。”可以说，一切贫穷者皆是由于宿世悭贪所致，未来一切贫苦者亦因现在悭贪所致。《宝箧印陀罗尼经》云：“悭贪业故，生贫穷家，衣不隐身，食不续命。”《地藏菩萨本愿经》云：“悭贪者受所用缺绝报。”《药师经》还说：“悭贪有情，积集资财，于其自身，尚不受用，何况施予……从此命终，生饿鬼界，或傍生趣。”因此，悭贪不仅导致贫穷，也会感召三恶道的苦报。
佛教认为，悭贪最大的过失在于与大悲利他的菩提心相违。因为世间一切损害大众的行为，最初的祸根，也在心性悭贪。《十善业道经》云：“若离贪欲，得成就五种自在：‘一、三业自在，诸根具足故。二、财物自在，一切怨贼不能夺故。三、福德自在，随心所欲，物皆备故。四、王位自在，珍奇妙宝皆奉献故。五、所获之物，过本所求，百倍殊胜，由于昔时，不悭嫉故。’”
第51节论贿官赂道
国人的处事原则全然是围绕着官文化来行事，不论发生什么事，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找官场上的人，且官越大越好；二是请吃，只要是桌上友，不怕事儿丑；三是送礼，钱为最好，事靠多跑。因而，官场就是国人的“贿官赂道”场，酒桌之上就是巴结官员的平台，送礼就是一种大文化。
要探讨“贿官赂道”的学问，首先就要解剖中国古代的官制。若从周朝的政体“邦国制”说起，所谓邦国制就是封建制。《左传》曰：“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意思是说，周王室分别将同姓子弟亲属封为地方藩国，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作为保护周王室的屏障。虽然，经过历朝历代的演变，但这种“暧昧”制度自然而然的被继承了下来，并逐渐形成了官文化的主干。而说到官文化，就必须牵扯到“礼”及“礼制”。
礼的源发有“礼源于宗教”、“礼源于对人的欲望的抑制”、“礼源于商品交换”、“礼以义起”、“礼生于理，起于俗”、“礼源于人性”等多种观点。但导致礼的雏形出现的直接因素，最初为人的饮食行为。儒家《礼记》认为，礼发韧于饮食活动。《礼记·礼运》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就是说，礼最初产生于人们的饮食活动，源发于对鬼神的祭祀，从而形成了礼教。
礼是中国文化的特征，而且又是一个模糊的行为，且礼尚往来了几千年，可谓是越发宏大。“礼（禮）”，《说文》曰：“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即礼是用来“事神”、“致福”的形式。清人王国维在《观堂集林·释礼》云：“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曲苦豊，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而“乡”与古代的“鄉”和“饗”原本是一个字，含义为乡人共食。则可见，《周礼》中“乡饮酒礼”，当是从聚餐饮食活动中演化生成而来。上古先民按照人要吃饭、穿衣的观念来构想诸神灵的生活，认为祭祀就是让神吃喝，神吃好以后才能保佑大家平安。《周易·序卦传》曰：“物畜然后有礼。”由此可见，原始礼仪是在先民取得丰富的食物之后，再从人们的饮食习惯开始的。而在以农业为本的乡土中国，在依赖自然、融入自然、回归自然上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再加之社会等级制度，礼又成为自下而上的贡，因而《周易·序卦传》曰：“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为了自安，就得乐于礼的形式。因而，“过日子”就成了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吃也就为人的头等大事。所以，请吃、送礼，注重人情面子而不重契约，轻视规则而讲究变通，就成为文化传承中亘古未变的行为。由于“礼”的无形约制，使得中国人的追求很难超出“家”的概念，喜欢扎堆儿，好热闹，跟风赶潮，好大喜功。因为，中国人没有教徒的虔诚、敬畏和内省，信奉的是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直观主义原则。所以，官文化就成了中国人的精神文化。
官有着治众的意思。官文化源于被后人称为“天下文官祖，古代帝王师”的孔子。中国是经历两千多年封建集权、官僚体制和小农经济模式的古国。两千多年以来，官文化作为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构成了亿万国人的思想行为和我们的社会。我们以儒家和道统为思想体系，并以此来集合个体的价值观，广泛而深入地控制社会的道德。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一直坚不可摧地盘踞在人们的灵魂深处，并将我们历史的内在精神都集中体现在官文化上。其主要表现是官本位、官至上、官财一体。它全方位地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关节的骨头逢里，成为败坏国风和腐蚀民族精神的鸦片。在传统的国人血液里，只有做官才算实现人生价值，不做官什么也不是。因为一旦做官就等于有了政治权力，有了政治权力就可以掌握规则和公共资源，可以治人理事，衡量曲直，也可以治民和压民。
仕是官文化最主要的载体。我们的价值观和意识是官文化的具体形式，并通过我们的言行影响着整个社会。在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那里，文化不仅是静态的统治意识，还是统治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文化本身就具有能动性和可操作性，因而中国的官文化更能充分体现出这一点。官文化把封建集权官僚体制作为基础，不仅全方位地体现于政治经济制度中，并以教育、舆论，甚至艺术等方式，作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可以说，自古至今的中国社会，几乎所有个体人都被笼罩在官文化的氛围中。其思维和行为都受到官文化的滋养、培植和牵制。而被统治的民众，特别是农民，在封建集权、官僚体制与儒家道统思想相融合的时候，自己的个性思想刚萌就被取而代之，致使整个社会意识停滞在初级阶段，其主要表现就是小农意识。
小农意识就是认可官文化被统治，或被顺从统治的意识。农民虽反对贪官，痛骂坏官，但不反对封建集权和官僚体制。对于官文化，他们往往从自己的需要加以理解并接受，并代代为之努力挤身官场，再延续官文化的制约。《礼记·曲礼》曰：“在官言官”，《管子·山国轨》曰：“轨守其时，有官天财”，以及官场如戏、官官相为、官运亨通、官报私仇……等古代成语都构成了官文化的体系。刻薄地说：官文化就是说教文化。人对文化是创造和传承，而文化对人来说则是传承和创造，前者是人的创造，而后者则是人的需要。
自古以来，官场上的官员非常讲究谋略智慧，而这种谋略智慧，说白了就是“人斗”之术。在明清两朝，官文化的统治可谓是登峰造极，这一时期不仅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大兴其时，特别是八股取仕的科举制全面实行，封建官僚体制日臻完善。然而，正是官文化的这种全面思想统治，也充分暴露出它的保守性和腐朽性，甚至是违背文化发展的自然性。而此时的欧洲，正经历着从重商到产业革命的文明大转型，其社会也在进行从封建领主制到资本制的变革。相比之下，农业文明远远领先于世界的明朝，正在孤芳自赏地强化着他的封建集权、官僚体制和小农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官文化不仅起着明显的制约作用，同时也将已经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扼杀。在小农经济思想下，儒家道统对民众的教化、愚化、驯化也达到了炉火纯青，并与官文化相伴相生、相辅相成。
由于中国人对土地有着太深的感情，而且所有的活动都围绕土地展开，家庭、家族、亲缘自然形成了基本的社会形式，使之约束世俗利益的不是规则，而是所谓的伦理道德。小农经济的眼光紧贴着现实和物质的层面，没有梦想彼岸和来世的概念，没有超越惟功利主义的追求，只在自然、功利与实用主义的层面上游荡，仅在劳作、享乐、利益分配里忙碌。由于缺乏广阔精神空间和独立人格。加之长期在政治和思想两方面都受到制约，促使官文化一旦形成，便极容易扎根巩固，成长和沿袭。再加之中国人讲究家族和亲缘关系，喜欢礼尙往来，投桃报李，家庭和亲情、烧纸钱祭祖就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
自东汉皇帝刘庄引入佛教以来，历史上供佛、信佛、好佛、倡佛的皇帝占有大多数，且与佛门最有渊源的有南朝梁武帝萧衍、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唐朝女皇帝武则天、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清朝皇帝顺治等等。所以老百姓有“天子敬佛佛是佛，天子不敬佛佛是魔。”之说，使得中国人烧香拜佛，求的就是实用主义。而念佛、敬佛，烧香磕头都是在求佛保佑。因此，难得糊涂、随遇而安、宽容豁达、早熟世故，追求荣华富贵就成了基本的人生哲学。而为官者、商贾人家、寒窗学子、平民百姓信佛也就成了升官发财、求取功名、袪病消灾、延年益寿的祷告。所以，中国人不论谁信不信佛，只要有人说这佛灵验，就有人信。而且是不管哪儿来的佛祖，都要“虔诚”的拜。
