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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论贿赂外交
苏洵写《六国论》，提出并论证了六国灭亡“弊在赂秦”的精辟论点，借古讽今的抨击宋王朝对外的屈辱政策，告诫北宋统治者要吸取六国灭亡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弊在赂秦”指的是各诸侯国不该割地贿赂秦国。而为什么要割地贿赂？这里面除了秦国有强大的军事威胁外，更重要的是秦国的贿赂外交。
贿赂外交政策的创立者，是秦王朝初期的尉缭和李斯。而这一政策的实施，为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同时，也成就了一位雄才大略、赫赫有名的秦始皇。始皇生于春秋战国的后期，这一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异常激烈。始皇姓嬴名政，公元前246年，蠃政的父亲秦庄襄王子楚驾鹤西去，年仅13岁的蠃政即位。然而，因其年幼，国柄实权却掌握在国相吕不韦、太后以及宦官等人手中。此时的蠃政也只是一个政治上的摆设，根本就没有掌控国家的能力。到蠃政22岁时，他正式临朝亲政，开始施展他的宏图之志。也就在这一年，他免去了吕不韦的相职，任用大梁人尉缭和李斯。因此，《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载：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闵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饮食与缭同。
赂其豪臣，就是尉缭实施“贿赂外交”的思想。自尉缭来到秦国以后，他劝说秦王：“凭秦国这样强大，诸侯就象郡县的首脑，我只担心各国联合起来，对我们进行突然袭击，这就是从前的智伯、夫差、湣王所以灭亡的原因所在。希望大王不要吝惜钱财，大王可出巨资派遣谋士，到各国去贿赂他们的大臣，离间他们君臣关系，从各诸侯国的政治集团内部进行瓦解，这样只不过损失三十万金，而各诸侯就可以被完全消灭了。”
正巧，当时秦国正面临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战将如云，猛将成群，而真正谙熟军事理论的军事思想家却没一个。靠谁来指挥这些骁勇的战将呢？如何在战略上把握全局，制定出整体的进攻计划呢？这是秦王极为迫切的事。秦王听了尉缭的见解，正好说到他最担心的问题。因而，秦王觉得此人不一般，正是自己千方百计要寻求的总参谋长，于是委以尉缭重任。不仅如此，为了显示恩宠，表示尊重人才，秦王平日会见尉缭时，均以平等的礼节相待，衣服饮食也与尉缭一样。经过周密的部署和策划，秦王采取了一系列的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连环政策。同时，又不失时机的发兵出击，以达到贿赂政策与军事打击并用的战略。此后，从公元前230年，秦国灭韩国开始，经过12年的贿赂瓦解和南征北战，至公元前221年灭掉齐国为止，最终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至此，秦王改称秦始皇，登上了中国大一统的皇椅。
尉缭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思想家。他特别注重谋略和战前准备，讲究“战前准备会议”，主张“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先料敌而后动”。尉缭主持秦国军政以后，更是将战前贿赂，瓦解敌国的政策发挥到了极致。同时，李斯也认为，派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六国，离间各国君臣是为上策。
秦王十分信任尉缭、李斯、姚贾等大臣，而且还允许不同意见，甚至耳不听他人的谗言。不仅如此，秦王还给予他们“资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剑”的待遇。委任李斯为长史，让他全权负责与六国的秘密外交事务。为此，尉缭与李斯合谋制定了一系列的外交政策：一是贿赂、结交、游说各诸侯国的大臣名士，使那些接受贿赂的人成为秦国的间谍和内奸；二是对那些拒绝接受贿赂的人，李斯就派刺客进行暗杀。然后，在秘密贿赂外交取得成果之后，秦王就立即派军队进攻。
事实表明，尉缭与李斯策划的这个贿赂外交政策很奏效。李斯也因此被秦王拜为客卿。这个职位是专门授予当时的外国人，是一个高级顾问的角色。而李斯在秦国也取得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颠峰。不过，李斯的处世哲学是“老鼠哲学”。他曾有感而发：“一个人贤德或不贤德，就像老鼠那样，看他处在什么环境罢了！”为了这一目标，李斯奋斗了一生。为保住个人的富贵荣华，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秦二世。后又为赵高所忌，公元前208年，李斯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四族。临死的时候，李斯长叹一声：“仓鼠上越高，摔越远。”
秦国除了实施贿赂外交政策外，秦王还利用手中强大的军事实力，胁迫各诸侯国用土地换和平，逐步削弱和蚕食各诸侯国的国力。由于秦国的贿赂外交政策屡屡奏效，再加之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各诸侯国首脑徘徊在是战是和的两难时，被秦国贿赂的各诸侯国的高官们都力主妥协，主张只有得到秦国的保护，才是保和平求发展的硬道理。故而，在被秦国贿赂收买的诸侯国高官的帮助下，有些诸侯国只得向秦国割让土地，贪求一时的和平。在秦国贿赂外交政策的攻势下，秦国的国力越发强大，最终割让土地之国也没能逃脱灭亡的命运。如果比较一下，秦国在用武力夺取的土地和用贿赂外交所获得的土地，武力夺取的远不及用贿赂外交所获得的土地。而六个诸侯国因割让给秦国所丧失的土地，远比战败所丧失的土地实际要多到百倍。可以说，秦国实施的贿赂外交政策，就是制服各诸侯国最大的外交成果。不过，也有不买秦国贿赂外交的国家，这就是齐国。齐国的大臣廉洁奉公，骨头还硬，没人吃秦国的贿赂，也没有割让一寸土地给秦国。可是，齐国也随着五国的灭亡而灭亡了。为什么？这是因为齐国跟秦国签有互不侵犯条约。齐国座视秦国热闹的杀戮，而不帮助其它五国。最后，五国已被灭亡了，齐国再想与秦国抗衡，那也晚矣，亡国也就没法避免了。
原本，燕国和赵国的国君，他们起初也有长远的打算，凭借自己的国防力量，也能守住他们自己的国土，不情愿割让土地给秦国。但是，秦国的贿赂外交有效地削弱了燕、赵两国的力量。就赵国而言，在对秦国五次反围剿中，打了两次败仗，三次胜仗。后来，秦国向赵国宠臣郭开实施了贿赂外交，在这个贪官的帮助下，赵国灭亡了。虽然，韩、魏、楚三国也都奋力地保卫了一阵子国土，但因齐国袖手旁观，给了秦王各个击破的战略时间，所以先后也灭亡了。特别是楚国，秦国为了破楚齐联盟，特派张仪到楚国开展贿赂活动，在贿赂了南后郑袖、楚王儿子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之后，楚王昏聩了，竟然革职了主战派屈原。由于楚国的高官受贿卖国，致使秦国像猫捉老鼠一样的把楚国灭亡了。
在秦始皇死了一千多年之后，苏洵著《六国论》，剖析六国败亡的原因，一针见血的指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苏洵写这篇文章，他并不是单纯地评论古代的历史事件，而是借古讽今，警告北宋统治者不要采取妥协苟安的外交政策。但北宋政府根本不理会他的政治主张，继续用懦弱和卖国的政策维系着自己的国家，直至北宋灭亡。而此后的近千年，这种懦弱的外交政策，就像一套经典的邦交思想，影响着后世。
应该说，秦国实施的贿赂外交政策，是秦国外交战线上的巨大成果。这是秦国利用他国官员的贪婪，收买他国官员为已用的手段。不过，在秦国一统江山以后，曾经被秦国贿赂收买的他国官员也没被重用。像赵国大贪官郭开，他在秦国上任不久，返乡取钱回来的路上就被一伙不明身份的“强盗”杀了。
第18节酷吏与贪官的时代
司马迁《史记》里撰有一部《货殖列传》，文中排列自春秋到汉武帝时代的豪民巨富，述其创业经过，致富之术，财产规模，给后人看了很热眼。在司马迁生活的年代，以冶铁致富的最多，列入富豪榜的有卓氏、程郑、孔氏、曹邴氏四家。而卓氏家族有位才女叫卓文君，因她跟文豪司马相如私奔而被后人津津乐道。还有一位无盐氏，他是放高利贷的，算是民间的金融家。吴楚七国之叛，他冒险借款给从军的贵族，后来获利十余倍之多，成为当时关中的巨富。此外，《史记》又记载了一位高官邓通，他是汉文帝刘恒的宠臣，他的发家极具哀感天地。一次，文帝身患毒疮，邓通常为其吸吮患处。文帝因感念邓通的恩德，就把铸钱发行货币的垄断权交给了他。由此，邓通广开铜矿，富甲天下。开创了“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治格局。
