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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论帝王的命数
从黄帝开始一直到清朝灭亡，中国历史上共存在过396个帝，162个王，总共558个帝王。史载商汤以前，帝王都具百龄以上的高寿，如黄帝活了111岁，尧帝117岁，舜帝100岁。不过，后人没有足够的理由确信这是事实。
若要从秦始皇算起，到清末宣统皇帝结束，中国历史上共有335个皇帝粉墨登场。如果不包括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十六国，五代时期的十国君主，则是235个皇帝。在这235个皇帝中，命数在20岁以下的有28人，20～40之间的有83人，40～60岁之间的有77人，60～80之间的有36人。在长寿的36人中，70岁以上的有6人，80～90岁之间有5人，是为寿星级的皇帝，他们是梁武帝、武则天、宋高宗、元世祖、清高宗。清高宗享寿89岁，居皇帝命数之冠。在235个皇帝中，除去11位命数不明者外，如以中国传统的虚龄计算，史载的224个皇帝的平均命数仅为39虚岁。
人免不了一死，这是生死的自然法则。人死了，但叫法却大不一样，评价也大不一样。《礼记》中说，皇帝死叫“崩”，诸侯死叫”毙”，大夫死叫“卒”，士死叫“不禄”，庶人死叫“死”。这是活人给死人设的等级。皇帝死了叫驾崩，继承者还要给驾崩的先皇弄个谥号，概括的评价一下先皇的功过。所谓谥号，也就是给个盖棺定论。不过，谥号有褒的美谥，怜的平谥，贬的恶谥三种。美谥如文、武、明、睿、康、景、庄、宣、懿都是好字眼；平谥如怀、悼、哀、闵、殇有点同情的意味；恶谥如厉、灵、炀都含有否定的意思。但谥号是后继者所定，所以这个“盖棺定论”也是鬼糊鬼，各怀鬼胎。假如，驾崩的皇帝是被改朝换代的，那么谥号就甭想什么美谥了；要是驾崩的皇帝是他生前就钦定的继承人，或是自己的皇族，那么再坏的、再平庸的皇帝，他死了也能得个好评价。
自古至今，和平时期平民多死于疾病，战乱时期平民则多死于兵燹，而帝王的死因则是神神秘秘、各种各样。其中，死于疾病的约占三分之二，死于它故的则占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是帝王所特有的死亡方式，包括死于篡弑，死于丹药中毒，暴死而原委扑朔迷离，更有死于荒淫和荒诞的。
且说死于疾病的皇帝。凡史书上出现“帝不豫”三个字，就如同今天的“病危通知”，等于标明该皇帝的死期不远了。其实，“不豫”就是说人身体不舒服，常人一生中可能有很多次“不豫”，而作为皇帝，一旦宣告“不豫”，那就危乎殆哉了。难道皇帝的生命就如此脆弱吗？不错，皇帝的生命的确是脆弱的，难怪康熙皇帝就曾感叹古来没有几个白发天子。皇帝的生命之所以脆弱，是因为导致其长寿的因素远不如导致其短寿的因素。
死于篡弑的皇帝，历史上为数不少。统计自秦始皇以后主要王朝的235个皇帝，在位期间被篡弑的有45人，如果包括下台以后（各朝末主）被杀的，以及史书隐讳而被史学家普遍认为死于篡弑的皇帝，约有60多人。要说帝王，他本是手操全国生杀大权的唯一人，是一切权力的中枢。儒家规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天无二日，人无二主。”那么，皇帝怎么会被他人所杀害呢？答案很简单，杀皇帝当然是为了自己想当皇帝呗。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杀的皇帝是秦二世赢胡亥。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胡亥正卧榻在望夷宫里，祈祷上天保佑大秦王朝岁岁平安，永享人世尊荣，永远作威作福之时。忽然，外面传来一阵阵呼喊厮杀声。胡亥惊疑中，一群明火执仗之人，剑戟晃晃的已经冲到他的面前。为首之人正是他最信赖的中丞相赵高的女婿，当时的首都特别市市长阎乐。胡亥被杀后，时年23岁，史称望夷宫之变。
不过，历史上杀过皇帝的人有很多，除秦朝的赵高，还有东汉的梁冀、南北朝的刘裕、北魏的宗爱、建立西魏王朝的宇文泰、南梁政权的建立者萧衍、金朝的完颜亮……但细细数来，史书上多有记载的赵高之流、梁冀之辈只不过杀过一个，而刘裕、宗爱、萧衍、宇文泰等四人也只杀过两个。可南北朝北周时期的权臣宇文护，他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先后杀了西魏恭帝元廓、北周闵帝宇文觉和明帝宇文毓三个皇帝，堪称中国历史上的“屠龙”第一人。不过，他杀皇帝的原因极其简单，他就是要做皇帝的主。
再说死于荒淫与荒诞的皇帝。其实，纵观中国历史，有很多皇帝的短寿都与纵欲有关，只是史书上回避隐秘，或是被皇族以及政治的继承者灭迹。目的就是为其掩盖丑陋和不宣。虽说，死亡与纵欲有着直接关系的皇帝，史书中只能推定为两位，即汉成帝刘骜、清同治皇帝。简单地说，刘骜是死在宠妃赵昭仪的床上，死后谥号“孝成皇帝”，这谥号不恶，完全是继承者不想给皇族抹黑。同治皇帝年仅19岁驾崩，死因有两种说法，民间说他死于梅毒，而官方和多数史学家说他死于天花。两种说法无争，原因是民间的说法往往是实，官方的说法为假。这也如同今天的小道消息，传说都来源于核心而已。
除此之外，在北方民族所建立的朝代，皇帝对酒的迷恋程度十分惊人。北齐皇帝高洋多年酗酒，性情益发残忍、多变，酒醉后动辄杀人以为游戏。高洋30岁时，他已经不能吃饭，每天只靠几碗酒度日，最后死在昏醉之中。还有一个皇帝是吃撑死的，他就是南朝宋明帝刘彧。这个皇帝有暴吃暴饮的习性，而且特喜吃鱼肚，一顿要吃数钵，满腹鱼肚已经不胜消化了，他还是一个劲地狂吃。最后，在刘彧撑死的弥留之际，他硬挺着身子正坐在床上，合掌而气绝。自此，宋王朝而衰。
第9节权力是最神奇的春药
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刘宋王朝，估计皇帝们都有家族精神病史，他们整体性的荒淫残暴真是历代少有。
刘子业，他生前行为极度荒淫，后人盖棺定论的给了他一个谥号：废帝。为区别他和后来废帝刘昱，又把刘子业叫做“前废帝”，刘昱则叫“后废帝”。《宋书》记载：“子业虽曰嫡长，少禀凶毒，不仁不孝，著自髫龀”、“行秽禽兽，罪盈三千。高祖之业将泯，七庙之享几绝”。如此劣君，最后不免遭到诛杀更是自然不过的事了。
公元464至465年，一部顶级大片在当时的南朝宋的首都上演，总导演就是当时的皇帝刘子业。这部大片内容包含乱伦、通奸、强奸、轮奸、兽奸无所不有，让人听了就瘆人。早先，刘子业的老爹宋孝武帝刘骏也是十分荒唐的主，他当皇帝那会儿，把几个堂姐妹统统收归国有，圈养在宫中供其xx。而这个子承父业的刘子业，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居然和自己同父同母的亲姐姐大肆xx。但这个姐姐山阴公主与做皇帝的弟弟淫欢后，也幸福了一阵子。后来，山阴公主见到朝中有个帅哥高官褚渊，她又对这个褚渊产生了性趣，不禁绮思连连，居然向刘子业要求，赐褚渊到她府上去“陪伴”。但这个褚渊死活不从，悍然表现出“贞节烈夫”的好男人品格。
山阴公主没拿下褚渊，她依旧不死心。但仅靠一个做皇帝的小弟弟，她也不能满足，索性又要求刘子业给她选美男，挑硬汉。竟然刘子业也应允她，给姐姐山阴公主找了一批美男任她享乐。随后，刘子业又与他姑姑新蔡公主乱淫，弄的皇宫是淫声跌宕。除了乱伦，刘子业还独导了一场群淫大戏。一天，他下令召集诸王的妃嫔公主入宫，等她们都来了，就下令左右侍卫幸臣一起脱去衣服，当下和她们群xx交。虽说，这些女子都吓得花容失色，四散奔逃，但又哪能跑得过那些如狼似虎的侍卫，宫中顿时响起一片惨呼淫叫之声。
刘子业日日过着荒淫的生活。一次，他走到皇宫后花园的华林苑，见竹林堂里有宫女在游园，他便令宫女和侍卫们一起裸体宣淫，自己也混在其中，左拥右抱，淫欢的不亦乐乎。玩了一阵子，刘子业又觉得这样玩太不刺激，就命人牵来一群动物，什么狗、马、羊、猴之类的，挤挤挨挨地占满了一屋子。左右还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竟命令宫女们和这些动物当众交媾，谁敢不从，立即杀死。宫女们惊恐的魂飞魄散，有一个宫女不从，刘子业立刻把她杀死，吓得其她宫女只能屈服皇帝的凶淫。顿时，竹林堂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刘子业这才觉得刺激十足，淫呼欢叫。
身为皇帝的刘子业淫荡的如日中天，他一半幻想在淫乐的世界中，一半深陷在恶梦里。一日，刘子业就寝，他恍惚梦见一个美女浑身是血，眼神喷火似地指着他痛骂：“你悖逆不道，看你活得到明年否？”刘子业一惊而醒，他大口喘着粗气，额头上的汗珠直冒，模模糊糊回忆梦境，耳边依旧是痛骂之声回绕在寝宫。他胆战心惊的熬到天亮，脑子里再也不敢去想xx的事了。他起来焦躁不安的在宫中踱来踱去，忽然见到一个宫女走来，相貌竟然和他梦中见到的美女一样。刘子业大怒，即令将这个宫女拉出去斩了。宫女被问斩后，刘子业又xx后而睡，不想又梦到了这个宫女披头散发，飞进刘子业的寝宫，她声色俱厉，一把将刘子业的头揪了下来，然后放在刘子业的手上。刘子业顿感恐怖异常，他惊恐的醒来，大呼：“捉鬼啊！捉鬼啊！”
恶梦醒来，刘子业立召令一帮巫师、数百侍卫、彩女往华林园中的竹林堂里射箭杀鬼。直到天色将晚，竹林堂灯火通明，巫师做法，彩女们起舞，仍旧是乌烟瘴气的样子。然后，刘子业亲射三箭，再命侍卫依次齐射。一顿乱箭之后，巫师觉得任务完成了，便向刘子业叩首道：“鬼已尽死！”
鬼已荡平，刘子业闻言大喜，便张罗着要奏乐庆祝。正在他欢庆之时，突然一拨不速之客闯入了淫庆宴会，这些人面目狰狞，凶神恶煞的见人就砍。刘子业已知梦兆，虽也早有防备，慌忙引弓搭箭向为首之人射去，可是这一箭并没有射中。刘子业见未射中来人，扔下弓箭撒腿就跑，边跑边喊来人救驾，却无人来援。还没等他跑出几步，就被那为首之人追杀过来，一脚踹倒，一刀砍在刘子业的后背。一刀砍下，此人还不解气，又是一刀把刘子业劈为两段，结果了这个罪恶的、淫荡的、无耻皇帝的小命。
刘子业仅做了一年的皇帝，被刀斩时也只有17岁。策划这场诛杀刘子业的是主衣寿寂之、内监王道隆、学官令李道儿、直阁将军柳光世等11人。他们眼见刘子业如此大逆不道，灭绝人性，心想再不能任由他如此，要不接下来被他奸淫的就是自己的妻子女儿了。因为，在整个南朝宋的政治体系中，无论是多么重要的政府部门，只要你做官，就有可能被杀，杀不杀完全取决于皇帝看你顺不顺眼。如果刘子业看谁不顺眼了，就咔嚓一刀了事，绝不会有你声辩的机会。至于哪家有美女，且不论辈分、大小、贵贱，只要刘子业看中了，若再不想供给他淫乐，那是必死无疑。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里，官员们整天提心吊胆地去上班，不知什么时候，刘子业就会拿自己开刀。假若，官员称病呆在家里，也仍然不能够摆脱死亡的命运。因为，刘子业这个皇帝太年轻，且记性又好，很有可能将你从家里拽出来，然后咔嚓了事。所以，大臣和诸多王室的成员共同策划了这场“杀皇运动”，全然是“皇逼官反”。而闹鬼的事肯定也是这个策划的一部分。