国人都知道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他影响了整个国人的处世哲学。孔子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极端的奴性思想，这种唯心主义似乎早已成了程序软件，植入在我们的大脑里，形成了控制国人思想的孔教。儒家思想其实就是一种让别人那样做，自己却这样做的思想，它总是教人“退一步”而海阔天空，教人学会忍让，虚拟一种崇古怀旧的思想。孔学名高实秕糠，他所设计的君子和圣人的道德水准，也是崇尚他的后人为之美化之功。
儒家道统的思想是虚空的精神梦想，而不是一种理想。理想是合理的想象，理想和存在并不冲突，它包括现在存在和过去的所有事物，没办法否定其存在。而梦想是由不自觉的虚拟意识，转化成自觉的意识，它具有延续性。做官是中国人最大的、最能体现人生的理想，几乎没有人能摆脱官位的诱惑，所有的场合和话题都是揣摩为官之道。对于贪官来说，官场就是名利场，是战场，是戏台。反过来，做官的人不会梦想什么，他们追求的不是虚空的精神，而是现实和利益。虽然，官文化导论的是虚空的精神，但现实中没人去做，只是传承这种虚空，做则是另一种。这种文化的后果是：政治权利的文化高于一切，使得教育被用来统治之用，科学文化被排斥，精神文化被管制。
为官者乐于刻苦研读历史，意识是想从中得到心术和谋略之术，熟悉官场规则，为步入仕途奠定思想基础。这一切理想都是因为官文化在当今和过去现实存在着，并只需掌握其做官之术便可实现理想。
总述中国历史，其真实性总让后人研读起来争论不休，原因之一是后人为前人“编纂”历史，而不是记述和研究；之二是“编撰”的目的是教化后世，而不是尊重和警示；之三是大书前腐后廉，而不是治腐正法。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后世之主要为前世之君总结个谥号，且大臣也封。何为谥号？就是用简短的字对一个人的一生做一个概括的评价，算是盖棺定论吧。谥号有褒的美谥，怜的平谥，贬的恶谥，这种“定论”之法不仅有其片面性，又具有欺世性。历代对贪官的评价是：擅长投机钻营和窝里斗，处事圆滑，八面玲珑，贪色贪财等等。可从三皇五帝到民国共和，应用官贿的人大多依附权力中心，忠君与功利相结合，所谓立德、立言、立功都是为了人生功名，其道德形象也只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精神产品更是被覆盖在物质表面的消费方式，伦理道德则不过是节制和调配人与人欲、人与物欲关系的外在手段。若一旦离开官场，就立刻物欲横流，于是走完官场的人就会深恶痛绝的批判官文化，深刻地揭示，激烈的辱骂，尔后又是潜心地把自己的心术传世给后人。
官贿这门学问没有专门开设，但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典籍里处处可见。正如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其实是一部贪污史。”因为，我们历代的执政者善于对传统文化、外来思想加以改造和同化，所以历史不得不沿袭以礼治国，以贿定邦，以欺哄民，以媚邦交的思想。由于国人重面子，总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就爱在公开场合表演作秀，一旦有了面子，就得意忘形，膨胀自大，沽名钓誉，自欺欺人；一旦没有了面子，立刻恼羞成怒，翻脸不认人。官贿者学习儒家思想，口念《大学》里的三纲八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云云。脱口强调的是先做人后做事，做人要从学习、修身和内省做起等等，而这些也只是如同念经一般，念道念道之后，却是：做人难，难做人。
除了学习儒家学说之外，道家和佛教思想也对官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统治者也认识到道家和佛教的独特价值。道家讲的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上善若水的宇宙观和价值观，逍遥出世和清静无为的处世哲学，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影响着中国人的言行。而官贿者常常应用了道家以柔克刚的思维，把人与物欲归纳为“天人合一”的道法自然思想。除此之外，中国的官人、富人、穷人更为乐道拜佛，因为佛可以庇护和解脱人在官场重压下的心灵，也可以寄托拜佛之人的心结。这也印证了老百姓的一句俗话：“富烧香，穷磕头。”也许，正是因为官贿者富，又看到“佛”具有独特庇护和解脱的价值，官贿者才供奉“佛”，才更比普通的老百姓更虔诚。
“贿官赂道”就如同中国官文化的阑尾，它在消化过程中没有什么作用，而且狭窄，极容易繁殖病菌。至此，有人认为，新中国就是在不断地与官文化，以及小农意识所代表的旧恶势力的斗争。而且，还在艰难地进行着。
第52节解剖精神贿赂术
精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也是人所表现出来的活力。汉代王充《论衡·订鬼篇》中有一则论鬼“精神为之”的故事。说凡是天地之间有鬼，不是人死后精神变成的，都是人思念过于专心引来的。怎么会引来鬼呢？这是由于人有疾病，人病了就会忧惧，忧惧了鬼就会出现，大凡人不病就不会畏惧。所以得病躺在席子上，畏惧鬼会来，就会呆呆的去想，就会虚幻地看见鬼。由此而来，贪官们常故作镇定地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贿赂通常是指物质上的行为。但是，精神贿赂则是非物质的，用当今的话说，理应也是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贿赂可谓是低成本高产出，既不用钱财，也无须美色，只需张张口动动笔，只要恰到好处，就能使被贿者如饮醇醪、四体通泰。
精神贿赂者最常见的贿技是“拍马屁”。关于“拍马屁”的来历，还真有几种有趣的说法，不过都与蒙古族人的习俗有关。一是说蒙古族人有个习惯，当两人牵马相遇时，应该在对方马的屁股上轻拍一下，以表示尊敬；二是当好骑手遇到难以驯服的烈性马时，就会拍拍马的屁股，这样会使马感到舒服，骑手即可乘机跃身上马；三是蒙古族人爱马，如果马肥壮结实，两股必然隆起，所以见到骏马，蒙古族人总喜欢拍着马屁股称赞一番。由此可见，这也都是蒙古族人与马的关系。如此拍一拍马的屁股尚可达到对马的尊敬、称赞，还能让马舒服，自然也就对人实用了。
此等贿赂归属于软贿赂。明人冯梦龙在其《醒世恒言》中说：“喫了他的软口汤，不好回得，一口应承。”软口汤，指的是所求而请人喝的酒，为封人口而送的人情贿赂之类。软贿赂大致分为吹、捧、溜、拍、抬五副中药，其混合煎成阿谀逢迎、尽情捧场、奴颜婢膝、讨好奉承、争相抬举的驯顺人格。此等精神贿赂其功效胜过麝香丸，它的功效悦目、顺耳、沉香、开胃、消痛，可给被贿赂者心理得到满足，诸如历史上的马屁文学、马屁艺术一样，既是文人唯唯诺诺的心理写照，又是传统智慧的运用。
纵观中国历朝历代的文人，虽然在官场上有一定或是相当的地位，不过多数也只是统治者的政治帮凶，且还有政治花瓶之用。他们主要的工作任务多数是引古论今事、舞文唱太平、阿谀歌德颂、锦上添花人。回头望望，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多数好文，自然而然地就把能诗会文之人作为“人才”的标准。因而只要诗文写得好，拍得帝王将相舒服，就有机会住进黄金屋，弄顶官帽子。如此诱惑之下，多数的文人们自是削尖脑袋要挤上这趟车，但官职毕竟有限，皇帝就设了个高位闲职。比如：侍中这个官职，自秦朝开始设置，两汉继续沿置，其职就是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北魏时，侍中被称为小宰相；唐代时，侍中又改称为左相。因侍中一职紧随皇帝左右，又因要安排的人太多，竟而至数月一换，全然是个超级花瓶。而秘书郎一职也是如此，宋、齐、梁设秘书郎四员，也是“例数十百日便升迁”，就如同一个获利丰厚的职业，必然会有更多的经营者加盟，比商人争夺市场一般更激烈、更血腥、更下流。可怜的是，人人都想在主子面前露一手，于是乎！那就尽情地拍吧。而且各自又别出心裁，独出机杼，花样不断翻新地拍术与时俱进。且高手拍得就好象给人挠痒痒，其韧度、力度、劲道都很到位，舒服、畅快且淋漓。难得晚清诗人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叹道：“凡悦人者，未有不欺人者也。末世诗人，求悦人而不耻，每欺人而不顾。”
唐文宗李昂当政的时候，陇西人李肱参加殿试，高中状元。该科进士共40人，同榜中有李商隐等人。李肱的殿试题为《霓裳羽衣曲诗》，他赞赏唐玄宗创作的《霓裳羽衣曲》舞曲，便在状元卷里洋洋洒洒的溜须拍马一番。难怪唐文宗看了后眉开眼笑，倍加青睐，因为拍的是他祖宗的马屁啊，当然也拍了自己的马屁。不过，拍马屁的大诗人又何曾为李肱一人，可谓是多了去啦。
明朝的第二位内阁首辅解缙，他是明代三大才子之一，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曾主持纂修《永乐大典》。解缙初入仕时，深受朱元璋宠爱，常侍奉左右。一天，他陪朱元璋钓鱼，解缙钓到很多鱼，而朱元璋却一条也没钓着，面有愠色。解缙急忙赋了一首马屁诗：
数尺丝纶入水中，金钩一抛荡无踪。