但这一时期，酷吏与贪官也在粉墨登场。汉武帝刘彻时，有一个负责刑法事务的权臣，名叫张汤。传说，他著有一部《枕边秘笈》，书中对汉武帝阐述了他的治贪观点：“天下为官之人，大都为名利二字。只要他为官，就很少不贪的。大贪误国，小贪害民。皇上如能随时探得官员们的贪赃枉法之迹，大贪杀之，小贪罢之；有为者重用之，无能者废黜之。要使天下的官吏像走马灯一样，转起来，换起来。可谓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啊。”张汤所言，汉武帝也觉得是这么回事，因而在他执政时期，汉朝开始有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他在继承父皇生前推行的养生息民政策的同时，在思想上又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儒学在古代中国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同时，他亦采用法规和刑法来巩固政府的权威和显示皇权的地位。因此，汉学家认为这是以儒为主、以法为辅，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对广大百姓宣扬儒道以示政府的怀柔，而对政府内部又施以严酷的刑法来约束大臣。
除了酷吏张汤，汉代也确实出了不少酷吏，且有“十大酷吏”之称。由于汉代对官吏执行的是酷吏行政、酷吏司法，也致使贪官胆寒。汉代的酷吏不畏强权富贾，对敢于以身试法的人，特别是豪门贵族、强势人物该出手时就出手，决不手软。而且他们自己又能操守廉洁，不贪不占，严于律己，“酷”之对贪官污吏，倒让民众拍手称赞。张汤是汉代酷吏中的一员，他又以廉洁著称，但他的结果也很心酸。张汤主张执法严明，用法严峻，他曾协助汉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告缗算缉，打击富商，剪除豪强，后人常以他作为酷吏的代表人物。但他为官清廉俭朴，也不失为古代廉吏之楷模。之后，张汤因御史中丞李文及丞相长史朱买臣的构陷，被强令自杀。张汤死后，他留下的家产不足五百金，这些皆得自俸禄及皇帝赏赐。此等酷吏真是中国老百姓最为久盼的，当为人民公仆，为官楷模。
张汤死后，到了汉哀帝刘欣执政。这时又出了一个叫董贤的高官，此人在刘欣做太子的时候，是靠“陪太子读书”一举挤进富人圈。董贤言谈举止十足像个女人，后人怀疑汉哀帝和董贤有同性恋倾向。史书上说：他贵至“与帝同车”，权倾天下。后来，王莽掌权后，董贤随即失势，自杀而死，年仅22岁。
到东汉时，又有个叫梁冀的人，绰号饕餮将军。因为饕餮这种怪物贪残，没有身子，只有一个大头和一张大嘴，十分贪吃，最后被撑死。故而，汉代朱穆有诗云：“饕餮贪汙，臭腐是食。”梁冀出身世家大族，先祖曾协助过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其父亲为梁商，梁冀继承父爵被封为乘氏侯。后来，梁冀因汉质帝刘缵当面称他为“跋扈将军”，由此而闻名于世。
梁冀从掌管京师治安巡察、禁暴、督奸等任务的执金吾做到大将军，可谓每一步都贪如饕餮。梁家一门，前后封侯的有7人，当上皇后的有3人，6个贵人，20个大将军，夫人、女儿都封了食邑，册为君的有7人，还有娶公主为妻的，其余的卿、将、尹、校达57人。当时，真可谓是刘家天下，梁家党。
要说贪污贿赂、卖官鬻爵，这是梁冀最为平常事。他老婆孙寿敛财手段更是狠毒，比她老公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次，这对饕餮夫妇在枕边打赌比富，争得面红耳赤，双方都不服。第二天，为彰显各自的财力，饕餮夫妇竟隔着一条大街，面对面的盖房子斗富，而且还是盖了拆，拆了再盖，全然在烧钱。这还不同当今前任建后任拆，再建再拆，目的是不搞开发哪有财发的“政绩”经济。后来，这对饕餮夫妇太有钱了，尽然又不把皇帝不放在眼里，这让皇帝觉得不除此人，自己完全就是一个傀儡。当然，除人是要找借口发难的，何况梁冀这人贪孽深重，找个说道也太容易了。梁冀垮台后，朝廷从他家里搜得的财产多达30亿钱之巨，这个数字足够当时全国半年的租税。可惜，面对如此庞大的财富，梁冀两口子却已无法享受了。
除此贪官污吏，在汉代还流传着一则极具讽刺贪贿的故事。相传，汉武帝刘彻即位不久，辞赋家东方朔被招入宫后。由于他常在武帝面前诙谐调侃，被视如俳优。但东方朔很有正义感，能以诙谐的言辞直言切谏。在汉朝的朝野上下，东方朔看多了这些既贪利又贪色的官吏，于是他就讲了个故事嘲讽他们。
他说：“世上万事万物是极其微小的，如听蝼蚁蚊虫这一类东西互相辩论，所说也很有道理。”
有一天，蚂蚁炫耀说：“我们虽微小，但我们出入有群臣之仪，发现死了的可食的虫子，又能一块儿分享，有忠孝的美德。”
可苍蝇不服气了，争辩说：“你们不如我们享福，不管公家、私家，只要开筵摆席，我们都能登堂入室，光临他们的饭桌，品尝他们的美味，饮用他们的酒水，这是我们的长处。”
这时蚊子听了他们的话，十分不以为然，说：“你们都不如我活得潇洒快活。那些美人居住的香阁闺房，到了深夜烛灭的时候，我们就飞到她的纱帐之内，停在美人的玉体上，聚集在美人的酥胸上，选择香软美嫩的地方叮咬。如此美事，你们可曾享受？”
蚂蚁和苍蝇听后都自愧不如，双双不服气的说：“看你细胳臂细腿，嘴巴又细又尖，还如此地好色呢！”
如此拟人的典故，一语概之：官场就是狼贪鼠窃的场所。其实，在狼贪鼠窃的社会里，历代政治家都是打着“富国裕民”的口号先富自己，然后再玩弄“安富恤穷”的政治，最后极富的只是少数人。所以，自古中国老百姓就被奴了、骗了，甚至都被欺服了。以为贪官贪食的是国财，与民无关，而无民哪有国，贪官贪食的都是民脂民膏也。而最可悲的是，延续至今的中国社会依旧如此，正如邓小平曾有言在先：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而这富起来的“少数人”便是贪官、奸商，以及投靠权贵的所谓“社会精英”。在传统的政治制度下，致富离不开权力，越靠近权力者越富裕，越远离权力者越贫穷。以至于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虽说，古有酷吏张汤，但他再酷也没酷不过他的上司；虽说，古有梁冀两口子比富、邓通巴结皇帝发财、董贤陪太子读书挤进富人圈。尽管他们有的是消费能力，但已不太需要消费，而是尽其之乐的玩权弄财，这就是富起来的“少数人”玩弄的政治。
虽然，古有酷吏廉洁奉公，但贪官却又多如牛毛。历代口诛笔伐，治国先治吏的理论一堆，单从《左传·桓公二年》所阐述：“国家之败，由邪官也；官之失德，宠贿章也。”到大清康熙皇帝恨之入骨地说：“朕恨贪污之吏，更过于噶尔丹。”贪官依旧是怡然自得。为此，毛泽东早在建国之初，他就语重心长地告诫他的党人：“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此话倒出了这位共和国领袖的反贪意识。然而，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位领袖不意识到反贪问题的，但结果都是一代杀之，二代喊之，三代同流之，最后是积重难返。
第19节论贪官治国
中国文化既能营造个人的光环，也能把人打造成神，更会创造怪圈。儒道佛三教合流，不仅糅合的如此完美，也捏合出多种性格的人神。
其实，历代统治者都有一个愿望，他们指望文人不贪财，武将不惜命。但文人不贪财，皇帝是比较敬畏和好控制的，而武将不贪财对皇帝来说则是隐忧。因为武将不贪财，这武将定有政治头脑或有野心。宋太祖赵匡胤编导的“杯酒释兵权”，是借用和平手段，不伤君臣和气就解除了大臣的军权威胁，成功防止了军队日后的政变，被后人称为历史上有名的安内方略。但是，其历史影响却远远不是这样简单。赵匡胤为巩固中央政权，其“杯酒释兵权”就是给整个武将集团颁发了一张“腐败许可证”。从那之后，武将们都理直气壮地进行贪腐，而且还没人敢问。可以说，大宋开国武将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贪财好色之徒。如赵匡胤结拜兄弟石守信“专务聚敛，积财巨万。”；安国军节度使王全斌攻克成都后“夺民家子女玉帛。”；左卫大将军王仁赡“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军器库使楚昭辅“颇吝啬，前后赐予万计，悉聚而畜之。”；西班指挥使崔彦进“频立战功，然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右千牛卫大将军曹翰“贪冒货赂。”；泾州刺史张铎“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万贯，及擅借公帑钱万余缗，侵用官曲六千四百饼。”；左骁卫xx军田景咸“性鄙吝，务聚敛，每使命至，惟设肉一器，宾主共食。”等等，这帮开国将帅均是“腐败许可证”的持有者。
