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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论盛世潜流
所谓盛世，指的是国家安定兴盛的时代，标榜国家繁荣昌盛、统治集团文治武功到达一定水平的社会现象。自古吃皇粮的史学家早有公论，评价盛世时代，必须达到六条：一曰国泰、二曰民安、三曰国富、四曰民足、五曰国强、六曰文昌，这六条是判定盛世与否的标准。即便唐代有名的“贞观之治”，还不能算是“盛世”，只能称“治世”。唯有汉代文景盛世、隋代开皇盛世、唐代开元盛世、明代永乐盛世、清代康乾盛世……似乎才符合这六条。其实也不然。
除了盛世，就是之治。诸如：西周的成康之治、西汉的文景之治、明章之治、西晋的太康之治、南朝宋元嘉之治、南朝齐永明之治、南朝梁天监之治、隋朝的开皇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北宋的真宗之治、仁宗之治、南宋的乾淳之治、金朝的大定之治、明昌之治、明朝的洪武之治、仁宣之治、隆庆之治等等，均为改革之举，且成功的不多。但这些历代的改革即便成功，都不可能改变封建统治的本质，不可能消除封建的剥削和奴役，所以历代的改革都是高昂的，最终还是被血腥的暴力革命所代替，从而再建立一个新潮旧体制的社会。所谓“盛世”之中，存在着潜伏的危机与矛盾。传统地说，其表现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封建经济的分散性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产生威胁；封建土地私有制必然加剧土地兼并；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容易滋生腐败和暴政。
盛世潜流文化就是涌动着政治文化的主流，只是表面上混沌模糊，但世人都能认识到，这就是“盛世”社会中统治文化的潜流能量。从其本质上来认识，这是一种复杂的“潜规则”社会，又是一种统治者贪腐的潜流文化。现实地说，盛世之中，其表面风光无限，而潜流则使社会腐败，贪官遍地，整一个文弛武玩的社会。这是从古到今的官场特色，又是“盛世”之后，社会陷于极度腐败的开始。由此，盛世时代的官场糜烂性腐败已自不待言，用今天的官话讲：“全都有问题”。足见所谓“盛世”中，或之后，官场腐败的规模之巨、面积之大，令人无法想象。究其原因，归根结底就是糜烂于统治者的金字塔体系，构成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政治格局。
总结历史和现实，在所谓“盛世”社会中，由于构建的是以统治者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中心，而非以人的平等和民权为理念，官场腐败就无法避免。因为腐败的潜流是极具破坏社会平等的文化，所以“盛世”仅是官场的暴富时代，绝非是正真国泰民安的社会。但潜流之中只要聚集着知识群体，即便是国体老态，但还是能垂死挣扎一阵子，甚至仍能维系相当长的光阴。为何呢？这主要依靠的是文臣武将和政治帮凶，即笔杆子和枪杆子的贡献，以及伪对立的“朋党”群体。前者是党阀，后者是军阀，再者就是利益的捆绑的朋党。而围绕党阀的是所谓主流的文化精英，他们不是以唤醒社会为己任，而是在惨遭洗脑和整肃之后，大部分人则纷纷变节沉沦，为其党阀施舍给的物质财富而出卖良知，自愿充当权势的工具，以至于助纣为虐。而军阀又是党阀所养，除清一色的党徒之外，又以“前途”作诱饵，吸纳贫苦阶层为其看家护院，充当党阀和军阀的打手和帮凶。
除此之外，历代统治者为了家族、集团利益与威权能够万世维持，他们又不得不绞尽脑汁的想方法，在公开的律例、行章不够用，也不便用时，他们还需要制造恐怖气氛的特种组织、特种监狱和特种手段，来监视每一个可疑的人。在学校、社团、茶楼酒馆、集会场所，甚至大街小巷进行活动，以及时抓捕反对者或不满者，维护其统治。诸如：汉朝的诏狱、唐朝的丽景门、宋朝的内军巡院、明朝的锦衣卫、清朝的粘杆处、国民党的中统、军统等等。他们都在各朝各代发挥着强大的作用，为“国泰民安”、“和谐社会”的维稳，保驾护航。