过了1400多年后，到了公元1915年，袁世凯也做了一个梦。但不是淫梦，而是梦到他自己做皇帝了。此人是一代乱世枭雄，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鼻祖，中华民国大总统。他叱咤风云一时，也辱没了中国近代政坛。他一场皇帝梦花了两三千万，共有一妻九妾。当然，这个数字对帝王级的统治者来说凤毛麟角，但作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无疑是最耀眼的。可家里有这么多的女人，袁大头却还不知足。有一次，他居然把儿媳“误认”为自己的某妾，于是眼花缭乱中淫性勃发。后来，袁世凯自知理亏，自订规矩说：“自己本性如此，出于无奈，虽然调戏到自己的儿媳，纯系误会，本非出自本意……我平生最重红色，见到红色，就肃然起敬。因此，女儿及儿媳如果穿一种红裤子，我一望而知，就不会犯此错误。”于是，他的女儿、儿媳、婢女、仆妇，甚至其姬妾不愿xx者，打这以后都穿上了红裤子，成为袁府中一道亮丽的红色警示裤。
不过，袁世凯还没享受到做皇帝的风光，就在举国“讨袁”声势中被扰醒，旋即一蹶不振，只做了83天皇帝美梦。袁世凯一命呜呼之后，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由此各路军阀们纷纷“为国”挺身而出，相互开打。首先是电报战、口水战、主张战，然后是洋枪洋炮对垒，忙得外国商人把他们淘汰下来的军火，一船一船的运到鸡犬不宁的中国，抢地盘、换白银、开矿筑路、扶持傀儡，弄得民不聊生。
诚然，当年的皇帝刘子业已被杀了1500多年，袁世凯和他的一妻九妾也都归天。但这套封建文化和奢腐生活却被继承到了共和，只是官阶都没有一个比刘子业、袁世凯他们高。不过，如今的县令也堪比当年皇帝、枭雄们的奢腐荒淫，更是把“一妻九妾”变成了一妻暗妾无数。所以，今人又创造了一个新词叫“包二奶”，只是这“二”数无限循环，遁阴匿景之下，依旧呈现出“贪官捞钱睡女人，淫女无钱不上床”的荒淫社会，这副春药就是最神奇的权力。
第10节功利皇帝的代表
这世上最被人骂的是皇帝。好皇帝，老百姓祝他万寿无疆，群臣却咒他早死早好；坏皇帝，老百姓咒他千刀万剐，群臣却盼他寿比南山。原因何在？那就看统治者代表哪一个阶级。自古以来，后世之人推翻前朝，执政的都要列举前朝的贪污腐败，以此鞭策自己，警示后人，其决心真是坚如磐石。然而，周而复始的又是怎样的情形呢？毋庸置疑，其结果似乎都是同出一辙的重演。
杨广是被后世骂的最凶的皇帝。他在其父隋文帝“开皇之治”的基础上，征调百万民工，用了五年多时间，凿通了一条贯通中国南北腹地的大运河，创造了运河流域多民族的文化区域，实为功不可没。可是，杨广的穷奢极欲，滥用民力，横施暴政又给百姓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所以，后人给杨广的谥号：隋炀帝。炀，按古代《谥法》说：“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好大殆政曰炀，薄情寡义曰炀，离德荒国曰炀。”可鉴这“炀”字意思至深。
后世政治家们在评价杨广时，绝大多数人都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导致他名声如此劣迹的原因，主要是他兵役太重，用民太重，太急功近利，太想建立宏大伟业了。杨广登基之初，他开始扩建东都洛阳，所花人力、财力几乎是倾国之力。后来，他在洛阳西郊修建皇家园林西苑，除了规划巨大的人工湖，堆蓬莱、方丈、瀛州三仙山，建亭台楼阁外，还沿龙鳞渠修建了16座豪华的宫苑，分别由他宠爱的16个妃子主管。到了秋冬，特会花钱的妃子为了“留住春天”，她们令民间艺人、侍女用七色彩绸做成各种花叶，缀于枝条上，把整个宫苑的树木装点得像春天一般。用今天的话说，要得就是春意常有。冬天，如遇湖上结冰还要凿去冰冻，用丝绸做成荷花绿叶装饰起来，要得就是个好看。真可谓是中国早期的行为艺术。
杨广这人喜欢在明月之夜抒怀，常带着几千宫女骑马到西苑游玩，一边弹奏一边饮酒赏月。而杨广爱游玩，又爱写诗，诗作在所有的帝王中，写的还很不错，算得上是个有文化的皇帝。一次游玩过后，他写《喜春游歌二首》，诗云：
禁苑百花新，佳期游上春。
轻身赵皇后，歌曲李夫人。
明代齐东野人参考唐宋笔记，编著《隋炀帝艳史》，可谓让杨广一举成名于世。此书虽说是小说，然引用故实，悉遵正史，并不巧借一事，妄增一语，以滋世人之惑。后来，清朝褚人获根据此书和民间传说改编而成《隋唐演义》。郑振铎评价其“影响于后来的小说很大，褚人获的《隋唐演义》，前半部便全窃之于《艳史》，《红楼梦》的描写、结构，也显然有《艳史》的启示，确是一部盛水不漏的大著作”。可见杨广各种奢靡生活对后世的影响。
单说杨广在做皇帝之前，曾任扬州总管，坐镇一方。他当了皇帝后，仍很留念扬州这块烟花宝地。因此，在定洛阳为东都时，也改扬州为江都。他在江都也营造了宫城，还经营了上林苑。从东都至江都建行宫40多处，只为杨广巡游暂住。一年八月，杨广从洛阳乘龙舟巡游江都，他的龙舟高45尺，分四层，上层有正殿、中殿和东西朝堂。龙舟中间两层有160个房间，装饰豪华富丽，宛如一座活动的水上宫殿，堪称中国古代版的泰坦尼克号。而皇后乘坐的大船略小于龙舟，装饰一样华丽。而随行的妃娘、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番客等分乘五千多艘船，跟随其后，浩浩荡荡，首尾相连。杨广环顾巡游的队伍，心理十分畅快，提笔写了一首《泛龙舟》的诗留存于世，诗云：
舳舻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
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
六辔聊停御百丈，暂罢开山歌棹讴。
讵似江东掌间地，独自称言鉴里游。
然而，除了大运河上长达二百多里的巡游船队之外，还有八万多船工、纤夫以及两岸20万骑兵护卫。白天是班旗蔽日，晚上是游船灯火通明，所到州县五百里内的百姓都得奉献精美的特产，供他们吃喝，而开船时就把吃不完的东西挖坑埋掉。江都一趟，杨广一路兴致，又作《江都宫乐歌》，诗云：
扬州旧处可淹留，台榭高明复好游。
风亭芳树迎早夏，长皋麦陇送余秋。
绿潭桂楫浮青雀，果下金鞍跃紫骝。
绿觞素蚁流霞饮，长袖清歌乐戏州。
第二年，杨广要从陆路返回洛阳，于是又得筹办大量的车马，制作各种仪仗仪服，为此又得需要大量的羽毛皮革。随之，地方官府又颁布新贡名目，发动百姓到处捕捉鸟兽。时间不长，各种水陆禽兽几乎都被捉了个尽光，就这样也没达到官府规定的上贡数量。咋办？百姓只得出高价向囤积羽毛皮革的豪富人家购买，一只野鸡尾羽要十匹绢的价钱，逼得百姓骂声跌宕，却又无可奈何。而乘机炒羽毛皮革的豪富又为官商勾结，炒得羽毛皮贵如金，豪富们着实的借杨广奢靡生活的东风大发横财。
春天，杨广千乘万骑，前呼后拥，返回洛阳。真是皇帝出游，百姓遭殃。在还京师东都的途中，杨广又诗兴大发，作了一首《还京师》诗：
东都礼仪举，西京冠盖归。
是月春之季，花柳相依依。
云跸清驰道，雕辇御晨晖。
嘹亮铙笳奏，葳蕤旌旆飞。
后乘趋文雅，前驱厉武威。
杨广的诗确实写的不错，这也是他奢侈无度的生活情调。在杨广残暴无比的统治下，豪富们夸他是拉动内需的明君，而老百姓却骂他是暴君。最终，杨广的残暴与功利超出了当时社会的承受底线，激起百姓的反抗。
公元611年，反隋的农民起义首先在山东爆发，随即各地纷纷响应，起义风潮云涌。到616年，杨广不顾大臣们的苦言劝阻，登上新龙舟第三次巡游江都。在路上有个地方官冒死拦路劝阻说：“吾皇，如果你到了江都，天下就不是你的了。”杨广竖耳听后，勃然大怒，随即把他杀了。到了江都，杨广写下了他一生最后一首《江都夏》，诗曰：
梅黄雨细麦秋横，枫叶萧萧江水平。
飞楼倚观轩若惊，花簟罗帏当夜清。
菱潭落日双凫舫，绿水红妆两摇渌。
还似扶桑碧海上，谁肯空歌采莲唱。
巡游到江都，杨广依是旧醉生梦死，日夜沉迷在声色酒宴之中。然而，在强大的反隋力量的打击下，杨广自知末日将到。有一天，杨广自己对着镜子，不无惆怅地说：“好头颈，不知谁来砍也？”
公元618年，隋王朝同秦王朝一样，又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同年，杨广的近臣宇文化及统领禁卫军发动兵变，在江都兵谏了杨广。被捉后的杨广，他本想饮毒酒自杀，却被义军打翻酒杯。最后，宇文化及叫人用绳子把杨广勒死。后来，唐代诗人皮日休在评价这位隋炀帝时，诗云：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杨广被宇文化及处死后，李渊篡隋登基，给了杨广一个“炀帝”谥号，算是一个盖棺定论的决议。如阅历史，总觉历史往往是胜利者所写。说杨广这人性情暴虐，杀人如麻，但天下又有几个皇帝不是如此呢？从汉武帝到康熙大帝，哪个皇帝的身后不是尸骨累累？杨广死后的李世民，他杀兄李建成，杀弟李元吉，后又将兄弟两家其子侄儿辈悉数杀光。特别是建成之妃，已有一子，正是童年无忌，也把他送赴黄泉。可这位被称为明君的唐太宗，不是照样垂涎美色，硬是把他亲哥哥的老婆霸占了。随后的赵匡胤推翻唐朝建立宋朝，从陈桥兵变到金匮之盟，哪一个环节不是杀人的？历史上为帝位有杀主子的，有杀兄弟父亲的，杨广顺当即位，他做了皇帝，大兴土木，荒淫无度，但其他皇帝也做了，而且比他还狠，却没人骂。为什么？翻阅历史就一个原因，无论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他们死后，都有自己的政权继续存在，御用笔杆子都是自己人。而杨广的隋朝短命的覆灭了，墙倒众人推，罪归一人之论罢了。
诚然，隋炀帝杨广是一个会做文章，会写诗赋的人，算得上是个文人出身的皇帝。但文人治国是没有多少出息的，诸如：陈后主陈叔宝、李后主李煜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赵佶既能写诗又能绘画，其治国的结果都是一塌糊涂，肆虐着贪声逐色，荒淫无度的政治风尚。
第11节论“诏戒贪吏”