在宋朝以前，中国政坛常出现大臣废皇帝的情形，而赵匡胤本人就是通过废后周皇帝，坐上天子宝座的将帅。他当上皇帝之后，深知为了保证皇帝统治的稳定性，必须解决大臣废皇帝的隐患。于是，赵匡胤编导了“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开国武将的兵权，发一张“腐败许可证”给他们享用。同时，赵匡胤还清退了一批有能力的清官，任用了一批无能的贪官。他把朝廷的重任都委托给贪官，虽说无能的贪官不会得人心，但也不会对皇帝的权威构成威胁。当然，赵匡胤也深知官吏“贪浊”的孽根性。在他建国之初，赵匡胤就制定了一系列的怀柔的反贪措施，大幅度的削减了十官九贪的比例。但他也开创了“贪官治国”的执政思想，而且被后来的历代王朝所采用。所以，自宋朝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臣废帝的情况，皇帝统治的稳定性得到了保证。
应该说，赵匡胤反贪的同时，他也深入的研究过历史，以及之前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对独裁者来说，搞“清官治国”，不仅费心费力还危机重重。一旦清官干出政绩，人们就会认为清官比皇帝更能干，更得人心，这样就可能出现清官废帝的结局。相反，搞“贪官治国”，对独裁者来说可谓省心省力，人们即使抱怨皇帝能力不行，但那些贪官能力更差，相比之下还是皇帝好些。这种障眼法使得人们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甚至愚昧的拥戴皇帝。这样，皇帝就没有权力翻船的危机感。这就是“贪官治国”给独裁体制配制的稳定剂。所以，宋朝才有了较为稳定的社会，才有对内强制加怀柔，对外退让和软弱的国策。试想，当官的都去搞钱，争权就成为次要，这就避免了统治者内部的权力斗争，整个社会就进入了相对稳定状态。如果没了贪腐的空间，大家只好去争权，统治者内部势必出现激烈的权力斗争，整个社会也就进入了不稳定状态。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不稳定和邓小平时代的社会稳定，可以说就是“清官治国”与“贪官治国”的鲜明对照。
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太平盛世，几乎都是“贪官治国”的时代，只是各自在遏制贪官发展上与时俱进。但也跑不出“打击重点贪官，扶植听话贪官；借机打贪削权，替换新官平愤”。而秦始皇、朱元璋、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贪官最少的时代。秦始皇少年时代有过苦难的经历，他因从小被欺凌，破碎的家庭生活，父亲、母亲的囚禁，给他的尊严蒙上耻辱。而他又过早地对宫廷深处尔虞我诈的内幕有了解，有感悟。因此，秦始皇想用一种严厉的规范来建立他的帝国，从而使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家人物。在治国思想上，秦始皇表现出极强的“法治主义”精神，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家理论，对法家大师韩非钦佩得五体投地，四处网罗各国的法家人物，坚决按照法家的“君主极权论”和“暴力万能论”来构建新国家的模型。所以，他才坚决地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铁血政策，以及贿赂外交的瓦解方针。而十分推崇秦始皇的朱元璋和毛泽东，他们也都有秦始皇的类似人生，所以治国思想也极为相似。当然，这些表现除了崇尚传统的“暴力政治”思想之外，我们也决不能忽视秦始皇、朱元璋、毛泽东他们本人的人格力量。而中国特色的“法治”往往需要一个铁碗人物，一个政治、军事强人！在国人看来，一个平易近人、感情丰富，或者一个慈悲为怀、懦弱无能的君王，根本无从承担起推行“法治”的重任。这也如同在一个家庭里，受欺的儿子不愿有一个胆小怕事、唯唯诺诺的老子一样。
当然，毛泽东时代的老百姓生活是清贫的、单纯的，也是动荡不宁的，但宫廷里的斗争，老百姓犹如看戏。现在中国的老百姓尽管痛恨贪官，但也没人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这就是“贪官治国”的艺术。不过，“贪官治国”只要分寸掌握的好，控制好贪官的贪婪程度，统治者才会“高枕无忧”。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官员过份贪婪，榨取老百姓太深，引起官逼民反。这时候，统治者就要盘算一下，发个布告或搞一场不伤根基的运动，杀几个贪婪过份的贪官平一下民怨民愤，使民众感觉到皇帝还是好的，只是误用了官员罢了。而老百姓反贪官不反皇帝，其统治又可以安定下去，政治目的也就更显而易见了。其实，中国历史上的皇帝误用贪官的事情并不多，往往是有意重用贪官，保证自己的权力不受威胁而已。
“贪官治国”解决了皇权的稳定性，但“贪官治国”也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就是国家被无能的贪官瞎治理，国力搞得越来越虚弱，难于抵挡外族的入侵。所以宋朝以后的历代王朝的灭亡，不是因为朝廷内部政变造反，而是被外族的军事入侵所灭。北宋灭于金人入侵，南宋灭于蒙古人入侵，元朝灭于汉人造反，明朝又灭于满人入侵，八国联军打乱了清王朝的统治体系，点燃了辛亥革命的烈火，建立和发展起国民革命的力量，最后推翻了满清政府。同样，日本人的入侵又打乱了国民党的统治体系，使中国出现权力真空地带，让反政府的共产党乘机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最后又推翻了国民党。
若论“贪官治国”，最为权术的是用贪官反贪官。乾隆当政时，甘肃巡抚王亶望虚报灾情，私分救灾款，他大搞形象工程，侵吞国家投资款。对此，乾隆皇帝实在恼火。他派日后成为“大清第一贪”的和珅亲自彻查，结果查出王亶望问题一大堆，同案被处死贪官达22人。而此类手腕在随后的历史中玩的更为精到，案例比比皆是。
但历史也证明，当中国社会一旦步入“贪官治国”的时代，虚假的繁荣也随之惊艳。这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在普遍认为的南宋鼎盛时期，因沉重的税负压榨在广大的民众身上，这才营造了空前的商业繁荣。但也使得老百姓的生活积贫积弱，民不聊生，恶骂朝政。在“贪官治国”、“高薪养廉”的国策下，使得南宋社会国富民穷、官富民贫，军队普遍经商，军商、官商勾结，造就出高官成富贾，为官就发财的盛世景象。假如没有蒙古人的入侵，南宋政权估计还能不倒翁的维持。但“贪官治国”的副作用已造成国家体弱化，政治贪腐化，民生倾向国家早亡早好。虽然，南宋的军队装备精良，将领文化水平都很高，却不堪一击。事实证明，当蒙古铁骑踏来，宋军溃不成军。
纵论“贪官治国”实为固步自封，朋党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奴的治国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封建统治。明万历时期，由于封建官僚集团已到了腐败透顶的地步，社会道德已无底线可言，处处是饿殍遍地，致使当朝清官海瑞毫不掩饰地上奏，揭露皇帝“酗酒”、“恋色”、“贪财”、“尚气”，四毒俱全。而封建官僚士大夫们还以此为荣，贪戾之气已成时尚。对此，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他更是极力的批判封建统治是“天下之大害”，提倡“法治”反对“人治”。但诸如黄宗羲、李贽，晚清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民主思想一再被扼杀，最终导致明朝被外敌清朝代替，清朝又被八国联军戳的千疮百孔。这就是封建统治者不怕内乱，唯恐外患的“贪官治国”之术。此后，又派生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和当今“稳定压倒一切”的贪官治国的国策。
第20节祸乱的晋代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最动荡、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应属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发生了许多沧桑分合、刀光剑影的巨大历史变化，留下了无数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鲜卑子、汉家儿、羌中杰、氏族雄、羯族豪、匈奴英，各个是弯弓走马，飒爽俊逸，玄言味永，飞鸿荡天，真个是精彩绝伦的乱世。虽然时间黯淡了精彩，但这一时代，那些浮生若梦的人生，非戏剧而又恰恰最具戏剧化的台台“大戏”，让史学家们不得不产生无尽的神往之情。然而，在这个大动荡、大混乱的时代大舞台上，人的贪性更是不停地爆发。而维护封建剥削和等级制度，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思想的文化更是虚伪空洞，故而蜀有民谣：
