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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论太监
当今叫某人太监，是骂官场没有被阉割的官员，以及具有太监性格的人。太监也称宦官，通常是指中国古代被阉割而失去生育能力的男人。这些人是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太监又称寺人、阉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
“宦”字的本意是“官吏”，或者“做官”。而“宦”字经常和“官”字连在一起，故而叫宦官，所以有“宦海沉浮”、“达官显宦”一说。称宦官为太监是隋唐以后的事。当时，能被称为“太监”的人，都是地位较高的内监。唐高宗李治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后来，宦官亦通称为太监。到了明代，宦官权势日增，人们就把所有宦官都尊称“太监”，太监也就成为宦官的代名词。再后来，“太监”一词又在民间被冠给那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低三下四在官场上混的无骨男人。
先秦和西汉时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宦官才全部用阉人。在皇宫内廷，上自皇太后、太妃、后妃以及皇帝的所有女人，都需要人来侍候，如果允许男侍出入，难免会发生秽乱宫帷的事。因而为保证皇室血统的纯正，所以绝不允许成年男人在宫内当差。太监的工作任务很多，但为皇帝的女人服务，是太监职责的一大部分。关起门说，即使太监在皇宫内廷发生淫(乱)，其皇室血统也不会变异。
北魏时期，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太监叫刘腾。他出身贫寒，幼年时因犯法遭受宫刑，被阉割后入宫当了太监。刘腾靠告密起家，得到孝文帝元宏的重用。机会来自皇宫中的一件性丑闻，因文帝的冯皇后与假太监高菩萨私通，而知情者又不敢言，唯有刘腾把他知道的一切详细地告诉了孝文帝。冯皇后自尽后，文帝为封刘腾的嘴，只得提升他为冗从仆射。文帝气急攻心驾崩，次子元恪继位，史称宣武帝。此后，刘腾又审时度势，保护武帝生母灵太后，并帮她铲除政敌，受到重用。后来刘腾又幽禁了灵太后，他与宗室元叉共执朝政，北魏政治从此混乱，各级官吏的生活疾速腐化。据《魏书·阉官刘腾传》记载：“公私属请，唯在财货。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获；剥削六镇，交通互市。岁入利息以巨万计。又颇役嫔御，时有征求；妇女器物，公然受纳。逼夺邻居，广开屋宇。天下咸患苦之……”刘腾握权后，不但霸占山林湖泽、水陆交通等垄断资源，还搜括六镇军民的财物。最变态的是他对宫女进行勒索，连女人使用的器物也公然接受，真是贪婪之极。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太监刘腾的名声和“业绩”还排不上前十。若要评比或竞选，比他“伟大”的太监个个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十位依次是：
第一，秦朝赵高。他在秦始皇死后与李斯合谋篡改诏书，立始皇幼子胡亥为帝，逼死始皇长子扶苏。秦二世即位后设计陷害李斯，赵高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监丞相，有太监丞相第一人之称。之后，他又派人杀了秦二世，最后他也被秦王子婴所杀。
第二，东汉张让。他从一个杂役小太监逐步爬上太监首领中常侍，怂恿昏君汉灵帝刘宏在汉宫西苑设“裸游馆”，专供灵帝淫乐，有敛财弄权乱宫之称。他设计伏杀大将军何进，致使袁绍、袁术等人闻何进被杀，入宫杀尽宦官，张让走投无路，投水自尽。
第三，唐朝高力士。他深得唐玄宗李隆基宠幸，开了唐朝宦官干政之始，有太监军师之称。虽说他身为太监，但与唐玄宗如胶似漆，已不是奴才身份，而是超越了君臣，超越了主仆，是朋友，是兄弟，是唯一可与之交心，与之荣辱与共的人。玄宗死后，他不愿让玄宗在九泉下孤独，死后陪葬在玄宗身边。
第四，唐朝李辅国。他依仗拥立唐代宗李豫的功劳，跋扈地对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分。”狂妄的与皇帝平起平坐，且要皇帝处事都要听他的，有阉海权宦、厚黑高手之称。不过，李辅国最后还是被人刺死。
第五，北宋童贯。他辅助蔡京当上宰相，成为中国历史上掌控军权最大的太监。他获爵位最高，第一位代表国家出使，是唯一一位被册封为王的太监，有监军误国、流毒四海之称。最后列童贯十大罪状，被一刀砍下头颅，高高挂在汴京城头，观者如堵，京城轰动。
第六，明朝王振。他自阉进宫，得到明英宗朱祁镇的宠幸，结果害了皇帝做了敌国俘虏，自己也搭上了性命。有自阉走向富贵路之称。
第七，明朝刘瑾。他服侍花花恶少朱厚照顺当的坐上皇帝，怂恿少年皇帝吃喝嫖赌，制造了“奸党冤案”，有八虎之首“立皇帝”之称。后经会审，刘瑾被判以凌迟。
第八，明朝魏忠贤。他出身流氓恶棍，目不识丁，凭着溜须拍马的绝活，地位权势与日俱增，有阉海第一枭淫之称。明崇祯皇帝朱由检继位后，打击惩治阉党，治魏忠贤十大罪，命逮捕法办，魏自缢而亡，其余党亦被彻底肃清。
第九，清朝安德海。他得慈禧太后的宠幸，干预朝廷政事，借“政府采购”之名，乘船沿运河南下，一路飞扬跋扈，招权纳贿，极尽招摇，有恃功骄横终伏诛之称。随后，巡抚丁宝桢亲自审讯安德海，审后当即被绑赴刑场斩首示众。同时被杀的安德海党徒还有20余人。
第十，清朝李莲英。他混迹清廷皇宫50余年，结果混成西太后慈禧身边的第一红人，有清代厚黑第一阉之称。戊戌变法后，李莲英出言谨慎，没有鲜明地表态站在慈禧一边，逐而被疏远。西逃回京后，李莲英申请退休，当时内宫主政的隆裕太后，为感谢他在宫中服役多年，准其“原品休致”，就是带原薪每月六十两白银退休。而他的死因种种蹊跷，至今没有定论。