公元960年，自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兵不血刃的登上帝位以后，他就哼哼教导自己的官员们不要学后蜀皇帝孟昶。由于孟昶在位后期，沉湎酒色，不思国政，生活荒淫无度，连夜壶都用珍宝制成。这让赵匡胤大感腐败亡国的致命所在。其实，凭赵匡胤自己为官时的体会，他深知官吏“贪浊”的孽根性。为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的专权独裁，宋廷制订出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司法权等各种法令。并设计了一套“分权而且相互牵制”的选官、用官和治官制度，即：选拔官员的试用法，官员任职的连坐法，官员贪脏档案法。此三项政策的颁布，使得当朝官员贪赃成本巨大，每一个欲想涉足贪赃的官员不得不算一算。此后，赵匡胤的侄子赵恒当政，这位宋真宗皇帝还御制了一批《文臣七条》，嵌在各地方政府大院的墙壁上，以告戒所有官员为官要清心、奉公、修德、贵实、明察、劝课、革弊。这也如同今天的干部条例，廉政制度上墙。
然而，自靖康之祸，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俘，宋高宗赵构拒绝主战派抗金主张，宋室南迁建立南宋政权，盘踞江南一隅开始，内忧外患一直侵蚀着这个王朝。特别是赵构重用投降派秦桧以来，向金国求和割地、纳贡、称臣等一系列的屈辱事都发生了。而此后的南宋国情更是每况愈下，背公营私，卖官鬻爵，贪财纳贿的官场腐败日趋严重。无奈之下，南宋朝廷才开始进行一系列“诏戒贪吏”的普法活动，以图重整吏治。而这些活动都在宋理宗赵昀和度宗赵禥当政时期，《宋史》共记载了“诏戒贪吏”三次。宋度宗赵禥之后，南宋在风雨飘摇的半个多世纪里，直至灭亡，再也没有开展过“诏戒贪吏”的普法活动。
这三次“诏戒贪吏”，是南宋统治者实在忍受不了贪腐的情况下开展的。但是，这三次空谈的普法却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原因是“诏戒”不是制约体系，更不是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光靠中央发布“诏戒”，劝导官员收敛，等于是一次走过场的经验交流。例如，宋理宗赵昀即位后，当年八月，宋廷第一次开展“诏戒贪吏”，湖州就发生了潘壬事变，济王赵蛇被当朝宰相史弥远派人逼死。魏了翁、真德秀、洪咨夔、胡梦昱和进士邓若水等官员纷纷上书替济王鸣冤，直指时政昏聩，并揭露史弥远招权纳贿、货赂公行的腐败事实。同时，还指控他在国家经济调控中大发横财。证据是史弥远在大量印发新钞票过程中，不顾民生和当时国情，停止使用金银铜钱兑换，只允许旧钞票折价一半兑换新钞票。由于这种贪暴的货币政策，致使钞票充斥，币值暴跌，物价飞涨，搞的是民不聊生。而理宗皇帝却在“诏戒贪吏”活动中，置若罔闻，毫无办法的继续任用史弥远，还封官加爵。史弥远病死后，理宗皇帝又追封他为卫王，谥忠献。
此等“诏戒贪吏”，深刻的印证了“诏戒”无效。无效之一，是官员腐败已成洪水猛兽之势，已是积重难返；无效之二，是政治腐败导致官员离心离德，各怀鬼胎；无效之三，若要坚决反贪，则会加速赵氏皇权死亡，不反还能苟延残喘的存在。至于最后在谁手上亡国，已经不是当政统治者要考虑的问题，当好维持会长已经是功德圆满了。因而，在这样一种抉择面前，统治者为了拖延自己的死亡速度，不惜最后亡国也要支撑。所以，“诏戒贪吏”等一系列活动，都不是反贪机制，仅仅是治标不治本的维持运动。与此类似的“反腐倡廉”、“制度上墙”、“干部条例”、“重要指示”等等，仅是统治者反贪力不从心的表现。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代替不了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机制。
不过，整个宋朝没有什么昏君暴君，而是统治阶层和文人共天下，此等氛围在历朝都是没有的。宋朝以“仁义立国，政局清明”为治国思想，这一时期，没有什么地方势力割据，也没有宦官、后妃、外戚专权干政的乱国大事件。宋朝没有文字狱，官员们不会因说错话写错字而掉脑袋。可以说，宋朝是以文治国，把中国从野蛮社会带向现代文明进程的标志。但在赵匡胤建立的廉洁执政，且具有民主思想的雏形里，由于重文轻武和中后期卖官鬻爵的官场腐败，使得在外敌面前表现出的是软弱无能，维稳的政治任务占据了主要地位，这才使得一旦迎敌，阵脚就乱。虽说，宋朝的兵力不少，但真正有能力的将领却很少，以至于民间武装成了抗敌的重要力量。这也是当外敌入侵时，宋军总是失败的原因。
世人看宋史，几乎都为其武力衰弱及对外屈辱而长叹。而导致这种局面的，却是宋朝政府允许军队经商，使得军营社会化，一些军xx领还与士绅商贾，乃至黑恶势力相勾结，并“合法”的参与非法经营。例如，素有南宋中兴四大将之一的刘光世，他的行营左护军全军共有52000多人，竟有8000多人从事商业贸易。将校们经营着商业贸易、酒店药局、出租营房等。再如，《水浒传》中描写的张团练、张都监都是“快活林”酒家的xxx和持干股人。而恶霸蒋门神按他们的贡献给股分赃，这种情形在宋朝已是司空见惯。同时，宋朝驻军与地方官府、商人的经济利益盘根错节，造成军队调动不灵。当国家遇到战事时，只要调兵敕命一下，马上就遭到官兵的怨愤，家妻儿郎的哭闹，使得军心涣散不堪。此等国策，也是宋朝“举国经商”所酿成富国弱兵的后果。
在冷兵器时代，越野蛮就越强大，越落后就越凶恶，这就使得掠夺远比自己发展而获得的更快、更容易。当时的辽比宋野蛮，所以宋给辽送钱；金比辽野蛮，所以金灭了辽；蒙古人比金人野蛮，所以蒙古灭了金。在南宋中后期，由于对内压制，对外懦弱外交的国策下，政治、军事、经济腐败和官员贪腐从涓涓的溪水汇成了洪流。特别是贵族官僚阶层开始通过“世袭、顶职”，直接为官的政策蔓延，滋生了官二代、官三代……的沿袭，急速的使得政府机构极度臃肿，政府职能转向唯利是图。同时，开戒富商巨贾凭财力买卖官职，更加速了官商勾结，导致国家资本严重流失。以至南宋后期，卖官鬻爵竟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造成了严重的吏治腐败，直接导致了南宋王朝大厦的崩塌。最终，腐败懦弱的大宋军队走到了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地步。他们面对北方强敌愈战愈弱，向南愈逃愈远，最后在崖山海战中被元军大败，名将陆秀夫背着时年才八岁的赵昺皇帝跳海而死。宋王朝就此灭亡。
宋朝灭亡以后，“诏戒贪吏”的普法活动却被保留下来，这是南宋统治者留给后世的政治遗产，也是“和谐”反贪的开始。此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弑杀皇帝篡位，统治者内部暴力斗争导致亡国的事件。然而，在南宋之后的王朝更迭中，贪官、大贪官、特大贪官随之诞生，似乎一直保持着贪官数量世界第一，腐败程度世界第一，赃款赃额世界第一，反贪支出世界第一，贪官逃逸世界第一等等，把中国壮大成官员贪腐的超级大帝国。
随着宋朝的灭亡，后世“诏戒贪吏”的普法活动如火如荼，特别是明清两朝，国家修订的反贪法律一部接着一部，反贪机构层层叠叠，普法活动轰轰烈烈。这些投入不仅巨大，而且还供养着庞大的反贪队伍，成为贪官不贪，养活不了法官的局面。然而，即使“诏戒贪吏”的普法活动年年搞，月月宣，日日讲，贪官污吏更是前赴后继，表现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勇气概。这些都无情的体现出“你抓我躲，你杀我跑，你疲我贪，你叫我笑”的十六字方针。
元朝贪官卢世荣，他在实行国家财政改革中贪污受贿，数额巨大，逼得皇帝以处死他为快。明朝大贪官严嵩父子贪赃枉法，吞没军饷，招权纳贿，肆行贪污，最后只落得个抄家去职。据《天水冰山录》所载：严氏的田地、不动产、家具陈设、金银铜钱、珠宝玉器、象牙犀角、玳瑁沉香、名人字画等总值约220万两银。而当时宋朝财政的年平均收入约8000万两银，可见严氏父子有多贪。清朝特大贪官和珅，他到底贪了多少？数字很难确定。据《查抄和珅家产清单》记载：在查抄和珅名下的田地、不动产、家具陈设时，就让执法人员忙的筋疲力竭。仅房产总计有私家花园、门面房、空置房共107处，2790余套室。而在他居所、办公室查出赤金、银元、京锞、苏锞、洋钱、制钱、金佛、西洋珍玩、珠宝玉器、名人字画更是惊人。总额约为八亿两银。而当时《马关条约》赔款二亿两银，《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银，两数相加才六亿五千万两银。可想而知，仅和珅一人之贪腐的家产，若要拍卖，就可一洗大清朝的国耻，也毋须当时的三亿六千万民众背此国债。
由此可见，“诏戒贪吏”的无用之处是统治者被逼而宣，而不是一种常态的，护法为民的反贪。全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不情愿看到“官员无病，皇帝要命”的结果，而最愿干的是“官员得病，皇帝治病”的政治功绩。
第12节论政治流氓术
在与南宋对峙的金朝完颜氏集团中，完颜亮是金朝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此人自幼聪颖好学，曾拜儒学家张用直为师，平日喜欢与儒生探讨儒学，满口是仁义礼智信。完颜亮在位期间颇有点政绩，但他因弑君夺位和残忍嗜杀，也是一位毁誉参半的人。他又与隋炀帝杨广一样，能作诗赋，俨然是一个仁人君子，儒雅少年。然而，他做伪的水平也与新朝皇帝王莽不相上下，堪称中国古代政坛上的政治流氓术的大师。
完颜亮对外为人和蔼可亲，而且还不爱钱财，时人莫不称其贤。他18岁以宗室子弟身份当上了奉国xx军，此后屡屡升迁，几年之后便爬上了尚书左丞的高位。其实，此人十分善于伪装，政治野心深藏不露，大有夹着尾巴做人，伺机待发图谋大业之心。当然，这种品行也是政治野心家所必备的“修养”。一天，熙宗完颜亶召见他，给他讲革命家史，当他听到太祖创业的艰难，竟呜咽流涕，嚎啕大哭。熙宗见说到爷爷，他竟如此伤心，大为感动，堂兄弟俩的心与心的距离顿时拉近。不久，熙宗便拜他为平章政事，五个月后又拜为右丞相，成为当时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次年正月，他又兼任都元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独揽大权之后，他便密谋夺位。一次，完颜亮对心腹说：“吾志有三：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帅师伐国(宋)，执其君长，问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三也。”由此言可以看出，此人不但既爱江山，更爱美人。而且还要兵伐灭南宋，称霸天下。
公元1141年冬月的一天深夜，完颜亮率其党徒、亲信闯入熙宗寝宫，将熙宗弑杀，自己登上了皇位。此后，他为了巩固皇权，旋即又展开一系列的大清洗、大屠杀，将反对他的大臣全部杀掉，又将太宗完颜晟、开国功臣完颜宗翰的子孙斩杀，宗室诸王50余人被集体屠杀。后来，就连和他一起密谋并参与弑帝的党人也大多被宰。当完颜亮坐稳了龙椅后，他便为自己树立明主圣君形象。首先，他对旧政进行一系列改革，颁布“励官守、务农时、慎刑罚、扬侧陋、恤穷民、节财用、审才实”七事诏告朝野，以示自己是施仁政、爱百姓、尚节俭、重人才的皇帝。他还几次下诏“求直言”，轰轰烈烈的掀起了朝廷内外，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平民百姓上书进言，玩弄起历代政治家惯用的“民主”权术。