尚之所爱，非邪则佞。尚之所憎，非忠则正。
富拟鲁卫，家成市里。贪如豺狼，无复极已。
两晋时期，由于儒道佛玄思想共存，相互之间又几经诘难、斗争，渐而形成了兼容、激荡的局面。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当时的知识分子往往亦儒、亦道、亦佛、亦玄，使得纷乱的社会崇尚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官员们贪婪的本性更是极度膨胀。虽说当时《晋律》规定：“吏犯不孝、谋杀……受财枉法及掠人和卖、诱藏亡奴婢，虽遇赦，皆除名为民。”这条律令把官吏贪污、受贿枉法的事与不孝、谋杀等重罪并列，作为不能赦免的罪行之一。而且《晋律》还设《请赇律》、《违制律》两篇，将官吏渎职的收受贿赂设专篇加以规定。到晋惠帝司马衷时期，强调“诸居职其犯公坐者，以法律从事；其以贪浊赃污为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锢终身，轻者二十年。”但是，封建地主阶级盛行奢靡之风，却让规定也只是规定罢了。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他对这个晋代司马氏集团曾这样评价：“封建统治阶级的所有凶恶、险毒、猜忌、攘夺、虚伪、奢侈、酗酒、荒淫、贪污、吝啬、颓废、放荡等等龌龊行为……”西晋社会风俗更是淫邪，更是非颠倒。具体而言，这个集团整个是疯狂掠夺，贪财无度的政治流氓的群体。《晋律》甚至规定，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金钱来赎罪，贪污贿赂即使触犯了刑律，也不会被判死罪，赎死罪开价为黄金二斤。因此，晋人鲁褒在《钱神论》中曰：“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其方，外则其圆……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又曰：“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德而尊，无势而热……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当然，赎罪也只是为贪官和富人大开绿灯，穷人根本就是望尘莫及。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个叫杨朱的人，又称杨子。他是一个靠走偏锋的道家弟子，主张“贵生”重己，而当时墨子提倡“兼爱”利他。有一次，墨子的学生离滑厘问杨朱：“如果拔你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到好处，你干不干？”
杨朱答道：“天下人的问题，决不是拔一根汗毛所能解决的！”
离滑厘又说：“假使能的话，你愿意吗？”
杨朱默然不答。后来，孟子对此评论：“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为此，后人就以“一毛不拔”来比喻非常吝啬自私的人。杨朱阐发了一种人生哲学，其核心观念便是“为我”，就是把是否对自己有利，当作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
在晋代，整个国家都盛行奢靡之风，因而特别推崇杨朱的理论。但是，晋人在杨朱思想的指导下又加以丰富和发挥，陷入了醉生梦死、消极悲观的泥潭。当时流行这么一个顺口溜：“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这个顺口溜的潜台词就是说：人活一世到头来都是一把烂骨头，谁知道烂骨头有好有坏呢？所以人在活着的时候，应尽情享乐，不必考虑死后的事情。
例如，西晋的开国元老太尉何曾，他一天三顿饭要花一万钱，而他儿子何劭比他老子翻了一番；尚书任恺每顿饭要花一万钱，他餐桌上尽是山珍海味，但管家还经常被挨骂，说那么多菜没有一样爱吃的。如按晋代官制，当时四品官相当于今天的厅局级官员，月俸为72斛，约可折成九千钱。也就是说，他们一顿饭要吃掉今天一个厅局级官员的月薪。这也如同今天一个厅局级官员，一顿酒席要花掉一个普通工人的年薪，甚至一瓶酒就得花费十个农民的年口粮。而光凭薪水又怎能如此摆阔呢？当然，自古到今官员吃的、花的、喝的都不是自己的俸禄。
品，是古代官吏的等级。由于晋代的官场十分腐败，表现之一就在用人制度上，其贿官之风尤甚。具体负责这项组织工作的是各州郡的中正官，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官员。所谓“中正”是取其公正、不偏不倚的意思。曹魏时期，中正官还能按“德才兼备”来胡差事，可到了西晋时，中正官也不“中正”了。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往往以家世的兴衰和贿赂的多少来定品级，把世家大族的子弟定为上品，把无权无势又无钱贿赂的人定为下品。而吏部也如同虚设，不但不把关，也把这项职权当作生意来做，只是看钱多少而灵活地授予官职，结果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据统计，《晋书》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上品官职，均为世家大族的子弟。他们20岁左右就步入官场，做官的起点很高，而且担任的都是些很清闲的职务。如中央政府里的黄门侍郎、中书侍郎、散骑侍郎等，均为五品官职。这些高官的工作也只是照顾皇帝饮食起居、管理些文件的收发、陪皇帝打打猎，充当顾问的差事。此等岗位如同今天的三陪，即陪吃、陪玩、陪聊，不同的是这些人都是高官罢了。而出身寒门的人，往往过了30岁才能担任低级的小吏，用今天的话说，都是基层干部。更为腐败的是，这种贿官之风在晋代不仅无人过问，而且官职却明码标价，眼睁睁地看着组织部官员捞钱，还不属监察官执法的行政范围。
在司马炎建立晋朝之初，这位晋武帝在灭吴国之前还算是一个勤于政务，是个有抱负的帝王。但统一天下之后就迅速走向了反面，一跃成为中国历史上老婆最多的皇帝。他生活荒淫，下令物色美女到后宫，中意的都留下，不中意的才可以嫁人。灭吴国后，他又将吴主孙皓宫中的五千名宫女全都照单接收，加上他原有的宫女，总数超过一万余人。他每天坐着羊拉的车子在宫内转悠，羊在哪里停下来，他就下车入室就寝。一些善于奉迎的宫女，知道羊喜欢吃竹叶和盐巴，就把竹叶插在门户上，把盐巴撒在门口。羊见到竹叶和盐巴就停下来，晋武帝也就进了门。除此，晋武帝不但女人多，他还开创了公开卖官，聚敛私财的先河，成为靠官帽经济维系封建统治，中饱私囊的昏庸皇帝。
奢靡是历代王朝执政者的传染病，也是贪婪的封建文化。但是，晋武帝所领导的团队与历代帝王不同，历代是帝王奢侈可以，臣民不可以。而晋武帝崇尚奢侈的生活，直接带动了全国的奢侈之风。在整个晋代，社会空洞无思想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皇帝不想问事，官员不想做事，连老百姓也不想干活，整个社会其实就是在混日子，此等情形类似当今官场上的浮华泡沫。
从汉未到隋初这四百年中，由于政治环境的动乱与各朝政权的急剧交替变革，儒家思想逐渐失去了统治力量，各种“异端”思想得到了发展，老子和庄子思想以及外来的佛教也日趋兴盛。在这种历史环境和社会思潮影响下，文人们普遍怀有自全心态，世俗化的社会风气冲淡和消解了人们的政治热情，这点从西晋文学就可以看出来。如太康、元康时期虽有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尼、潘岳）、一左（左思），他们都号称文章之中兴。实际上，除了左思的作品外，都没有什么成就。他们的作品偏重雕章琢句，内容贫乏空虚，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正说出了西晋诗歌的主要弊病。唯有左思，尚能借歌咏古人古事来抒写自己的抱负，批评当时的社会，反映高门贵族和寒门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晋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空洞的时期。即使是当时最有名的“竹林七贤”，也只是写一些空洞而没有实际内容的文章。大多寄情竹林山水之间，虽表不满，但大都脱离实际，对现实感受不深，虚无玄想。所谓“七贤”，也都是放旷不羁，常于山间竹林下，酣歌纵酒的七个酒鬼，而且七人之间还互相斗的不停。
例如，“七贤”中年龄最小的王戎，他以孝而闻名，被认为是七人中世俗之心最盛的一位。此人官至晋司徒、封安丰县侯。王戎为官贪婪之极，利用职务之便大肆聚敛财物，在许多州县都圈了大面积的宅园和良田。他每天手执牙筹（计算器）计算自己的财产，以此为乐。但他又是有名的吝啬鬼，自己虽坐拥万贯家财，不仅对子女亲朋吝啬，对自己也舍不得花费。他家有棵李子树，王戎常拿李子去卖，但又怕别人得到种子，就把李子的核挖掉；他女儿出嫁，亲家向他借了数万钱，很久都没有归还。女儿回来省亲时，王戎就会脸色不悦，直到女儿把钱还清才高兴起来；他侄子办婚事，王戎只送了一件单衣，侄子完婚后却又被他要了回来。此等“贤”士真是人间贪财吝啬鬼的楷模。
