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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论政贿与文贿
政贿与文贿，这些文辞之意都是多余的解释。以宋朝为例，宋人重文轻武，读书风气盛浓，可谓是文化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顶峰。其杰出文人辈出，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光彩夺目。宋朝统治者极其重视文化教育，学术文化的成就极高，中国文化至此更趋精深成熟。但是，在群星汇粹之夜，宋朝除有“六贼”之称的蔡京、王黼、朱勔、李彦、童贯、梁师成等一大批贪官污吏之外，还有一大部分文人的贪劣却被掩盖。
宋朝开国之初，赵匡胤说：“吏员猥多，难以求治；俸禄鲜薄，未可责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由此，宋朝开创了高薪养廉的先河。高薪养廉是宋朝的一项国策，然而到了中后期，得到的却是不廉的事实。历史记录了宋朝高薪养廉政策带来的后果，怵目惊心的政贿与文贿的贪腐盛行，其主要原因就是职田制成为腐败的温床。由于职田与官吏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亦必然煽起官吏的贪鄙之风。清人徐松《宋会要辑稿》曰：“职田所以养廉也，而士大夫取之，适以启其不廉。”在宋朝，官吏普遍下海经商，以“狂潮”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官吏们利用职权无偿使用交通工具，役使部属，逃税漏税等都是贪者挤入富人圈的一项重要手段。宋朝高官卖官鬻爵，甚至贩卖人口。宋人陈东指出：“六贼”之一的王黼“公然受贿赂，卖官鬻爵。”他代理蔡京执政后，愚弄百姓伪顺民心；他学习蔡京所为，利用手中权势大肆贪贿，生活极其糜烂奢华，苛取四方水陆珍异之物占为己有。当时，朝廷计划联金攻辽，王黼竭力怂恿，不遗余力地大肆搜括6000余万缗。按宋史职官志，当时一个宰相的本俸是月薪300缗，王黼约贪了他月薪的20多万倍，为官贪了近1700年的宰相级别的年薪。如此之贪，唯有中国高官居世界之最，其朝朝代代都领先于世界，全然是竞技贪贿的全能项目。即便如此，王黼还是不满足，他又花巨额军费买了五、六座空城伪称大捷，大捞政治资本。后来王黼被进封为太傅、楚国公，着实的光耀了一阵子。宋钦宗赵桓即位，王黼家被抄，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不久又被开封尹聂山派人诛杀。
在宋朝中后期，政贿卖官的现象十分盛行。宋人朱弁著《曲洧旧闻》称：王黼当权时明码标价卖官，有“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直通判”之说，名为“进纳”。何为“进纳”？就是交纳钱粮买取官爵。蔡京身为大宋太师，又为北宋“米蔡苏黄”书法四大家之一，更为“六贼”之首。有一次，在蔡京暗箱操作下，他的舅表弟宫大鹏承包建造矾楼工程，所捞银子如天上落下的银河，直接流入蔡京和宫大鹏的腰包。如此容易地取财之道，自然是心花怒放。矾楼建成后，宫大鹏还留了一套宏大阔绰的书房兼会客室，里面储满密籍和珍宝。他把这套房子称为“陋斋”。而“陋斋”这两个字就是蔡京所题，且用纯金铸造。蔡京所用的文房，以及其他奢侈用品均属地方官员所送。小说《水浒传》中“吴用智取生辰纲”，就是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物，送上东京给他老丈人蔡太师过生日的礼物。可见当时全国各地官员贿赂蔡京的情形。
蔡京乱政专权长达20年之久，他大力鼓吹“丰亨豫大”，使之耗竭国库资财，把北宋拖到了灭亡的边缘。1125年，蔡京眼看北宋的江山倾倒之时，他从而不迫地逃离京城，把他平日所贪积的财物装满一大船运走。为了防备盗匪抢夺，蔡京还将其中的40余担金银珠宝，寄放到浙江海盐的族人家中。此举，就是历代贼臣贪官眼见大势已去，所做的同样反应。这种藏秘赃物、卷款而逃的方法，千百年来没有任何演变。
宋朝的文人是社会中的精英群体，他们有的是身居高位或隐身于下层社会，生活都很自在。也许是宋朝文人在温柔乡里沉浸得太惬意，让士大夫们遂不思进取，忘记了廓清天下、收拾山河的责任。但是，他们都很热衷下海经商活动，呈现出不同前朝的社会特色。不过，宋朝文人在入仕之前，由于经济来源有限，经济状况普遍较差。而入仕成为官员之后，其收入的基本来源是俸禄，而且收入要高于一般社会成员。其次是赏赐、公使钱、润笔、馈赠以及经商、接受贿赂在内的非正当收入等，这就是其灰色收入。此外，特别是北宋文官的总体收入呈现出：一是经济状况优于北宋前期文官；二是在级别相同的前提下，地方官经济状况优于京官；三是中高级文官与低级文官之间收入差距悬殊。不过，在另一方面，宋朝文人讲究休闲生活，为保持与社会地位相称的生活水准，入仕也带来了不得不贿通官员的经济开支，使得文官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还得有闲情交际的花费。同时，宋朝文人普遍下海经商，所涉买卖又是五花八门，这与当今文人头顶官帽，心则浮躁，死皮赖脸的贪钱同出一辙。
由于宋朝官员大多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却又拿着高薪，生活过得相当惬意。难怪范进考到50多岁还要考，考上了竟然又使他喜极而疯。假如排序各朝历代官吏的幸福指数，真的要数宋朝官员最幸福。
宋朝有崇尚酬请文人操笔或撰写墓志铭的世风，这就使得宋朝的文学艺术具有商品化的特点，开创了政贿与文贿之风。特别是成名的文人在为他人润笔、撰写墓志铭等方面能获得不菲报酬。如韩愈、李邕、王缙均为当时之能手，并获巨额酬金，时人讥之为“谀墓金”。这些同于当今被执政党包养的文化人、知识分子，领着高薪养家，利用职位或所谓“名声”额外敛财一样。不过，当时的现象自宋神宗赵顼以后始趋严重，如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云：“盖改牒为状，自元丰始，日趋于谀矣。且前辈交际，其馈止于如此，未尝过于丰侈也。”宋朝僧人文莹在《玉壶清话》中云：“韩熙载才名远闻，四方载金帛求为文章碑表，如李邕焉。俸入赏赉，倍于他等。”南宋学者王明清在《挥麈录》中云：“孙仲益每为人作墓碑，得润笔甚富，所以家益丰。”等等。这种操笔作文者与润主之间的买卖风气甚浓，即使与宋朝敌对的金朝也曾重金购买宋人之作。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云：“胡澹庵上书乞斩秦桧，金虏闻之，以千金求其书。”可见当时所谓文化产业之发达。
然而，宋朝讲究仁厚，这个信念笼罩着整个社会，尽管这个社会从北宋到南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个信念始终没有改变。宋人认为，文人好财只是个人小节问题，无需大惊小怪。在南宋那个战火纷飞的年月，乱世下的南宋王朝要靠军队来打仗，也就不怎么在经济上管得太严。如果说名将岳飞、韩世宗、刘琦等个个也都有贪污的嫌疑，恐怕是证据不足。而南宋词人，抗金名将辛弃疾，他不仅一生力主抗金，其词抒写的都是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但也就是这个辛弃疾，却是一个板上钉钉的贪财、贪色、嗜杀成性的“民族英雄”。这位崇尚做大事人可不拘小节的文武兼备人物，不但参与倒卖战争物资，而且还是个极其奢劣的文人。辛弃疾闲居江西上饶时，他盖的房子富丽堂皇，犹如巨商富贾之家。有一次，朱熹到他家来做客，看了之后大惊失色，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房子。当时，辛弃疾是一个退休官员，他能有这么多家产，是值得怀疑的。用今天的话说，多少也可以定个巨额财产来路不明之罪。