但在“盛世”之时，官场腐败的潜流也在变异的聚集能量。在小贪不耻，大贪不拒，巨贪不敛的发展中，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官场，使之政治腐败之极。这就是所谓“盛世”的贪腐潜流汹涌的盛况。单说离今天最近的“康乾盛世”，康熙皇帝在给大学士们作报告时说：“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于细故也。人当做秀才时，负笈徒步，及登仕，从者数十人，乘马肩舆而行，岂得一一问其所以来耶？”这意思是说，一个穷书生，背了个破包袱进京赶考，一旦入仕，车马成群，这不是贪怎么来的？还要我一个个的问吗？这是科举制产生大批贪官污吏的重要机制，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官本位的体制。不过，康熙之所以为圣君，国策就是“每多包容之处”，贪也就贪吧，只要别贪得无厌，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贪官辩解为什么贪污受贿时，心里总是觉得委屈，痛骂官场上黑呀！恨为官难呀！唯有那些心领神会的贪官，懂得康熙的思想，在盛世潜流中放心大胆地“你贪、我贪，大家贪；你逃，我逃，大家逃。不贪不行。”共同享受着先富起来的优惠政策，先过上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生活。而今又多了一句“裸官为人民，全家先移民”的潇洒人生。
然而，“康乾盛世”的文化专制与文字狱，则是最为典型的锁国愚民政策，是所谓“盛世”之下最黑暗、最残酷、最自闭的统治。清廷宣布禁止学者创立书院，纠众结社，表面上是不许“空谈废业”，实际上是不许“集群作党”。与此相配合的是，禁止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民间的出版商只许出版与科举有关的书籍，严禁出版“琐语淫词”、“窗艺社稿”，违禁者要从重治罪。这一点与当今的文化管制，以及所谓的正统教育一脉相承。于是乎，清朝形成了与晚明截然不同的社会风气与文化氛围，知识界的活跃空气被禁锢，文化思想完全被统治，先进的政治文化沉滞了。那么，既然是盛世，又为什么要文化专制和大搞文字狱呢？原因很简单，“盛世”之君不怕农民反抗，官吏贪腐，奸商遍地，甚至军队哗变，怕的就是知识阶层“妖言惑众”。前者因为是地方性的反抗，体制内的“问题”，这些都是比较好对付的事件，或依纪按律警告教育，而后者则是全国性的，甚至是浇水如浇油的“颜色革命”运动。所以统治者必须要专制文化，拦截信息，甚至借题发挥，直至动刀动枪。
其实，在所谓的“盛世”时代，几乎是中国传统上一而再、再而三的暴力革命之后的“改革”成果，或是“治世”之后的“物盛期”。但数千年来，中国的暴力革命只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的“革命”，而这种“革命”从来就没有跳出王朝更替的盛衰兴废。在“盛世”时代，由于知识阶层是最具理想的“改革与革命”群体，他们只要在理念上不满足于现实，或是现实社会不能满足他们的理念。于是，在“盛世”之时，知识阶层都会寻求变革，不论是通过改革还是革命的方式，呼声与要求都高于乱世。一般的情形是，现实和他们的理想越远，知识阶层的行为就会越激进。
虽然，在“盛世”时代，知识阶层不是社会的底层，甚至还生活在很优越的物质环境里。但在“盛世”社会中，由于各种不满因素更多的是追求物质上的不满，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所追求的是物质利益，物质财富的分配就成为最激烈的矛盾。这一点，农业文明的农民起义和工业文明的工人运动都是如此，其革命一开始都是“打土豪，分田地”、“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等哀而动人的战斗口号，从而聚集起巨大的革命力量。由于“盛世”主要创造出的是物质财富，但由“革命”起家的统治阶层，其根本就没有民权思想，致使物质财富的分配严重不均，吏治腐败导致权力者与劳动者所获物质财富的巨大差距，权力者剥夺、压制知识阶层的理想，社会矛盾由此发生激烈的冲突。