除了“竹林七贤”，素有中国书法史上“书圣”之称的王羲之，他官至右将军，人称“王右军”。也许是他看破了当朝的浮躁和糜烂，只得醉心于舞文弄墨，追求自己的个人世界。而晋代最杰出的画家顾恺之，曾任散骑常侍等职，他的工作是预闻要政，置身在糜烂和奢华的宫廷生活中，所绘画卷都是渲染奢华生活的题材，那细劲圆润，如“行云流水”般的线条，酣畅淋漓的折射出宫廷仕女的柔性。然而，也就是此等武官文臣出身的书家和画匠，后人却标榜是书圣和画圣，并无休止的鼎鼎膜拜，全然不理会“圣”人背后糜烂的时代文化。在整个晋代，可以说：文人们除了读读书、写写字、画画画、喝喝酒、品品茶以外，从来没有体验到社会的现实，留下的“遗产”也只是虚伪的华丽。而此情此景，也只是随着晋武帝的驾崩，贪婪的封建地主们，崇尚奢靡生活的序幕才刚刚拉开。
早在晋初，由于晋政权和地主豪强的压迫和剥削，也由于少数民族的权贵失去了权位和财产，他们为谋求恢复在本族中已失去的权位，一些“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也很少有人非议。这些状况，不仅都集中表现出封建社会风气之腐朽，而且更加突出了封建统治阶级贪婪的本性。可以说，在司马氏集团统治下的晋王朝，无可救药的是：男人窝里斗权，女人床上生梦；战场刀光血影，官场花天酒地。闵乱思治，晋王朝在经历了四百多场战争，一百多场政变，无数王侯粉墨登场之后，最终融合了我们今天多民族、多文化的大中华。然而，由晋王朝孵化出来的凶恶族、险毒族、猜忌族、攘夺族、虚伪族、奢侈族、酗酒族、荒淫族、贪污族、吝啬族、颓废族、放荡族等龌龊潜流……也全盘被融合在当今的官场里。
第21节论巨富之道
在西晋时期的巨富排行榜上，有一个著名的富翁叫石崇，他曾出任过南中郎将、荆州刺史。石崇作为西晋时期的第一富豪，他的知名度颇高，后人常念叨他与皇亲国戚斗富，又有美女绿珠为之坠楼的故事，感染着垂涎欲滴的后人对他印象颇深。然而，石崇的财富从哪里来的？后人似乎不太在意。后来，唐代诗人杜牧到洛阳来观光，参观了石崇当年的私家花园“金谷园”后，有感他的奢华生活，写诗云：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诗中的“坠楼人”就是石崇的爱妾绿珠，她为石崇坠楼殉情而死，给西晋历史凭添了一笔感人的淫色，也为后世的贪贿者感动不已。这就是官二代、富二代和眼馋人，对贪官污吏特有“文化遗产”的精神继承。
石崇是个官二代，有兄弟六人，他在兄弟中排行最小。其父石苞在晋武帝时曾官至大司马，后曾一度遭受排挤，在冷落中郁闷而死。从现有的史料看，石苞并没有多少财富，惟有记载说，石苞临死前将自己的财物分给五个儿子，可恰恰不给这最小的儿子石崇。对此，石崇的母亲还提出异议。
石苞在去见阎王爷的弥留之际，他喃喃地说：“此儿虽小，后自能得。”此话颇有点小半仙的预见。话说石崇，他20几岁便做了散骑侍郎，这个官品虽不高，但是陪皇帝开心，兼做顾问的闲差，谏臣的角色，类似现在的中央办公厅秘书或巡视员之职。也许是石崇有官运和财运，也许是他有过人的为官和经商的头脑。石崇升为太守之后，他在伐吴战争中立功而被封侯。虽然，石崇在仕途上一帆风顺，但这并不能使他后来富的无边，而且能富到压倒皇亲国戚的地步。
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故事发生在晋武帝司马炎当政时。王恺是谁？他是晋武帝的舅父，官至后将军。王恺这人非常有钱，他家用糖水洗锅。而石崇呢？他用蜡烛当柴烧。不过，若是这两人真是如此，恐怕脑子定有毛病，估计只是后人说这两人都是有钱的主罢了。在古代，官宦人家的女人出门，恐防与街市上的人挨挨擦擦，不成体面，就用绢段或布匹扯作长圈为步障。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色丝布步障，而石崇做五十里的锦缎步障；王恺用赤石脂装饰墙壁，而石崇用花椒敷壁面。为此，晋武帝实在看不下去，便暗中帮助王恺，赐他一株珊瑚树，高二尺许，枝柯扶疏，实属罕见。王恺用这株珊瑚树向石崇炫耀，不料石崇挥起铁如意将珊瑚树打得粉碎，王恺心疼不已，以为石崇嫉妒自己的宝物。石崇却一笑置之，命左右取来六七株珊瑚树，树高皆有三四尺，条干绝俗，光耀如日，比王恺那株强多了。王恺见了目瞪口呆。
石崇的财富到底哪来的呢？史书中只记下了这样一笔：“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短短一语，大概使后人明白石崇的财富是怎么来的。在晋代，刺史是一州的最高军政长官，而荆州在两晋时又是长江中游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重镇，数百年中战乱不断，经久不息。石崇身为刺史，他却是靠抢劫路过荆州的客商，一跃成为巨富。既然是抢来的财富，其发家的本钱也就低多了，甚至无本。所以石崇也不惜钱财。在洛阳城郊，他投巨资构筑亭台楼阁，栽种奇花异草，养鱼植荷，蓄猿饲马，依山傍水地修建了一座精美华丽的金谷园，这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晋代富豪排行榜上，石崇不仅是首富，而且草菅人命那更是出了名。因为他富甲天下，杀人取乐也和王恺比高低。王恺曾经处罚一人，令其脱光衣服，赤裸裸地关在八卦阁里，那人整整饿了一天，怎么也走不出八卦阁，后来看样子快饿死了，才被放了出来。可石崇每每在金谷园中饮宴集会，常使唤美女劝酒，若客人喝酒不尽兴，他就命家丁把美女处死。理由是：这个女人劝酒不力。
有一次，丞相王导和大将军王敦同去拜访石崇。丞相平日不太喝酒，看到这个阵势只好强迫自己喝，以致喝得大醉。可是每次轮到王大将军喝，他却故意不喝，借此观看石崇家丁杀美女的游戏。结果一连杀掉三个美人，王大将军还是面色依然如故，就是坚持不喝。王导看着这心惊肉跳的杀美女游戏，他就醉醺醺的责备说：“大将军喝吧，免得再杀人了！”王大将军却歪着嘴说：“他自己杀他家里的女人，与你我有什么相干？不喝就是不喝”。
其实，这也怪不得王敦这么心狠手辣。因为，在金谷园中的女人，无论尊卑高下，从来都没正眼瞧起过王敦。在金谷园中，石崇专用的厕所常有十几名丫鬟在那里列队侍候，而且都穿着漂亮，打扮妖艳，厕所内备有甲煎粉、沉香水、新衣之类，应有尽有。有一回，王敦进厕所方便后，脱去旧衣换上新衣，神气十足的出来。丫鬟们嘀嘀咕咕地说：“这个客人将来必定会做贼。”王敦听后颜面扫地。由于晋代人崇尚奢靡，也就滋生了极度虚伪的待人方式，人们最为看重风度，也格外在意别人的评价。金谷园中的丫鬟们说王敦是贼，这让豪门出身的王敦如何咽得下这口气！王敦心想，平日里你们这些女人嘴贱，今日你们主子杀你取乐，活该！
另据《耕桑偶记》载：有一次，有外国使者进贡火浣布给晋武帝，武帝就命人制成衣衫，亲自穿着去石崇那里显摆。而石崇故意穿着平常的衣服出来迎接皇帝，表现出十分“低调”的样子，但他又让家奴50人都穿火浣布衫随从迎接，弄得晋武帝好没面子。由此，石崇乐极生悲的日子也就快到了。
狂到无边的石崇最后死于“八王之乱”中的权势斗争。但送他“上路”的导火线却是他的宠妾绿珠。不知何时，赵王的党羽孙秀看中了这个女人，便派人去石祟府上索要绿珠。石崇一听孙秀要他的爱妾，勃然大怒。无奈，使者只好回去复命。之后，孙秀就在赵王面前弹劾了石崇，并列举了石崇抢劫客商的种种非法行径。很快赵王就派兵来抓捕石崇。被捕后，石崇对绿珠说：“我现在因为你得罪了赵王，看来今天是过不去了。”绿珠哭道：“妾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我情愿死在你面前也不去。”说完，绿珠真的就跳楼了，这让石崇心疼不已。石崇被抓后，连同一家前后左右15口人被押赴刑场。
其实，历代巨商之道的发展模式都大同小异。元末明初的沈万山“富甲天东南”，有“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称号。朱元璋定都南京，他出资为百废待兴的明朝修筑南京城墙。完工后，他尽然又请求出资犒劳军队，这让朱元璋龙颜大怒：“匹夫敢犒劳天子的军队，绝对的乱民，该杀。”虽说，朱元璋说杀而没杀，但还是把他流放到云南。关于沈万三亿万家财的来路，大致有“垦殖说”、“分财说”和“通番说”三种。垦殖即靠开垦良田发家；分财即得到元朝富人陆道源之财；通番即做海外贸易而得。事实上，沈万三之所以成为江南巨富，以上三个因素缺一不可，是密切关联的。首先，肯定的是沈万三有商业头脑；其次，他是个乱世商贾；最后，他绝对是个依靠强权垄断的商人。不过，朱元璋办他，一是他富可敌国，二是轻蔑皇权，三是变相没收其钱财。因而，自古中国社会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勤劳致富，所谓“致富”就是小富即安，巨富的背后定有靠山。所以说，自古中国商人“致富”的路径都是犯罪过程，只是统治者用合法的解释庇护巨富商贾，并给予“商业精英”、“经济人物”等头衔。