生活上，完颜亮为了表示自己节俭，他拒吃老鹅。为何？因为鹅是北方的稀罕物，价格昂贵。时常，他用破衣补被，破布补席，以示近臣；他故意穿着打补钉的衣服，让负责记录起居的官员看，以示自己艰苦朴素。更作秀的是，他还下令把熙宗在位时新建的皇家苑林全部拆除，把豢养在林中的珍禽全部放掉，以避免浪费饲料。为表示与士兵同甘共苦，他时常到军营与军士同吃陈米饭，在基层问寒问暖，关心士兵生活；为树立亲民君主形象，他时常走出皇宫体恤民情，到田间地头与农民一起收庄稼，和蔼可亲的交谈。除此之外，为表示重视人才，他还亲自为天下考生出题，均以“忠臣犹孝子”、“忧国如饥渴”、“不贵异物民乃足”等为题；为表示谦虚，他与群臣促膝交谈，常引古代贤君之事以其自勉；为表示孝道，他更有精彩肉麻的表演。嫡母徒单氏，是他爹宗干的正室，一生无子女。他夺位后，特地尊她和生母大氏同为太后。当太后迁居燕京，他亲率百官迎于郊外，举行盛大宴会。此后，他每日给太后请安，侍太后十分恭顺。太后坐榻，他上前扶掖；太后外出，他徒步跟随。全然是孝子贤孙。
然而，这个“圣君明主”，其真面目却让人作呕。他表面上崇尚节俭，其实却穷奢极欲。他拒食鹅以示节俭，但他游猎时，却不惜以一头牛换一只鹌鹑，以享口腹。他弑帝霸位后不久，便下诏迁都燕京，命人大修宫室，耗资巨大。同时，他又下令将上京宫殿宗庙、大族宅第全部拆毁，将其夷为平地，退耕还农。其实，他表面上说是还田于民，实为备战。1158年，他为便于指挥兵马伐宋，又拟迁居南京（今开封），并下诏大修宫室。此工程十分浩大，耗财力人力不计，由于修殿材料均在深山之中，运一木都要投入五百人力，故而劳民伤财，致使民夫累死于运输途中无数。他所建宫殿，雕梁画栋不说，且遍饰黄金，造价不计成本。一殿建成，完颜亮稍不如意，他便下令拆毁重建，务求辉煌华丽。
完颜亮表面上要求臣下进直言，以显示自己虚心纳谏，其实却刚愎自用到了极点。他拒听臣子谏言，甚至闻谏则怒，动辄杀人。当他决定南下伐宋，建立一统华夏的霸业时，还假惺惺征求朝臣意见。朝臣翟永固、韩汝嘉直言进谏，他竟勃然大怒，将两人赶出殿外。不过，这两个人还算幸运，可太医使祁宰提了不同意见，竟被他下令处死，并没收了全部家产。至于孝道，再看他嫡母徒单太后的下场。当徒单太后得知他要伐宋后，她就屡次谏阻，但完颜亮不听也罢，竟气恼之极，下令将太后缢杀，并焚其尸于宫中，弃其骨于水中。缢杀太后之后，他还不解气，一怒又杀太后亲属、侍婢等十余人。其孝子的假面具至此彻底扯下，露出面目狰狞的杀像。
此等暴君亲民爱民吗？其实却残民害民，视百姓为马牛。在他决定伐宋后，下诏征马50万匹，各路献马者昼夜不绝于途，死者耽藉于道。他又诏令河南州县所贮粮米不得他用，以备军需。他命军民造军械兵器于中都，造战船于通州，役夫死者甚众。为造箭所需材料，他皆强令百姓供给，致使箭翎一尺贵至千钱，村民为了供给造弓箭的筋革，只好把赖以生存的耕牛宰杀。为造战船，他又下令强拆民舍，将其门板屋梁作为材料，并焚烧尸体，提炼油膏，以为造船之用。由此，其暴虐终于官逼民反，骚乱迭起，大者攻城夺地，小者占山为王。但他却“恶闻盗贼事，言者皆罪之”，以至地方发生暴乱，朝臣也不敢奏闻。
至于重视人才，实为忌恨有才能的人。完颜亮对于功高望重者，更是欲除之而后快。左副元帅完颜杲有功于金，长期领兵在外，颇得军心，他指使人诬告其谋反，借口将其杀之。韩王完颜亨是名将宗弼之子，才智和谋略如同乃父，他又教唆人诬告完颜亨密谋对他行刺，将其处死。最后连他的弟弟完颜衮，也因声望颇高而遭他心怀忌恨。后来，完颜袞的家奴诬告其谋反，他正好抓住借口，不审不问的就将其弟立斩首于市。
历史上，完颜亮还有淫帝之称，其淫乐兽性极恶。弑帝霸位后，他下诏将被他诛杀的宗室、诸王的妻女收入后宫，供他淫乐。这些女人有的是他姑嫂，有的是他堂姊妹，有的是他晚辈，皆封为妃嫔。他如看中臣吏之妻，便将其夫遣往上京，或派往外地为官，或是干脆把其夫杀掉，尔后将其妻召入宫中奸淫。更为淫荡的是，他与妃嫔纵淫，还要安排乐工奏乐，并撤去帏帐，令众妃妾列坐观摩。即便如此，完颜亮还不过瘾，他又在卧榻前铺上地毯，令妃嫔们相遂以为戏。他淫兴一动，便上前抱住一个，就地交欢。《金史》记载，完颜亮相中了其姐姐的女儿叉察，他公然告知太后，欲想把叉察召入后宫，纳为嫔妃。太后听后大吃一惊，坚决反对。可垂涎三尺的完颜亮那肯放过。一天，他见叉察在宫里赏花，美貌动人的身姿顿时勾起了他的淫欲。他再也管不了什么虽舅犹父，就地将外甥女叉察淫奸，享受了一场乱伦取乐。
不过，完颜亮的汉文化功底不错，他雅歌儒服，能文善诗，又爱与当时的流落名士交往。他品茶弈棋，谈古论今，成为文韬武略兼备，且神情闲逸，态度宽和之人。此人的诗作笔力雄浑，气象恢弘，鸿鹄之志跃然纸上。今天，我们从他所写的“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以及“蛟龙潜匿隐沧波，且与虾蟆作混和。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等诗句中，依旧能感受到他的心志。可悲的是，此人心里是鸿鹄之志，嘴上又“儒学治国”，但实际上是个野心勃勃的流氓政治家，又是个荒淫无度的文人。不能不说，完颜亮的心底是阴暗的，他在政治上太想建立伟业，在生活上又是及时行乐。
最终，这个精于作伪的皇帝，在他率军伐宋途中，被部将完颜元宜率众杀于瓜州渡，死时40岁。他死后的第二年，完颜亮被世宗完颜雍降封为海陵王，十八年后，又被降为庶人。《金史·本纪第五》评曰：“海陵在位十余年，每饰情貌以御臣下……淫嬖不择骨肉，刑杀不问有罪……空国以图入国，遂至于败。”
其实，在中国帝王的座椅上，圣明君主和暴君都实为不多，一个是圣明君主极难造就，一个是暴君极难养活。若论政治家的伪装术，完颜亮确实算个人物。说的好听些是伪装术，实际上就是政治流氓术。历史上，从“替天行道”到“奉天承运”，没哪个政治家说过真话，都是用尽一切手段煽动百姓的仇恨之心；用一切骗术欺骗老百姓的爱国之心。若江山一旦得手，又没哪个政治家不大行“顺我得昌，逆我者亡”的强盗法则。然后再按忠心贯日、伏首听命、承颜候色的标准替换帮凶。而替换的帮凶不得英勇、不得大公、不得怜悯、不得重义、不得清正，其心理素质要残暴、贪婪、虚伪、欺骗、奸诈。同时，要以做官为荣、有谗媚之心、生无骨脊梁、说谎笑不惊，把奴性渗透到骨头里，善良本性丢弃九霄云外，皆为良臣。且具备这些素质的帮凶，国则可安宁，帮则可无忧。
完颜亮“求直言”，杀了太医使祁宰，这是祁宰自己不守其职，干好自己的医术才是本职工作。而他在大战前提意见，完全是在干扰主子的决心，我看杀也活该。不过，完颜亮的前提是“求直言”，而祁宰直言了，他又将祁宰杀之，这根本就不是“求直言”，而是“统一思想”。既是“统一思想”，又要“求直言”干嘛呢？这就是政治权术。当然，“求直言”在历史上又有哪个君主，哪位政治家没有表演过呢？只是完颜亮做了，自己的后续政权玩完了，全给推翻他的人找话说。
若要论最残酷的一次“求直言”，却是发生在推翻封建帝制后的新中国。公元1957年，一场空前响应党的号召，以反对官僚、宗派、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开始。由此召唤起民众向共产党提批评建议的热潮，而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为此被扣上“右派分子”帽子。结果罪行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等六种处罚。被处以前两类处罚的右派分子被迫离开原工作单位，发配到监狱、边疆、山区、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致使被发配的右派分子大量的非正常死亡。而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日子也极为难熬，他们被处罚从事没人愿意做的体力劳动，如扫厕所、扫大街等。在被极度歧视的情况下，许多人又由于不堪侮辱而自尽。而在这场空前的“求直言”运动中，遭受迫害的人数就有55万之多，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文狱，政治流氓术的大手笔。这真是：
笑谈民主那回事，祸从口出文弱生；
举世闻听言有狱，强权欺压国中人。
第13节论吝啬皇帝之性格
吝啬，就是对自己拥有的东西过于保护，不愿与人共分享。在生活中，吝啬的具体表现可能就是说某人花钱小气。在中国皇帝榜中，明朝的万历皇帝，估计是位平庸的帝王，更谈不上有什么丰功伟绩。但这位皇帝所流传的故事不少，无论是野史还是史学家的研究，他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万历皇帝叫朱翊钧，他十岁登基，58岁驾崩，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清修《明史》中说：“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后人也多将此话奉为盖棺定论。在各种关于明朝历史的论述中，都把朱翊钧定性成一个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是五毒俱全，一无是处，十足一个败家子，大明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但说万历皇帝嗜酒，且常喝得酩酊大醉有记载。而说他使得朝野上下嗜酒成风，常常是通宵达旦的喝也确无实录。要说万历皇帝这人爱贪钱财，搜刮“明珠、异宝、文毳、锦绮山积，赢羡亿万计”可能有之，赐给弟弟、儿子田地有之，骂他在生子、过生日、修宫、建陵、册封等大肆挥霍有之。但说他“吸大烟”，玩“娈童（同性恋）”证据就不充分了。要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爱钱，而且是最吝啬的皇帝，这一点不为过。在他当皇帝的那些年，说国库里的银锭堆积如山，年深月久，有的都生了氧化，黑得像漆，脆腐如泥，恐怕是太夸大其词。但是，这位皇帝就是舍不得用银子，此事史书确有记载。据说，直到他死后入土，国库里千千万万的银锭，一锭也没挪动地方，我看这也不大可能。应该说，这位皇帝吝啬不假，但搞不懂的是，做皇帝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万历皇帝爱钱没啥特别的理由，他就是喜欢钱，而且还不肯花钱。这就是典型的吝啬鬼。他贵为天子，在他那个时代，可以说天下的财富都是他的，可他却不这么想，他一定要钱都落到自己口袋里才心安。用今天吝啬富人的话说：钱这东西，只有落袋才为安。为敛财，这位皇帝真是挖空心思，他的妃子生个女儿，户部和光祠寺就必须向他献上白银十万两以示庆祝。公主出嫁，他则号召大臣捐款数十万两银子，作为公主的嫁妆。他身边的官员犯了罪，那也没事，如果你能主动地向他献上银子，他就放你一马。当时，有个叫张鲸的太监，他犯了欺君大罪，按律当斩。但是，这个太监很机灵，及时向万历皇帝献上一大包金银，结果不但没有被治罪，反而还升了官。