辛弃疾生前被五次弹劾，死后还有人弹劾他，而弹劾内容都是“三好”。一好杀人；二好财；三好色。最后一项，实在是正常不过的事。在唐宋时代，文人、士大夫养家妓的现象是极为普遍的，这与当今官员包二奶、养小秘是一回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们在辛弃疾留世的六百多首词里，不仅还能找到一、二十个歌妓的名字，而且更有细腻柔媚之语。反鉴，不能不说他那些流传至今的“爱国热情”，多少也具有政治投机和表白自己志向宏大的作秀。辛弃疾是文人投身行伍，但他为立威，却杀人如麻。他在江西赣州时，剿灭敌方军队，一天之内杀八百多战俘，理由是没有那么多粮食给他们吃。可以说，辛弃疾是个暴虐贪婪的狠角色。
由于宋朝文人生活在皇帝包养的圈子里，生活的小资情调尤重，其抒发的感情大多都是浅斟低唱的闲情逸趣，这也促进了娼妓业的兴盛。由于宋朝的官、文、商具有很强消费能力，娼妓业才有巨大的市场。虽然宋朝的“妓人”分工明确，但无论是“官妓”、“军妓”、“艺妓”、“商妓”都需要强劲的经济支撑。即便部分“妓人”相当于现今的文艺工作者，但也是各种社交场合的高消费群体，这些人除了自己本职工作外，参合的都是贪腐活动，可见政贿与文贿的潜流之大。
众所周知，文人是统治者治国的最好帮手，但文人却不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力。由于统治者圈养了文人，所以人民就得被迫养活庞大的文官集团。这也如同当今靠吃俸禄的所谓“文化精英”，他们心里觉得是自己的才能所致，却不知是人民在被迫供养。在所谓“文化精英”的心高气傲中，他们最怕被统治者抛弃，亢奋在“为人民服务”的骗术里，恬不知耻的为官阶、俸禄弘扬文化，吹捧主子的功绩，且龌龊的勾心斗角，为自己“活得自在”丧失文化的真正精神。在宋朝，由于官制杂乱，重床叠屋，至宋真宗赵恒时，一次所裁官员就达195000多人。宋人宋祁在《景文集》上称：“南宋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因而宋朝的官员多如蚁，消费巨大。跑官、买官、卖官，明码实价，司空见惯，最终使官场腐败成为绝症，人民承受着当时世界上极为沉重的负担。但由于绝大多数文人的颂扬和吹捧，因而宋朝还是以“人民最幸福，文化最繁荣”来标榜。
而今，宋朝的情形可谓是小巫见大巫，其一切压榨人民之事，官场诟病都被继承和光大。据198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一书公布的中国历代官民比例，当年是官民比例40：1。这数字比起宋朝来不仅高的离谱，而且官员的幸福指数更比宋朝官员高得多。同时，做官已不是毛泽东宣称的“为人民服务”之职，而是封建剥削社会的再造与创造。如今，又过去了二十多年，当今中国的官民比例更高，其政贿与文贿在官场上的潜流涌动更凶猛，业已成为主流之势。
第32节贪财掘墓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帝国。通常，在封建王朝改朝换代之际，都对前朝帝王陵寝或多或少的采取保护政策，以示和平共处，亲善友好。虽然，中国历史上帝王陵寝被盗的记录史不绝书，但多属个人偷盗所为，与政府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宋陵被盗则与此性质截然不同，这是和尚与高官勾结掘墓盗财。同时，这也是贪婪的元朝政府指使所为。
当时负责全国佛教事务的大臣叫桑哥。他在元朝政府的默许之下，掀起了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盗墓行动。这次盗墓的首要人物是西藏僧人杨琏真加。此人是吐蕃高僧八思巴的弟子，由于世祖忽必烈崇尚佛教，尊八思巴为帝师，杨琏真加遂凭借他与老师的关系，被忽必烈任命为江南诸路释教总摄，总管江南地区佛教事务。他与桑哥一拍即合，开始建造、恢复和整修了中国南方许多庙宇。但是，他们还把一些儒教、道教的庙宇改造成佛教的寺庙，这种强奸民意的做法，在汉人中积怨了很大的仇恨。最使汉人厌恶的，是他们为了筹集建造和修缮寺庙的经费，不惜掘墓取财。
最先被盗的宋陵是魏王赵恺墓。当时，会稽泰宁寺僧人宗允、宗恺为讨好杨琏真加，勾结天长寺僧人福闻挖掘了赵恺墓，获得不少珠宝，献给杨琏真加。这次掘墓极大地刺激了杨琏真加等人的贪欲，他们招来河西僧人及其凶党，开始大规模地挖掘宋陵。首批被盗的宋帝陵是宁宗皇帝赵扩及皇后杨氏、理宗赵昀、度宗赵禥的陵寝。随后，杨琏真加等人又掘劫了一百余座陵墓，掠走金银、玉器、杂宝和大珠不计其数。他用这些宝物支付佛教寺庙的建造和修复费用，还把一些宫殿建筑改成佛教寺庙。而使事态变得更糟的，是强征民力重建或改造寺庙，并将大地主的田地没收变为寺产。南方地主们对此万分愤怒，纷纷开始指责杨琏真加牟取暴利、腐化及贪求女色的行径。
指责杨琏真加最为严重的行为，是对南宋皇族遗骨的亵渎。据记载，杨琏真加等僧人将一位皇帝的尸体从陵墓中掘出，吊在一棵树上，然后加以焚烧，最后又侮辱的将尸骨与马骨、牛骨混在一起重新埋葬。由于这种严重败坏道德的行为使杨琏真加受到谴责，但被谴责过后，他依旧如此，全然不理会。那么，他为什么要采取违背和刺激汉人情感的行为呢？是他对佛教的虔诚？还是想借此提高他的宗教利益？想必这种掘墓取财的行为，佛祖也不能容忍。虽然，杨琏真加发展了20余万个和尚，建了四万多座寺庙。但是，怜悯众生、慈悲为怀的佛语也没有能救了元朝政府。
杨琏真加等人的盗墓行为，首先得到了元朝政府的默许。虽说，曾有元朝官员和赵宋宗室请求忽必烈保护宋陵，但忽必烈均置之不理。由于盗墓所得的宝物很多都献给了元朝政府，以此充补国库，杨琏真加更是猖狂之极。他在任十余年，贪赃肆虐，强取民财，无恶不作。忽必烈还用杨琏真加“上贡”的一些宝物重新装修了天衣寺。不过，忽必烈对盗墓的支持态度，也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当时宋朝虽亡，但仍不断有人打着复兴宋室的旗号起义反元，杨琏真加借此机会，策划了“压胜”之说。提出大兴土木建造佛塔、佛寺，将宋帝遗骸置于其下，以压服宋人造反。这种说法正好迎合了忽必烈稳定统治的想法，同时也想借发掘宋陵的机会，断绝百姓对宋朝的留恋与怀念。
杨琏真加的盗墓行动给后世带来极坏的影响。史称自此之后“江南掘坟大起，天下无不发之墓矣。”盗墓行动是否是元朝政府穷凶极恶所致，元朝政府不会承认。但这种罪恶是存在着，而此前遗留下来的坟墓普遍被盗，这种行为对中国古代文物的破坏不言而喻。同时，这种掘人陵墓的罪恶行为，也激起了宋朝遗民的极端仇恨，百姓反抗情绪愈加高涨。到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事的时候，他还借“宋陵事件”发动百姓反元，激励义军推翻元朝统治，这是当初蒙古族统治者万万没有料想到的。
配合掘人陵墓的总负责人是桑哥，他当时是元朝中央政府的右丞相。此前，桑哥曾因腐败、行贿受贿和贪色而受到控告。但是，世祖忽必烈很欣赏桑哥的才智，既往不咎的继续委以重用。桑哥草草做了对自己过去行为的检讨之后，他走马上任宰相之职。他一上任，便克尽其职，竭力抨击了上自中央朝廷，下至各行省的不法官员，并奏请忽必烈，革职罢免了一批昏愦无能的贪官。同时，他还大刀阔斧地从上至下整饬吏治，任人惟贤。在调整国家财政，振兴经济，治理驿站，强化元朝中央政府对辖区管制，特别是对枣吐蕃地区的直接统治，政绩斐然。然而，桑哥的一系列所为，却触犯了蒙古族上层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嫉恨。但是，桑哥专权之后，他贪欲复发，疯狂地利用手中的人事大权进行大肆贪贿，并采用拿钱赎罪，买卖官爵的手段进行受贿。