历史经验证明，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知识阶层更多的是追求政治平等的思想，那么改革的愿望就更强烈。但经验也证明，如果仅是社会贫穷阶层表达不满，甚至是暴力反抗，革命成功的机会并不大。如果追求物质利益的各社会群体，接受了由知识阶层提供的一个特定的“理想社会”时，他们就具有了革命的共识。因为这种“理想社会”给民众一个期望，极易点燃“革命”的大火，所以“盛世”就是一个文化专制的时代，是一个贪食社会公共资源的时代。因此，在盛世潜流的腐败文化的侵蚀下，官吏贪腐必然导致政治腐败。而要改革与革命，知识群体就要和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走在一起。
第2节论贿赂与贪的字义
要解读中国的历史，恐怕后人没有不篡改、不歪曲和不掩盖的。这是特定的政治文化，让政治家们的思维、行为不得不欺骗自己的人民。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还是政治文化的欺骗性，法则也同于动物活着为了生存，才进化出各种各样的伪装和招术。在我们各种各样的、各朝各代的历史书里，即便一再强调是正史，但事实的真伪也是难辨的，且有一大部分仅仅是故事。“贿”与“赂”这两个字最早出现在《诗经》里。
单说“贿”这个字，《诗经·氓》中云：“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这是一首两千多年前的弃妇民谣中的一句诗，是春秋初期卫国的一首民歌。全诗通过一个被弃女人的哭诉，叙述了这个女人从恋爱、结婚，直到被遗弃的全过程。诗的大意：一个忧伤的女人登上残破的城墙，她念望着心中的男人什么时候才能进关来啊。日日盼啊！也不见他回来的影子，她低头伤心的泪流满面。终于有一天，她看见她的男人回来了，心中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喜笑颜开的唠叨个没完。她男人又占卜又问卦，卦象里都是吉利的话，没有一句恶言。男人赶着大车来到她的面前，她把嫁妆放上大车跟他走了。
“以我贿迁”的“贿”，后人解释为“嫁妆”，定然是嫁妆为财物之意。说到贿，自然就要谈到赂。《诗经·鲁颂》又云：“元龟象齿，大赂南金。”说的是一场战争之后，战败的淮夷部落向邻邦鲁国交纳贡赋的情景。《说文》曰：“赂”，“遗也”遗，是给予、馈赠之意。瞧这“贿”与“赂”两字都从“贝”，显然都表示和财物有关，只是“赂”还有馈赠的说道罢了。
我们知道，中国汉字属表意和象形。“贝”是上古时期最早的货币，故而合有“贝”部的字，定与钱财宝物有关。“赂”本义为赠送的财物，那么“贿”与“赂”两字结合，“贿赂”也就可以解释为用钱财办事，或消灾的途径。时至今日，贿赂早已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社会潜流文化，而且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贿赂与贪腐的故事又可用浩瀚来表述，篇幅全然占据了整个历史文化的大半部。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一部二十四史，实为一部贪污史”。此等认识可谓是深刻至极，有力地论证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官僚政治，对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所起的作用，指出了改造中国、改革政府的希望所在。