纵论太监，鲁迅先生曾把他们和姨太太、鸦片烟戏谑为“三大国粹”。而历史又真让人难以琢磨，英雄，枭雄，哪怕奸雄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翻云覆雨也罢了，不管怎样也是顶天立地大丈夫，也算是健全之身。让人气恼的是这群被阉割的男人，有时竟然荣登政治舞台，搞得天下大乱。为何？因为太监接近最高权力，能在漫不经意间窃掌国柄。也正是在这个阴不阴阳不阳的社会里，人的本性中最卑劣、最丑恶的东西才暴露无遗。而生理上的不健全，必然导致心里上的畸形，太监们把整个国家当做玩物，得势之后便疯狂的报复社会，专权乱政，擅作威福，甚至草菅人命。在中国历史上，由一群生理不健全，心里又阴暗的，素质低下的太监来治国的事情不止一次出现过。虽然其势力一次次遭到“灭顶”的打击，伴随着四次祸患高峰，在汉末、唐末、后唐末、北宋末、明末也出现五次较大的诛杀太监事件，杀了成千上万的太监，但是太监制度却幽灵般的一次又一次死灰复燃，此等现象不能不让我等深思。
太监制度是封建君主专制的产物。《诗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君主可以对天下之人随心所欲，没有任何制约。太监实为君主所阉割，供其在宫中奴役。君主为了保持皇族血统纯洁，不允许宫中有君主之外的第二个成熟男子，就得使用大量太监。专制之下，君主和臣民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皇帝要了解臣子的一举一动，太监就成了君主的耳目，成为帝王监视控制朝臣的工具。君主自幼与太监亲狎，感情笃深，宠用太监，是皇帝“任人唯亲”的必然。同时，养太监还与后妃宫女制度有关。相传上古时，舜有三妃，虞有九妃，殷朝的妃子只有27人。后妃制度的恶性膨胀是在周朝，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秦始皇时后妃宫女已达上万人，隋炀帝的宫女嫔妃有六万多人。由于大量的女子紧闭于宫，就要有许多太监伺候，促使太监制度成了后妃制度的附属物。
虽说，太监一直是被诋毁、辱骂、抨击的对象，封建史家视太监为最可恶的男人。然而，太监也不是一切皆非。从社会阶层上论，绝大多数太监都是受奴役的、受压迫的下等人，而中国最后一批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就是太监；从太监个人作为上论，有些太监做了不少好事，其中不乏聪明之人，热血之士，有些还做了一些有贡献于社会进步，国家统一的事情。如汉代司马迁撰写了不朽的《史记》、蔡伦改进造纸、史游编写了启蒙课本《急救篇》、宋代程昉治理黄河、明代郑和下西洋。此外，在历次改革中都有太监参加，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宋代王安石变法、明代张居正变法、近代戊戌变法，都有太监的身影。当然也有的太监既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毁誉参半。
由于太监遭受了生理上的阉割，心理上就必然扭曲，职业行为上就得奴性十足，钻营媚术；狡黠阴险，残忍狠毒；善权弄事，飞扬跋扈。但可悲的是这种太监心理上的职业病又被官吏所继承，所以中国人骂官也是像太监一样：在主子面前卑躬，在女人面前意淫；在窝里忌恨同僚，在圈里显荣财富；在绝望中寻死活，在飞黄中现自傲。而这一系列的奴性文化在官员的职业中、生活中、社会中演的活灵活现，实为假忠诚、假热情、假执着、假人格、假声誉、假形象。嘴上说的是高尚道德与情操，树立的却是利己目标；会上说的是以德修身与楷模，引领的却是藏污纳垢。
为什么几千年来太监总是被骂得一无是处呢？一是太监确实做过坏事，臭名昭著；二是封建政治文化怂恿，姑息养奸。世人从个人角度鄙视太监，认为他们是身体残缺，失去人伦的丑类。而从维护统治者地位的角度，太监是维权的力量和帮凶。因此，历史记载的太监大多是阴暗的。正因为这种阴暗，才捏合了奴性文化为政治文化服务的群体。
第26节论贪贿为政
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
狐鸣枭噪争署置，睗睒跳踉相妩媚。
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
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
这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韩愈在《永贞行》中的感慨。他有感当时的国情，深刻地指出，任何人一旦有了权力，即无所不为、贿赂大行的景況。他在诗里，把贿赂的金银珠宝形容为“火齐磊落堆金盘”，足见贪贿为政场面之大，也真是道尽了当时社会的贿赂之风。
《礼记·曲礼上》曰：“宦学事师，非礼不亲。”宦学之“宦”是学习做官；宦学之“学”是学习经艺。因此，做官是要先学习的，这也如同今天的公务员考试和为官前的政训。早在汉代，宦学是“政教合一”的教学形式，即求学要入仕途，就教于官府，边仕边学为官之术。这是统治者为提高吏治效能，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到了唐代，科举制考试和战争是选拔政治和军事人才的正途。而异途者则各有门道，借题发挥使皇帝一眼看中者有之，利用体育比赛取悦皇帝而猎取军职者也有之。但是，最多的还是中央禁军将校们借债贿赂宦官，谋取军镇节度使职务者数不胜数，公然行贿受贿如同一条合法的制度。
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宦官是一个特殊阶层和残肢的群体，由于他们生理上的残缺，也必然影响到其心理状态。其实，宦官也都是一些因惨遭阉割，失去男人本性的可怜人。他们尽管身处宫廷，围绕在权利的中心，却位在贱役，活的没有一丁点人的尊严，而且皇帝、后妃以及皇子、皇孙们从不把他们当人看。即使是世俗人的话语中，他们也被鄙称为阉竖、刑腐、阉狗。所以，他们面对的是生理的缺陷、卑贱的地位、家庭的排斥及社会的歧视，因而备感屈辱与自卑。