贪财者必吝啬，这是贪者的通病。不过，万历皇帝的吝啬，后来也发展到了极致。公元1619年，明朝军队与后金努尔哈赤的军队在萨尔浒决战，杨镐指挥的40多万大军惨败，从此明朝国力大衰。战后，经朝廷开会决议，提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接替杨镐为辽东主帅。熊廷弼到任后，他立斩逃将，督造军器，修缮城堡，巩固防御。他还亲临前线摆兵布阵，整顿军纪，召置流移，安定民心。熊廷弼的策略是以守为主，反对消耗战，并联合朝鲜牵制后金，此举卓有成效，使后金军一年多内不敢进犯。
然而，熊廷弼面临的尴尬事，竟然是万历皇帝拖欠的前线军饷。他多次上奏催促，万历皇帝就是迟迟不肯发饷。后见边关战事吃紧，知道挨不下去了，可还是不肯掏腰包。不过，这个皇帝倒想了一个对策，再增收田税百分之二。这么一来，连同以前两次增调，已共增调百分之九的田税，老百姓也叫苦不迭。可是，皇帝的屁就是一台戏，老百姓也不敢抗税，只得为保家卫国再赋税。可多征来的田税该用于前线了吧，万历皇帝也未拿来发军饷，他的兴趣就是将银子藏在国库里自己欣赏。急的群臣天天请求皇帝召开最高国防会议。而万历皇帝呢？他总是称病不出，气得吏部尚书赵焕实上奏说：“将来敌人的铁骑到了北京城外，陛下也能在深宫中推说有病，就此令敌人退兵吗？”刑部侍郎吕坤更是直接骂万历的贪财和吝啬：“夫天下之财止有此数，君欲富则天下必贫，天下贫则君岂独富？故曰：同民之欲者，民共乐之；专民之欲者，民共夺之。”不过，万历听了也不生气，但就是不理会。弄的吕坤真是没脾气。
其实，万历皇帝的自私、贪财、不理朝政，他与大臣们冷战的癖性是有其原因的。这要从他在后宫生活说起。据记载：自从万历十四年起，这位皇帝就没有踏出皇宫一步，直到驾崩入土，不理朝政达32年之久。万历十岁即位，是名副其实的少年天子。也就是说，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岁月都是在后宫度过的。晚明学者夏允彝对这位皇帝描述：“自贵妃宠盛，上渐倦勤，御朝日稀。”的确，这个皇帝的最大乐趣就是泡在后宫的脂粉堆中，久而久之导致他的性格缺陷，成为一个仅靠纯思辨就能满足的人。虽然，他身为皇帝，但内心还是充满了自卑与懦弱的恐惧心理。从他采取躲避不理朝政的行为，就足已说明万历皇帝是个怕烦心的主子。他平生最厌恶的就是文官们当面输心背面笑的面孔，以及那些武官们趾高气昂的头，不愿意那些枯燥的奏折搅扰了自己的闲情。
万历皇帝常年泡在后宫，大臣们很难见到他，甚至是内阁首辅也难见到皇帝一面。大臣们的奏章大多“留中”，不做任何处理。甚至部院主管大臣之类的任命，他也懒得过问。在他看来，那些品级不同的官服穿在谁的身上都是大同小异，与自己无干。按明朝官制，上述职位在没有得到皇帝钦命的情况下只能空缺，于是政府中的许多重要职务长期空缺。至万历三十四年，大学士沈鲤向皇帝诉苦，说吏部尚书已缺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部、工部只有一位侍郎兼理，兵部则尚书、侍郎全缺，礼部仅存一侍郎，户部也只有一位尚书。总计部院堂上官31位，竟缺24位，如果再去掉那些不守职责的官员，朝中几乎已经无人理政。这样残缺不全的中央政府机构，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但又有研究万历皇帝的人说，这个皇帝表现在一个“贪”字上。这个贪字渗透到各个方面。政治上贪权、经济上贪财、生活上贪生、思想上贪名。在政治上贪权，说他特别有心计，不受任何人摆布，虽然他不理朝政但始终大权在握，宁可不补官缺，也不愿权授庸臣。总之，对这位皇帝摸不透，弄不懂。这也许是万历皇帝的“大智如愚”之处，或许是他的性格使然。
其实，万历皇帝与常人一样都有着奇怪的癖好。如同有人爱偷懒，有人爱干活；有人喜欢溜须拍马，也有人不喜欢阿谀奉承。更有古今的贪官、土财主、有钱人把钱藏起来，舍不得花一样。口念着：我有钱，我是有钱人，我就是不愿花钱……这碍你事吗？
万历皇帝就是爱钱，他该看心理医生。正如当朝有诗云：
为取财宝屈帝尊，哪怕说我是穷人。
纵有珠玉千般好，人成朽骨留骂名。
假若用今天的心理学来分析，万历皇帝在他从幼年到成年这段人生中，他一直生活在张居正、冯保、慈圣太后的严密管教下。他不能偷懒、不能任性、不能情绪、不能自由，正常人性完全被压制了。自小他只能作为一个政治工具，在做别人施加他身上的期望。因而，万历皇帝的内心是抑郁的，并由此导致了他阴郁性格的形成。从万历皇帝后来的行为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很是怪异，心态处于失衡。用现代的观点来看，他有心理上的缺失与疾病。这是长期的压抑与扭曲，使他一旦能摆脱这些重压，非常容易走向消怠的原因。
另外，万历皇帝15岁举行大婚，皇后王氏是个性格端庄、体弱多病的女人。因为举止端庄贤淑，她得到了慈圣太后的赏识，册封为皇后。但是，尊贵的地位却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王皇后一生都没有得到万历皇帝的爱，她也没有为皇上生下一男半女。而万历皇帝不仅不爱王皇后，他对其她嫔妃也不感兴趣，全然表现出对包办婚姻的不满。而他生命中最偶然的女人，却在1581年的一个冬天早晨出现了。这天，他去慈宁宫看望母亲，偶遇了一个宫女，一时心血来潮，临幸了这个宫女。就这么一次宠幸，这个宫女怀上了龙种。慈圣太后知道后，她在一次宴饮时问及此事。起初，万历皇帝听后，他还一度抵赖，直到慈圣太后命人拿出《内起居注》时，上面清清楚楚的记载了他当天的行踪，见无法抵赖，才承认。后来，他只得册封这个宫女为恭妃。但这一切都是迫不得已的，万历皇帝对这个宫女出身的恭妃毫无感情而言。而那次一时心血来潮的临幸，就像今天的官员酒后玩了个小姐，若要过后让官员娶小姐为妻妾，官员肯定不会同意。虽说，万历皇帝瞧不起恭妃卑微的出身，但恭妃生下的皇长子，在他看来是过去难以启齿的一段经历。
由于万历皇帝自小被管束，在政治教唆和欺诈中长大，本能地建立起自我防御机制，使得遇事就退避三舍；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一种社会不平等的环境里，窥视到人人都在想他心思，在他身上打主意，处处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让他不敢搅合，总觉得什么事都有一种不确定性。虽然，他身为皇帝，但他总是担心今天可能很富有，明天说不定就倾家荡产，防范与胆怯致使他自卑，怕与人打交道。事实上，万历皇帝吃不准的事，他绝不会轻易定夺，这就是他在行为上表现出处事冷漠、吝啬、没有责任感的原因。
哎！看看这些帝王，真让后人同情与憎恨。他们想求一世英明吧，也惟有听那扯着干嗓子的人，嚎叫着歌功颂德的声音；他们想享一刻安宁吧，也怕落得后世写他们的人，谩骂着昏君无能的说道。这是做皇帝的错吗？不全是，要骂就骂他们自己设计和恪守的制度，是这种制度造就了一个又一个魔域般的社会。哎！皇帝是人，不是机器，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再说，中国人喜欢营造圈子，执政圈子里的人叫对立圈子里的人为“党人”，圈子里的人能造神，也能造鬼，皇帝就是圈子里的人造的神，而鬼就是圈子里的人不喜欢的人。因而，中国的历史难读，中国的皇帝难当，中国的皇帝也有被赶鸭子上阵的。
第14节论酷吏与酷帝
在中国周而复始的朝代更迭中，无论哪个王朝在其建立的初期，最高统治者都有反贪的决心。原因之一，就是前朝的贪污腐败使其灭亡，推枯拉朽之下也是新朝严肃吏治的必须；其二，大开杀戒均为新政权初建之时的国策，绝没时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诫自己的官员。可新官上任三把火，过后的几十年，原先六亲不认的反贪法令变得松弛，原先铁壁森严的反贪措施被弃而不用。于是，官场贪腐又如前朝死灰复燃，使之从杀鸡儆猴到反腐倡廉，一路是鱼水相欢，渐而到了表面上还是繁荣昌盛的景象，实质为满目疮痍的蜂窝政治体系，滋养着十官九贪的肥体，使之积重难返。
早在汉朝时期，在统治者的团队里诞生了一类叫“酷吏”的官员。后人依据他们的政绩，挑选了十人为“十大杰出酷吏”，以给后人敬仰。他们是：侯封、郅都、张汤、赵禹、宁成、义纵、减宣、杜周、周阳由、王温舒。此后，后世再也没人评选过酷吏，估计是没人敢当酷吏和评委。不过，评选廉吏、清官，倒是朝朝代代皆有，只是这廉吏、清官多数也是官场上的榜样需要。虽说，酷吏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但历史上的酷吏没有害民的，倒有后来不被君主喜欢的罢了。统治者用酷吏，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杀酷吏，也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要说酷吏的能力，首先是酷吏专门和豪强作对，用今天的标榜就是“人民卫士，打黑英雄”；第二，酷吏的政绩大都相当突出，尤其是善于强化治安，除暴安民；第三，酷吏不仅“能干、敢干”，而且大多数为官相当清廉。若有不大清廉的，这里面多少与统治者栽赃相关。当然，酷吏要听主子的话，才能深得主子的喜爱，这样生前死后的名声也不会太坏，不然再酷的吏也酷不过主子。酷吏替主子出头卖命，官运一般也都蛮好，升迁的机会也大。后人说，当酷吏就是一种政治投机。不过，既然做吏，没有哪个吏不投机的，即便是酷吏投机，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也严办过酷吏，这也是主子用来假装好人的。只是酷吏无奈的被主子酷了。
不过，历史上的酷吏参与查处经济犯罪的不多，其具体的工作重心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他们多与黑恶势力斗，但任何势力的发展又离不开经济，因而酷吏也时常得管。除了汉朝的十大酷吏，中国历史上还出了一个最酷的肃贪皇帝，这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后，他因亲眼目睹元朝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所以对这些人特别痛恨。他深知元朝之所以失去天下，其主要原因是吏治腐败。他说：“元季君臣耽于逸乐，驯至沦亡，失在纵驰。”有鉴于此，朱元璋从当上农民起义军头领开始，就用严厉手段打击贪官污吏了。明朝开国后，他又亲自制定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和《大明律》等一系列法规。