公元1291年春，忽必烈在漷北打猎，随同打猎的大臣也里审班、也先帖木儿、彻里等人揭发了桑哥专断权利，滥用权利求取贿赂的事。当时忽必烈的心腹不忽木出使，他三次派人把他召回。忽必烈向他询问桑哥的事，不忽木回答说：“桑哥阻塞聪明之士，紊乱朝政，谁反对他，他便以其他罪名诬陷处死。如今百姓失业，盗贼蜂拥而起，所招来的动乱旦夕既至，不立刻将其治罪，我们恐怕要为陛下担忧了。”留守贺伯颜也向忽必烈上奏了桑哥的奸恶欺瞒之事。时间不长，弹劾桑哥的人愈来愈多，忽必烈才开始下决心将其治罪。之后，元朝政府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专权黩货”的罪名将桑哥下狱处死。
在桑哥当权时，他还为自己建了一块“桑哥辅政碑”，此碑立在尚书省前，且建有碑亭，碑文全都是桑哥的丰功伟绩。而他最致命的罪状是结党营私，贪赃受贿，“以刑、爵为货”。《元史·崔彧传》记述，有中书亭章政事的麦术丁和右丞崔彧上奏说：“近者桑哥当国四年，中外诸官，鲜有不以贿而得者。其昆弟故旧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唯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为事。”其妻族湖广行省平章要束木在他的庇护下，贪暴不法，谁都不撂；其妻弟八吉由授为燕南宣慰使，也是受赂积赃；桑哥还把巩昌总帅府改为宣慰司，以弟答麻刺答思为宣慰使；江淮行省一批长官都是桑哥的党羽，他还利用财务审计搜括民财，受贿肆虐严重。被揭发出来的桑哥党羽还有其他一些人，这些党羽大多是以贿赂桑哥而青云直上的。如河间盐运使张庸弄个漂亮的女子给桑哥，后来成为他的亲信，得以久居其位，独自贪污官库钱银达3000余锭；斡罗思、吕国瑞等人因频频贿赂桑哥，做了八番罗甸宣慰使。后来，在指控桑哥罪责中有一条：“大都高资户多为桑哥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贫民当之。”这些富人圈所以能受到桑哥的庇护，得免徭役，自然都是纳贿所致。
元朝统治中国仅98年。由于攻南宋以来，战争连年，加以宫廷廪禄、宗藩岁赐，都需要巨额经费来支持。忽必烈急于解决国家财政不足的问题，因而日益信用以“理财助国”邀宠的大臣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人主持国政。但由于所用之臣贪腐不羁，吏治腐败，专注搜刮，流于横征暴敛，人民不堪沉重的封建剥削与压迫，纷纷起义造反。至元二十年，江南各族人民起义200余起，二十六年更增至400余起。当时的大学者叶子奇眼见耳闻，他在论元后期官员之不知廉耻说：“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不过，桑哥被弹劾后，下狱处死，杨琏真加却安然无事。
但回顾历史，最为空前无比的狂挖地下文物，捣毁地上文物，摧毁封建文化遗存的事件，却在杨琏真加死了600多年后。这是一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只是其性质不同于元朝统治者那样为财掘墓。在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疯狂的组织者几乎将国家拖到了不国的边缘，而始作俑者比杨琏真加更暴劣，且也没有人谴责。如果要罗列一下在这场运动中被毁的文物，诸如：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改造成“烈士陵园”；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孔子的坟墓被铲平等等，已无法计数。
第33节论善举与贪欲
严嵩是明朝的特大贪污犯。他出生贫寒，明嘉靖年间成为一代权臣。若要拿严嵩与明朝弄权的太监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相比，严嵩既不是太监，身体也不残缺，而且还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大才子。严嵩的文才不仅是那些宦官不能比，就在他同时代的文臣中，其文采也为世人公认。可惜他和有“小丞相”之称的其子严世蕃，两人都是有才无德之辈，贪贿水平高超，隐蔽性极强。
严嵩专权达20年之久。他做过吏部尚书、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之一。在他专权的那些年里，许多饱学之士，屏声息气，惟命是听的下官都奔走其门下，行贿者络绎不绝。不过，严嵩的诗文写的确实不错。若翻开他的《钤山堂集》，写心志的如“元如蔡泽轻肥念，不向唐生更问年”或“明日驱车入城去，却从城里望山间”，写景的如“傍花吟驻棹，扫石坐传卮”或“不饮杯中物，其如山色何”，诗中都显得他胸襟冲淡，不像是专心的贪官。但是，再若翻开中国历代文臣档案就会明白，文臣多喜欢写诗，喜欢用诗来表达出世之志，田园之想。这种若离若弃、不离不弃的姿态，乃是自我安慰，实为卑以自牧的言行，知行而不必一致已成为官传统。严嵩写诗的天赋极强，以诗而论，可为明代之上品；以其人的品行而论，无法提及。这也是历代同类文人，在行事与写诗境大相径庭的玩术。由古至今，诗文在许多贪奸文臣手里，已如同粉饰自己身份的装饰材料。
在中国历史上，贪官富贾之人都喜于玩些作秀的善举。严嵩更是不例外，而且还能持之以恒，多次“善举”。他从1544年后的十多年时间内，先后在自己老家捐金修建了四座石拱桥，同时还出资修葺了县学、铺了些路等等。但这些钱还是刮自人民的血汗，只是支出于他的赃款私囊。而这些“善举”又折射了官员狭隘的乡土观念，抖露出光宗耀祖的封建思想。想必严嵩的想法不是关心家乡，只是让家乡人走在他“捐建”的桥上，念念不忘他的官德罢了。
严嵩的善举是为“贪极施财”抒发一下良心，更是为“稳定压倒一切”而作秀，免得家乡人骂他忘本。在严嵩为官专权的时候，他从赃款私囊里支出点银子，一方面是炫富自己富有，另一方面也是祈盼家乡人多说他几句好话。但以严嵩为首的贪腐而酝酿的民怨，到处都是矛盾、冲突与仇恨。由于社会的贫富悬殊，仇富心态弥漫，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要说严嵩这人，他做官的秘诀是小心谨慎，柔媚取容。明末清初史学家查继佐在《罪惟录》中，有一段令人深长思之的话：“然上在位久，要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嵩承夏言之后，不敢有可否，间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词；至上所必欲杀，无所匡诤而已……则凡上意所欲杀者，天下竞指嵩。”由此看来，嘉靖皇帝也是个太难伺候的主。据说，严嵩很惧怕嘉靖，伴着这位君主，常如临深履薄。他在国政上无主张无抱负，只知奉承嘉靖。然而，这样的大臣，各朝各代都有，恐怕能占总数的一大半，且一定有余。
据《明史·奸臣传》云，严嵩其实并没有什么执政能力，却很懂得怎样在官场上行事。他踏入官场以后，实际上只做了四件事：一是媚主，二是整人，三是弄权，四是索贿。这种为官之道不但精准，而且代代相传，使之后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竟而成了中国官场上的四步曲。严嵩成为当朝高官后，他便开始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敲诈勒索、贪得无厌。被他整垮整死的人也不在少数，《明史》也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炼和杨继盛。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弹劾严嵩而被害死的。