由于宦官作为皇室的家奴服务于宫中，专制势力始终伴生在其左右，他们形成了一个宦官集团；由于宦官的成份相当复杂，而且多数是来源于社会底层，加之肉体被残害，所以心理上也常常是特别的畸形。在唐朝前期，宦官数量并不多，而且地位也很低，无权过问军政大事。但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期，情形发生了巨变，宦官人数激增到三千多人，仅五品以上的宦官就有一千多人。唐玄宗当政以后，他还委派宦官任监军到藩国出使。安史之乱后，因唐肃宗李亨当皇帝得到了宦官的帮助，所以更加宠幸宦官，在重用宦官李辅国掌握禁军之后，朝廷所有行政事务必须经他押署才能实行。到唐德宗李适时期，这个皇帝更是刚愎自用，猜忌大臣和宿将，便完全依靠宦官来执政。尤其是宦官有了兵权作后盾，地位更加巩固，他们有权任免将相，就连地方上的节度使也多从禁军中选任，宦官势力由此日渐膨胀。
公元805年，唐顺宗李诵即位。他任用韦执谊为宰相，随即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首先打击了贪官集团的骨干。此外，顺宗和改革派还免除一系列的苛捐杂税，停止中央财政上的“进奉”等税制。这些改革虽然都具前所未有的进步性，但也激起了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以及相互勾结的节度使的强烈反对。最后，俱文珍等人发动政变，幽禁了顺宗，拥立太子李纯。而这次改革运动也只维持了146天。因顺宗退位前改元“永贞”，所以史称“永贞革新”。
但值得一提的是唐宪宗李纯皇帝，因他皇位是由宦官逼迫而获得，由此他特别宠幸宦官，在他的军队中不仅有许多将军是宦官，而且有的还拥有很高的军权。820年，全力依附宦官集团的宪宗也被宦官陈弘正杀害，仅活了43岁。
唐代的“永贞革新”失败了，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革新派要砸掉利益者的饭碗，利益者只得千方百计地算计革新派。这样的利益博弈在人类历史上时常发生，而博弈的结果一般都是革新派胜数寥寥。这不是利益者有多么强大，因为革新派要改变的不仅是贪贿的表面现象，而是要革新的社会观念、习惯和价值取向，这就促使“贪贿为政”的贪官集团必须对抗革新派。因为“贪贿为政”带给贪官集团的是政治和经济利益，所以吏治腐败的主要表现就是权欲与私欲。从社会体制上说，“贪贿为政”与专制政体密切相关，是权欲与私欲膨胀派生出的一胞双胎，与腐朽的专制统治结下了唇齿关系，并伴随着历朝统治的盛衰而消长。在专制体制下，导致贪污成风、贿赂公行是自然而然的。贪污不但上蚀国财，下残民生，“贪贿为政”不但使“小人贵宠，君子困贱”，“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造成官场上正人君子凤毛麟角，邪恶之人多如牛毛，从而加快吏治腐败的进程，使之在官贪政腐中走向败亡。
历史证明，在历朝末期的一次次起义暴动中，推翻前朝的暴动口号都与打击贪腐相关，这也成了周期性的政治危机。此后，毛泽东在他建国前两年谈到“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兴亡周期率时，他满怀信心地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因此，他用民主思想建立了一支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军队，并用这支军队推翻了国民党统治，缔造了共和。然而，毛泽东的民主思想有其实用主义，他并没有用民主思想建立正真的民主国体，而是把民主建立在一个专制之下，用民主之声缔造共和。而在他死后几十年，共和的贪腐之势又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
这是“贪贿为政”的统治阶级病发的周期病，而病灶就是专制。纵观历史，不论是被阉割的宦官，还是雄性十足的贪官，他们的病灶都是来自心底自觉与不自觉的欲望。贪贿者的心底深处怨穷，而心里藏着的是极欲；贪贿者的行动姿态诡秘，而手脚掩饰不住发痒的欲念。这是贪者从自卑而发奋，由发奋而踏入，再到骋耆奔欲的病变过程。在以官本位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做官的发奋意识更多地表现在对权力的强烈追求，而对官员来说，做官本来就是求得富贵的职业，其目标十分明确。在这种情况下，贪官的发奋意识就变成了谋求权势的手段，至于“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口号，只是前人留给后人的政治遗产。
如今，宦官的时代早已废除了，但宦官的性格却被融入了官文化，并被完整的传承下来，进而转世成一个贪婪变态的为官文化。
第27节论宠幸
宠幸，旧指帝王对后妃、臣下的宠爱。现指深受上司的偏爱和纵容，且多为贬义。明朝中叶以后，皇帝大多不务正业，不问政事的皇帝比比皆是，但要放权下去又不放心，所以就偏爱自己周围的人。那么，皇帝身边又有何人呢？只有女人和阉人。但祖训又不让女人参政，所以“责任”就落到阉人肩上，这就出现了很多宦官辅政，做出了一系列参政涉政的事来。这么一来，一些皇帝就根本见不到人，几年甚至十几年不上朝，都由太监转达旨意。由此，太监们从拿着鸡毛当令箭，到真正的拿到令箭就自然而然了。所以，史学家称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
明朝有个最作恶多端的太监叫王振，称得上是明朝第一个专权的宦官。王振本是一个很糟糕的教书先生，却自阉进宫，得到了明正统皇帝朱祁镇的宠幸。由此，他开始擅权，结党营私，干涉朝政，揭开了大明王朝太监帝国的序幕。王振善于伺察人意，入宫后，其主要工作是伺候皇太子朱祁镇。这“伺候”人看起来是下等人干的活，但要干好这份职业，又非等闲之辈能胜任。首先，干这活的人除了要具备主动、热情、耐心、礼貌、周到的要求，不断完善伺候人的技巧，更要做到手勤、脚勤、眼勤、口勤，以及创造性的伺候思维。虽说，当时宫中也有很多宦官，论奸佞、论狡黠，王振也未必是超群的，但他原是教书之人，且不论德行如何，文化水平自然也比其它宦官高些，办法自然也多些。朱祁镇即位后，王振便如鱼得水，他与皇帝更是如胶似漆。
公元1449年，蒙古族瓦剌大举入侵。王振鼓动皇帝朱祁镇亲征，以建皇帝的伟绩。而在亲征途中，王振为显摆皇帝与自己的关系，费尽心机的安排皇帝去他老家巡游做客，以致亲征线路被不断改变，行程被不断耽误。在行至土木堡时，不料被瓦剌军队追至，致使明朝军队全军覆没，正统皇帝朱祁镇被俘，王振被乱军所杀。史称：土木堡之变。