不过，在上古时期，“贿”与“赂”两字，并不作今天法律层面上的“贿赂”来解释。意思同今天的私赠财物，以请托于人的层面。我们今天法律层面上的“贿赂”字义，在上古时期用“赇”定性。可以理解为“求贝”。如成语“受赇枉法”，意思是接受贿赂，违犯法纪。到了中古时期，“赇”与“赂”才渐渐的同义连用。因而，“赇”在《说文》中曰：“以财物枉法相谢也。”清代训沽学家段玉裁注：“枉法者，违法也。法当有罪而以财求免，是曰赇，受之者亦曰赇。”受赇即受贿。用今天的话讲，行赇即是行贿，受赇就是受贿。因此，“赇”这个字，是中国最早具有法律定义的“行贿受贿”，是枉法行为的诠释。
自战国时代开始，法家兴起，国家开始讲求行为上的律法化，从而才定性什么是贿赂。即便如此，这种贿赂行为的定性，在价值标准方面仍是处于比较落后的时代。其行贿受贿的行为仍普遍盛行。只是在司法权力方面有了解释和刑制。虽然，当时的法家要求司法吏治清廉，但是“赇”也只限于司法吏治的层面，特指禁止用金钱来逃脱犯罪，同于当今花钱赎罪，罚款而已。
汉简《二年律令》有《盗律》一章，文中记述了关于惩治“行贿受贿”的法律文字：“受赇以枉法，及行赇者，皆坐其臧（赃）为盗。罪重于盗者，以重者论之。”这与流传至今的先秦歌谣《优孟歌》中“受赇枉法”的律令是完全一致。纵然，刻在竹简上的文字是真真切切，写在《诗经》里的故事也流传至今，即便“贿”与“赂”二字，最早的联用也见于《左传·昭公六年》文中：“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的描述，可见行贿受贿，甚至索贿这种事情，在中国的上古时期就已经司空见惯。
但是，无论“贿、赂、赇”字义如何演变，都在一个“贪”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说文》曰：“贪，欲物也”；《左传》曰：“贪货弃命”；《楚辞》曰：“爱财曰贪，爱食曰婪”。故而《战国策·齐策四》说“贪”字前后都是：“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
第3节论暴力致富的革命
历史经验证明，最快获得财富的方法就是抢。而最原始的“贿赂”行为，应该是妥协暴力者的。马克思说：“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掠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这些日益频繁的掠夺，驱使原始公社制解体，人类开始进入奴隶社会。从此以后，掠夺变成了政治工具和阶级斗争的最高手段，由此暴力致富的革命拉开了序幕。
掠夺是早先人类的生存竞争所致。胜利者占据了土地，失败者成为奴隶；胜利者获得了财富，失败者成为供奉财富的人。因此，原始掠夺就成为获得人类物质财富的最快途径。随着私有制的萌发，在原始社会趋于解体之时，出现了不同部落联盟之间剧烈而残酷的掠夺，成为解决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关系的一个主要手段。所以说，人类历史上为了生存，时时都在掠夺。在掠夺中，勇猛的武士和善于捕猎者被崇为首领，先民们便以巫术仪式来赋予武士首领至高无上的权力，暴力的使用由此就具有了神圣的意义。这并不是人有嗜血的本性，而是因上古人类的生存条件所迫，使暴力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机制。
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老子所说的“有道”与“无道”，实质上是社会制度合理性与否的一种表象，其根源在于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根源，在于私有制本身。由于私有制的催生，必然导致社会集团利益的冲突，物质财富分配格局的两极分化是“无道”的根源。当这种利益冲突超过社会所承受的限度，“无道”最终导致暴力与战争。所以老子认为：“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这是老子高度概括人与财物名利的辩证关系。