朱元璋出身非常贫苦，从小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父母及长兄都是死于残酷的剥削和瘟疫，自己也被逼从小出家当和尚。所以，在他参加起义队伍后就发誓：一旦自己当上皇帝，先杀尽天下贪官。后来，他真的登基皇位，自己也果不食言，决然地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贪”运动，矛头直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在他当政的31年里，他至少发动六次大规模整肃官吏与敲打豪门富户运动，大约有十至十五万明朝官吏被处死，并且杀伐决断，无所不用，极其大快人心。而贪官污吏也在此体现了前仆后继的精神，这也让朱元璋恨之入骨。他发狠地说：“我欲除贪脏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脏者，不分轻重都杀了”。对此，他用更加极端的手段整治贪官污吏。
朱元璋杀人主要与四宗案子有关。除胡惟庸、蓝玉合称的“胡蓝之狱”案，为政治借口大开杀戒外，唯有空印案、郭桓案为反贪案。不过，经“胡蓝之狱”案发之后，明朝开国的宿将已屠戮殆尽。这是朱元璋最狠毒的屠杀功臣，消灭异己的大清洗。
空印案发生在明朝开国初期。此案是朱元璋为严惩地方计吏，预持空白官印账册至户部结算钱谷，亲自督办的重大案件。众所周知，户部乃是明朝掌管户籍财经的中央机关，为中央六部之一。该部在每年审核各地财经报表时，要求呈报数据与实际运送数字精确无误，稍有不合，立即作废重报。于是，各地进京申报报表的财务人员为了少跑冤枉路，就在进京时，自行携带了盖好地方政府公章的空白报表，以便与户部核对过数字后，或是在遭受刁难时，就地重填。因为，受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最远的省份进京来回一趟需要几个月时间，如一次不能通过上报材料，且不算二次因公差旅、招待、补贴三公消费。为此上报人牢骚满腹，就想出了携带空白报表的招术。谁知朱元璋知道此情后，他大发雷霆，下令将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正印官，即一把手全部处死，副手以下官员打一百棍，充军边疆。当时，全国有13个布政使司、141个府、192个州、1013个县。总计省、市、州、县约有1300多个官员受到惩处，有数百人被杀掉。
此案实为用刑太过了。但“空印”是沿袭元朝的旧法，而朱元璋对元朝腐败的吏治是恨之入骨，他也不管这呈报程序合不合理，借机也要整肃一下他的官吏，免其后患。当然，元朝旧法肯定存在易于作弊之处，定有贪污腐败之事发生过，不然朱元璋也找不到借口。当时，湖广按察使佥事郑士利为此上疏，解释了为什么空印的情形。但朱元璋不予理睬，仍处死了所有的主印官吏，这也彰显了这个苦出身皇帝的专制性格。
郭桓案属于高官贪污案。1385年初，朱元璋得到密报，听说担任北平承宣布政使司的李彧、提刑按察使司赵全德，偕同户部侍郎郭桓等人共同舞弊。他立即下令调查。同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郭桓利用职权，勾结李彧、赵全德、胡益、王道亨等贪污，其事项有：一、私吞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降低朝廷岁收；二、私吞淅西的秋粮，浙西秋粮本应该上缴450万石，郭桓只上缴200多万石；三、征收赋税时，巧立名目，征收多种水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神佛钱等的赋税，中饱私囊。郭桓等人总共贪污2000多万石粮食，约为现在22.8亿斤。为此，朱元璋决心趁机扫荡全国贪污官员。他令审刑司吴庸拷讯，结果此案牵连全国的十二个布政司，牵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人。总计一共损失精粮2400万石。为了追回赃粮，这场彻查演变成一场全国的反贪运动，民间富人莫不因此破产，史称“郭桓案”。最后，他下令将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各省官吏死于狱中达数万人以上。为了追赃，牵连到全国各地的小富百姓，遭到抄家破产的不记其数。由于牵扯面过广，全国的小商小贩对此案非常不满意，为了平息运动，他又将审刑官吴庸等人处死，最终才了结了这场严打贪官运动。
据史籍记载，朱元璋在惩处贪官污吏方式上，使用了五种刑罚，即：笞（鞭打）、杖（棍打）、徒（监禁）、流（流放）、死（处死）。但在《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中记载，朱元璋又制定了一些残酷的惩罚措施，如凌迟、枭首、诛族。此外还有刷洗之刑，即用开水浇在人体上，用铁刷子刷；有秤竿、有抽肠、有剥皮实草，还有黥刺、剕、劓、阉割、挑膝盖、锡蛇游种种名目的非刑，野蛮残暴的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帝王。可谓说，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反贪的酷帝。
当然，朱元璋采取“以猛治国”的方针，目的是为了巩固政权、循正吏治，加强中央集权。他痛斥贪官是“害民之奸，甚如虎狼。”对贪官污吏采用了极其严厉的手段。史称“洪武一朝，是对贪污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杀戮贪官最多的时候”。明朝清官海瑞说：“我太祖视民如伤，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不过，朱元璋杀了十多万人，其中也并不全是贪官，有些也是为巩固皇权而大开杀戒，但杀其罪名里定有贪污腐败的借口。即便如此严酷的反贪攻略，可在朱元璋死后，贪官污吏又渐而泛滥成灾，以至于到了明朝中后期，其贪腐程度又不亚于任何时代。
固然，中国历史总是一种过后的声讨，而且还被统治者们弄得如此复杂。朱元璋以为把贪官污吏一杀了之，既平了民愤，又树立了政府的形象。但历史上官员贪污腐败的精神从来就没有被摧垮，反而炼丹成一种无法根治的官场毒品。原因何在？这不是封建社会结构所在，而是朱元璋自己在孤芳自赏的反贪，他和他的官僚们研究来研究去，就是不敢把反贪的机制交给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就是他的子民，但朱元璋不会这么做，原因是他在哄骗子民，根本就没拿子民当回事。这也如同当今喊了大半个世纪的“为人民服务”，到底为谁服务，还是一头雾水。因此，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建立起一种“子民”自下而上的常态机制，遏制官场腐败才行之有效。
固然，酷吏与酷帝的时代已成历史。但时至今日，“酷”的非常手段却被转向不酷朋党，酷民众，这就是贪官治国的酷民政策。在此国策下，民众丝毫没有监督官吏的途径和权利，始终处于被统治、被压迫、被欺骗、被奴役的境地。尽管统治者口宣一套表现崇高思想和道德的理论，但自己也在不断地制造社会的不公，使得政治不公、司法不公、执法不公、吏治不公、教育不公、行政不公、收入不公、就业不公、分配不公正、待遇不公正等等。而在一个普遍存在不公的社会里，必然导致社会的道德危机，这不是口宣加粉饰就能掩盖的，更不可能延年益寿。这是“酷”的结果，也是“酷”的辩证。
历史证明，酷吏死在酷帝手中，这是酷吏酷不过酷帝。统治者光靠所谓“酷”的手段治贪，仅仅是一时之用。其目的就是所谓的平民愤，立树政治威信，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所以朱元璋死后，贪官为之拍手称快，最后还落得一个酷帝的名声。反之，统治者光靠酷民的手段治国，充当的就是政治屠夫的维持会长，而自己对自己都没有信心。所以贪官治国的酷民政策，是倒行逆施的，是反人类的暴政之徒。故而，毛泽东说：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第15节大清反贪政治家
雍正接过康熙的玉玺，他已是人到中年。相比之下，他要比少年皇帝在各方面都更加成熟，显现出新一代君主的魄力、强势和相当高的执政能力。在康熙执政后期，由于为政崇尚“宽仁”，其吏治渐呈松弛之势，各级官员贪污腐败相当严重，完全是一个国穷、官富、民怨的社会，其国情与后世所称的“盛世”全然不是一回事。没钱做皇帝，这是让皇帝最烦心的事，要想摆脱窘境，只有弄到钱才是唯一的途径。雍正思前想后，为挽救统治危机，他在康熙驾崩刚一个月，就下令全国全面清查亏空钱粮，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腐运动。目的就是“杀贪官，治朝纲，救国家。”
雍正是个勤于政事的皇帝，他洞悉康熙朝时的弊端，在继承其父为政方略的同时，更深知治国首先要吏治。他说：“夫吏治不清，民何以安？”为改善吏治，他对官员实行“吐故纳新”政策，采用官员新老交替的原则，使官场一潭腐水流动起来，渐而达到他吏治的方略。当然，这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老套套，也并不是雍正的创新。雍正上台后，他与历朝历代的帝王一样，首先开始大规模的政治清洗，特别是对胤禩、胤禵等人与他在治国思想上的巨大分歧，进行彻底铲除。由于康熙晚年有感于皇太子废立，很有倦勤的趋势，他大谈所谓“宽仁”为本，实际上就是因循，以表面和谐，实为不生事为己任。皇帝既然如此，下面就更加不堪了，在“和谐”口号之下，腐败开始盛行。最后，就连康熙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他晚年所领导的大清国各部院大臣中，已经很难找到廉洁奉公之辈。贿赂公行、徇私舞弊已经成为官员致富的普遍现象。