正统皇帝被俘，明朝50万大军被击溃，从征的一百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噩耗传到京城，百官在殿廷上号啕大哭。后来，皇太后忍住眼泪，命令正统皇帝的弟弟成王朱祁钰为监国，成立特别法庭。经过都御使陈鉴等人调查，面奏成王，历数王振之罪，他们满怀悲愤地说：“王振罪不容诛，死有余辜。殿下如不即正典刑灭其家族，臣等今日皆死在这里。”说罢，众臣跪地不起。这时，王振的死党，锦衣指挥马顺还为王振遮护，被户部给事中王竑当场结果了他的性命，随后文臣武将群情激奋，当场又打死了另两个王振的死党毛贵和王长。接着，成王朱祁钰下令诛杀王振的侄子王山，并族诛王振之党，把马顺的尸首拖到街头示众，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并没收王振家产金银60余库，玉盘100多个，珊瑚树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其它珠宝珍玩则也不计其数。
王振死后两年，明朝降生了一个男婴，姓谈。后来这个男婴成年后，靠一个叫刘顺的太监引见入宫，改刘姓，叫刘瑾。因他在宫中有熟人关系，又有刘顺推荐，刘瑾被安排在宫中侍奉太子朱厚照。对刘瑾来说，这是个难得的工作环境，且机会多多。因为，刘瑾明白太子将来即位登基后，他这个日夜伺候的工作就是功绩，权势与富贵将唾手可得。于是，刘瑾便千方百计地讨好太子，无微不至地侍奉当时只有十多岁的朱厚照。1505年，朱厚照即位，史称正德皇帝。这是一位历史上很有争议的帝王，若用今天的历史观来研究，这个皇帝是个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为人又平易近人，心地善良，是个极具个性色彩的人。
要说刘瑾，他和很多贪官一样，敛财的手法也没有什么创新，索贿、受贿、贪污都是一般的手法。不过他的胆子比一般的宦官大很多，只因他的顶头上司仅是一个皇帝。刘瑾收贿从来是来者不拒，只要是高官向他行贿，他更是百倍贪贿。最为霸道的是，如果有谁升了官，不管是不是他帮的忙，都要立即用钱“谢”他，这叫“谢礼”。不过，送少了还不行，否则就以不能胜任此岗位而被撤职，但如果能赶紧追加银子，官职又能马上恢复，立即上岗任职。同时，他还以各种名义逼迫各级官员向他进贡，没有钱财礼品的，就会立刻被他逼死，朝廷中无人不恨，无人不怕，却又只好顺从，人称“立皇帝”。在刘瑾挡道的那年月，当朝的官帽基本上成了他手中卖钱的商品。
朱厚照自小好玩，15岁做了皇帝后依旧玩心不减。他在刘瑾的引导下，这个少年皇帝玩得越来越离谱。他先是在宫中模仿街市的样子建了许多店铺，让太监扮做老板、百姓，自己则扮做富商取乐。后来又觉得不过瘾，于是又模仿妓院，让许多宫女扮做粉头，他挨家进去听曲、淫乐，后宫搞得乌烟瘴气。不仅如此，刘瑾还想方设法鼓动皇帝出宫游玩，哄着这个少年皇帝高兴。因此，刘瑾很受朱厚照的宠幸，并逐渐掌握了大权，使朝政混乱不堪。官员们向刘瑾行贿后，自觉皇帝身边的人如此，执政的胆子更大，行贿官员把持地方财税，借机巧立名目乱收费的现象十分严重，逼得百姓走投无路，只好造反。最后，刘瑾竟动了篡位之心，企图寻机夺位。
1510年春，安化王朱寘鐇发动叛乱，正德皇帝朱厚照派都御史杨一清、七虎之一太监张永去平乱。叛乱平定后，他们在向正德皇帝报告战况时，二人揭发了刘瑾的十七条大罪。朱厚照听后大吃一惊，即令将刘瑾抓捕审问。第二天，朱厚照亲自出马抄了刘瑾的家，结果发现了印玺、玉带等禁止百姓和官员私自拥有的禁物。同时，在刘瑾经常用的扇匣中发现了两把匕首，朱厚照见了大怒，终于相信了刘瑾谋反的事实。当年八月，刘瑾被千刀万剐了三天。
在明朝历史上，最会玩权术的大太监要数明末的魏忠贤。当时，在江南的一批士大夫结成以讲学为主的社会团体，史称东林党。东林党人顾宪成在东林书院撰写了一幅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顾宪成主张把努力读书和关心政治结合起来。他说：“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注重民生，隐居乡里不关心社会状况，不配称作君子。”因此，顾宪成等人在“讲习之余，往往讽刺朝政，裁量人物”，要求政治改革，整顿税制，打击贪官污吏，限制大官绅和宦官集团的势力。这些做法和主张，在晚明的地主阶级政治生活中，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因而也触动了宦官魁首魏忠贤。为强奸民意，巩固宦官集团的利益，魏忠贤亲手炮制了309人的东林党人名册，进行公开通缉，规定凡在册之人，死去的追夺爵位，活着的削去官籍收监。为此，东林人士被杀害、革职、贬黜牵连的有一千多人。
魏忠贤，原名李进忠，出身于市井无赖，后为赌债所逼，自阉入宫做了太监。在宫中，他结交太子宫太监王安，得其佑庇。后又结识皇长孙朱由校的奶妈客氏，与之结为“夫妇”搭伙共食。他对皇长孙朱由校极尽谄媚，引诱其宴饮游乐，甚得其欢心。朱由校即位后，魏忠贤升为司礼秉笔太监。这位不务正业的皇帝是个“天才木匠”，喜欢刀锯斧凿油漆的工作，史书称“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朱由校曾亲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却曲折微妙，巧夺天工。这样的才能，真乃是中国历史上多了一个庸才皇帝，少了个工艺大师。而十分了解这位皇帝的魏忠贤，他总是乘皇帝做木工玩得全神贯注时，拿着奏章去请他批阅，而朱由校却总是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由此，魏忠贤逐渐开始专擅朝政，自称九千岁。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集团势力，他还下设五虎、五彪等爪牙。
魏忠贤专权时，他的侄子、族孙等，一个个平步青云，其侄魏良卿更是典型。本来，他在肃宁老家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地，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可魏忠贤居然把他拔至高位，从佥书锦衣卫一直升迁到宁国公，加太师，简直有直上重霄九之势。而魏忠贤的干儿子毛一鹭，天启年间曾任江苏巡抚，他为魏忠贤建生祠，极尽献媚讨好，贪脏枉法，横行霸道，江苏百姓恨之入骨。此外，魏忠贤还在各处的镇帅都安插了一个阉党监军，而阉党只知道贪慕金钱，所得的贿赂一半中饱私囊，另一半献给魏忠贤。