从原始战争“贿赂”的最初形式来看，是弱者向强者的进贡，而失败者为保持最基本的利益，只能用土地、女人和财物换取失败后的生存空间，争取不被彻底灭亡的命运。由此，被迫“贿赂”在原始战争中，自然成了避免武力的一种有效手段。可以说，是原始暴力诞生了国家的最初形式，同时暴力也催生了弱者向强者“贿赂”的求生行为。对强者而言，贿赂可以给弱者避免杀戮；对弱者而言，贿赂可以求安。这是原始“贿赂”的刚性。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贿赂被融入了文化，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策略。至此，贿赂从刚性迅速转变为柔性，并伴生着中国社会文明的一切生活，使之成为一种粘合各种行为的文化。同时，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极度的贪腐又导致了一场场暴力革命：推翻之，贪腐之，推翻之。使之周而复始的暴力革命，一直演变到近代。
那么，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为什么总是用暴力革命来进行呢？原因虽说是复杂的，但也是简单的。这就是当社会需要改革旧制度，或现行体制已不适应社会结构时，和平改革又进行不下去，甚至统治阶层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意识，誓死坚守旧制度，暴力革命就易爆发。而不愿改革的原因是统治阶层的利益所致，难以接受和改变“用鲜血换来的幸福生活”，这是属于特殊既得利益群体，是用权力来发财致富的人，在坚守、阻挠，直至用权力血腥的屠杀要求改革的群体，致使改革演变成暴力革命。
以清王朝为例，李鸿章代表清廷在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这段对话俨然是李鸿章在为自己辩护，开脱“甲午之败”非自己之罪。而是“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导致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是个人解决不了的。但事实上，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清廷没有选择改革。也就是说，清廷在应当改革的时候，没有选择改革，而捍卫的是“祖上的基业”不能断送，既得利益的群体不能没有“皇恩浩荡”。但后来眼看大势已去，清廷真的想改革了，可是时机已经错过。因为四处的暴力革命之火已燃起，要求改革的志士已经联合起来，在“以血还血”的历史经验中，认识到只有暴力革命才是救国救民的出路。
这是统治阶层在社会已经发生变化，则不能顺应时代，硬要迫使民众向政治权力“投降”，而得到的灭顶之灾。但数千年来，这种反反复复的暴力革命，起因都是物质财富的分配严重不均，以及严重压制民权，专制文化而导致，促使贫穷阶层与知识阶层联合。这是统治阶层缺乏真正的政治与文化的治国思想和民权主义，使得民权思想一旦萌发就被血洗，直至走向极端的反民权。故而，当一朝统治者贪腐之极，自己又不能自我手术，贫者就极易走向极端，愤然打起“伐无道，诛暴秦！”、“天补均平！”、“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等贵贱，均贫富！”、“荡平中土，剪除贪官污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打土豪，分田地！”等等口号。而这些暴力与暴力都浓缩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历史经验中，使之恨极而反、而杀、而烧、而掠。这是暴力取代暴力，重建一个新的“政者暴力治国，贪者权力致富”的政治体制。