其实，从康熙五十年开始，各地已经出现零星的农民造反，这就基本宣布了康熙“盛世”的告终。当时，雍正作为皇子，他对此洞若观火，很早就主张对此弊端进行严惩，但总是难以施展。即位后，他正式提出“严猛”政治，进行全方位的“严打”，口号是“振数百年颓风”。雍正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口号，这和他在洞悉下情上面的自负有很大关系。他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他这番话并非吹牛，这些戏法其实都是他在夺储过程中玩剩下的，自然是了如指掌。但胤禩则与他相反，他主张继续维持康熙晚年的“宽仁政治”。当时，他这套做法很得人心，特别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人心”，这也就是胤禩在群臣中的威望一时无二的缘故。应该说，胤禩这时候主张宽仁，很大程度上是借以笼络人心的手段。但等到雍正即位后，他和雍正的分歧还在“宽仁与严猛”之间焦灼，这让雍正大为恼火。所以，雍正非办胤禩不可。
雍正首先从吏治下手，一登基就连续下了十三道谕旨，颁布到所有总督、巡抚、布政司、知府、知州、知县、文官武官，告诫他们不许贪污，不许受贿，不许克扣；文官不许虚报瞒报；武官不许吃空额。违者从严治罪。警钟先告诫，尔后动手彻查。随后，雍正组建钦差查帐团，奔赴全国各地查账。这支查帐团直属雍正皇帝亲自指挥，由钦差大臣全权代表朝廷行事。同时，雍正还从各地抽调了大批候补州县人员，随钦差团到各省一起查账。只要一查出贪官污吏，当即就地免职，然后从钦差团队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是雍正开创的监察者接任罢免贪官，再委任新官的先例。此招治腐立惩，效果极佳。
为防止贪官非法集资、集粮来填补亏空的惯用伎俩。雍正在派出钦差前，就先行诏告全国百姓：任何人不准借钱粮给官府，如果有谁胆敢以身试法来糊弄朝廷，所借钱粮，一律没收上缴国库，归为国有，再也甭想收回。这一招，遏制了地方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对策。同时，为革除各省钱粮奏销中之积弊，掌管各地钱粮奏销事务，雍正成立了“会考府”。这是一个独立的中央核查审计机构，直接听命于皇帝。各省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来会考审计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
在官场上，挪用公款是官员贪污的最初手段。贪官一旦被查出，他们往往会避重就轻的把贪污说成挪用。雍正采取了先查挪用，后查贪污，挪贪均惩的办法。在追补赔偿时，先赔挪用部分，后赔贪污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无论贪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休想瞒天过海。
雍正在位时，他诛杀贪官无数，除惩治诛杀贪官以外，雍正还有三项更为彻底的措施：一是绝不放过贪官涉案的亲戚和子孙；二是让贪官“死而不已”；三是杀贪官给官看。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因此，雍正也得了一个“抄家皇帝”的绰号，可见当时官场上对这个“刻薄皇帝”的怨毒之深。但“乱世用重典”，为国家计，为社稷计，不如此不足以拨乱反正。可以说，没有雍正皇帝大刀阔斧的整顿吏治、肃清贪官、清理积欠，就不会有后来所谓的“乾隆盛世”。
在积极推行做官为政清廉的同时，雍正更是严厉打击那些贪赃枉法、侵吞公帑的高官。特别是对隆科多和年羹尧的处理，虽说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但客观上对打击官场腐败之风也有着巨大的震慑力。这两人在雍正即位之初，曾都是宠极一时的重臣，他二人一主外一主内，堪称是国家柱石。隆科多是雍正的亲娘舅，雍正当政时，他任吏部尚书加太保衔。他曾帮助雍正秘密登基，有拥戴之功。雍正也公开称为“隆科多舅舅”。此人是康熙、雍正两朝皇权交替之际最为关键的核心人物之一，这也是他在雍正即位后能飞黄腾达、显赫一时的原因。1727年，隆科多由于结党营私，又私藏玉牒，被雍正抓到罪证后，立即被停职、彻查、抄家。十月，定隆科多41条大罪，锒铛入狱。
年羹尧是雍邸的旧人，他在雍正即位后受命赴甘肃，钳制康熙的十四子，抚远大将军允禵。后来，年羹尧被授为川陕总督，并兼管甘肃军政。特别是在有关重要官员的任免和人事安排上，雍正更是频频征询年羹尧的意见，并给予他很大的权力，可见雍正很器重此人。在年羹尧管辖的区域内，无论大小文武官员一律听从年羹尧的意见来任用。而雍正在安排川陕以外官员的使用，他也经常听取年羹尧的意见。如在任用驻兵京口的人选时，雍正特地征询他；在任用赵之垣为直隶巡抚，年羹尧说此人庸劣纨绔，不能担当，雍正遂将赵革职；在拟用宋可进为江西南赣总兵，年羹尧奏称他不能胜任，请以黄起宪补授，雍正便依从了年羹尧的意见。可见年羹尧的作用。
隆科多和年羹尧二人自恃受宠，但也目无朝廷法纪。年羹尧其父年遐龄，是康熙朝的大臣，官至湖广巡抚，年羹尧则是高官第二代。据说，年羹尧进京时，公卿大臣在广宁门外跪接，他骑马而过，毫不动容，傲慢之极。在雍正初期，他和隆科多两人试图包揽官员选任的权力，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最终，二人不但在政治上触犯了皇权，还在经济上大肆搜刮。雍正在密查了隆科多收受、搜刮赃款盈千过万之后，又查处了年羹尧贪污、受贿，积累赃私巨万。至此，雍正帝对他俩的“行径”深恶痛绝，决定依法惩治，以儆效尤。雍正二年，他在河道总督齐苏勒奏折上批道：“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揽权势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随即，年羹尧锒铛入狱，后雍正念他在平定青海有功，免于极刑，令其自裁。隆科多虽被免于处死，但官职、财产均无，雍正赐他在畅春园外附近空地造屋三间，永远禁锢，不久囚死。
据史料，雍正这个皇帝没什么嗜好。他不像康熙喜欢打猎，兴趣广泛，尤其对儒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特别热衷御笔题字。而雍正勤于政务，是个职业政治家，他很少出巡游乐，但是闲暇之余，他对声色犬马也颇感兴趣，并且玩得相当在行。估计也就这嗜好，使得雍正行事雷厉风行、赏罚分明的为政风格，给政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也鼓舞了文武百官为其忠心效力。雍正除使用行政手段外，他还通过诏告、训诫和六亲不认等方式，使文武百官向善向廉。经过数年整顿，康熙朝末期吏治松弛、颓废的官风为之一变，大多数官员都能奉公守法、廉洁自持。尤其是地方官较为清廉，使得百姓免受其害，社会得以安定。
不过，光靠查贪官、抓贪官、杀贪官，也不是事。这样没完没了的运动也劳民伤财，更给自己身后人骂为暴君。雍正在官员老有所养的问题上，他又一改延续明朝的旧制，将官员微薪增加了一项“养廉银”。他把各级官员的年薪，维持在一个基本养家的标准上，而官员善终“退休”后，朝廷发给为官时的年薪一百倍，作为养廉银。他要让官员们明白，与其担惊受怕的贪污受贿，还不如正大光明的等着拿这份养廉银，善始善终的为人民服务。
在轰轰烈烈的反贪运动中，严惩不贷是雍正整顿吏治、反贪防腐的最重要手段。他对贪腐分子采取先罢官、再索赔、后抄家的惩处方式。即先罢了贪官的职务和权力，让其无法再鱼肉百姓，只能自掏腰包退赔；索赔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绝不宽大。如在查处追索亏空时，雍正十二弟允祹还不出钱来，他也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假使贪官畏罪自杀，雍正也不罢手，毫无“死后不究”的情面。如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被告发而一死了之，想人死帐烂，享福子孙。可雍正不吃这一套，穷追到阎王爷那里，令其家人承担推赔责任。抄家是雍正的杀手锏，只要一经查明官员贪污亏空，一面严搜衙署，一面发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立即查封，家人也均被监控，不得擅自离其宅。若有贪官家人私藏、转移、抵押、变卖赃物者，均要追究其责任，并追索其财物归为国有。若贪罪一经核实，就把贪官的家底抄个底朝天，就连贪官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此诏令的第一年，大清国就经历了一场反贪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开展了“查贪官，扒官爵，抄家产”运动。第一回合下来，雍正就惩处、革职、抄家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大员。
因此，《清史稿·食货志》载：“雍正初，整理财政，收入颇增。”史学家评说雍正：“澄清吏治，裁割陋规，整饬官方，严惩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万事如意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雍正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的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他用创新的制度，狠猛的行政手段，根治了康熙留给他的烂摊子。同时，他也借反腐运动打击了与他较劲的政治势力。雍正用强势反腐，但不大做空洞的、形式的倡廉说教，他用完善官员老有所养的制度，解决了官员贪心蠢蠢欲动的动机。仅仅五年，大清的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800万两银，增至到5000万两银。可以说，在清朝十个皇帝中，唯有雍正时期，滋养腐败官员的土壤是比较贫瘠的。
雍正在位仅13年，他因心力交瘁，劳累暴猝在自己的御案旁。所以，后人称雍正为“中国历史上最勤勉的皇帝之一”，颇为“人民公仆”的意识，更有为国家鞠躬尽瘁的精神。不过，雍正皇帝是个争议人物，毁誉也各参半。这种争议主流是拥权者指责他是“刻薄残酷”，而老百姓不知正史，单听红顶文人的宣贬。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一位改革型的皇帝，他在位13年锐意拓新，改革除弊，使他在康雍乾三朝，承前启后，名垂史册。作为一个政治家，勤政是他区别于其他帝王的一个显著特征。而选储（秘密指定继承人），则是雍正留给清代的一份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第16节论红色帝王