公元1627年，朱由检即位，年号崇祯。此时，这位皇帝接手的大明王朝已被宦官集团搞的是千疮百孔。他登基后，冷静沉着的一举摧毁了魏忠贤阉党。国子监充贡生钱嘉征弹劾魏忠贤有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伤民财；十通关节。”何为“通关节”？就是指暗中贿赂，拉关系，说人情。明人薛冈在《天爵堂文集》中说：魏忠贤败亡后，魏良卿在受审时说：“吾生长田舍，得负耒耜足矣，何知富贵？今日称功，明日颂德，功德巍巍，自当封拜，吾不合为珰侄，遂以袍册加身，是称功颂德者，以富贵逼我，我何罪也！”魏良卿的话，实在是可圈可点。“以富贵逼我”，何其有味也！
魏忠贤被定罪后流放凤阳，在去流放地的途中，他仍豢养一批亡命之徒。崇祯皇帝得知后怒目相视，命锦衣卫前去逮捕，押回京中审判。魏忠贤得知消息，自知难逃一死，当晚他与同伙李朝钦痛饮至四更，最后上吊自杀。阉党之徒草草埋了魏忠贤的尸体后，各自四处亡命去了。之后，魏忠贤的尸体又被挖出后，任人千刀万剐。
纵述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宦官的发迹过程，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人生攀爬轨迹。这就是他们靠伺候太子成长的宦官，太子即位后就成了宠臣。不能不说，这些都是皇帝自己宠出来的祸害。自古富家有养宠物者，皇家则有豢养宠臣、宠妃、宠儿事。因而《战国策》给宠臣定性：“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宠臣不避轩。”除此，官场以浮夸的言论迎合民众，骗取信赖和支持，为哗众取宠；官场大有借上司的恩泽而骄横妄为，故有怙恩恃宠、侈恩席宠、矜功恃宠、邀功希宠、鬻宠擅权之人。不过，宠与被宠都是官场上的政治智慧，也是一种需要和培植，受宠者为得宠更需一种精神，且要付出“自强不息”的努力。然而，宠幸不是被宠幸人的错，而是宠幸里面深藏着一种人治的统治思想。
刨根溯源，这是人治国家的劣根，更是任人唯亲的结果。固然，历史上斩杀的贪官污吏比比皆是，但前仆后继者更是层出不穷。原因何在？要是辑一辑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言论，他们的治国理论真是丰富多彩，又是句句精典。但是，这些经典始终是言论，几乎成了留给后人的研究报告，这也成就了中国人的为官学与治国学积羽沉舟，群轻折轴的历史。
第28节论精神阉割的病根
在中国历代的许多高官中，他们绝大多数不是被阉割的男人，但他们在精神上却是被阉割的人种，甚至被标榜成“国家栋梁”之才。这些人传承着对内凶神恶煞，对外春风和煦，使之在生活方式和处事习惯上，形成了特有的奴性文化。这套被阉割的政治文化的唯一任务，就是表面上一切为主子服务，即使主子吐出几句连自己都不明白的胡话，奴性文化也能博引旁证的加以丰富，且运用逻辑和各种旧时事例，完美无缺的证明主子所说的是绝对真理。在中国，奴性文化并不一定要靠“阉割”身体来体现，而是体现在思想上的阉割。历代的官员在肉体上往往是没有残缺的，反而还比健全人要多出几斤赘肉，患有软膝盖病罢了。然而，从躯体上来说，他们个个还是个阉人，是个彻彻底底的没有被“阉割”的假太监。
何为假太监呢？众所周知，就是未被阉割的男人。在君主时代，他们一是假冒太监在宫廷内侍奉帝王及其家族，这类假冒太监的男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德行，他们不是在宫廷内与帝王的女人们淫(乱），就是充当权利女人们的男宠；二是行为处事全盘具有太监性格特征的男人，这种男人均为奴性文化的产物。前者随着君主时代的灭亡已不复存在，而后者至今尚存，滋养的还十分“体面”。
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假太监，首推战国时期秦国的嫪毐。据史书记载，嫪毐有超乎常人的男人本色，应该是一个绝对的“超男”。当年，吕不韦相中了嫪毐，将其假阉割后，以太监身份入宫侍奉寡居的秦王赢政生母赵姬，从此成为赵姬宠爱的“二爷”，还为秦王生下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先不知情的秦王见嫪毐为人不错，又善于钻营，就封他为长信侯，过着荣华富贵、兴旺显达的王侯生活。后来，爱炫耀的嫪毐自称是秦王“假父”，致使“二爷”身份败露。事发后，嫪毐先发制人，盗用秦王御玺和太后玺发动叛乱。秦王大怒，号令通缉，生擒嫪毐者赏钱一百万；诛杀嫪毐者赏钱五十万。嫪毐被擒后，秦王赢政为解私愤，用五马分尸之刑撕了嫪毐，并灭了他的宗族，上演了一场被载入史册的假太监真男人的闹剧。之后，中国君主时代的假太监朝朝代代辈出，且也在历史的大舞台上粉墨登场。
太监的性格以阴柔、懦弱的成分居多。这一来是受生理原因的影响，二来是他们受的管束就是逆来顺受、卑顺服从。久而久之，奴性的生活养成了他们做人虚伪、处事圆滑、对上堆笑、对下横眉的相貌。由于太监是君主时代的特殊群体，在漫长的君主时代逐渐形成了太监文化，并得以完善和发扬。随后，这套文化又被那些没有被阉割的男人演变成奴性文化，成为太监文化病毒的感染者和携带者，做了身体未被阉割，而思想却被阉割的假太监。虽然“假太监”不是从事太监之事，但在社会生活中却也克隆了太监恭顺、懦弱、虚伪、圆滑、拖沓、爱耍小聪敏的性格。
旧时，要做太监必须要阉割掉男人的命根子，所以太监又称阉人。由于阉人失去的是男人传宗后代与人的本性，从而对未来丧失了感知能力和对未来愿景的缺失，致使他们对诚实、信用和责任感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与生活价值，导致自私、欺骗、撒谎、无理、不负责任等人类隐性缺陷突变成显性缺陷，形成人人信奉的、正常的、熟视无睹的冷漠关系。当阉人置身于健全人的人群之中，由于缺乏“生存”之外的价值观，恐惧感和危机感立即凸显，自卑、懦弱、排斥、嫉恨、自闭、悲情、绝望之情油然而生。正因为这些缘故，阉人们选择了互相团结而互不嫌弃的封闭群居生活。这种聚众的方式为官场上“团结”提供了榜样，但这种“团结”仅是官官相护的作用，并不是一种同心同德的。由于阉人不存在“性”与“家”的生活概念，且只有在集体的怀抱里，固有的圈子里，他们才能感到安全自信和温暖。即便是在圈子里明争暗斗，甚至是大肆杀戮，但养成在主子面前奴性十足，在利益面前又是奴颜十足，都在表演着虚声勇敢，真懦弱；虚情慷慨，真吝啬的人生大戏。