清人袁枚《子不语》中记载了康熙年间，河道总督赵世显与里河同知张灏斗富的故事。一次，驻节淮安的张灏，因其分管水利，请上司赵世显饮酒。为了迎请上司，他令人在庭院的树上张灯六千盏，景观如银河星辰一般。且有兵役三百人点烛剪煤，一时呼叫嘈杂，热闹非凡。半月后，赵世显回请张灏，点灯一万盏，而点烛者不过十余人，场面井然有序。张灯时飒然有声，万盏齐明，并不剪煤而通宵明亮。张灏大为惭愧，却不解其中缘由。后来，他贿赂了赵世显的奴仆，方知是用火药线穿连于烛心之首，每一条火药线贯穿一百盏灯，烧一线则顷刻间百盏灯齐明。此乃，实为高科技。
不久，大盐商安麓村请赵世显饮酒，远在十里之外就彩灯如云，以示自己的豪阔。赵世显到了安宅院后，安麓村特意在东厢西舍摆放了数不清的珍奇古玩，赵世显却不屑一顾。直至酒酣席散，入燕室小坐，忽有两个美女捧着一双锦盒呈上。赵世显打开一看，只见两只关东貂鼠跃然而出，拱手向他媚眼，赵世显这才哑然一笑：“你真费心了。”
要说这个赵世显，他可是正二品的大官，相当于今天省部级领导。而张灏是正五品，是赵的属下，安麓村曾是权相明珠的家臣，后借助明珠的势力在天津、扬州两地做业盐贸易，数年之间便成为大盐商。可想，这帮高官臣子、巨富商贾聚在一起，吃喝已并不重要，斗富只是游戏，目的是在吃请之间沟通发财之路，交媾官商之术。然而，石崇与王恺，沈万山与朱元璋，赵世显与张灏、安麓村之类的斗富、玩乐还属于低层次。
时至今日，现代官场与富人圈里最时髦的游戏还是论道，此道除了官商勾结，更具创造性的是铺道。所谓铺道就是借发展而发展，借国富而敛财，借政策而谋私。在当下中国，巨富之道不是在大搞“政绩工程”中运用的如火纯清，就在“形象工程”中培植经济精英，要么在“为民工程”中先富部分人，然后自吹自擂自封为“富翁大国”、“富豪大省”、“富商大县”、“富户大乡”、“富人大村”，其浮名更是虚誉为民。巨富论道之中都是孤芳自赏的政绩，巨富者背后都是权势在运行。而在不同官阶，不同富人中，致富的方式也略有不同，但核心都是一样。可谓是：富在官场权势，钱财富比后(台)。除了比权势与钱财之外，最为诡秘的是比谁的女人多，而且还没有汉武帝刘彻“金屋藏娇”的那种情致。不夸张地说：当今的巨富之道可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第22节清宫贿风
国富民穷是中国历经千年的社会模式。而国富之后必腐败，接下的就是官富国衰，民不聊生。在清朝统治者开国后，他们汲取了前朝宦官乱国的教训，特别制定“祖制”，对宦官限制很严。最初在清朝宫禁之内，太监总额约为三千人，比明朝要少得多。同时，清廷还规定太监最高是四品官衔，不准干预政事，不准和地方官交往，不准离开京城，违者斩无赦。所以，在清代的前中期，太监的势力不大，后期那个恃宠而骄的太监安德海被斩，其理由就是“违反祖制”。
乾隆时，是所谓大清国的鼎盛时期。但国富民穷也到了最为凸显的年月。可以说，乾隆是世界上运气最好的君王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专制者。他在位60余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皇权推到了顶点。乾隆的乾纲独断，不仅严重压制了民众，同时也遏制了官僚阶层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他在强化独断的同时，也僵化了专制体制，给以后的发展制造了巨大障碍。不过，乾隆皇帝和奸商同出一辙，在他所领导的大清国，其国体表面上是安富尊荣，民众却瘦骨嶙嶙。到了乾隆末年，大清国就开始走下坡路，其突出的特征就是统治层更加骄奢淫逸，国家吏治败坏，土地兼并逐渐达到高峰，社会浮华习气盛行。特别是和珅等一批大贪官，在这一时期粉墨登场之后，大清国根本就没有安富恤穷的意味。
在大清宫廷里，特别是宦官阶层，由于他们的生活岌岌可危，加之中国人讲求“养儿防老”的生死规则，宦官们自然又做不到这一点，但他们也有老的那一天呀！也需早做打算。这么一来，宦官们防老的办法惟一就是积攒钱财，因而他们往往表现得非常贪财。只要是有职有权的宦官，绝不会放过任何利用职权索要钱财的机会；无职无权的太监，则会偷窃宫中物品到外面变卖。据清末宫女回忆，宫中太监一有机会就偷，没有不偷的太监。虽说，清廷规矩特别严，宦官出入后宫，只能空身进空身出，一律不许携带包裹，守卫的军卒且有搜身权，但这照样难以制止宦官把宫中宝物偷窃出去。
太监们所偷物品大多是宫中的珍玩书画。这些东西，一来备受文人雅士、达官贵人和商道之人喜欢，二来也值钱。在清朝初年，北京城实行满汉分城而居，当时的汉族官员多数住在琉璃厂一带，逐渐这儿就成了官员、商人、赶考举子常聚集的文化圈。同时，也为太监们所偷宫中的珍玩、书画提供了销赃的市场。而有权有势的宦官则不同，他们不必挖空心思去索要钱财，钱财总是源源不断：一是出自主子的赏赐，二是攀附者的巨额馈赠，这些都是普通宦官所望尘莫及的。当然，他们也少不了利用一切手段敛财。大凡掌管采购、置办工程材料之事，便是他们敛财的好机会，最常见的办法是侵吞银两，以次充好，发包工程吃回扣。而那些掌管、接收上贡物品的宦官则往往横加挑剔，给对方找各种麻烦。对方拿出些钱财孝敬，事情就可完结。否则，宦官会拖延、刁难，使对方窘迫交不了差，最终还得乖乖就范。这一点，如同今天官场上的潜规则。
在清末的紫禁城深宫内，贿赂之风为历史上所罕见。清官内院，太监、内侍公然索贿，敲竹杠不仅蔑准到后妃、亲王、阿哥、格格、大臣的口袋，而且还敲到了皇帝的头上。太监、内侍们利用接近太后、皇上、妃子等工作之便，探听到一些内部消息，或在主子面前可以说三道四打小报告的机会，便可层层索贿，已是习以为常。还有太后生辰，王公大臣，各省督抚所进贡之物，均由内务府太监等递进，为邀太后赏览喜爱，贿赂点银子给太监也已成惯例。再有，许多大臣平时就把太监的“关节”打通了，一旦有需要，太监才会在太后、皇上耳边扇扇子、吹吹风，以达到送钱人的预期效果。据记载，当时贿赂之盛，花样之多，令人叹为观止。
先说门包，这本是民间大户人家守门人收受访客的小费，应该算是小钱。清人袁枚在《新齐谐·福建解元》中说：“闻门外喧嚷声，问之，则解元与公家人为门包角口。”不知何时，这个民间小费也刮进了紫禁城。自清朝开国以来，皇帝家就立有一个规矩，皇帝和后妃每天都要给太后请安。但皇帝每天早晨向太后请安，但不得擅自直入太后寝宫，必须跪在门外等候太后传见。这时，等候时间的长短就由太监掌控了。一天，光绪皇帝去给慈禧太后请安，他久久跪等不见太监传话，小太监就对光绪耳语几句，然后给了传话的太监50金，作为门包才入太后寝宫请安。此后每每如此，后妃们自然也效仿。时间一长，太监索贿门包竟然以次按等交银，称为请安费。而且每逢初一、十五宫内喜庆还需贿通关节，门包小费还必须加码。
再说奏折，这是清朝臣子向皇帝上报的一种文书。清宫有制，臣子缮写奏折，封好后装入报匣，经内外奏事处呈送皇上。奏事处分内外奏事处，由御前大臣兼管，内奏事处有奏事太监、随侍太监、记档太监、使令太监；外奏事处有奏事官，遴选六部及内务府官员能书写者充任。据记载，清朝的六部、殿阁、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国子监、府、督、抚、道，及朝中大臣的奏折在送交奏事处的同时，都心照不宣的夹带银票与奏折并进。因为，这些奏折都需经太监的手才能呈送皇上，否则不是搁置不报，就是拖延呈送。总之，没钱难办事。
清朝末年，光绪皇帝最宠的妃子珍妃，她与胞兄志琮串通奏事处太监，收人钱财为人跑官批奏本，所收之贿款，一部分供给珍妃，其余由各层分肥。珍妃的任务是向光绪求请批奏本，最后搞定，“功劳”最大，自然分赃亦最肥。有一次，上海商人鲁伯阳贿通给珍妃四万两金，珍妃向光绪求请，鲁伯阳便得了上海道员的官职，得了个肥差。不过，鲁伯阳就任不到一个月，他就被人弹劾，搞出风传一时的鲁伯阳被弹劾案，惹动朝野内外舆论纷纷。翰林院庶吉士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云：“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
后来，珍妃又向光绪举荐了一个叫玉铭的人，想让他出任四川盐法道。可这个玉铭不争气，在光绪皇帝面试中露了陷。光绪问玉铭此前在哪里当差，玉铭竟答在木厂当差。光绪当场就愣住，继而让玉铭写写自己的简历，可玉铭却老半天写不出来，结果是个文盲。光绪只好把玉铭打发回家，而对推荐玉铭的珍妃却未加追究。后来，有太监把这事传给慈禧，老佛爷闻听后斥责光绪，要求皇帝必须追究责任。痛斥珍妃推荐一个文盲当道员，实在太丢大清朝的脸面。此事一出，光绪想庇护珍妃也不好办，无奈下旨：“瑾妃、珍妃均著降为贵人，以示薄惩，而肃内政。”之后，珍妃被打入冷宫，后被慈禧将她投井杀害。
珍妃案落定，那帮参与串通奏事处的太监均被处以极刑。据清末老太监信修明在《老太监的回忆》中说：“太后宫的掌案太监王俊如，其徒弟小太监宣五、聂八，皆在其内。因为太后留面子，将王俊如等三人发遣奉天，缓些时日，方以密旨命盛京将军长顺将王俊如就地正法。其余奏事处总管太监郭小车子、奏事太监文澜亭，以及光绪御前太监、杨姓孪生两兄弟，人称对儿杨者，并无姓名可稽的内殿技勇太监，珍妃景仁宫的太监等，共同交内务府慎刑司立毙杖下，前后打死的太监六十余人。”可见，珍妃一案在宫中引起的牵涉面甚大，影响可知。