第4节自古人情卖于官
公元前1046年，当周武王姬发横扫朝歌，立志要建立一个比殷商更强大的王朝时，他却发现面对的政治局面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乐观。因为，当时的商王朝正处于奴隶制的鼎盛时期，战败后的商王朝，留给周武王的是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和军队。在他刚刚占领的殷商国土之后，溃败的殷商奴隶主贵族阶层、官僚统治机构和军队的人口数量远在周人之上，这让周武王真是头疼不已。此时，对连一张全国地图都没有的周武王来说，他该如何统治这个巨大的国家呢？由此，他夜不能寐的左思右想，大会小会的接二连三，最后建立了土地分封制度。所以，历史上称之为封藩建卫，也叫封建。而中国封建社会最早一词也就出自于这个封藩建卫时期。
在这一时期，有一个叫召伯虎的人，他的封地在今天陕西岐山西南。在周厉王当政时，由于此王非常暴虐，从而激起民反，以致义军围攻王城。就在义军攻入王宫之时，召伯虎见势不妙，他忙把太子靖藏匿在自己家中，而让自己的儿子出去替死。此举真是撼天动地，同时也为自己以后的政治前途搭起了通天梯。周厉王死后，拥立太子靖继位，即周宣王。到了宣王当政时，召伯虎果然被委以重任。这期间，淮夷部族不服统治，宣王命召伯虎领兵出征，平定淮夷，他又立下了盖世之功。
三千年后，在召伯虎的封地上，出土了两件西周时代的青铜簋，揭开了召伯虎的一桩收贿行为。铜簋上铭文记载了一起当时的土地买卖官司，在250多个铭文中多次提到“召”这个人，这便是召伯虎。铭文记载，召伯虎与一个名叫琱生的人存在私下交易。说是有人因土地与琱生打官司，琱生便向自己的亲宗召伯虎行贿，希望能在官司宣判上偏向自己。
由于琱生触犯了当时严禁买卖土地的法令，受到了国土部门的查办。事件从五年正月开始，召伯虎第一次接受了琱生的礼物，然而由于案件颇为严重，到了九月还没解决。因此，琱生不得不再次向召伯虎送上重礼。官司在第二年的四月才最终结案，前后持续达一年零三个月。之后，召伯虎将多占的土田仆役一一造册，并将土地证送给琱生。这桩事，正是这个出土铜簋上的铭文记录了贿赂召伯虎的不同阶段，才让后人知晓了三千年前的一桩高官收贿的故事。
在铭文中，有句与土地相关的话：“仆庸土田多刺”。字面上的意思是说琱生由于多占土地被“多刺”。“多刺”是多次指责或多次争议的意思。因为这是一桩引起当时全社会关注的大事，顶牛的人也很多，所以才会多刺或被指责、争议。铭文中说，琱生是召伯虎的亲戚，他多次往召府送礼，因为召伯虎位高权重，只有他出面才能摆平。同时，琱生还求召伯虎的母亲帮着说情，大打亲情牌，召伯虎这才帮琱生摆平了官司。铭文刻写道：
唯六年四月甲子，王在蒡。召伯虎告曰：余告庆，曰公厥廪贝，用狱讼为白，有祗有成。亦我考幽伯幽姜令。余告庆，余以邑讯有司，余典勿敢封。今余既讯有司，曰矦（惟）令。今余既一名典献。伯氏则报壁。琱生对扬朕宗其君休，用作朕烈祖召公尝簋，其万年子孙宝用，享于宗。
周宣王六年四月甲子日，周王的重臣召伯虎告诉琱生：我告诉你啊，事情办成了，可喜可贺啊。你拿些钱支付给狱讼部门就可以了。我召伯虎可是给你出大力气了，这也是按照幽伯幽姜命令办事嘛，他们也都给你出了大力。我告诉你，事办成功了，要可喜可贺。我已经给国土部门发文了，但还没有回复，我手上的案卷还不能封存。今天，我又问国土部门怎么样了？他们说，就按照我的命令执行吧。现在，我召伯虎就做一回好事吧，告诉你结果。你琱生用玉璧回报了我召伯虎，以示感谢啊！你琱生要对祖宗的牌位祭祀和宣德，希望其祖宗召伯继续保佑其子孙万世啊。
由此可鉴，这两件铜簋上的铭文是召伯虎收贿的物证，更是一段行贿受贿的生动经过。尽管琱生与召伯虎是亲戚，但琱生属小宗，且眼前的官司太大。因此，琱生求召伯虎的母亲帮他说情的同时，送上玉璋、玉璜、丝织品等贵重礼品是必须的。于是，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召伯虎就得以权谋私的向国土部门打招呼，要求重新处理此案，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事后，琱生又送玉圭等物作为答谢，并铸造了两件铜簋记录了召伯虎的“功德”。