然而，阉人个体的懦弱在群体的数量支撑下，胆子也会迅速“壮大”起来，有时候也会如排山倒海之势，突然变得异乎寻常的亢奋、自大与狂妄，就像懦弱的男人以酒壮胆一样，显示出以群体数量来壮胆的潜意识。在这种藏污纳垢的文化大背(景)下，这种性格如同病毒一样感染了许多国人，特别是官场。一面在上流社会中逆来顺受，唯唯诺诺，丧失了攻击性的本质；另一面在下层社会中以眼还眼，强头倔脑，迸发出高人一等的假喜悦。从而构筑起官文化中的加官进禄、卖官卖爵、封官许愿、官样文章、官轻势微、官运亨通、在官言官、狗仗官势、兼官重绂、升官发财、官官相护等等一系列的剧目。
在君主时代，因其政治运作手段在皇帝、大臣和太监“三角恋”中争长竞短，太监文化就成了仅有的共识和最好的润滑剂。作为太监文化的衍生物，加之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和政治体制的天然缺陷，因而又孪生了奴性文化。由于太监文化滋养了奴性文化，从而国人的争强与懦弱的性格又扶植出官文化。而争强于内，懦弱于外的为官性格，成就了这种官文化的思想体系，直接滋润着国体腐败的政治蠹虫。虽然，我们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年年反贪反贪，不仅没有铲除贪官，反而使官本位思想更加坚固，使得原本反贪的刚性演变成柔性，把“贿风雅赂”的官场文化演变成活化石。
固然，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高喊反贪，但可悲的是：国人只恨贪官，不恨产生贪官的制度和文化；国人只恨贪官的腐败和霸道，不恨自己的懦弱和媚颜。根子出在哪？为何会这样？国人用争强又懦弱的语气问，用酒后的勇敢与激昂在骂，而不是去认识、去改变。更可悲的是，深谙奴性文化的国人对“官”恭敬有加；对“商”仰头羡慕；对“学”放言高论；对“兵”躲躲藏藏。而对自己的同胞却目无下尘，总是表面热情万丈，心里却是情随事迁。
从太监文化发展起来的奴性文化，具体表现在一个“礼”文化之中。虽然，我们宣扬自己是礼仪之邦，很注重传统文化中的礼尚往来，所谓“仁仪礼智信”中的“礼”，是中国儒学思想中最经典的一页，但由“礼”而转变的一切最为腐臭。当然，这不是“礼”的文化腐臭，而是它构成了一种规避腐败的政治解释，使之成为统治者弄权文化的核心所在。至今，这种“礼”的文化还在深刻的影响着官场，而且还倍受统治者的推崇、运用和变换。因而，“礼”的文化就凸显在礼贿上，送礼也就成了最能表情达意的一种人与人沟通方式。由此，在礼贿的各种活动中，各色奴颜媚骨的礼贿方式不断地被传承、锤炼，再打上各种文化的标签，刻录在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书籍里传颂。
国人十分讲究送礼，这也是礼贿文化的发达。特别是官场，且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客观上，讲究送礼所受的时间、环境、风俗和习惯等；主观上，讲究送礼的是对象和目的。所以，礼贿也就成了一门国粹艺术，更为一门无师自通的学问。由此，就有了礼物轻重得当，以对方能够愉快接受为尺度，争取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多花钱，办好事；花大钱，办大事的理念。同时，送礼还特别讲究间隔适宜，讲究礼贿者既不显得突兀虚套，受礼者收着也心安理得，以达到两全其美的境界。所以，送礼者和受礼者都是目的中人，而唯钱与物。
万事开头难，这是一句中国人的口头禅。至于第一次送礼，更是特别讲究，所谓初次送礼不可过重，小礼先作敲门砖，以便日后循序渐进，重在要靠平时积累，以办多大的事送多大礼为原则；送礼之人不能怕无用功，万事不可急于求成，要把握时机，只要有信心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但是，送礼和受礼之人都会各自把握尺度，口念着“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的金钱与权力的契约。若送礼之人送礼请托之后未办成事，免不了要遭送礼者骂为骗子，甚至结怨、仇视一辈子；若受礼之人将送礼者请托之事办的漂亮，也免不了事后要遭送礼者骂为贪官，把那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惺惺誓言插上“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牌子。
除此之外，送礼还要掌握一大堆避免禁忌原则：例如，国人普遍有“好事成双”的说法，因而凡是大贺大喜之事，所送之礼，均好双忌单。不过“四”这个双数却特别忌讳，因为“四”听起来就像是“死”，是不吉利的，但是死人还是要送礼的；还有忌讳白色、黑色，这两色都被视为不吉利、是凶灾哀丧之色。但也不仅全然，若是送上白花花的银子和黑亮亮的珍珠，忌讳之话也就另一番说法；更有忌讳送钟（终）、送扇（散）、送梨（离）等字的谐音。不过，若是送的是金钟、银扇、玉石梨，这些谐音就全然没有了忌讳，这就是虚伪、圆滑、爱耍小聪敏的奴性文化。
这不是亵渎传统的礼尚往来文化，这是国人的礼尚往来在演绎着奴性的特性，是奴颜自我、炫耀自己的弱点或缺陷，是太监文化为国人铺就的底色。这套文化造就政治腐败、精神颓废、思想懦弱，它是麻木的容器，滋养着没有生理缺陷的人。无论是真太监还是假太监，他们都是自阉思想，社会行为卑鄙，但又自我感觉良好的人，这就是奴性文化的本质。这种文化结构体现在中国人的各个层面，使得吃喝文化发达、思想麻木、追求现时利益，对社会、子孙和未来缺乏担当和责任感，个体文化凋零而集体文化臃大，对外界和强者充满着警惕与恐惧，对自身的病态敏感而难以正视，抵制和压制任何变化与差异，致使社会自我组织能力缺失，缺乏和害怕独立意识，喜欢依附与被依附。