其实，又何止是奏事处太监染指索贿呢。清末皇宫里的女人们，她们为了得到皇帝的宠幸，常常化钱贿赂敬事房的太监更是家常便饭。由于敬事房太监负责安排皇帝与后妃的性生活，因此这些女人们都纷纷巴结敬事房太监。想想也可以理解，这些终年幽禁深官的妃子，多么盼望有一天能得到皇上的隆恩雨泽，因而她们千方百计贿赂敬事房太监。这样一来，以李代桃有之，如皇上看中某妃子，太监则“调包”驼去另一个妃子，皇帝对他那么多女人又弄不清，即便是知道“调包”了，也只得将错就错不计较了。如此的潜规则，甚至是皇后、贵妃为要敬事房太监代向皇帝传递风情，达到争宠也得向敬事房的太监贿赂。真可谓：
清宫红墙无红颜，无银难见皇帝面；
祈盼隆恩降雨泽，先得贿赂太监钱。
第23节论黑白两道
阶级社会总是黑白两道，这是自古以来共存同生的博弈。黑帮叫对方为白社会，白帮称对方为黑社会，如同白天与黑夜，既是交替的又是一家亲，执业的都是各为其主行事，只是黑社会比白社会阴暗和恐怖。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人物不辞辛苦，星夜兼程的游离在各诸侯国之间，极力的传销着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了实现地方政治狂人野心勃勃的伟业，寻求个人在仕宦路上的人生目标，诞生出一种特殊的职业，叫门客。门客们被枭雄们视为日夜觊觎的肥肉，上演着前院迎来送往，热闹异常，后院勾心斗角，磨刀霍霍。这就是门客及其主子成为兑现政治野心的阴森力量。不过，在羽翼没有丰满的时候，政治家都把自己装扮成温文迩雅、礼贤下士的样子。他们用金钱、珠宝供给门客们享用，用美酒肥肉的伺候着，甚至成人之美的送女人暖被窝。其目的是为建业吸纳人才，建立白帮或黑帮的人才库，这就是党人结帮的特有手段。
然而，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黑帮社会，是近两三百年内形成的。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洪门、青帮和哥老会，基本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当然，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黑帮”一词主要指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泛指所有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包括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不过，这种辱骂不具“黑帮”性质，充其量只是“朋党与政党”之间的口角政治，政党党阀给朋党集团定性的名称。
早先的旧上海，虽说已是繁花似锦，然而在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下，却是一个黑帮社会，流氓世界。素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三大流氓大亨的说法。他们相互构成犄角，盘踞着上海滩的黑帮社会。
单说黄金荣，他早年入私塾读书，后在上海滩当学徒，是个识字又识时的人物。他从就任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后提升探目、督察员，直至警务处唯一的华人督察长，每一步都是黑吃黑得来。他靠勾结洋人买办、官僚政客发展封建帮会势力，不惜采用贿赂和暴力手段，纠集流氓地痞操纵地方贩卖鸦片、赌博等罪恶活动，成为上海青帮最大的头目，有门徒达一千余人。1916年，29岁的蒋介石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投资失败，为逃避债主追杀，也曾拜黄金荣为师。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上海流氓帮会势力的协助下，黄金荣一是积极的帮助共产党筹款；二是介绍共产党与租界当局建立联系；三是为共产党提供情报；四是派人保护法租界内的共产党人，协助设立共产党机关，派人帮助安装电话，为共产党在租界内召开会议提供会场等。1926年冬，共产党在上海组织工人武装暴动，黄金荣也派出四辆卡车的人马，轰轰烈烈的协助共产党攻打上海警察署，并成为当时共产党纠察队中一股不小的军事力量。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黄金荣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少将参议，及行政院参议，堂而皇之的成了国府政要。在抗日战争时期，黄金荣寓居上海，但他拒绝出任伪职，多少也表现出一个流氓大亨的民族气节。日本人投降后，他又重新开展帮会活动，但是权势逐渐衰退。由此看到，黑帮是需要政治集团做靠山的，没有政治集团的帮衬，黑帮就是小混混。
黄金荣22岁进巡捕房当差，他凭借自己的工作能力被警务总监看中，一步步由华捕提升为便衣，旧上海人俗称“包打听”。提为便衣后的黄金荣被派差到十六铺码头一带活动，这时候的他一身便装，成天泡在茶馆里，喝喝茶、吹吹牛、打打牌，从中收集情报，联络眼线就是他的工作。莫看黄金荣人长得五大三粗，但脑子蛮活络，他用“黑吃黑”、“一码克一码”的手法网罗了一批“三惯马仔”，即惯偷、惯盗、惯骗分子给他提供各类情报，也曾破了一些案子。另外，他还制造假象，用贼喊捉贼的办法提高自己的威信。
有一天，在法租界巡捕房的街对面，有一家商行的一块金字招牌不翼而飞，老板急得六神无主。这时，有人对那个老板说：“对面的便衣破案蛮灵光”。老板就立刻来到巡捕房，直接点名找黄金荣破案。接警后，黄金荣便吩咐下去，没等丢了金字招牌的老板出门，一帮小瘪三就敲锣打鼓地将那块招牌给送了回来。由此，黄金荣的名声擂响了半个上海滩。这件事是不是黄金荣幕后一手策划的暂且不说。不过，黄金荣在任期间也真的破过几件大案。比如，当时法国总领事的书记官在太湖遭土匪绑架案，五省联军福建总司令周荫人部下在上海被盗古玩字画案，都是黄金荣侦破的。最令黄金荣得意的是侦破法国天主教神父被绑架案。为此，法国东正全权大臣授予黄金荣一枚头等金质宝星，同时提升他为唯一的一个华人探督察长。
在法租界，当时公董局虽然在表面上实施禁毒，而实际上仍采取默许态度。因此，租界内私设的“燕子窠”（鸦片馆）日益增多，旅馆、妓院、赌场，鸦片买卖几乎是半公开地进行。1923年后，公董局在法租界实行烟土公卖，委派黄金荣等人包销烟土，收取烟枪税。到1928年前后，法租界有“燕子窠”800余家，抽税烟枪近6000余枝。黄金荣、杜月笙等人还利用烟土公卖，明目张胆地联合各烟土行，开设公司，实行“烟土集中、化私为公、统购统销、盈余公摊”的经营方式，并暗中以巨款贿赂公董局和工部局的警务人员，为烟土买卖取得xxx。原先在公共租界内开设的烟土行因此大量迁入，使法租界成为吸毒、贩毒、运毒的集散地。此后，公董局曾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应付国际联盟远东鸦片调查团在上海的调查，再次宣布实施禁烟。但是，无论是法租界还是公共租界，鸦片管理仍处于“禁而不绝”的状态，烟毒始终无法根除。
黑道最来钱的生意是黄赌毒。在民国之初，上海滩的赌活有扎局弄赌、用筹马赌、花赌、骰子赌、摇摊赌、掷老羊赌、掷挖窖赌、纸牌赌、打扑克赌、骨牌赌，还有女子地铺会、花会、华人购赛马彩票、斗鹌鹑、斗鹪鹩、斗蟋蟀等等。而上海商业各帮会林立，皆有总会之设，名为总会，实则赌博场。若要开设这些项目赚钱，就须向租界的自治局领取执照，而黄金荣又是这行当里的老大，不贿好他，即便领到执照，生意也无法兴隆。
黄金荣在法租界巡捕房混迹了20多年，其黑道本领堪称旧上海的老大。他60岁生日后辞职，但黄赌毒的场子依旧经营着，而且门徒众多。即使如此，法租界巡捕房警务处还继续聘请他担任顾问，以借其黑道影响“管理”上海滩。此后，一生都以“赚票子，玩妮子”为人生追求的黄金荣，他每日享受着三项生活程序，即吸大烟、搓麻将、下澡堂。他曾对门徒说：“我这‘三件套’是我最大的享受，不管是国民党当权，还是共产党天下，都是如此，要陪我到老死。”这就是黄金荣心里坦荡的潇洒。因为，他清楚掌控黑道的要领，那就是必须与政治集团建立密切的关系。1947年，黄金荣80寿辰，蒋介石还亲自到黄家花园为他祝寿。由此可见，黄金荣的影响力一度渗透到国民党的政界、军界和财界的最上层，他的经营手段无不充满着黑白两道一家亲的色彩。
1949年5月底，当共产党的大军攻克上海，黄金荣竟然不慌不忙的留在家里。最为潇洒的是他一步不挪，继续享受着“三件套”的生活。为此，不能不说这个黑道老大心里是有些底气的。上海解放后，共产党暂也允许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天命的是，还没等到共产党和他理论，1953年，这位民国上海的流氓大亨因发热病倒，昏迷了几天后就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醒过来。
论黑白两道，既是对立的又是合作的，其表面是白道要摧毁黑道，实质是白道需要黑道。白道在阳光之下统治社会，黑道在阴霾之中构建社会，黑道可以印证白道之清，白道可以豢养黑道之势。