此案如同今天贪官收贿替人办事，索要锦旗、表扬信差不多，只是不像当年的琱生把行贿受贿的过程刻写下来。不过，如今的贪官在贪贿之后也做记录，只是不录贪贿钱财之事，他们比召伯虎、琱生更坦然，更有文化情趣。而今贪官见钱眼开不为贪，骄奢淫逸不流氓，世风在情景交融中攀写“玩妓百名录”、“玩妓体验录”、“玩妓百招术”，过着“家外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的贪腐淫秽的党人生活。一些《贪官日记》里的“性日记”篇，文笔淫风气死《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成为当代纪实文学的淫秽派。
第5节论首杀贪官
在春秋时期，晋国有个贵族叫羊舌鲋。他49岁那年，因大发战争财、徇私枉法、收受礼金等罪名被处死，成为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的首杀贪官。当时，比他小29岁的孔子愤愤口诛道：“贿也”、“诈也”、“贪也”。意思是说羊舌鲋集三恶于一身，死有余辜！
羊舌鲋出生在奴隶主贵族家庭，其父是晋文公时期的一代名将，算个地地道道的官二代。他自幼受过良好教育，只是性格有些孤僻。其父羊舌职40多岁那年，娶了一个二房，老来得子生了羊舌虎、羊舌鲋两个儿子。后来，兄弟二人都是晋国的高官。晋昭公即位后，重用权臣韩宣子，朝廷大小事都由他说了算。羊舌鲋借助他父亲和兄弟的关系，贿通了韩宣子等人，并很快得到重用，走马上任当上了代理司寇，掌管起国家刑狱诉讼的大权。
在任期间，羊舌鲋处理了一桩诉讼多年未决的土地纠纷案。当事人都是地位显赫的人物，邢候和雍子。案由邢候的封地和雍子的封地毗边，封地的界限因没有严格划分，发生了地界纠纷。雍子扩大边界侵占了邢候的封地，导致相互之间不断争夺，冲突不断升级，最后发生了械斗。案发后，双方当事人都闹到羊舌鲋府上。接案后，羊舌鲋并没有当即判案，而是拖了几天，静候上诉人的动作。不几天，雍子察觉到羊舌鲋的心思，为了胜诉，他就将自己的女儿送给羊舌鲋为妾，成了亲戚关系。羊舌鲋得到雍子的女儿后，不问青红皂白，歪着斧头判雍子无罪，而判邢侯有罪，并强行把雍子的封地扩大了。案子结了，但输了官司的邢侯不服，觉得自己身为地方诸侯，无论政治势力还是经济实力都比雍子大。为此，邢侯便上诉到国君那儿，并四处收集羊舌鲋为官的劣迹，一脚就办了羊舌鲋。经过侦查，羊舌鲋也承认了自己徇私枉法。结果，他被晋国最高领导论律处死。
若论羊舌鲋的从政经历，可谓是一帆风顺，关照他的人很多。他不满15岁入伍从军，到了军营后，他先是结识了掌握军权的范宣子。虽说羊舌鲋的性格孤僻，但他在军事上算是个小天才。他先在范宣子手下当差，凭借自己的军事素质得到了器重。几年后，范宣子将他引荐给韩宣子，这更让他向军事权力的中心迈了一大步。不过，他到了韩宣子麾下，很快就过河拆桥，疏远了范宣子。此后，羊舌鲋死命的巴结韩宣子，表现出俯首听命的小老弟。但他很少用钱贿赂韩宣子，只是投其所好的小恩小惠于领导，且非常尊敬韩宣子。
晋平公六年，机会终于来了。邾子国乘晋、齐、鲁等十三个大小诸侯国开会的时候，突然发兵袭击鲁国。晋国作为盟主不能熟视无睹，决定出兵援鲁，向邾子国开战。当晋国要出兵援鲁的消息一传出，羊舌鲋就积极活动，欲领军攻邾。因邾子国兵寡国弱，对晋鲁两国联军来说，打这小国可谓是小菜一碟，自然积极要求领兵的人也众多。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建功良机，羊舌鲋心里自然明白。为此，他通过与韩宣子的关系，最后顺利的得到了领兵援鲁的美差。手握兵权后，他孤僻的心底是万分高兴，但脸上还是不动神色。随后，羊舌鲋亲率晋军不费吹灰之力横扫了邾子国。在这场援鲁战争中，他大肆掠夺了邾子国的金银财宝，大半钱财都进了他的腰包。在回师前，他先令手下心腹用车拉马载，偷偷把金银财宝运回晋国，贪食了掠夺来的财富。