而今，奴性文化最缺失的就是批判性和根除。这种文化不是智慧，而是政治腐败的根源。人人腐败，贪官遍地，这已是当今中国官场特色。糜烂性腐败已自不待言，不能自拔。所谓“反腐”，愈反愈腐，原因就是缺失民主和制约。哲学上有句话：量变带来质变。如果说，某种腐败来自人性的贪欲，即便再过千年万年，还可能存在。但在民主之下，人性的贪欲受到制度的强力约束，残存的仅仅是一点人性的腐败。但在中国，人性的贪欲却得到制度性的张扬，变成制度性的腐败。这便是官文化的腐败所致。
排斥透明与公开、拒绝监督与制衡的专制制度，为自古以来的中国官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使之有限的资源向权力倾斜，不断为“强者”洗劫、分赃。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或者，越靠近权力越富，越远离权力越穷。可以断言：只要不治愈被阉割的政治文化，专制制度不改，人治不废，官场上的政治、经济、文化腐败就无可救药。这就是精神阉割给中国人落下的病根。
第29节论“光宗耀祖”与“为人民服务”
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太监是个猥琐中又能光宗耀祖的职业。清末，有个叫顺安的小孩，他七岁的时候给他亲爹“私白”净身，指望他进宫当太监伺候皇帝光宗耀祖。而“私白”就是民间私下净身，手术风险很大，闹不好会丢了性命，但小顺安挺过了这一关。进宫后，顺安最大的心愿是直接伺候皇帝，做天下最大的奴才。但他时运不济，先是干了几十年的杂活，将近快60岁才时来运转，熬成了给皇帝妃子梳头的太监。不过顺安也很激动，虽说伺候的只是一个妃子，但毕竟是主子，顺安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到皇帝身边。有这个信念做支撑，顺安干得很是卖力，把皇帝妃子伺候得舒舒服服。然而，就在顺安努力地向自己最理想的福地奋斗的时候，大清国垮台了，他被逐出了宫门。
顺安是个不幸的可怜人，但他想借伺候皇帝来光宗耀祖的愿望无可非议。就此一点，不论是不是太监，也不管是谁承认不承认，中国人最大的人生理想就是光宗耀祖，这一点并不是太监的专利。然而，要拿“光宗耀祖”来比当今正统宣扬的“为人民服务”思想，那么“为人民服务”是绝对欺人的，也是不可能被弘扬、被作为官文化的思想与精神。就“光宗耀祖”而言，无论什么人做官从政、经商南北，甚至是言理治学，绝大多数人心是为“光宗耀祖”，只是嘴言“为人民服务”罢了，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因为“为人民服务”是向外的奉献，而“光宗耀祖”是向内的贡献，所以显亲扬名、光宗耀祖才符合国人的本性。
在中国历史上，只要是贪官，他们都怀揣着一颗光宗耀祖、夫荣妻贵、子借父名的心，将为宗族争光，使祖先显耀立为人生最光耀的目标。这也是最实际、最能体现人生价值的理想。在光宗耀祖的、自觉与不自觉的虚荣心的驱使下，光前裕后的奋斗精神，就是做官贪赃积私，经商奸诈积财的动力，甚至在治学育人上、治病救人上、烧香拜佛上骗财。这才有了自古至今的官二代、富二代，书香门第、祖传游医、酒肉佛徒。在这种虚荣心的影响下，使得官场之人压力暴增精神失常，探求弄权之术，欺上瞒下无恶不作，致使许多贪赃者皆是夫妻同案、父子同案的家族集团。例如，东汉巨贪梁冀夫妇、明代资深的最高司法官左都御史刘观及其子刘辐、内阁首辅严嵩与其子严世蕃等等。这些历史上的贪赃家族，均为当今贪官积累了经验，使之成为贪赃楷模。
纵观贪赃家族的历史，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宣扬的人生观、世界观，加上权贵强势的腐败文化，宣扬的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五子登科、福禄双全，使得国人以家庭和宗族为中心的个人经历，从小的教育就忽略了公众利益。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朝中有人好做官”等一道道仕途箴言，极度地深入人心，极力表现的是裙带关系。其中也包括宣扬的爱国思想，前提又是精忠报国、赤胆忠心、浩气长存等等，似乎国人爱国不到非死即残，爱国的等级也非英雄之辈。不难看出，“光宗耀祖”固有的思维体系有利于国家主义，朋党利益，特别是有国才有家的灌输，使人在宏观上极容易被煽动敌对与仇恨。当然，这也有利于个体的气场，在宗族、家谱和曾经权高位重的人物光照下，个体极易得到环境与攀梯，使之个体利益吞食公共利益。
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压制内部矛盾的作用，在没有法制意识的社会氛围里，唯有伪善的宣扬“仁爱”，才能缓解与和谐社会的不平等。而“杀富济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等淡薄的法制意识，却得到统治与被统治者的普遍认同。以至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古往今来的共识，严重制约当今社会的公平性。这也是“光宗耀祖”的思维失衡社会公平的因素。
俗语说：人要脸，树要皮。这是国人最面子的活，也是最假面子的工程。如今，官场比排场叫形象，做官比胆大叫魄力，商人比奸诈叫精明，男人比女人叫户头，女人比男人叫搞定，就连学生比学生也套上一个权贵的标签。凡此种种，皆因国人的虚荣心在作崇，而这种思想侵蚀的正是官权与民权平等。国人在作崇的虚荣心里，表演出进步一点沾沾自喜，平步一点手拉脚踹，落后一点理由一堆。而在倡导“务实”之下，把进步归于自己，落后归于他人；把奢华的生活炫耀到极致，笑贫周围，骂其呆傻。
虽然，当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给国人带来了“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在短暂的推动历史进步之后，腐败又滋生在捧着最先进的无产阶级理论，脑子里却装着最传统的封建思想，引经据典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生存哲学。而今，在愈演愈烈的贪腐社会里，官权将“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公共权力大行其道，导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没落。这种畸形的处世理论当今世风日下，人心叵测。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缺失，监督成为形式，官场中饱私囊，暴富却不知道钱从哪里来，却又能逍遥法外。这些官权作用不仅鼓励了贪官磨刀霍霍，更是赋予了贪官的胆略，肆虐的改变着分配和再分配的规则，最后把一个文明古国变成被肆意践踏民权的社会。