1565年，严嵩家产被抄，财产总值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此外还有田地上百万亩，房屋6000多间，以及无数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画。严嵩原本出身贫寒，这些巨额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是他把持权力20余年里的不懈努力，这些都是严氏父子二人联手搜刮来的。所以，明代政治家张居正说，严嵩当国，其实是“商贾在位”。
当年严嵩家被抄，曾将其家产列清册，曰：《天水冰山录》，登录财产的字数竟达六万多字。现摘主要而说之：净金共重13171.65两；纯金器皿共3180件，重11033.31；金镶珠宝器皿共367件，重1802.72两，坏金器共253件，重403.92两；金镶珠玉首饰共23副，计284件，共重448.51两；金镶珠宝首饰，共159副，计1803件，共重2792.26两。玉器857件，扇柄居然有27308把，其它珍奇器玩、织金匹缎、古今名琴、古砚文具、屏风、古铜器、善本古籍、名人书画无数。
另据史书上说，严蒿、严世蕃这对父子贪得实在变态。虽然，这对父子都有着世人对黄金白银的热爱，但说狂热到极点不为过。他们比起其他贪官来说却也别具特色，深受人生教诲与感悟的小严和老严一样，都是贪贿的嗜痂之癖。他们狂恋女色与金银，并将家中所用的器物均用金银铸造，最变态的就是用黄金浇铸裸女，用白银浇铸坐便器，器形为女人的外阴。不过，就其严氏父子的欣赏品味不能贬低，大有当代造型艺术的先驱之名。
在查抄严氏父子贪贿的财产中，其中床就有640张。如下：螺钿雕彩漆大八步床52张、雕嵌大理石床8张、彩漆雕漆八步中床145张、椐木刻诗画中床1张、描金穿藤雕花凉床130张、山字屏风并梳背小凉床138张、素漆花梨木等凉床40张、各式新旧大小木床126张。严氏父子贪这么多床干嘛？后人一头雾水。这要搁在今天，唯一的解释就是严嵩想退休后开一家超级豪华的宾馆。
除此，严嵩更是一个诡秘的贪官，他贪贿敛财的数目巨大，但还有更多秘藏的钱财却始终没有下落。而严嵩之子严世蕃登记在册的72名姬妾，除个别送入宫中外，其余皆下落不明。此后，严氏父子秘藏赃物之术成了贪官的绝活。
贪，《说文》曰：“欲物也。”贪财慕势的文臣更是欲物横流，因为他们不是效命沙场的士卒，以命相搏，但又要追逐荣华，因而就得媚主、整人、弄权、索贿。奴性之躬就是尽其发挥所学，混活在一个“皇恩浩荡”的裤裆里，喝着政治与钱财的脏水，传播着所学“文化”泡大的腐烂臭味。尽管严嵩的诗文华美，书道精深，用其掩盖了自己的劣迹；尽管严嵩的政绩平平，但他吐词伶俐，用其标榜了自己的伟业。可他最终还是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大贪吏。
不过，严嵩的贪劣与嘉靖皇帝也有很大关系。嘉靖当政45年之久，却有20余载不理朝政。他专横统治，癫狂的迷恋神仙老道之术。虽说，嘉靖有徐阶、高拱、赵贞吉、张居正、海瑞、胡宗宪、戚继光一代忠臣辅佐，但也有太监吕芳、陈洪、黄锦、冯保玩弄权术。由于严嵩的“关系学”是笼络皇帝的亲信，两面三刀、委罪于人、能伸能屈。嘉靖就一切“托付”给投其所好的严嵩党派，才使严嵩把持朝政，欺上瞒下、吞没军饷、吏治败坏、专横跋扈、谋害忠良、鱼肉百姓、致使国库亏空，民不聊生。
严嵩晚年，其所作所为终于激怒了嘉靖皇帝朱厚璁，他被削籍为平民，家财尽抄，儿子严世蕃被处决。严嵩只得在祖坟旁搭一茅屋，寄食其中，晚景非常凄凉。两年后，严嵩在孤独和贫病交加中去世。他死时穷得买不起棺木，也没有吊唁者。临死前，严嵩艰难地写下“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然后掷笔而死。
这句诗表达了贪官临死前的一腔愤恨，也是所有贪官的心志。今人有贪官在监牢里写忏悔书，也有贪官临死前写诗。然而，不论是政治迫害，还是死有余辜；不论是真贪官，还是被栽赃的假贪官，这里面定是有“问题”所致。即便是被迫害，或是被栽赃，那“问题”定是由贪欲而生。古往今来，由贪欲而死的几乎都是官，老百姓则没有。因为老百姓想贪没处贪，也无从可贪。所以，给老百姓定罪多数也只是刑事上的抢、盗、偷……再升级点，老百姓违法是犯罪，执法者违法是违纪，也有可能的是冤案。
论严嵩的“善举”与贪欲，他给后世贪官一种借镜观形的思路。在后世贪官的庞大队伍里，借公共权力为家乡铺路架桥的有之，为家乡兴学办园的有之，为家乡举贤纳贿的有之。其目的与严嵩一样，都折射了官员狭隘的乡土观念，抖露出光宗耀祖的封建思想。如今的贪官有人抬，有人捧；有人骂，有人颂。贪官们怀揣“饿死胆小，撑死胆大”的信念，在大施“善举”中收买人心，在大展“善举”中建功立业。所以“善举”就成了贪官的伪装，而此伎俩几乎又为贪官的惯用。在明处、在人前，贪官们是无私奉献的楷模，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是扶困济贫的父母，是反腐倡廉的典型；在暗处、在人后，贪官们是贪得无厌的蠹虫，是玩弄权钱交易的奴才，是中饱私囊的人鬼，是贪污腐败的彪汉。剥去贪官“举善”的伪装，还原其贪无止境的为官本质，贪官们即在与时俱化的开创未来，又在谱写时代。正如讽言：
祖上坟头冒青烟，官运横财直通天；
肚大腰圆副县长，家乡妹子个个想。
酒肉干部热心肠，请吃陪喝又开房；
天天快活做新郎，村村都有丈母娘。
拆了旧房盖新房，建个危房立牌坊；
撒钱施恩德无量，为官清正骗儿郎。
第34节贿赂名目
当今有位贪官坦言：要我拒收钱财，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晚清有个叫李伯元的人，他少年考取秀才，但仕途失意。他痛感官场黑暗，又敢于揭露鞭挞，写有一部《官场现形记》，故又作诗云：
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日放光明。
书生一掬伤时泪，誓洒大千救民众。
后来，李伯元又在小说《活地狱》中写道：“千里为官只为财”一语道破了官场的肮脏。在清朝，削尖脑袋想当官的人太多，这也如同今天的公务员端的是金饭碗缘故，所以都在不择手段。而另一个晚清作家吴研人在《俏皮话》里，借写一个靠花钱得官、升官的捐官者，揭露了买官卖官的实质：“某大人以捐纳致通显。初捐佐杂，既而渐次捐升至道员，俄而得记名，俄而补缺，俄而升官，俄而捐花翎，俄而加头品顶戴，历任至封疆，无非借孔方之力为之。”
旧时称做官的人为官吏，是为政府工作人员的总称。官吏的性质，即位于君主之下，替君主办事的人为官。然而在清末，官职却成了一种明码标价的商品。若按清朝规定，除八旗家奴、汉人家奴、唱戏的人等不得捐官外，其他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官做。由于做官的利钱最好，于是乎，挖空心思的上下打点，贿通钱财于握权者便是一项最好的投资。更有人生怕遗漏官途路上的每一步，变卖家产、痛心割爱、义无返顾的赶搭这辆官场班车。
清朝一个县令说：“前生不善，今生为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后又有人作为官十字令：“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吊中中，七曰梨园子弟殷劝奉，八曰衣服齐整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十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又有：“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的俗语。这与当今的官风同出一辙。钱可通神，不过钱也不是那么好贿赂出去的，这也是要冒官场的风险投资。如果一但被查处，再无坚硬的后(台)，还是要吃官司的。据统计：在大清朝的268年间，清朝一、二品官员经济犯罪案件共108件，涉案被判刑的高官共157人，其中死刑立决的68人，斩监候、绞监候的47人，受到其它刑事处分的42人等。