第24节论宋江的手段
宋江是明人施耐庵《水浒传》小说里的一号人物，人称“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呼保义”。他出身在一个封建小地主家庭，成年之后混得一个县衙押司职位。宋江的常用绰号“及时雨”，他早先当押司时，整日里舞文弄墨，书写文书，应该没什么大权。
书上说宋江“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我估计他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家，可书上又称他为人仗义、挥金如土，好结交朋友。这就使人产生了一个疑问：一个押司，凭什么挥金如土？哪来的钱财送人？书中虽没有交代，当了解宋代官制就后会清楚一些。在当时的县衙，除了中央所委派到地方任职的官员外，还有很大数量的下级官吏。按宋代的选官制度，吏的来源有的是招聘，有的是差派，但绝大部分从地主阶级中选充。有的吏是世袭的，父死子继。吏的名目繁多，而押司一职是主管征收赋税，处理狱讼事务，相当于今天的县长助理和税务官、县政府秘书。不要小看这个职务，虽说权不大，但押司上可通知县，下征各乡镇、村屯的赋税，安排知县的日常工作和一系列可得油水的“琐碎”事务。由此断定，宋江的钱有相当一部分也是受贿收贿而来。也许宋江一开始可能也会坚拒收贿，怕别人说三道四，坏了他的名声。但他江湖上的兄弟太多，又太需要接济，最后还是不能做一分钱逼死英雄汉的事，收就收吧，反正都用在自己兄弟身上。
宋江平生好结交江湖好汉，当有人来投奔他时，不论来人本事大小，地位高低，他都接纳。多数都留在庄上馆驿，终日陪着，并无厌倦。若要来人离去，他总是尽力资助，只要是兄弟，他都是挥金如土的相待；若有人向他求些钱物，他也从不推托，千方百计的照办，为兄弟排忧解难，救人于水火。他这些做法类似于今人倡导的乐于助人，只是宋江具有拉帮结派的性质罢了。宋江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据统计，在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接受过宋江资助的有17人，直接送银子给江湖上的人有20多次，如仔细分析一下，可以发现宋江施银子有几个不同的特点：
一是宋江的银子往往总能花在刀刃上，使人感恩不尽，激动涕零。也正故此，宋江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时阎公平一家到山东投亲不着，流落到郓城，不幸阎公平病死，留下孤儿寡母，宋江便买了一口棺材并赠十两银子。宋江感动了阎氏母女，之后阎公平之女阎婆惜成了他包养的情人。而在柴进的庄上巧遇武松后，宋江又是请酒，又是拿出银两为武松添置衣物，表现出了父兄般的慈爱。武松辞别宋江回家探亲时，宋江执手相送，并又给他十两银子，弄的硬汉武松掉下泪来。再说宋江第一次见到李逵，恰好他赌输了钱，欠了人家十两银子，宋江便取出银子给李逵。李逵为此寻思道：“难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两银子，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就是这十两银子，李逵成为对宋江忠贞不二的追随者。随后，宋江与戴宗、李逵、张顺到浔阳江边琵琶亭中饮酒。酒席散了后，宋江又送给李逵一锭五十两的大银，使李逵这个莽汉对宋江崇拜的五体投地，此后多次为宋江冒死，且被宋江的责骂毫不计较，甚至就是被宋江砍了头也死而无怨。瞧，这银子的魅力有多大。
二是宋江有时也好显摆自己有钱，喜欢乱施舍，结果也常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在揭阳镇上，薛永使枪吆喝着卖膏药，费了好一阵子力气也无人喝采，无人施舍。此时宋江身为被押囚徒，脸上刺有金印，身后还有狱差，他却忘了自己是犯人的身份，一出手就给薛永五两银子。给了银子后，宋江嘴里还说：“量这些东西，值得几多。”也正因为这值得几多的东西，却得罪了揭阳镇上的黑社会老大穆弘兄弟。拿穆氏兄弟的话说，这是“灭俺揭阳镇上的威风”。结果，宋江在揭阳镇上有银子买不到酒喝，有银子住不上客栈，被穆氏兄弟追的无处藏身，狼狈不堪。正在这万分危急之时，为了逃命，在浔阳江边，宋江又喊出用十两银子向艄公求救的要求。结果，宋江逃出了穆氏兄弟的虎口，但又不曾想跳进了艄公的火坑，艄公张横不但要宋江的银子，而且还要宋江的命。若不是李俊来的快，宋江险些溺死江中。
三是宋江花钱有时花的很“鬼”。他被刺配到江州，深知牢城的黑暗，一到江州立马请狱差到酒店喝酒，又拿出五两银子送与公差。狱差得了好处，不但为宋江提供了单间号房，而且还在管营、差拔面前为宋江美言。接着，宋江还是以银子开道，让银子发挥“推磨”的作用，请差拔送上十两银子，请管营加倍送上银子，牢城上上下下没有一个没得到宋江好处的。宋江因施银子管用，免了一百杀威棒，而且还谋的个文书的工作。做了文书后，他更是大把大把的施银子，不是请差拔、管营喝酒，就是常常送礼物给管营等人，所以满营里没一个不喜欢他的。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然而，当狱差提醒他，戴宗“那人生利害”，不送些与他，“他明日下来时，很不好看，连我们也无面目”。而宋江笑呵呵地回答：“那人钱，一文也不给他”。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宋江鬼的地方。因为他怀里揣有吴用的介绍信，知道戴宗的底细，捏着戴宗的把柄。等戴宗上门来讨钱时，宋江以戴宗勾结梁山吴用为据相威胁，结果不但未花银子，反使戴宗慌了手脚，连连陪罪。
小事肯施舍，大事更不含糊。梁山招安也是宋江用钱买来的。他得知京师名妓李师师与当今皇上宋徽宗赵佶有勾搭，宋江就不惜重金打通李师师的枕头关节，得到了宋徽宗的招安诏书。尔后，宋江又用钱贿赂宿太尉，促使招安顺利实现。对宋江来说，银子才是他达到一切的“及时雨”。
那么，宋江哪来这些钱的呢？书中对他的经济来源虽没有明确交代，但宋江的情妇阎婆惜骂他的那句：“做公的人，那么猫儿不吃腥。”抖出了宋江财产来路不明的隐情。这么说来，宋江的钱一大部分也是受贿收贿而来。另外，宋江还有一部分钱财是江湖朋友送的。如在孔明、孔亮那里，孔家兄弟送了宋江五十两银子做路费；在清风山上，燕顺、王英、郑天寿又“各送些金宝”与宋江；宋江第一次被救上梁山时，晁盖等“取出一盘金银送与宋江”。还有一部分是宋江通风报信所获得的信息费。晁盖为报答宋江相救之恩，在梁山落草后，立即派刘唐送来一百两金子，尽管宋江没有全收，但由此可见宋江拿取信息费也是他的一项收入来源。
宋江的名望是怎么来的呢？一句话，拿钱买来的。宋江是一个善于花钱，能够给钱生命的人。他摸准并激活了江湖中义气的那根神经，用银子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人脉关系网，最终成为一呼百应的江湖老大。宋江绰号叫及时雨，也正因为他往往在兄弟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并用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为兄弟们解难，被兄弟们称为及时雨。这就是江湖义气的核心表现。
江湖是一个独特的趋利性社会，在江湖社会中，要想获得生存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就必须遵守江湖规则，“义”字便是统领一切江湖规则中的规则，是江湖上非成文的宪法。讲“义”是为了更好地获“利”，“义”要用“利”来体现，这是江湖中人双方都要遵循的默示契约。当我们看到宋江不但对英雄好汉是大大出手用银子相助，而且对公人、歌妓、狱卒、帮闲也都慷慨解囊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无用功，乱撒银子。就是这种多元的投资途径和宽阔的胸襟抱负，使他能够获得广泛的声誉。无论是皇族后裔的柴进、名将之后的呼延灼，还是绿林的草寇燕顺、流落江湖的薛永；无论是智多星吴用、富裕的卢俊义，还是无赖的王英、憨直的李逵，宋江都能左右逢源，应付自如，招于麾下。
尽管宋江用银子浇铸出他的第一生产力，但是政治抱负和理想却在他身上丝毫不见。正如鲁迅先生对宋江的评价那样：“他要革新，然而怀旧；他在战斗，但想安宁；他无法可想，然而反对无法中之法，然而仍然同食无法中之法所得的果子。”这是宋江两重性格的核心。尽管他有才能、善谋略、好周济、声望高，但是性格决定命运，所以宋江只能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不过，宋江的悲剧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梁山义军的悲剧，也是宋代在中国历史上对内专制、政治腐败、对外懦弱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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