除此之外，在一个缺失或根本就没有民权的社会里，相互吹捧是官场上的处事技巧，而相互诋毁又是官场上最为拙劣的技能。因为技巧是方法的熟练和灵活运用，技能则是完成一定任务的动作系统。所以若论“光宗耀祖”与“为人民服务”，就得要如火纯清的掌握处事的“技巧与技能”，这是当今官文化里面的竞技政治。
第30节论仕途文化
仕途就是读书人通过学习和应试等方式，跻身官场的奋斗过程，也可叫做官的途径、做官的道路、做官的生涯、做官的过程。古时“仕”通“士”，士就是卿士，仅次于诸侯的社会阶层，在发明“科举”之前，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机会做“士”，也就是做官。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平民阶级分为士农工商，这四种阶级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结构，而划分方式同时也是各个阶级的谋生手段。士为平民中的最高等级，简单地说就是靠读书吃饭的，而读书人跻身上流社会的手段主要是科举，士通过科举来取得出人头地的机会，一旦抓住了这个机会便可以成为官吏，因此便有了“学而优则仕”的读书精神。
所谓“士农工商”皆为四民，是指读书的、种田的、做工的、经商的。开创中国古代科举制的是隋文帝杨坚。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他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做官。随后隋亡唐盛，唐太宗大大扩充了国学的规模，武则天首创殿试和武举，唐玄宗把诗赋列进士科考试的内容等等，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由此，科举制形成了仕途文化和仕途经济。
清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有一篇《范进中举》，故事描写了范进参加乡试中了举人一事。范进中举后喜极而疯，深刻地揭露了这个士人的丑恶灵魂，同时通过他的命运变化反映了世态的炎凉，以及封建社会后期读书人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当然，范进只是封建时代千千万万个热衷功名的下层读书人的典型。他大半生穷困潦倒，到54岁才考进秀才。他中举之前，穷得揭不开锅，邻里没有一个借米周济他。他地位卑微，受人歧视，生活状态是：“这十几年，不知猪油也曾吃过两三回”，“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在这种情形下，他仍偷偷赴试，更表现出他对功名的疯狂追求。
在“科举”和“学而优则仕”的精神怂恿下，入仕是中国自古以来读书人的心路。虽说“科举”是横在读书人面前的一条鸿沟，而越过这道鸿沟，则顷刻风光无限，终生荣华富贵。正所谓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时代，中举入仕带来的天壤之别的变化着实令人羡慕和神往。而由“科举”和“学而优则仕”培养出来的官员，他们在心态上都是热衷功名又怯懦麻木，心理上都是逆来顺受又盛气凌人，心术上都是迂腐无能又为人虚伪，心像上都是知书达理又四面玲珑。此等虚伪、势利、奸猾、贪婪的形象就是仕途经济造就的官场大写实，也是仕途文化散发出的大腐臭。
而今，“科举”早亡了，但其“学而优则仕”的奴化愚民的思想依旧酷比，仕途经济枝繁叶茂，仕途文化精熟深通。这是借尸还魂的封建统治手段，是培养虚伪、势利、奸猾、贪婪官员的处事哲学。因为仕途经济是最牛市、最好的创业板，应试教育自然成了造就“改换门庭”做官发财的动力，孵化出贪婪师表、缺腿教育、怪异名师、变态家长、畸形学生的新科举。所以致使人的智育目标狭隘，推行的是重人力素质轻人本素质的教育，养奸的是强势教育经济。这是严重阻碍人的个性发展，扼杀人的创造力，摧残青少年身心的教育机器。
当然，应试教育也具有它的“公平公正”性，这是维护统治和所谓遏制权贵的无奈之举。由于仕途经济与权贵关系紧密，教育就变成一种特有的垄断产业，其优势就是勾结起的人缘、地缘和亲缘关系，而在各种“缘”的作用下，其“公平公正”又“失平失正”，构成官比官、富比富、贫比贫的“公平公正”，全然又在权贵左右之中。因为当今对应试教育之外的评价缺乏认可，以及教育资源的政治化和产业化，所以只得依赖所谓的“公平公正”来维系。同时，为确保社会稳定，故而不惜牺牲人格素质、精神素质等非智力的培养，这是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的自闭。
由于仕途经济和仕途文化的垄断，国人最热衷谈论的是官场、最关心的是政治、最争议的是“国家大事”。但这种热衷、关心和争议体现的并不是“爱国”，并不是拥戴现行国体，而是充分折射出对社会体制的不满，对暴力统治的反抗和顺受，对统治阶层的不信任。由此，在所谓“公平公正”的应试教育之下，民权被肆意践踏，人性被严重扭曲，人格被奴化。除此之外，仕途经济造就的是一旦为官就贪，一朝掌权就得意忘形，演绎着投资仕途，幸福三代的十官九贪。在这种垄断的、暴力的，甚至是监民狱国的统治之下，仕途文化必然是应试的，在“公平公正”中招募太监式的精英，培养帮凶式的官吏。而国人在监民狱国的社会里，不得不接受投资教育的种种途径，不得不压制青少年的个性，不得不为光宗耀祖和改换门庭投资，不得不承担起为培养“祖国未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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