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
由此看来，文人学士的生活环境确实也不能太好。优越的物质生活极易摧垮文人们本来就脆弱的心志，泡酥了文人先天缺钙的骨头，反而黯淡了他们的“真实”的才华。朱元璋死后，解缙又为朱允文服务了一阵子，不久又为朱棣服务。他在修编《太祖实录》时，更正了朱棣为马皇后所生，这一更正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朱棣把他叔叔朱允炆赶跑，自己才坐上皇位，所以，朱棣需要找一个“清君侧”的理由，不然也名不正言不顺，故而解缙也得认真考证和思量。之后，朱棣感慨地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朕，朕则不可一日少解缙。”此等评价既是肯定了解缙的能力，又害了这位满腹经纶的文人。解缙见朱棣皇帝如此器重自己，文人那种所谓仙风道骨的样子又翻腾了。后来，他以才高好直言为人所忌，屡遭贬黜，终以“无人臣礼”下狱被杀，年仅46岁。
不过，做官没有文采也不大要紧，只要有特长，而且还要发挥的好，也能呼风唤雨。北宋时期的殿帅府太尉高俅，他的发迹既不靠送钱送物，也不靠送美女的所谓“性贿赂”，而是靠踢的一脚好球。高俅原名高毬，他本是东京一个泼皮无赖、市井流氓，连他的父亲高敦复都容不得他，忍无可忍之下到官府告了自己儿子一状。结果，高俅被“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后来，高俅到淮西投奔了一个开赌坊的老板柳世权，不料柳老板不想长期收留这个无赖，就举荐他回到东京投奔药商董将仕。高俅试用不到三天，董老板也不愿收留他，便介绍他去苏轼那里做小书童。苏轼用了几天，嫌他烦人，又将他推荐给小王都太尉。这一次，高俅算是找到了知音，小王都太尉居然待他“如同家人”一般。
小王都太尉的小舅端王看中了高俅，高俅发迹的契机来了。而那个小舅端王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即位的宋徽宗皇帝赵佶。赵佶是个“足球”迷，恰好踢球是高俅的拿手好戏。当然，仅仅踢一脚好球是不够的，高俅自有别的本事。且看他初见赵佶时的表现：他先使个“鸳鸯拐”将恰好滚到自己脚边的球踢还赵佶，这一手令赵佶惊叹不已。然后，在回答赵佶问话时连忙“向前跪下”，继而又“叉手跪覆”，并且“拜道”、“再拜道”，这般马屁功也不得了。赵佶令他踢球，他便“叩头谢罪”，“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再说赵佶遇到了高俅这么个知音，自然欣喜非常。他登基后，半年间便提拔高俅为殿帅府太尉。高俅发迹了，便将“毬”改做“俅”。大概他觉得“毛”字旁有禽兽之嫌，改作单立人，便人模人样的了。真可谓是高俅拍的宋徽宗赵佶舒服呀！
说白了，拍马屁是一项绝门艺术，没有一定的功底，一定的天赋，也是达不到马屁功的最高境界。谓之马屁艺术，尊称马屁精。先哲以“瑜中求瑕，屎里觅道。”比喻极高深的思想，然而马屁精却更胜一筹，要从瑕疵中挖掘出美玉，从别人的粪便中嗅出道理来，没有一种钻研和献身精神是决然达不到这个层次的。因此，拍马屁绝对是一门艺术。马屁精要深谙心理学，用具备“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的功力。自古以来，“马屁文化”在中国土地上繁衍生息，它与灿烂的中华文明一样历史久远，纷繁芜杂，让人目不暇接。
更为精到的是，精神贿赂者也分为段位：一为树碑立传、二为指鹿为马、三为借题发挥、四为水涨船高、五为挪移乾坤、六为文过饰非、七为寓拍于乐、八为意在言先、九为无招胜有招。无庸置疑，在华夏精神文化中还沿袭着许多守旧腐朽的东西。诸如礼教“别尊卑，明贵践。”的等级观念，让人拍须溜马、战战兢兢，克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秩序，以及“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处事理由。作俑“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重人治轻法治，及所谓“礼不下庶人，形不上大夫”的特权思想。这些封建性的糟粕，即使是统治阶级歪曲或违背了原话的本义，也是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的。儒家思想或多或少地，就如同橡皮枷锁一样，软禁着每个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第53节论文化禁锢
政治文化是禁锢民众思想最强大的手段。最常见的手段是对历史书籍、教科书的删除甚至篡改，以达到洗脑的目的。洗脑就是灌输人的一种思想或是认识，使人在思维上发生同化，自觉的同利益者或服务于洗脑人的手段。这是一种系统的计划，给人灌输一种价值观的过程。对政治而言，这是一种文化禁锢，是服务于政治的禁锢文化的文化。通常，洗脑的方式除了所谓正统的国民教育，潜移默化的是运用一切弘扬机器，名利诱惑，使社会文化潜流形成共性。除了一般的政治洗脑外，以宗教行为的洗脑极容易达到其政治目的。
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史都在表演着滑稽的文化禁锢，而这种看似滑稽的禁锢就是洗脑。新政的统治者们知道文化进步的作用，也受过前朝文化禁锢和压制，甚至是屠杀。因而也知道禁锢文化的尺度是其统治的关键。原因是文化可以使人思想活跃，使人的智慧产生进步性，但思想活跃过于进步很了，掌权人的脑子就换不过来，害怕民众聪明了，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和捣蛋事。所以就得在表面上叫人一定要好好读书，做好接班人的准备，而实质是要将人的思想控制在被自己能够奴役的范围。故而，历代的皇权阶级都会对人类文明大肆封杀，并采用最卑劣的手段对待文化的活跃，把进步思想扣上“不合国情”的标签，直至扼杀在摇篮。这就是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的本质所在。
然而，最为流氓的是把合乎其利益的，所谓正统之道的文化称为国学。反之一切都为边缘、歪理、邪说，或是称其异党徒、乱党分子，甚至扣上叛国贼。这就是文化禁锢的坚守原则和历史性。所以，历代统治者都会研究如何控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即对群体性、系统性、历史性的特征进行掌控。这也是称之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体系，是“正统谎言”的思想。
在明朝中期，当时的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学术颓败，王阳明试图为之力挽狂澜，拯救人心。他发展陆九渊的学说，对抗程朱学派，发明“身心之学”，倡良知之教，修万物一体之仁。后人顾宪成修复东林书院，开讲程朱理学，使之文化性活动变成了政治性活动，又由文化的作用演变成权利作用，权利作用最后演变成政治事件，致使阉党集团血腥残杀东林党人。到了清朝，由于满汉文化的对峙和分歧，加之统治者担心汉文化的主流作用，故而大兴文字狱，遭杀害、迫害的人不计其数。面对由文化禁锢遭受冤狱的人来说，历朝历代都有为此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士，而统治者始终就没有放下过屠刀。
在统治阶层洗脑计划的课程表上，文化不仅是禁锢读书人的工程，它也灌输了广大劳动妇女的脑子。早在东汉时期，出生权贵名门的班昭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汉和帝刘肇死后，皇后邓绥以女主执政，班昭以师傅之尊得以摇笔即来，竭尽心智地尽忠。邓太后先后迎立殇帝、安帝，临朝执政近20年。班昭编纂《女诫》，全书分卑弱、夫妇、敬顺、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共计七篇，作为对女人实施柔顺之道的教材。此后，唐朝女学士宋若莘撰著《女论语》、明成祖朱棣的徐皇后采辑“古圣先贤”编辑《内训》，灌输女人德行、修身、慎言、谨行、勤励、节俭、警戒、积善、迁善、崇圣训、景贤范、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仪、睦亲、慈幼、逮下、待外戚等二十章。明末儒学者王相之母刘氏所作《女范捷录》，宣扬古代的“贞妇烈女”与“贤妻良母”等事，成为一套对女子进行封建教育的教材等等，均为禁锢女人之书。
中国自古对女人的禁锢，都要比禁锢男人更为苛刻。为女人列数的罪状，也喜欢做“莫须有”的推断。比如女人即便不涉政，女人也可以助纣为虐，做坏男人的帮凶，陪着坏男人一道命赴黄泉。理由为女人是祸水。即便班昭、宋若莘、徐皇后、刘氏为女人写了一摞子书，但她们中没有裹脚的，估计孝顺媳妇也评不上，更别谈贤内助了。而这些女人的名垂青史，自然也是握权的缘故。