然而，道在人为，路在脚下，官员们为了不被查处吃官司掉脑袋，行贿受贿者花遮柳隐的派生出一系列贿赂暗语，用来雅化贿赂名目。比如：下官送上司的钱财称“孝敬”、夏天送钱物叫“冰敬”、冬天送的叫“炭敬”、离京时送的叫“别敬”、投其所好送笔墨纸砚、古玩字画之类的则称为“笔帕敬”。而过年送的叫“年敬”、过节送的叫“节敬”、送上司妻妾的叫“妆敬”、给上司或同僚上学孩子略表敬意的叫“文敬”。甚至在时令季节，送些瓜果什么的，也要弄个名号叫“瓜敬”等等。
“孝敬”，不为孝敬父母，而为孝敬自己的上司。此乃延续至今意思丝毫未变，且多适于下官向上司孝贿。惟恐今日越演越烈。“孝敬”是清朝地方官花钱“孝敬”京官的雅贿语。在清代，地方官与京官之间有着一种权与利的贿通关系，京官靠权力中心近，权重且信息灵，人际关系较熟，朝廷有什么风吹草动，耳耳相传的事，总能获悉一二。相对地方官员的信息就不那么灵，所以地方官要想通通气、添添翼、保官位、求升擢，就要与京官大行贿通，互相结纳，而这就需要时常给京官送“孝敬”，得要把京官伺候好。否则，即使是督抚，京官也往往不买账。
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里，有一段“孝敬”京官的说道：“大凡在外省做督、抚的人，里头军机大臣上，如果有人关切，自然是极好的事，即使没有，什么达拉密章京，就是所称为小军机的那帮人，总得结交一两位，每年馈送些炭敬、冰敬，凡事预先关照，便是有了防备了。”清人李绿园在《歧路灯》里写道：“这些京官，大概都是眼孔大的，外边道、府、州、县，都瞧不着。有知窍的进京来，若有个笔帖之敬，自然礼尚往来；若白白说些瞻依昵就话头，就是司空见惯矣，不如学祢正平怀刺漫灭罢。”祢正平何人？他是汉代著名的文人，因其名帖无所投，刺上的字迹都快磨掉了，也没能送出去。地方官如果不以钱财“孝敬”京官，而只是空口说白话，那么京官就会不理睬他们，地方官也就只好学祢正平的样子了。《歧路灯》里还说：“这官场中椒料儿，全凭着声气相通，扯捞的官场中都有线索，才是做官的规矩。”因为京官不仅掌握朝中信息，还掌握人事任免、参撤官员等权力，而地方官员为获取这些信息和得到京官的关照，让官途越走越通达，不用钱向京官表示意思意思能行吗！
地方官“孝敬”的对象主要是同乡、同窗、同宗在京城做官和朝中权贵，其数目视所“孝敬”对象而自己把握。京官为了能得到地方官的“孝敬”，也常主动与地方官联络感情和宴请他们，还有的地方官为了谋得京官举荐，宴请之中更是七姨妈八大姑的拉亲戚，更有的地方官把当地特产当着民众的心意“孝敬”给京官。于是，同乡、同窗、同宗的地方官与京官就结成了连理枝。清朝有个名叫张集馨的官员，曾著书《道咸宦海见闻录》，他谈到此等情况说：“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期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据说张集馨多次外任大吏，光是“出京留别”送别敬就花了不少银子。他任陕西粮道出京前“别敬”花了17000余两银，任四川臬司“别敬”送了13000千余两银，任贵州藩司“别敬”又花了11000余两银，而调任河南藩司“别敬”又送了13000千余两银。
不仅是张集馨，连清朝的权臣曾国藩也不例外。同治年间，曾国藩任直隶总督，他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一封信中，就说到自己曾给三江两湖五省的京官送过14000余两银的“别敬”。除了地方官主动雅贿京官之外，京官也为地方官摆洗尘酒，目的就是索取“别敬”之类。此等礼尚又何止是张集馨和曾国藩两个人遇到呢。嘉庆年间刊印的《都门竹枝词·芽京官》云：
外任官员怕进京，逢人说苦万千声。
劝君莫贴洗尘酒，别敬于今久不行。
这首诗道出了地方官进京之苦，并劝京官不要再为索取诸“敬”之类，再摆什么洗尘酒了。下官受不了啦！在京官中，接受诸“敬”最多的是权臣，因为他们手里握着大权，地方官特别有求于他们。光绪时，有个军机大臣因权势显赫，受贿甚多，在其巨额财产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地方官馈赠的诸敬。北洋大臣杨士骧也是个收受诸敬甚多的人，其死后被谥为“文敬”大臣。有人作联讽刺道：“戏文曲文，所以为文；冰敬炭敬，是谓之敬。”上联言其喜二簧，下联言其好收贿。此乃“冰敬”、“炭敬”又各有诗为证：
赤日炎炎似火烧，京里老爷锦扇摇。
欲得晴空展双翅，纳来寒玉配君腰。
瑞雪逍遥下九重，行衙吏部挂彩灯。
频叩朱门献暖炉，玉做火塘熔炭红。
“冰敬”和“炭敬”不难理解，它是夏冬两季下官向上官行贿的雅称。但是既不提到“钱”和“财”二字，且也无丝毫铜臭财腐之味，诚然兼有体贴入微之意，令人耻笑。这是清朝官场的规矩，是当今的“潜规则”。不过，馈送诸“敬”花销之大，即使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再从百姓那搜刮而来。但搜刮也得需要一定时间，所以并不是每个地方官员都敢随便进京的。据说，洋务派大臣张之洞在山西巡察时，就曾听到有些地方官议论“不愿进京，恐花钱耳”之事。
乾隆时，奢侈之风盛行。此风不仅刮遍了清廷官场，也刮到了深山里的寺庙，连和尚吃素斋都很奢侈。徐珂《清稗类钞》记述了一件事。说京城某寺方丈喜欢下围棋，与很多高官的关系甚密。每次下完棋，方丈都用素面款待，高官们吃了都觉风味绝佳，纷纷回家让家厨仿制，但都远不如寺庙里的素面好吃。后来，一个家厨混进寺庙帮厨，才知道素面汤汁是选鸡雏炖汁，故而风味绝佳。
如此一来，和尚都不能清心寡欲，又怎么能敬佛呢。而寺庙的香火都旺而不净了，何况官吏怎么能干净。除此之外，官场以钱纳贿的还不只是官职，还有贿钱免骂和免痛的行政处罚。例如，皇帝下旨申斥违纪官员，地方官均由督抚代宣旨意，加以申斥；京官由太监传旨申斥。所谓申斥，就是违纪官员跪听谕旨后接受叱责，若是京官，则往往要受到太监破口辱骂“混帐王八蛋”之类。如果想保住脸面免去辱骂，就要花钱贿通太监。可名为“免骂敬”。
清末大臣张百熙因弹劾李鸿章，举荐康有为而被弹劾，被传旨申斥。同被弹劾的同僚暗自贿通太监银子400两，免去辱骂。而这位清末著名教育家张百熙却不知此中规矩，他没交钱贿通，因而太监顿足大骂“混帐王八蛋，滚下去”，吓得张百熙面无人色。再说，翰林刘廷荣因破例递折，传旨申斥。刘廷荣知道交400两银子可免，但他因手头一时没那么多银子，只贿了200两银，便又请人找太监说情，想以此200两银免骂。结果，太监收下200两银子后，申斥时仍骂了刘廷荣“混帐下去”，免去了“王八蛋滚”，算是对200两银的报偿。
花钱免骂也就算了，还有花钱谢恩之事呢。在清末，皇帝召见大臣，如果诏令中言及大臣的祖父、父亲，算是皇帝对大臣的极大恩宠。这时大臣要磕头谢恩，磕的头必须很响，以能让皇帝听得清楚为谢隆恩。但这样往往会把头磕肿，大臣们深以为苦。若想免受此苦，就须重贿太监，太监拿到钱后，就会安排大臣在磕头能磕响的“地块”谢恩。因为在此“地块”处磕头，既可听到敲鼓般的嘭嘭声，又不怎么痛，这名为“谢敬”。没辙，太监也就靠这“地块”捞点钱了。
其实，贿赂的名目远不止如此，随着时代的变迁与进步，贿赂的名目更是雾里看花。但是，贿赂的目的无外乎两种：即政治贿赂和商业贿赂。前者是升官发财的为政思想，后者是金钱赎买的官商勾结。虽说，当今的民众生活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社会里，但现实则是“官帮商富、商助官淫”的社会。由此，贿赂的名目在一个“贪官治国”的社会里，只是一种“官虎吏狼”和“富商蓄贾”的勾结，而目的都是富国愚民和为富不仁的奴役。
第35节论除害平愤