毛泽东不是帝王，但他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红色中国的缔造者。这样的歌颂和说唱，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也实为比帝王更具神话。可以说，红色政治文化具有造神的功能，红色文人更具有把好人说成鬼，又能把鬼变成各色各样人的文辞魅力。这都暂且不论，仅说附加在瓷品上的颂扬之物，就可知“红色”的作用。中国是瓷器的故乡，这是世界公认的。单说官窑，旧指封建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窑场，它专门为宫廷、官府烧制日用瓷和陈设瓷，故而叫官窑。官窑与民窑有很大区别，官窑不计成本，其质量、造型、画工和烧制过程特别讲究，而且成品均由朝廷派专人按统一标准验收，合格者才能送贡宫廷、官府，故也称官窑瓷。官窑始于宋代，没落于“大清道光年制”，历经八九百年的奢华。不过，大约在官窑停炉半个多世纪之后，一批批“红色官窑”又神神秘秘的生起火来，开创了“毛瓷”的时代。
“红色官窑”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直接投资，它经过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来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红色官窑”不计成本，只求精品，是红色政治艺术瓷的巅峰之作。195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听取中南各省大员的汇报，当他家乡湖南的大员提到想成立瓷业公司，统管醴陵瓷业之事，毛泽东当即表示可办。醴陵对毛泽东来说，他并不陌生，因为他早年就在这儿考察过湖南农民运动。毛泽东一点头称好，旋即国家马上投入了800万，轻工部还派专家组去改进醴陵窑，特给中共领导人和党政军机关烧制瓷器。因此，醴陵窑就成了最早的共和国官办的“红色官窑”圣地。这一年，正好是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身工程完成。而这800万元的投入，相当于当年万余人的年收入，可想而知这真是一个百废待兴时期的大手笔。
景德镇是中外著名的瓷都，它以宋真宗皇帝年号“景德”为名，一直沿用至今。1975年，距景德元年971年后，一项代号为“7501”的绝密工程悄然开始。这项绝密的，头号重大的工程就是为毛泽东主席设计、烧制一批专用瓷器。因为，这批是专贡毛泽东等中共高层的瓷器，其要求必须要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官窑。由于这是给毛泽东烧制瓷器，所以对外必须要绝对保密，只能说是给上级领导做的，而指示又全部口头下达，不留任何文字材料。为此，江西省公安厅专门组织工作组进驻窑场，由厅长带队亲赴窑场监督这项“领袖用瓷”工程。当口头指示下达到窑场，窑场立即进行了政治总动员，集中了一批景德镇最优秀的陶瓷技术人才，从中又选出40余名技术过硬、政治可靠、出身无问题的设计、制作和生产人员。为确保安全和保密，窑场四周又设立岗哨，未经上级批准者，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凡历史上有“问题”的人，都不得靠近窑场。当时，接受这项特殊任务的窑场有景德镇建国瓷厂、艺术瓷厂、人民瓷厂、红旗瓷厂、雕塑瓷厂、湖南群力瓷厂、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等单位。他们从选料到成型，从配釉到彩绘，直至烧结、包装等全部工序都靠传统手工完成，并有武装人员在一旁保卫，以确保产品安全和流失到民间。据说，烧制这批“领袖用瓷”，首先要备数十吨上好的高岭土，然后再经陶工选出不足两吨精料。当时陶工人手不够，还选调来数百名“红卫兵小将”加入了选料工作。因选料工作十分艰苦，而且还冒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参加选料任务的人经常是夜以继日的不休息，不能回家，唯恐万一出了纰漏，就会被上纲上线划为政治问题。不过，被选调来的参加者，他们真的是不辞辛苦，即便是苦死累死，这些人心里还享受着政治上被信任的荣誉感，自豪感倍增。此后，“红色官窑”烧制的瓷器被收藏家称为“毛瓷”。
“红色官窑”是共和国的官窑，是推翻封建帝制又重生炉火的人民贡品，也是中国现代陶瓷大师集体智慧的、空前绝后的结晶。从“毛瓷”的设计和烧制，不仅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制瓷人才，也是广大陶瓷大师们呕心沥血的颠峰之作，更是一项从中央到窑场高度听命，集体享有毛主席恩情的幸福活。堪称中国官窑史上空前绝后的贡品。
为烧制这批“毛瓷”，当年国家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专门挑选制瓷高手，云集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陶瓷艺术家参与其中。据现有的资料，“毛瓷”共烧制22窑，入窑14103件，成品4200余件，然后从中挑选出两套，每套138件，件件是晶莹剔透，洁白如玉。经过精心挑选出来的“毛瓷”，随后被武装送贡到北京，其余的被送到湖南，剩下的一部分留在江西某地封存。按规定，封存库里的“毛瓷”应全部销毁，但考虑到专用瓷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生破损需要补充，所以只毁掉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留做储备。这批“毛瓷”按品种分，主要有茶具、餐具、酒具、花瓶、挂盘等。
江西景德镇这边忙活，湖南醴陵那边也炉火正旺。醴陵烧制的“毛瓷”主要是釉下双面五彩花卉薄胎碗，晶莹剔透，似玉泥嫩肌般温润可人，红月季、红芙蓉、红秋菊、红腊梅四种纹饰分别代表了春、夏、秋、冬。当时，醴陵窑共烧制成品逾两万件，从中精选了40套绝品贡到中南海。
景德镇的“毛瓷”烧制工艺非常严密和复杂，用料更是十分昂贵。当时，为烧制“毛瓷”，花重金购买储量已近枯竭的临川高岭土，并用传统手工磨成的色料，选高手绘制，烧制出的半薄胎高白釉瓷器通体晶莹剔透，洁白如玉，用手指轻轻的敲击，其声清脆悦耳，在光线照射下，器壁成半透明状。据一位参与者讲，他当时负责配制彩绘颜料的工作。此前，景德镇的釉下彩颜料只有钴蓝和铜红两种，要烧制梅花图案用的粉红色颜料真是难上加难。他和同事们屡经试验，均告失败，出炉的“毛瓷”不是颜色欠佳，就是彩绘处的釉面出现龟裂。于是上级代表找其谈话说，告知如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将以“军法从事”。吓得他几天几夜不敢睡觉，加紧试验。所幸的是，他们后来试验出合适的配方，总算圆满完成了任务。
毛泽东曾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在困难面前，参加烧制“毛瓷”的每一个人都非常认真，况且这是多么光荣，多么自豪的任务啊！当“毛瓷”开始试验烧制了好多次，花费了十多万都没成功后，人们没有放弃，而是更加认真的工作。虽然，这笔钱相当于那年头一千多老百姓的月薪，六七千人的月口粮。但钱倒不是什么难事，可惜的是精选出来的高岭土用完了。为此，再专门到江西抚州地区临川县，组织老百姓上山捡了两天，又拖了两大卡车的高岭土。再经过精料、淘泥、制坯、干燥、修坯、上色、焙烧，结果烧了两窑，因釉下彩达不到要求又报废了。反反复复，最后还是革命热情撼动了可塑的泥巴，“毛瓷”终于出窑了。
在近20年间，除了景德镇这边神神秘秘的忙活，醴陵窑更是多次为毛泽东烧制生活专用瓷，贡品包罗万象。由于这项工程神秘和怕辱没领袖的廉洁形象，所以散落民间的“毛瓷”数量非常稀少。而今收藏“毛瓷”较完整的中南海和韶山纪念馆又非常人所能接近，这给研究和收藏“毛瓷”带来很大的难度。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不知是何渠道，封存在景德镇的“毛瓷”流失了一点到了民间，这才揭开了“红色官窑”的冰山一角。
1997年，在广州嘉德拍卖会上，“毛瓷”第一次公开露面，收藏界就惊呼“绝世之作”。当时，作为拍品的红月季花碗尚有釉裂，但因其收藏价值极高，即便有点“瑕疵”也颇受藏家追捧，最终以8.8万元成交。转眼间，毛泽东早已驾鹤西去，但这批“毛瓷”的价值却翻了数万倍，神秘的“红色官窑”也渐渐的露出真容。如今，一只“毛瓷”调羹10万元，一个小瓷碗170万元，一壶十杯的一套酒具200万元……
假如，我们回顾一下人类历史，不难发现，狂热的崇拜领袖是独裁权力集中的需要，极端的领袖崇拜常常是专制政治的需要。而毛泽东所创造的红色时代，就是一个极端的领袖崇拜时代。虽然，这一切都被冠以“文化”的标签，但这种文化最为卑劣的是愚弄人民，最为丑陋的是宣扬所谓功绩，制造的是最为“红色”的愚昧社会。不过，当年的“红色官窑”是否结束了它的使命，而今没有人知道。但除了文革时期神秘的“毛瓷”被揭开，在红色收藏家如获珍宝的兴奋之余，是否为“红色官窑”的存在有什么说道，却也没有人反思。
论其红色，其象征意义有驱逐邪恶的功能。但消极的意义又是疲劳、好色、不满、性急、不沉着、攻击性、肆意行动、虚荣心强的一面。这些只是就“红”的颜色而言。而“红色官窑”又何止是官窑呢，当年的“红色民窑”更是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五湖四海、黄土高坡、雪山草地和戈壁沙漠，狂热的人民为毛泽东生产的瓷品更是数以亿计，规模与数量绝对是世界第一。假如，你现在走过中国各个城市的地摊，甚至在县城和乡村，毛泽东的站、坐、半身、头瓷像、瓷像章、瓷画、瓷茶壶、瓷茶缸、瓷酒壶、瓷酒杯、瓷文具等等都在等候着淘宝人的品鉴。
除了红色瓷品之外，金、银、铜、铝、锡、钢、铁、玉石、玻璃、塑料、纸张、丝绸、布匹，甚至竹木、皮革、羽扇等等，只要是能用于附加崇拜领袖的一切材料都为之服务。奢华的给后世留下了数以亿计的“毛主席塑像”、“毛主席像章”、“毛主席画像”、“毛主席宝书”等等圣物。而当年万人齐唱、千人齐颂、百人齐舞的颂扬场面更是亘古未见。如果说，这些都是当年革命群众的热情，但热情过后，不觉得荒唐或是一种精神统治的“器物”嘛？而且，这里面还刻写着红色奢劣的刀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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