有关女人缠足的起源，可谓是众说纷纭。那为什么要禁锢女人的脚呢？这与禁锢男人的思想有着类似的道理。有权势的男人希望自己的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留着天足也没用，还不如裹起来给男人鉴赏。且有女人还自愿的裹脚，理由也是顺从男人的意愿。而男人也愿意被禁锢思想，观念是为自己活的好些，至于活得有没有人样就随便他人说了。不过，这样的男人多半是为官的人。因中国为官的人多为追求“内圣外王”，所以心里总想着做盖世奇才，爬上三公之列，又要内省慎独，梦求跻身于圣贤之位。为了臆想的旷世济国，多数人在昏庸的、阴险的主子面前唯唯诺诺，奴颜婢膝；在同僚中俯仰周旋，左右逢源；在家庭中威严十足，示范于人；在军队中扮演着多情剑客无情剑的模样。这样的性格，这样的心志，官员们都潜藏着一个充满矛盾的灵魂。即便活着是权倾朝野，文贯古今，学治千里，却没有一刻不活在揣摩和痛苦的炼狱中。这就是权力阶级禁锢文化的成功所在。
当历史迈进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军阀势力利用封建传统思想继续灌输国人，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借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严酷的文化禁锢引发当时先进分子的反思，致使一场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爆发，由此在中国文人中分裂出具有现代民主思想的文化人。这场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提倡民主，就是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平等自由，争取实现西方立宪共和制的国家；提倡科学，就是反对迷信和盲从，介绍科学知识，主张以科学的法则来判断一切。在启蒙思想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钱玄同、刘半农、易白沙等人推动下，鲜明地提出：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其重要内容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对孔孟学说进行猛烈评击。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由此，新文化运动成为了五四运动的先导。
虽说，五四运动有力的推动了新民主革命，然而封建意识在表面上看似荡然无存了，但其残余思想仍然延续至今。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因执政党内部的政治分歧和权利斗争而引发的“文化大革命”，致使所谓的“文化”革命一开始就蒙上了政治色彩，性质迅速被转变成残酷的政治与文化的清洗，最终演变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悲剧。据保守的估计，在这场“文化”革命中，被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人数达到一亿人以上，非正常死亡在二百万以上。因而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几乎给中国每一个家庭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苦难。
清人李宝嘉在《文明小史》中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话确有几分道理。先不说文化人软弱胆小，摇摆不定，做不成大事。但这也反映了文化禁锢在中国的严酷。就这种严酷的文化禁锢来说，主要是来源于政权的需要，同时也来源于掌权者的暴政。掌权者的目的是口封读书人，欺骗体力劳动人，只要达到上智与下愚不变，社会与人就能安宁与安分。所以，掌权者一般大多比卖苦力的人要聪明得多，不然也不可能将权利弄到手，并牢牢掌握。
借古为鉴，文化禁锢就是权力阶级建的无墙监狱。当然，要是真无法禁锢了，杀戮更为血腥。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权力阶级会自觉的认为自己是没落的，更不会怜惜子民。即便自己是脑溢血了、脑血栓了、脑瘫了，也从不会想到子民的利益，更别说什么国家利益。所以中国的改朝换代都是杀戮的暴力，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和平过渡，更不要说什么民主的实现。自古以来，权力阶级宣扬和期望自己的德行，这也只是给其豢养的洗脑师们一个维权的理由。虽然，洗脑师们也是有点文化的豢养人，但卖力的原因也是因为自己是其权力阶级的一份子，是被权力阶级包养的职业操守。这点毋须批判，也不必辱骂，因为这些人活得也不容易，毕竟洗脑师们也是先被洗脑的一族。
在现实社会里，我们社会文化的潜流首先是人情大于法。即便历代的法典和教科书赋予我们的是法大于情，但理想而脱离实际的美好事物，接受着“人情大于法”这条规则。演变成自身内耗、脱离实际、愚昧国民、玩弄人际、束缚性格、封杀言语、说教观念、克制情感、吹嘘经历、强化学习的洗脑之事如日中天。由于长期的文化禁锢，统治者极力的宣扬国人小生活的生存理念，压制国人大生活的社会个性，使得国人在生活志趣上小念头、小个性、小情趣、小追求……即小成本的生活，嗜物安家不可无；小成本的生意，吆喝兜售乐开心；小成本的爱情，婚姻大事不可轻；小快乐，蝇头小利美滋滋；小心愿，装饰脸面充富贵；小社会，不比本事论关系等等小之。
文化禁锢更使得国人自卑又自大。只要一谈及自己文化，总是用“博大精深”来自诩，论道他人又总是找出“偷奸取巧”的理由。这种狭隘不断充实着花大钱注重小生活，花大力气表现小伎俩，花大心事获取小智慧；排斥先进又追求时尚，吸收外来又占为己有，自恋自己又痛骂世道；说到与说不到两道三科，得到与得不到心情炯然，做到与做不到理由十足。这些既是压制所致，也是自闭所致，而最可悲的就是文化自闭。自闭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了瘸腿病，这种瘸腿就表现在自然科学上。因为自然科学具有一种平等性，不存在什么权威可以凭自己的身份、地位再来观察苹果落地。可以说：文化禁锢就是政治家颠过来、倒过去研究的统治对策。
第54节占卜贪面
中国人喜欢占卜面相，所以面相学说：贪贿者眉浓有扬有聚，非常有异性缘；印堂八字眉，思虑非常的缜密；脚趾并拢，做事情很有节制；下巴中央凹陷，典型有一套的人；齿列内缩，凡事会用脑筋耍心机；还有什么野心线、耳内有痣、眉棱骨突起之说。对此，曾国藩曾写过一部相术的书，名《冰鉴》，相术口诀：“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
贪贿者以“自”为中心，绘自画像，是自己在“自化”中的历练。何谓自化？就是自大、自恋、自卑、自私、自慰、自辩和自媚的心化。因此，素描贪官的工具不是笔和纸，而需要的是一把手术刀。
贪贿者自大。把自己的能耐看得很能，厚颜无耻地夸大自己的价值。乾隆当政时，甘肃巡抚王亶望贪得无厌，他虚报灾情，私分救灾款，后贿赂审计官员而蒙混过关。当他任浙江巡抚时，正遇乾隆南巡，为讨好主子，他百般勒索，不惜花费巨资大修特修楼台殿阁，大搞形象工程。对此，乾隆皇帝看了也觉得实在过分。王亶望任官十几年，便是搜刮民财的十几年，他因好大喜功、讲究排场、自傲自大，最终因豆腐渣工程、虚报项目、贪渎腐败被查处。王亶望被拘后，从他家抄出的金银达一百多万两，同案被处死者达22人。饶有趣味的是，查处此案的竟是日后成为“大清第一贪”的和珅。
贪贿者自恋。这是自我崇拜的一种心理状态。明代巨商沈一石，此人是皇权专制下的典型商人，他在生意场上和政治斗争的旋涡里，炼就了一身本领。他来往于官场、商场、情场，而且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尽显一时之风光。沈一石虽然没有学过经济学，但他知道“一切利润都在垄断之中”的经济学道理。他把买来的美女芸娘包装了一番，然后送到监正太监杨金水的府上，专门侍候杨公公。沈一石有了杨公公这个靠山，很快就成了江南织造局最大的织造商，后来皇帝还赏了他一顶六品官帽，由此成为了官商。沈一石富甲天下后，认为这些都是自己卓越的经商才能所致，便忘了国情，处处以自身天赋自居。他没有友情，只有商情；他有一大把女人，却没有爱情，唯有的只是自恋的悲情。最终，一张“奉旨赈灾”把沈一石逼上绝路。于是，他点了一把火，把自己送上了西天。
贪贿者自卑。是为身心全被压抑在无意识恐惧和情感之下。汉武帝的大臣主父偃，出身贫寒，穷困潦倒极不得志。他斗胆上书汉武帝，言九事，得到皇帝赏识。此后，他一路平步青云，由郎中爬到中大夫，仕途前景无限光明。但他因出身卑微，才干平平，蜷缩在官场很是压抑，而他又不愿寄人篱下，只得靠揭发别人的隐私来立功升迁。他揭发燕王刘定国与其女儿及妹乱伦，致使燕王被汉武帝赐死。于是诸侯大臣都畏惧他，纷纷贿赂他，暗示不要再揭发了。后来，他又窥见齐王与其妹乱伦，吓得齐王服毒自杀。齐王一死，赵王很紧张，生怕主父偃再害他，便决定先下手为强，告发其接受诸侯贿金。这一告，事情全都来了，因朝中大臣都恨他窥见揭人隐私，纷纷联手弹劾，致使汉武帝大怒，遂下令诛了主父偃，免得他影响中央官员的团结。
贪贿者自私。自私者只为自己打算，只图个人的利益。晋东时有位叫殷仲文的人，此人擅长写文章，书法也小有名气。他被当时的权臣桓玄重用后，生活开始奢华起来，还包养了数十个伎妾，天天是歌舞升平。殷仲文的性格贪婪，经常借与桓玄的关系收受贿赂，积攒钱财无数。后来桓玄篡政，刘裕起兵反抗，桓玄不敌，他只得随桓玄西逃。临逃前夜，他把家中的珍宝钱财偷偷地埋在地下，不舍得给他妻妾留下一文钱。西逃后，他见大势已去，便随永安皇后投降了晋军。随后，他潜回家中取宝，不想所埋珍宝皆变为泥土，心疼地捶胸顿足，痛不欲生。晋安帝司马德宗复位，殷仲文又任镇军长史，不久升迁为东阳太守。不到三年，他又阴谋结党，串联永嘉太守骆球等谋立桓胤为玄嗣，事发后被杀。