中国古代有部启蒙儿童的书，名曰：《增广贤文》。该书对人性的认识以“性本恶”为前提，用冷峻的目光洞察社会人生。如冷笑亲情被金钱污染：“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论友情感言：“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说金钱决定尊卑：“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话利益扭曲人性：“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看世故叵测人心：“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书中还有言：“枪打出头鸟，刀砍地头蛇。”
有史以来，中国历朝历代惩罚贪官无数，千刀万剐有之，砍头示众有之，斩杀全族有之，等等。而到了民国，枪毙一个仅代理七个月的知事，却成为民国开元以来“枪打出头鸟”的小贪官。被枪毙的人叫刘鼎锡，此人出身望族，祖父、父亲都是读书人，伯叔还是晚清的曾举进士。七个月前，他和朋友喝酒，听说河北霸县缺一知事，就伙同五人合伙出资六千元，为自己买了此官。刘鼎锡上任后，分别安排另四人岗位，各踞重要位置，朋比为奸，以罹于法。
事由前任知事曾传唤过一个叫启鸿恩的人，他吸食大烟，但经过调查，启鸿恩并无烟瘾，即释放回家。而刘鼎锡在复案过程中发现启鸿恩有点钱，就立即传讯了他。之后，在刘鼎锡家丁杨华甫，部下马树亭、张炳宸的诱逼下，启鸿恩与杨华甫讨价还价，讲定交1100元走人。不久升堂，刘知事在堂上胡乱问了几句，判道：“此人烟瘾虽戒，但戒绝在禁烟之后，罚100元充行政费吧。”说完就结了案。当天，启鸿恩交给杨华甫1100元外，还加所谓“罚金”100元走人。
没几天，刘知事又查到一位老汉因多年哮喘，有时吸口鸦片，就将老汉传来验烟。老汉被关了三天，他儿子交了500元给刘知事，给说情人150元，又交“罚金”100元，才把老爹赎出来。接着，刘知事又查出一个姓邱的村长也吸过鸦片，逐又把邱村长逮来审理。但这邱村长大小也是场面上的人，他请人出来说情，不想刘知事不理，邱村长无奈只得交了1200元。交钱当天，刘知事就将邱村长放了，居然还贴出一张告示，限期吸过鸦片的人到县衙再检。之后，刘鼎锡在他上任的头两个月就以禁烟为名，敲诈勒索七起。而邱村长等人不服，以激起民愤为名，纷纷向北京主管行政诉讼的平政院投诉。当时政局动荡，民国北京政府为平民愤，按照《特别管辖条例》和《官吏犯罪治赃条例》，由大理院审定，判处刘鼎锡死刑，即日在霸县刑场执行枪决。
刘鼎锡伏法后，其帮凶杨华甫亦被判无期徒刑。可另两个帮凶马树亭、张炳宸成功逃脱，后来局势一乱，也无人去追问了。据说，刘鼎锡伏法时，他儿子才三岁，妻子马氏非常贤惠，听到丈夫被判死罪，誓死身殉，哭叫声撕心裂肺。后又有记载，说刘鼎锡敲诈勒索案开庭当日，他还交代了自己在办理黄河河段工程中，也贪污了部分工程款。
刘鼎锡只是北洋政府的一个小官，他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的钱财总数，恐怕不及当时军阀们的一场麻将，更不及今天官员包二奶的花费。不然刘鼎锡的老婆也不会誓死身殉。但袁世凯下令毙了他，完全也是本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条，开杀平愤就是他的立信方法。不过，此前北洋政府从没公开毙过贪赃高官，只是毙了刘鼎锡之后，“以坐赃五百元”之罪，将担任过北京政府内务部次长、京师警察厅总监、顺天府尹的王治馨毙了。这种少有的“政治豪举”自然使京内外北洋派“无不悚然”。张勋、阮忠枢等20多人请求袁世凯“念旧部之谊，贷其一死”。袁曰：“乞恩之呈概不批答，乞恩之人概不接见”，表现出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政治气概。王治馨被枪毙后，袁世凯发给其家属抚恤银一千两。翌日，又下令申儆百官，以王治馨案为炯戒，勿贪赃枉法。“坐赃五百元”治内务部次长死罪？屁也！只因王治馨与宋教仁遇刺事件有关罢了。
再看此案，刘鼎锡以权为势，敲诈勒索的数额并不大，但为什么被当时的政府枪毙呢？理由是“民愤极大”。何为民愤极大？固然是捂不住了，借代表民意之手开杀。自古以来，只要是被杀头的人都要冠以民愤极大，或是按律处死。这里面反射出的无非就两种缘由：一是杀鸡给猴看，二是政治弑杀。杀鸡给猴看，这是政府惩戒一个，警戒其余的小把戏；政治弑杀，则是为了铲除隐患，弑杀内部的异党分子。所以，历史上只要惩处官员，就没有不在官员头上加顶“贪”帽子的事，用老百姓最痛恨的贪污腐败之事来掩盖其真实。
第36节由接收演变劫收
国民党败走大陆后，蒋介石曾在总结本党失败经验时讲道：“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腐败，而腐败的开始是从接收开始。”这话真是一针见血，又是自我的批评与自省。同时，毛泽东在建国之初，他也告诫他的党人：“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由此可见，这两个死对头都知道腐败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而非对手。可谓是惺惺惜惺惺。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北平城里的市民欢天喜地、狂欢庆祝。但刚摆脱被日寇奴役的市民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迎来的将是一场空前的经济大浩劫。当时，北平作为沦陷区，日本投降后，急需建立起新的行政秩序和社会管理机构，自然就需要大批素质高、道德水平高的官员。然而，政府的接收官员不仅没给北平的老百姓带来阳光灿烂，反而带来了一场更为穷困的生活境遇，给抗战胜利后的历史留下了一个骂名。
作家张恨水为此写了一本《五子登科》的书，内容大致是讲国民政府官员在抗战胜利后如何与民争利，腐败丑陋。何为五子登科？追根溯源，可源自宋代窦禹钧的五个儿子仪、俨、侃、偁、僖相继及第，故称“五子登科”。而旧官僚的五子登科是：说话卖关子，开会摆架子，玩乐有点子，做事没法子，每天混日子。不过，国民党官员的五子登科则是：帽子、位子、房子、票子、婊子。这套“五子登科”，自从接收大员们创立以来，似乎至今未变，且有创造性的发展，可谓是跨越了党派，影响了时代。
当时，接收日伪资产首当是最好的生财手段，这就使得国民党的官员们个个是各显神通，上串下跳，四处接收。几乎一夜之间，一下子雨后春笋般地冒出40多个各不相属的接收机关。他们身穿各式各样的制服，头戴大沿帽，怀揣盖有各种大印的封条沿街张贴。最厉害的是在门口放上两个持枪的卫兵，戒备森严的保护接收的财产。而这拨刚走，那拨又到，撕去前面人刚贴的，贴上自己的。有的一扇门上贴着十多个封条，有的干脆破门而入，先是封金银现钞，接着是贵重物品，后来有的连灯泡也没了。而接收多少，一靠先下手为强，二凭人多枪多后(台)硬。所以“接收”被老百姓称呼为“劫收”。
据估计，日本投降后，全国各收复区约有四万亿元的日伪产业。这些财产在接收中无一不令民怨沸腾，舆论哗然，未得利益的党派团体公开指责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致使民生艰难。仅以北平为例，广大北平市民不仅没在日本投降后过上好日子，相反的环境更加恶劣，物价飞速上涨。据当时的资料统计，其物价比日寇刚投降时上涨了20多倍，失业人数达40多万，占当时北平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北平市民有百分之八十专靠粗粮加野菜糊口，更有许多人无法温饱，挣扎在饥饿线上，流浪于街头小巷。于是，抢劫案不断发生，卖淫现象到处出现。