贪贿者自慰。贪者在痛苦或沮丧时都会自我安慰，以减轻忧愁并振奋精神，聊以自慰。唐朝的许敬宗是一个很值得琢磨的人，他为官的名声不好，留有“贪财与婚，妄加功绩，多得赂遗。”的骂名。其父许善心被宇文化及所杀，他跪地哀求才得活下一条命。不过，许敬宗写得一手好文章，唐高宗李治即位，他先任礼部尚书，后任右相。此人曾大力赞同唐高宗立武则天为后，帮助过武则天驱逐直言敢谏的褚遂良，逼杀长孙无忌、上官仪。他比唐太宗李世民大七岁，和魏征是老同事，曾一起在李密手下当幕僚，后来又成为秦府十八学士之一。一次，李世民问他：“我看你这人也不错，但为什么人家都说你不好？”许敬宗对曰：“春雨如膏，农夫喜其润泽，行人恶其泥泞；秋月如镜，佳人喜其玩赏，盗贼恶其光辉，天地之大尤憾而况臣乎？臣无肥羊美酒以调和众口是非，且是非不可听，听之不可说。君听臣受戮，父听子遭诛，夫妇听之离，朋友听之绝，亲戚听之疏，乡邻听之别。人生七尺躯，谨防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谁人面前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听听这番比喻生动，说理透彻的君臣对话，谁还会想到他的那些劣行？难怪一代英才唐太宗听了后连连点头赞许。
贪贿者自辩。此乃为自己找一套合理的理由。宋朝宰相赵普收到吴越王钱俶送来的十只瓶子，他打开一看，欣喜万分。随后，他在家里转悠了老半天，还没想好藏在什么地方安全，谁知宋太祖赵匡胤一脚跨进了他家门。赵普仓促间来不及俺盖，忙欲请皇帝去书房品茶，赵匡胤无意中看了一眼廊屋下的瓶子，随口问是何物？赵普虽忐忑不安，但还是镇定地敷衍：“都是海鲜海物。”赵匡胤一听是海物，感到很新奇，便让赵普打开瓶子看看。赵普本想再敷衍，但见赵匡胤已经拿起一只瓶子，他忙接过瓶子不慌不忙的打开。随后自己一看，忙装作茫然状，赵匡胤一看，瓶内原来装的全是瓜子金。赵普自知皇帝识破，他又不紧不慢地辩解说：“臣尚未看来信，臣确实不知是金子，臣若要知道，怎敢收取。”赵匡胤笑呵呵地叹道：“受之无妨，哎！这个呆子钱俶啊，他还真以为国家大事都由你这个书生来决定的呢。”
贪贿者自媚。就是主动地去谄媚，巴结他人。晚清有个叫赵小山的人，他曾在醇王府做专职画师，亲王很赏识他，并把他进献给慈禧太后，还赏二品顶戴。为报答主子的恩宠，赵小山入旗籍，改名庆宽。他又得慈禧太后赏识，命他掌管内务府。慈禧60寿辰，朝廷专设庆典处，庆宽主持其事，包揽所有庆典器物的采购。他大报花账，从中牟利也罢了，但由于操作中没能面面俱到，得罪了一些有后(台)的人。有一满人御史向光绪密奏：“庆宽家藏御座，举动不轨。”于是，光绪下令侍郎敬信查办。庆宽听到这消息后，赶忙求人说情，大内太监深知庆宽是个有钱人，就索要30万两摆平此事。庆宽心里掂量来掂量去，他怎么也舍不得拿银子，一时又无计可施，但又怕拖过了时间，查办革职的圣旨就到了。若圣旨一下，庆宽自料必入牢狱，他去哀求醇贤亲王，一番谄媚之后，且实无大罪，还免于深究。不久，庆宽果然被赦免复职，出任江西盐法道。庆宽到任不久，他便派人采购多种瓷器，价值十余万两银，运入北京，分别媚送给慈禧太后和醇贤亲王。而光绪皇帝没能扳动庆宽，也正因为他讨老佛爷的喜欢和赏识，颇见信用。打狗得看主人，光绪不会不懂。既然懂得了这个道理，办差的也就只好敷衍光绪皇帝了，而光绪也只得无语。
其实，给贪贿者面相也实为难事，他们不同绘本说事，又不同文字描述，其形不定，其心难测。而早在古代《礼记·大学》中，对贪者就有句贴切形象的描写“货悖而入者，亦货悖而出。”意思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财富，也将被人以不合情理的方式攫取而去。
虽然，贪官没有特定的标准像，但其贪相不揭不晓。如今，我们正置身在一个“形象时代”，其国有“国家形象”，城有“形象工程”，村有“乡村面貌”，或简或繁，唯贪者在“形象时代”各显其能，尽情的为己嗜财吞金。
第55节从父母官到公仆
在当今的中国农村，朴实的农民还由衷地喜欢叫地方官为父母官。这是旧时百姓对州县级官员的爱称，这个称谓直至今天仍爱吟叫。
西汉时，有个叫召信臣的人出任南阳太守，他视民如子，亲自指导百姓农耕，常出入于田间，住宿在民家，很少有安闲的时候。后来，外出逃荒的百姓逐渐返回，社会安定。由此，百姓尊称他为“召父”。说来南阳百姓的命也真好，时隔不足百年，到了东时，又来了一个叫杜诗的人任南阳太守。他带领百姓兴修水利，大力开荒，还发明了水力鼓风车，减轻了冶铁的劳动强度。后来，杜诗病死在工作岗位上，没有留下任何私人房屋和地产，贫困得连丧事都无法办理。南阳百姓为之痛哭流涕，联想到百年前的“召父”召信臣，便尊杜诗为“杜母”。所以有“前有召父，后有杜母”之说。此后，南阳百姓再也没能见到“召父”和“杜母”这样的好官，想念之下，只有盼望“父母官”再能出现。至宋代，南阳百姓日日盼望的“父母官”还是没有等来，但这称呼却被流传开。到明清时，“父母官”成了颂扬地方官的套话，甚至连贪官、庸官也大言不惭、夸夸其谈地自称自己是“父母官”。
随着大清王朝的崩塌，封建帝国终于迎来了民国。当时，孙中山十分推崇美国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学说，他在“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规抚欧美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创获者。”的基础上，首先提出“公仆”理念，并在《民报》创刊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孙中山说：“平等自由原是国民的权利，但官吏却是国民的公仆。”他还强调：“公仆必须十分称职，方可任用。”何谓公仆？乃为公众的仆人。用毛泽东话说，公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人。
就在孙中山推行“公仆”理念的同时，五省联军大帅孙传芳听了很别扭。他对孙中山倡导的“公仆”思想横加反驳：“现在做官的自称是人民公仆，凡是称公仆的人没一个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我不是公仆，我是父母。天下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爱民如爱子才是，才能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做好事！”这位孙大帅虽说得大实话，但做得怎样众说纷纭。
虽然，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对于当时尚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发聋振聩的。他的“公仆”理念不仅是一篇解放思想，号召亿万民众向封建主义宣战的檄文，更为国人树立了一面“官员皆为人民公仆”的旗帜。当他得知自己被各省代表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当日复电：“今日代表选举，乃认文为公仆，自顾材力，诚无以当。”此后，孙中山在施政中一再强调“公仆”理念。他说：“创建民国，实行民权则是以人民为主人，以官吏为奴隶的。”又说：“上至大总统，下至一般职员，今日便都在人民之下，皆为人民公仆也。”他还在一次不满千字的临时演说中，七次以“人民公仆”自勉。孙中山在提出“公仆”理念之后，他又提出了“廉洁”理念，并在《告诫同志》一文中谆谆告诫全党：革命胜利了，我们的同志决不可“借革命来谋得一个人的私利，以革命这条路来作终南捷径，来升官发财。”他还指出：“中国何为贫弱至是也？曰：官吏贪污、政治腐败之为害也。”
事实上，无论是百姓发自内心称呼的“父母官”，还是孙中山所倡导“人民公仆”的执政思想，还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还是邓小平“我是人民的儿子”那感言的心语，国人所期盼的只是社会更加和谐，生活更加美好。但由于中国长期处在封建的酱缸文化中，使得官场文化别具特色。读书做官，惟有求取功名为人生最高目标，所谓古语“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都是为了做官。因为只要做官，就有金钱和美女。国人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好好读书，而说教别人的孩子却说行行出状元。其实，中国的科举制只有读书人里设状元，其他都是为做官人服务的各阶层的工匠。官有官服，官有官帽，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围绕着官都是浓酱之腐味。官的特色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围绕着官攀高接贵的脸谱众生。
研究中国的贪官文化，不禁发现贪官是有着很深的群众基础。中国人的姓氏最多，共一万有余，其中汉族姓氏八千多，少数民族姓氏两千多。“五百年前是一家”这句妇孺皆知的俗语，真实地反映了国人久远的人脉关系。中国人的亲戚也最多，数一数国人的亲戚称谓足有三百之多。国人最讲人情，可又念到这个社会却泠漠无情；国人最讲亲情，可政治口号却是大义灭亲。贪官最遭百姓忌恨，可围着贪官周围的人却最多；清官虽最遭百姓喜欢，可围着清官周围的人却咬牙切齿。如果，一个骂贪官骂得最狠的百姓与贪官结了亲，那么随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又就如此戏剧了。
第56节论腐败温床
中国人喜欢把理想的东西当成梦，而不大喜欢求证的思维科学。中国人的理想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说教；中国人的科学态度不是一种探索，而是一种投机取巧。虽然，我们早有嫦娥奔月的神话，但没有人去想过实现奔月的计划，当外族把我们的神话变成现实，我们又找出一大堆理由来证明自己的宏图之志。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又是源于儒家思想，在它诞生两千多年的时光里，进而没有一点“科学”的补充，只是被转化为官方意识形态“人学”的正统地位，它与道、佛思想构成中国特有的文化壁垒。时至今日，儒道佛还在统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滋养着贪腐文化的潜流。
儒家思想的鼻祖为孔子，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礼”，所谓“礼”就是教化的政治、社会的秩序。道家最初见于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故而“知变、因变、应变”可谓是道家之特长。而佛教在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它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和变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个儒道佛“三合一”的思想体系，到底蕴涵着什么呢？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讲求内部凝聚力的文化，其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构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兼容并吸纳外来文化，变其为自己的体系；三是经世致用之学，强调的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其基本精神。
因为，儒道佛“三合一”的思想体系几乎都是柔性的，这种“柔”不是柔软之意，而是一种技术。这种技术是强调“人”的自我修身，不容他人侵入，不愿接受制约，所以没有一丝硬性的法理。在这种文化形态的社会里，“文化”和“腐败”又搅合成政治文化或官文化。虽然，“文化”的定义广泛，单就“腐败”而言，那又何为腐败呢？科学定义是食品因变质而产生臭气、刺激味和毒性物质的现象。而社会学定义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说白了，社会腐败就是变质的政治体系的败坏。就腐败而言，中国人个个是咬牙切齿，但也为此津津乐道。民者骂过之后是叹，叹过之后是恨，恨过之后是羡慕；官者说过之后是辩，辩过之后是笑，笑过之后是鄙视。全然是对峙的、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但也可在“三合一”的思想柔和下和平共处。
我们不妨先看古人是怎样选拔官员的。司马光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何为德？德即道德。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劳动是德起源的基础，社会分工是德萌芽、生成的关键条件。道德在意识上是约束人的行为，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以维系社会秩序……德就这样产生了。由此可见，这种“德”重于“才”的观点，似乎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选拔官员的基本精神。
儒家讲“仁”，何为仁？孔子曰：“仁者，爱人也。”简单地讲，仁就是爱人，真心爱人。从《论语》及孔子的言行，他的“仁”还是有丰富内涵的，概括说来，有人格意识、人类意识、人为贵意识及人和意识。因而，孔子“仁”的思想是从人生哲学为起点，然后给“政”下了个定义，并与“仁”的定义合为一种形式。孔子曰：“政者正也。”然后进一步言论：“子帅以正，孰能不正？”意思是，政者先要“正”己，要洁身自好，这样天下人都不敢不正了。孔子希望君王、官员能以自我为中心点，揆情度理，从而达到“仁政”的政治理想。
中国古代的儒家们在“治”的问题上，崇尚“德外无治”思想，教化人要以德为本，以德为先。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希望治国者应舍刑法而重道德。再如《礼记·大学》曰：“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孔子期望一国之君首先要修身自己的德性和德行，只有以“德”服人，用有才能人的治国，是所谓“修己以安百姓”的愿望。由此，儒家们“政”与“治”的思想，都是从君王、官员的自身出发的，指望君王与官员用仁心德性来掌控国家。因此，“君道”、“官德”，“居官有德”的思想，事实上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部分。而对这种政治文化最完整的表述，就是孔子在《大学》里所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在八个条目中，修身是根本的一条，“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孔子期望从一个人的修身、道德培养做起，进而推及到个人、家庭、国家、天下。这种愿望不仅生于儒家，“居官有德”更是赢得了其他诸家的共鸣和推崇。在这种治国思想的感召下，齐国大夫晏婴曰：“德厚足以安世，行广足以容众”；战国政治改革家吴起曰：“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云云，都是鼓吹“德”、“仁”、“政”、“治”为一体的治国理念。
既然，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对官德这么重视，那为什么官员腐败又屡禁不绝呢？假如，我们从法制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并不缺乏“治吏”的相关法律；再从监督实施制度来看，中国很早就建立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监察制度和律制。诸如：商汤时期修订的《官刑》、三国时期的《魏律》、两汉的《盗律》、隋唐的《开皇律》、《唐律疏议》，即便是隋朝的暴君隋炀帝，他也制订了《大业律》，而且防止贪污腐败的条文也都应有尽有。随后，宋朝的《宋刑统》、元朝制订的《宪台格例》、明朝的《大明律》、清朝的《钦定台规》……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完整的一部部监察法典。但这些似乎都没能管得住贪污腐败，相反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贪官污吏越来越多，越来越让世人恐惧。
说白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就是官文化，且都是儒道佛“三合一”的思想传承。纵观中国贪官污吏扎堆的朝代，都是儒家思想统治中国的岁月。毛泽东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曾对江青讲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说法家主张中央集权的时候，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而儒家呢？他们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再看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贪官，他们在犯事之前，都是满口仁义道德的说教楷模，甚至都是儒家思想的推崇者和捍卫者。这种劣根何在？劣根就在于“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为官思想。其实，这句话并非告诉我们学习好就能做官，官做好了就一定有学问，而是告诫我们学无止境。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只要有机会学习，那就不要放过机会。可是，为官仕途者掩去了“仕而优则学”，仅把“学而优则仕”当成了改变人生、图谋宏志的航标。