睁眼看着接收大员们极尽豪华奢侈之能事，老百姓无不怨声载道，无处申诉之下，只得以歌谣骂道：“等了八年半，迎来了一群王八蛋”。可见当时北平市民的怨恨。不过，历史也需要公正地讲，这些担任接收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他们历经了八年抗战之苦，没有在抗战中立功，也不会轻易就混到接收大员的位置上。这些接收大员们也是凡夫俗子，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沪地区，直如饿虎扑羊，其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淳朴的古都，旦夕之间变成了罪恶的渊薮。
为了挽回一点面子，国民政府被迫决定，对收复区接收处理日伪物资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清查”。1946年7月，“接收处理日伪物资清查团”成立，该清查团分七区十八组，于八月中旬分赴各地。以监察委员李嗣聪为团长的一行八人，负责冀察热绥区接收清查工作。清查团抵达天津后，首先在天津开始了为期两周的清查工作。这期间，该团共查获三起大案，其中数额最大，在全国最有影响的就是“刘乃沂贪污案”。
要说刘乃沂，他的军阶并不高。但他在任海军教导总队大队长期间，曾兼任采购军火工作，赚了一大笔钱，贪财的经验也很丰富。抗战胜利后，他以华北区海军专员办公处平津分处主任的身份进驻天津，担任接收海军日伪产业的工作。在清查团刚到北平时，曾屡次接到有关刘乃沂舞弊的密告信。清查团来津后，又收到十余封检举信，信中称：“刘乃沂趁接收之机，扣留天津日本人小莳洋行及协盛贸易公司巨量物资，匿不呈报；且盗卖钢铁50余吨、白糖数十吨，价值在数千万，均饱私囊。”有了举报线索，清查团立即分头暗中调查，经过近十天的缜密暗查，终于查出刘乃沂确有贪污巨额敌产的嫌疑。随后，清查团将刘乃沂诱捕，共查获刘公馆三处、汽车两辆、黄金两千余两、赤金镯十二只、金表三只、美金一万元、珍珠一万余粒等，其它物资有水泥、白糖、钢铁等。还有经他接收的日本人小莳洋行、太田洋行及中裕洋行的物资也未呈报。初估，刘乃沂藏匿物资总值在十亿元以上。这是七个清查团中办的最大一案，成果大为丰厚。为了改变国民党“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形象，彰显政府反腐的决心，蒋介石当即作出“处刘乃沂死刑”的批示。
当然，刘乃沂只是众多贪污腐败中倒霉的一个。按照现有的资料看，当时比他腐败的大员海了去了。可凭什么就他倒霉呢？凭什么“群众”不举报别人，单单就举报他呢？他的倒霉和绝大多数贪官的翻船一模一样，这就是和女人有关。此前，刘乃沂曾与天津名绅苏议员为争夺一名红舞女，发生了争风吃醋。在这场为一个女人而产生的角力中，刘乃沂以权势、地位、资产和个人魅力胜出。但他也深深得罪了天津的地头蛇。苏议员怀着一颗破碎的心，暗中派人搜集了刘乃沂贪污、侵吞日伪产业的证据，并亲手写了三封举报信，直接寄给派驻平津的清查团团长李嗣聪。就这样，在“群众”的举报下，刘乃沂栽了。另据当时的公开报道，战后因贪赃枉法行为被处死刑的官员，还有军统局少将秘书叶燕荪、沈阳市工务局局长李荣伦、江海关帮办尹兰荪等人。
以刘乃沂案为例，他不过官居上校，在当时到天津的接收大员中，亦非主要领导。因为他到天津的时间早，下手为自己捞东西的时间也就早，所以先入“五子登科”也很自然了。然而，与刘乃沂相比，时任天津市长的张廷谔就“幸运”多了。据参加接收天津的杜建时回忆，在天津接收委员会的职员，及外派接收的人员中，大都是张的亲友同乡。而且委员会只开过两次会议，一切由张廷谔个人把持。张廷谔刚到天津时，他带有法币现钞两亿元经费，但他不是将此用于支付接收费用，而是用以买卖黄金，周转渔利，市府所需日常费用，则用接收的伪联银券应付。清查团到天津后，张廷谔做贼心虚，惟恐有人告发，心神不安，坐立不宁。随后，他在中国大戏院举行的欢迎清查团晚会上，突然晕倒在地，诊断为脑血管痉挛，后提出辞职。
张廷谔下野后，他被委任为国民政府顾问一职，离开天津到北平颐和园写秋轩闲居。但他一直没有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到或述职，其原因不言自明。张廷谔辞职后，由杜建时接任天津市长，有关张廷谔之一切自然也就不了了之。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行政院统一全国接收工作之后，宋子文到天津巡视，请教杜建时如何解决接收中的混乱状况。杜建时却会意地一笑，他建议用军队看守接收物资，并且最好用改编后的伪军。理由是伪军长期在日本人的严管下，比国军老实多了，且不敢为非作歹。
第37节没有不勾结的交易
官商之利就裹在一根利益链条里。最早出现何时？现已无法考证。但最早体现官商勾结经营之道的故事，可见《魏书·食货志》载：“牧守之官，颇为货利”。意思是：州郡的长官参与经商的人很多，获利也比较丰厚。虽然，当时的朝廷也不鼓励，但许多官吏也加入了经商的队伍。《魏书》载：“田业盐铁，遍于远近，臣吏僮隶，相继经营”；“贪冒无厌，多所取纳，公私营贩，侵剥远近”。更是说明当时商业活动的盛况。此前，在中国历史上，身为官吏经营货殖，与民争利的事例尚属少见。此后，太子、王亲、牧守都竞相营商，真可谓牟利成风了。
《后汉书·灵帝纪》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所谓“豪右”即是豪门大族、富商大贾。他们用大量的商业资本贿赂官吏，目的就是从官府那里能拿到某种商品的经营特权，获得垄断性和高额利润。在战国秦汉时期，商人主要在集市上从事商业经营活动，这也为管理集市的官吏与商人相勾结大开暗门，促成了商人大肆贿赂官吏，以求掌控经营活动的市场垄断。《汉书》中记述：“使者护视，发取市物，百贾震动，道路讙哗，群臣惶惑。”
商业贿赂的滋生，很快刺激了官吏的贪食，渐而导致了统治者的疾速腐败，富商家族的各种犯罪也相继发生。《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记有“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的话。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拿钱赎命，以利行贿之意。西汉以后，原本赋予贵族赎罪的特权，这时也分润给了富商大贾，其分润的范围且日渐扩大。如《汉书·武帝纪》载：“秋九月，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又如《史记·文帝本纪》中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这“百金”对汉代平民百姓来说，价码无疑是很高的，也只有富商大贾之类的少数人才能掏得起。由此可见，金钱有着万能之功，可以疏通法律，也可以毁灭法规。因而，在金钱可超越一切的贪腐社会里，商贿就是一种伴随商业活动的古老经济体，它并不是哪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生事，而是存在于商品生产、销售、分配、消费等经济生活中，也存在于政治与文化生活中。正是官府长期压制商业的观念，使得商人为了生存必须“托势豪右”，权钱交易也就成为必然，官商勾结就成了一种历史文化。
官要做管理的事，商人要做买卖，买卖之事又不能不奸，就此官商勾结也就孕育而生。中国古代有“重农抑商”的传统，所谓“抑商”，就是对商人及其经营范围作严格控制，结果却很难奏效。其中，首先是对经商资格认定的管理。有关这方面，历代法制也多有规定。凡经商为业者，必须向官府申请登记许可，取得“市籍”，并按期交纳“市租”，无市籍者不得经商。这种登记程序，也如同今天的行政许可。其实，只要贿些钱给分管官吏，程序也就合法了。