宋人吕本中写过一本《官箴》的书，书首即揭示了“清、慎、勤”三字为当官之法，真是其言千古不可易。此书被视为官之箴言，然而官箴的书也何止吕本中一人所编撰呢。后人曾经把官箴书汇编成集，收有历代为官之箴言百余卷，且有唐代武则天所著《臣规》、元代宰相张养浩所著《为政忠告》，但更多的是普通中下层官吏所辑。其形式多为训诫格言、公牍文集、政绩实录、或为三者之综合。这些官箴书，有些借以自律，有些借以律人。其中最早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官箴书，是秦人《云梦秦简》中的《为吏之道》。从官箴书里大量的为官训诫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中国古代社会官德的主要内容和标准：“十规范”，公、仁、清、慎、勤、忠、孝、信、节、直；“六辩”，进退之辩、穷达之辩、先后之辩、忧乐之辩、生死之辩、义利之辩；“三境界”，先后境界、忧乐境界、生死境界等等。固然，林林总总的官箴书，其文脉类似今天的案例和空洞的劝言，但也常有趋贪原因分析及拒贪方法，真可谓是为官者的智库。
既然，中国官文化如此强调官德，那中国历史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贪官污吏呢？为什么更有一些有德性的清官，他们的命运又常常是痛苦不堪的呢？原因自然是一个“圈子”的问题。故而，孟子曰：“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因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具有说教，自己却又难以修得正果的高度，凡人自然也就把这种文化当成污溃的游戏。当然，圈子里的人不会认为这是污溃之场，相反有一套完美的文化外衣裹体，所以使得中国的官文化既不与时俱进，又无法彻底摧毁。即便韩非子提出“明君治吏不治民”的思想，以及他的治吏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危，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也没能抗的过儒家思想。
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有感于元末官员腐败而激起民变的教训，他特别强调吏治，开创性的搞了都察院，机构是自上而下。他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甚至认为：“天下诸司，尽皆赃罪”。他用严刑酷法来惩治贪污腐败，杀了不少贪官，且法外用刑不断，采用了“剥皮宣草”、“炮烙”、“钩肠”、“凌迟”等酷刑。即使是这样，中后期的明朝也同元朝末期一样，整个大帝国还是深陷于官员腐败污溃的泥潭中，以至最后灭亡。
不禁要问，靠道德自律治不了腐败，用严刑酷法也不管用，那么有什么法子管用呢？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政治文化的结症。因为，中国传统的官文化对官德过分强调，使得官员作为公众利益代表的“法”职被忽略了。即便是严刑酷法，但政治文化的思想体系没变，只要严刑酷法一旦松懈，腐败就会报复性反弹，其政治文化还是污溃不堪。正因中国文化对官员道德自律的过度信任，必然会导致“制度性”约束与激励机制的效率颓废，才培植了官员腐败的温床。正如现在的政治思想灌输、道德品质教育、监察制度上墙等一系列机制，都敌不过官文化的浸泡。这也正是官文化的传承和“学而优则仕”的路径成本所致，让入仕后的人自吹“居官有德”，淡化了“法”的刚性。
再如，每当一个朝代开国之初，执政者都有感于前朝的覆灭起因为贪腐，往往都力主反贪，渐而到中期则开始松弛，到晚期则几乎不再反贪，使得官员腐败的花招与时偕行，最终导致人民起来自发反贪，直至暴力推翻一个腐败的王朝。唐太宗李世民初做皇帝时，他曾号召官员保持廉洁，自己也以身作则。据说，李世民初登帝位时，他只有一间正房是用瓦盖顶，其余屋子都是草顶。当时的官员也都非常清廉，魏徵等大臣家里连一间正房都没有。但到了晚年，李世民渐渐疏于朝政，朝廷又对官员的监察制度也随之流于形式。而之后的宋、元、明、清、民国等各朝各代的反贪历史也大致如此。
纵观历史，中国历朝历代对官吏监察的根本目的不是伸张“民”权，而是为了维护君权。虽然，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但两千多年来，从来就没有一个时代有过真正的民主与民权理念。即便孙中山倡导的“民主，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最后也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偷梁换柱。
回看中国历史上的反腐败，几乎都是一个在君权领导下，自上而下的行政过程，是由当权者决定何时反腐，甚至反到何种程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由民众参与，自下而上，伸张民权，抑制君权与官员特权的过程。这不同于西方政治文化中建立的制度化民主，不同于平等观念基础上的监督体系。因而，当一个腐败的政府被推翻，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即便是解恨烧了前朝的宫殿，歇斯底里的骂前朝执政者的昏庸，再怎么撰写前朝的腐败历史，若不能建立一个民主的，重民权理念的政府，依旧会同倒覆辙。
历史已经证明了改朝换代都是源于腐败的重要根源。这一点，史书早已为后人铸造了一枚钢印。顺枝看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其家长制的思想又是尤为严重。从古到今，父母是孩子的家长，官员是百姓的家长，自上而下的官阶，使得官员们对上唯唯诺诺，对下趾高气昂。而在中国许多贪官中，他们绝大多数也曾是穷苦人，是被欺压的群体，当他们削尖脑袋当了官员，就成了老百姓的家长，从而会不顾一切得贪腐，根本没有一种公共权力的意识。因为，他们当老百姓的时候，见过家长的样子，也见过他们家长对村长、村长对乡长、乡长对县长、县长对上……一级级的为官之道。所以，潜意识的效仿和体验做家长的风光，也是代代相传的文化。这是中国文化培植起来的官文化，是闻其臭、听其仰、看其恨的文化怪圈。
人人知晓，官场就是一个大舞台，大社会。其中的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人员也是鱼龙混杂，无论你入仕前是什么身份、什么理想，一旦步入就会被这巨大的力量所感染，毫不费力的卷入其中，无法自拔。这种氛围和环境使你过不了多久，就会把儒道佛的文化垫在屁股下，说着“居官有德”的精神，享着吃、喝、嫖、赌、抽、拍……的福利，把酒桌、牌桌、女色、礼俗都笼罩在礼仪之邦、热情好客的民风之中，且运用自如。即便是不愿同流合污，那就有被踢出队伍的可能；即便是想有所作为，那也得郁郁不得志。因此，官文化都会造就入仕的人拼命搞裙带关系，攀靠山、拉亲信。故而也就有了：不融入中国官场文化，就别想在中国当官员。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在人伦、血族、亲情关系上极为注重，社会关系在主脉中起到结党、同盟的作用，整合在一起便构成了形形色色的腐败温床。演绎着：血浓于水，情大于法；满脸堆笑，背后报告；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大事小事，看人办事；酒足饭饱，跳舞洗澡……等等一系列官场话剧。
百姓畏官，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传承。为什么畏官？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官”有治众的权利。由于官文化在历史上的暴劣，使得百姓对官不信任，长期与官有形无形的对峙，惧怕“官虎吏狼、在官言官、官官相护”的刁难和压迫。俗话有：“民不跟官斗”、“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官报私仇”等等说道，使得百姓只能选择忍让。而且，中国百姓心中还有一种无商不奸，无官不贪的烙印。他们觉得是官就贪，有时听见哪个官员不贪反而不太相信，似乎官贪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即便是反抗也是完全的无奈之举，更多的还是敢怒不敢言。如今，百姓畏官的心里依旧，忍让都好像是正常的思想和心态，这是中国社会最大的悲哀，更是人类文明的黑障。
其次，传统的中国文化很容易放大官员的形象，美化官员的所谓道德。官场上奉行儒学，儒学又讲求一种高于生命之上的精神归宿，做官之人就得背诵孔子的话，尽管说与做的大相径庭，但传授给他人却是头头是道；道学讲求无为、守雌、柔弱为最上三行，官场之人一定是漫不经心，做出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尽管他们内心是心平气躁，但样子还是四平八稳；佛家讲求因果，官场之人更是求神拜佛，尽管他们今天不大明目张胆，但心里最虔诚拜佛的还是官场之人，因为佛能给腐败之身保佑。
尽管，中国政治文化讲求“居官有德”的思想，这对“无求”的人来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而在人的现实社会里，圣人是没有的，即便是有，也是活人给死人的谥号。所以，“居官有德”仅是一种假借修身，玩“德”欺人，给自己套一件文化外衣罢了。
第57节论金钱与信仰
中国人信仰的是历史。虽然有人信奉道教，也有人信奉儒教，还有人信奉诸子百家，但我们最热衷的是历史。无论哪个朝代，只要以正统自居的都会主导编修前朝的历史，这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着如此体系完备的，由官方编撰的一整套史书。中国的史书除了让人们了解过去的事以外，还担负着近似于其他民族宗教典籍的作用，丝毫不亚于基督徒或穆斯林的宗教情感。也许，信教的民族不懂得中国人为什么不信教，认为这个民族没有信仰没有寄托，心理一定是极度空虚的。其实错也！正因为我们有着五千年的历史传承，早就获得了比宗教更为高级的心理寄托方式，那就是历史。
我们的信仰一直处在一个与政治、金钱、文化和学说等各个领域勾搭在一块的，有序与无序发展的历史中。不信？你只要在有中国人的地方，男人的话题多数是议论官场、收入与待遇，女人的话题多数是过日子、买东西与花钱。无论说什么，金钱的话题都是少不了的，而且又是最为普遍的。钱，就是这东西，它是人造的也是我们人人供奉的万能之神。古有一句：一分钱逼死英雄汉。这是十分的深刻，相当的入骨，非常之简单，高度之写实。这是金钱与信仰舌战不止的老话题，说之金钱的人不乏眉飞色舞，而说之信仰的人也不缺高亢激情或绕舌。最终还是谈不清这金钱的事，也论不了信仰里头的道道。不过，倒觉得这金钱与信仰恰似一对情人又是一对仇家，情人眼里当然出西施，仇家相见更是分外眼红。因为这是连理又对立的关系，所以为官不贪就是缺乏历史观。
金钱与信仰都是统治人的物质和精神的最高手段。从古至今，不能不说我们常挂在嘴边的铜臭与修德让国人啼笑了。为何啼笑呢？因为铜臭不可无，学说不能弃。何为学说？综合字典里的解释：是知识并加以总结而得出的最终结果。儒道佛是我们国家的学说，是立国的理论和思想体系，是中国人的价值观与精神寄托的取向，用这种学说糖衣国人，时至今日恐怕已经颓废了。时下，有些人认为我们的信仰发生了危机，其实不是危机，而是缺失。是一个看似完整又处处存在漏洞的信奉思想的缺失。一百年前，孙中山砸碎了套在中国人头上两千多年的封建枷锁，随后又折腾了一百年，又是一次次波澜壮阔的革命。然而，当民众每回从对革命的信任和支持被哄骗到极端，一个短暂的信仰也就此形成，这就是构成我们国人短暂幸福感的一个积极因素。肯定地说，信仰能够驱使人们共同应对不幸和灾难，促成整个社会的相互作用和支持。但仅这一百年来，我们折腾又狂热的供奉了一个又一个信仰学说，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到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以及后继者不断雷人翻版的政治术语，形式从石灰水、墨汁、雕刻到金子铸造，一直供奉的就是空想的、没有时代阶梯幸福感的、缺失人性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口号，使得道德和价值被转换成金钱信仰，成为信仰金钱的一种举国文化，其直接孵化的就是国体腐败，使得国人体验不到幸福感。当然，这中间有活得有滋有味的人，这群人除了是编造这个信仰谎言的人，再有的就是精神病者、吸毒者、赌徒和酒鬼。
我们信仰什么呢？是历史。因为历史可以“有力”的证明延续性或批判性，所以供奉历史则可给民众灌水。其实，民众是清醒的，只是被压制和淡化了，这一点就连供奉者也不得不信。假如，历史背离了由人组成的国家在精神上编造谎言，那么就必然促使物质在精神上填补空虚，精神在物质上寄生。我们是一个信佛众多的民族，但又是一个并不虔诚，只会烧香磕头，乞求佛主保佑升官发财、花钱消灾的迷信社会。佛在山上，你得要去爬拜，佛在天上，你得要五体投地的念它，求的是什么？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明知道没有佛主却求得心里平衡的自我安慰。我们是一个反复念叨和谩骂孔子学说的识字人群，字里行间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和修德引经据典，这更不是一种信仰，是既得利益者为文化统治涂抹在脸上的胭脂。孔子之学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初就被鞭打了，但此学之伟大就是它具有愚昧民众之功效，使得成为借尸还魂的念语，一个辅助国家文化和精神世界的咨询公司。
金钱的背后是权利，这是所有华丽文字和辩解都无法否认的。但有人又这么解释，金钱是一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消灭所有富不起来的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骗人工具。读读我们先秦的贿赂故事、秦汉的贿风廉语、魏晋南北朝的豺狼贿赂、隋唐五代的贿风、宋元时代的贿通、明清时期的贪贿、乱世民国的五子登科到你我见到、听到、嗅到、甚至还身在其中的人，都统统的把贪欲尊为了信仰，使得成为一部与史书媲美的《腐记》。从物质和意识的领域来理解，信仰就是一种意识，道德就是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从理论的概念来理解，信仰就是人们对未来世界正确的意识，德行就是在信仰的支配下正确的行为。而今，我们信仰和德行在哪？什么还是我们的信仰？什么又是我们的德行？都缺失了。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感，信仰与道德感是优劣民族与国家文明的标杆；没有信仰就没有罪恶感，没法区分人与动物的精神质。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它包养着欺诈和诡计，滋养着违背社会公德和贪婪的人性。血腥与贪婪是我们千百年的潜流文化，正因为这种潜流的作用，集权者才把它搅进信仰，使得我们不知道生活的意义，而是用所谓的“强国梦”来催人奋进。因而，民众不知道什么是罪恶，什么是道德。金钱腐败不是金钱的罪过，它是统治者道德的集体败坏；精神腐败不是文化的优劣，它是统治者不自信还要鼓吹美好未来的唱词。我们不可回避今天文化的腐朽和自愚，我们缺失信仰，责任是原属于国家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被经营了，而且被金钱支配，这是一切腐败的根源。人们追求金钱，这是高涨的物质量失衡了人的精神存在，是把原先还存在的精神寄托的那部分数字化，使得丧失幸福感而不得不苟且、无奈、甚至厌世。
不可否认，我们现在所主张的信仰是浮夸的、是不可信的、是不可依赖的，它已经缺失了崇拜和敬畏。相反是愚昧的和不求真实的，这是我们文化传承的最大糟粕，是虚假精神附体的占卜。固然，信仰和文化是分不开的，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我们国家没有明显的宗教信仰，但国人的骨子里存在着对某种主流文化的依托。这种主流文化对我们的生存价值、精神价值，以及对社会的影响丝毫不亚于西方宗教信仰对西方社会的影响。这种经过五千年的酱缸积淀，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它不仅影响着我们的社会意识，而且还不断复制和传承基因。这种信仰有别于宗教信仰，它不像宗教信仰那样具象化，诸如佛教的释迦摩尼、基督教的耶稣，这些都是精神和信仰具象化产生的。而中国人没有这种具象化的“神”，但我们有一种不同于宗教信仰的文化信仰，而且一直引导着、影响着后世，这就是所谓的主流文化或叫精英文化。这种“文化”的构建就是贪求仕途和凌驾国人民权的文化，它如同“龙”这个图腾的形象，既有神话又是东拼西凑的怪物。
古诗说：月是故乡明。但客居他乡的贪官自古就多如牛毛；古诗又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但离经叛道的贪官自古又安心定志。不能不说，中国人为官的金钱观是贪婪的，信仰是物质的，两者的谎言在互相对戏，金钱毫不掩饰强奸信仰，信仰也不知羞耻的接受金钱，这是导致文化腐败、精神颓废、政治空洞的根源。更是一种古老的基因遗传。例如，活字印刷术是我们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更是承载文明的工具，国人不仅为之自豪，也确实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一直没有在古代中国发展起来，直到被西方人学去，这个发明才改变了世界。为什么？因为要在当时的中国推广活字印刷术，首先的条件是要识字的人来干活，可人识字了，最好的蹦达是走仕途，因而雕版术一直被传承到西方人的大炮打进皇宫，活字印刷术才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推广。这就是一个国家文化和国家意识的悲哀，是一个歪曲“学而优则仕”的文化统治的结果。再例如，我们发明了指南针、火药，但我们最广的运用是看风水、占卜算命和鞭炮驱鬼，难道这不值得我们重新思考？还要整天挖掘我们样样都比西方早几百年或几千年的东西吗？国人企盼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能真正体验人生乐趣和人生意义的精神。而今，金钱支配了信仰，这是可怕和悲哀的，是堕落国体和民族精神的；而今，信仰屈服了金钱，这是政治文化和人际纠缠的中国结，是供奉信仰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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