《汉书》有例：宣帝刘询时，蜀郡郫县何武、何显等兄弟五人，都在郡政府供职。按照“有市籍不得官”的制度，何家就不允许经商。但《汉书》又记载，何家同时也有市籍，还经常不交营业税，这个经营执照的取得过程，显然是用潜规则弄来的。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曾针对当时私贩盐务指出：“虽有禁约，势所难遏。”，“官府但有禁革之名，其实私盐无日不行。”官府徒劳而无功，商人则投机取巧。结果是“射利肥己”而“利归于豪右”。可见，重农抑商、重士贱商的压制也使得官商不得不勾结的理由。
中国社会自古实行的是官本位，官场即是人情场，又是“官风流感”病毒的携带者。官场之上盛行请客送礼，盛行收受红包，盛行上行下效。民俗之中的各种贿赂之风都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可恶的是，国人一直都称官为父母，百姓乃为子民，子女模仿父母的言行也就再自然不过了。于是，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龌龊的官场文化在整个社会中渗透之极。从权力的角度言之，民间百姓毫无权力，而在一个权力至上的中国社会里，没有权力往往又寸步难行。因此，民间比官场更需要赎买权力。在民间，原本浓浓淳朴的亲情亲缘，亲戚朋友的礼尚往来，礼轻情义重等习俗，都被冠上礼仪之邦的美誉。而国人就在这官场文化的浸泡下，在不知不觉的礼尚往来与权力赎买之间，变得难解难分。
如宋代的酒业比较发达，且均为官办的酒务、酒坊、酒场。宋代私家酒店无酿酒权，酒要从设在州县的官监酒务那里批发。而官办的酒坊、酒场多数都被官监私下承包给酒商，从中获利。虽然，宋代有法令：“止与出名产之家，而豪户有官者不许相合买扑。”即禁止豪强大户和官员及其家属参与承包。但是，明知商贿已成商道上的潜规则，所谓的制度也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宋会要辑稿》记载：“州县人户买扑坊场，岁入至厚……旧例多是百姓出名产、豪户出财本相合。”可见是一文空纸般地规定。
明代实行食盐专卖。据《皇明条法事类纂》记述，明代前期实行“开中法”，即官府发文，制定细则，让商人运纳粮食到官府指定的粮仓，官府的回报就是发给商人盐引，即盐业特许经营许可证。其资格审查，也是严防官员及其家人、奴仆冒充商民参与。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官员势要之家通过“馈送金银玩物”，“令弟男子侄或家人前去上纳”，然后再将这些靠行贿弄来的销盐执照“就在京城地方……转卖于有钱商人，或卖于无势不得的中间商，每一千引卖银一百余，或七八十两，名曰：‘卖窝钱’得以满载而归，致使客商垂叹气而已”。改用现代话说，就是十足的倒卖批文或执照。
在《金瓶梅》小说里，西门庆做官盐运销，他向两淮盐运使蔡蕴商贿，蔡的回报是让他比别的盐商提前一个月提货，因而西门庆获利二万两银。又据清《江都县续志》说，乾隆年间，湖北汉口是淮盐的最大集散地，江南盐商在此设立公所，并“公举一、二人专司交解各官‘养廉’及各项生息，并应酬抽丰游客等事，名为匣商”，每年经“匣商”之手开支的费用，往往多达数十万两，甚至上百万两。这些“匣商”也正是以谋取商贿为灰色收入的官员。
又如乾隆年间，安阳煤商艾学曾等人，为领执照开窑，先后商贿了两个亲王和一个知县，“谢银”数额高达六千两银。商人们用贿赂的手段，编织了一张官商勾结的利益网，这些已是司空见惯，屡禁不止的社会现象，不仅具有顽强的再生能力，也具有极深的隐蔽性。
由于古代中国重农抑商、重士贱商的小农经济观念，商人们普遍只重视奸商之道，而非认识商业文化。如今，即使是把商业文化天天放在嘴边，结果也多是舶来品，甚至仅为赶时髦给自己套上一件“文化”外衣，骨子里还是无奸不商的执业理论，或无商不奸的经营思想。现实中，如果是官员经商，自己就摆个官商的架子；如果是文人经商，就给自己冠一顶儒商的帽子；如果为了养家糊口经商，旁人就笑称小商小贩。总之，官商也好儒商也罢，即便经营的是个小摊位，或是几个人的小作坊，还是一个让人鼎鼎膜拜的大老板，商人们都不会承认自己是奸商。但在商业运作中，又没有人不在干着奸猾之事。简言之，不论是运用何等的商业手段，只要是有孛法律和商业规则的也都奸商。也正因为刁蛮政府的压制和垄断，致使自古以来的中国商人，他们的经商过程如同在历经“犯罪”一样，不是在打压中死去，就是在官商勾结中蓬勃发展。
现代商人崇拜清末鼎鼎大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其实，胡雪岩从来就没有把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的权钱、权色交易视为犯法，视为歪道。相反，他把这些都归属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范畴。断言地说：胡雪岩是清末涉嫌商业贿赂数额最大的奸商之一。他深知商场与官场上的潜规则，其商业成功的最大秘笈是：把自己的命运和政客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胡雪岩从小钱肆当学徒开始，后经营小钱庄，因其善拉关系，深知与政客的结交之法，最终成为清末商业帝国的一大商绅。后来，胡雪岩与清末另一官商代表人物盛宣怀商战，盛宣怀同样运用胡雪岩的商业模式，收买官员，贿赂对手的商业伙伴，散布谣言等种种手段，最终使胡雪岩的商业帝国轰然倒塌。而胡雪岩本人也在崩塌声中气愤交加，一病呜呼去了阴曹地府。然而，胡雪岩处处以官商勾结的商业帝国模式，日后却成为后世商人顶礼膜拜的偶像，在“从商要学胡雪岩”的膜拜声中，商界的后生们一个个以贿赂为钥匙，躲在贪官的背后，最终还是仆从胡雪岩的宿命而去。
除此之外，伪造商品、虚假广告、坑蒙拐骗、冒用市招等奸商也是自古就有。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述，宣统末年，提倡国货，民族商业品牌渐渐崛起，于是就有奸商串通国外制造商假冒国货扰乱市场。产品有绸缎、烟草等，其包装、品牌均伪造国货。所登“本店物品之原料皆取材于国中”广告，也多是用外国货冒充民族商业品牌，欺骗热心国人，谋取暴利数十倍。
徐珂在书中还记述了清代不法商人假借慈善事业之名，赁屋于市，诈欺钱财的事。更有和尚以邪术骗金的事。嘉庆时，北京正阳门外有座枯寺，阴森黑暗。有一年除夕，和尚掘地深丈，埋了百余瓮黄豆在深坑里，上面置释迦摩伲佛像一尊，偷偷地灌上水，使黄豆膨发。年初一，众和尚交头接耳地说昨夜梦一佛将出地，消息一但传开，四处信徒纷纷前来敬香磕拜。翌日，佛像真得螺髻翘然露了出来。不几天，佛像全身皆现。敬香磕拜的人络绎不决，欢声雷动，和尚借此敛钱无数。当时，张之洞的好友陆眉生也跑去敬香磕拜，施钱供佛。后来，此事情败露，陆眉生一气之下把和尚赶出了枯寺，并查封了寺庙。这也是“拜佛不为修心，烧香只为求财”的人才会上当。
延至今日，由于统治者的政治没有为民的根本，那就没有不勾结的交易。致使中华传统美德，如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敬天畏神、重德行善、乐天知命、以民为本，等等都被恶意践踏。反之，集其历史之经验，也创立了一套官场经济哲学，以暴力文化、欺骗文化、流氓文化、痞子文化为勾结的经济体。其不择手段的是权势术、勾心术、阴谋术、诡计术、帮派术、内斗术，乐于尔虞我诈，损人利己，坑人肥己的富人政治。同时，权势也炮制出以官场为乐，以贪财为快的朋党。简而言之，官商勾结之所以能大行其道，都是因为权力可以赎买。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认识，权力的本身就是对各种价值资源制约，只有掌握制约的人，他才能运用权利。如果，权力的本质被勾结，社会就没公平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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