由此，羊舌鲋大发了一笔战争横财，挖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公元前530年，晋国为了提高其霸主地位，决定再次召开诸侯盟会。由于韩宣子受命全权主持盟会活动，羊舌鲋又被任命为代理司马，率晋军30万浩浩荡荡向东开拔，在邾子国的南面进行军演。此前，羊舌鲋有了挖第一桶金的经验，这次他更是不露声色。当他率晋军途径卫国，便命令军队驻扎，静候卫国的反应。起初，卫国自认为与晋国是盟友，就没有理会他。羊舌鲋见卫国装呆，他就以秣兵厉马为名随处乱砍柴草，弄的是处处狼烟，并放纵士兵骚扰百姓。卫国此时如梦初醒，也明白了羊舌鲋的用意，只好派大夫屠伯代表卫国国君，带上精美的绸缎、玉器和美食，谒见羊舌鲋。得到好处后，羊舌鲋又带领军队继续东进，沿途军演示威，骚扰索贿于各诸侯国。晋军先后压服了郑、卫、齐、邾、莒等十几个国家。羊舌鲋可谓名利双收，搜刮财物无数，满载而归。
有了军功和财力之后，羊舌鲋急流勇退，走马上任当上了代理司寇，掌管起晋国的刑狱诉讼大权。邢候和雍子的土地纠纷案发后，他本想秉公，但在女人面前，他又贪起色来，致使他徇私枉法。为此，邢候一怒拍案而起。接着邢候又鼓动许多大臣、国外使节，纷纷揭发他收贿索贿他国之事。最终，羊舌鲋锒铛入狱，不久被定为“墨”罪，立即执行。
羊舌鲋此人性格孤僻，但他能不动声色地大发战争财，还敢徇私枉法。难道是他性格所致吗？不一定，这也要因人而异。不过，很多性格孤僻的人会有暴力倾向，只是其想法和处事方法不易被人知道而已。虽说，羊舌鲋是他爹的二房所生，但他自幼生活还是衣食无忧，身处的家庭环境也很优越。但由于家庭矛盾的冲突，使他在家里没有什么地位，很多大事也轮不上他说话，不时还受到一山两水兄弟的排挤和冷嘲热讽，使他精神上产生压抑情绪。当羊舌鲋有了发财机会，孤僻的性格立即就让他开始谋私，欲想用发财来填补自己内心的孤僻。当雍子把自己美丽的女儿，送上羊舌鲋床上的时候，羊舌鲋垂涎已久的头昏了。
所以《左传·昭公十四年》给羊舌鲋的判决书曰：“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羊舌鲋伏法后，他的尸体被拉到大街上示众，目的是借此警示世人。可见，在那诸侯纷争的时代，羊舌鲋身为执法大夫，他不能以身护法、执法，反而以贪财掠美坏法，卖法纵贪，终于也落了个死后弃尸于市的下场。此案一时成为晋国最大的新闻，人们奔走相告，欢呼大快人心之时，这件事很快传到了鲁国。孔子听后曰：“刑侯之狱，言其贪也。”
第6节积私裸官鼻祖
裸官是孤身“为人民服务”的，为妻儿老小在境外逍遥，独享一人“挣钱”万代享福的贪官。裸官不是当今的产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其鼻祖就是赵国的郭开。此人是战国时期赵国的两朝元老，悼襄王即位后，一代名将廉颇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悼襄王解除了廉颇的军职，廉颇因受排挤而发怒，一气之下离赵投奔到魏国大梁，最后又流落到楚国，度过了他凄凉的晚年。但是，谁让这位名将落魄潦倒的呢？主谋者就是悼襄王的红人郭开。
要说郭开这人，他也算不上什么威名赫赫的人物，但史书上对其也有几点墨迹。其实，郭开这人平时也是深居简出，寡言少语，工作和生活都很低调。但这并不妨碍他另辟蹊径，怀揣与同僚一样的远大人生欲望，成就了另一番让人侧目的勃勃事业。他既不效仿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武将，奔赴疆场厮杀争功；也不羡慕那些咬文嚼字的文臣，穷经皓首，博得半世功名。他只身潜藏在宫帷深处，低眉顺目，耐住寂寞，陪伴两代赵王左右，绞尽脑汁去博得君王欢心。他奴颜媚骨，喜怒不形于色，小心翼翼地踩出了一条他人很难涉足的腾达之路。
在一次宴会上，耿直的廉颇因看不惯郭开处事的奸诈，当面说了他几句，所以他对廉颇一直怀恨在心，只恨找不到报复的机会。由于悼襄王昏庸无能，好听谗言，特别宠幸小人，于是郭开大得信任，而廉颇也就只能亡走异国，寄人篱下了。廉颇离开祖国后不久，秦王赢政令大将王翦分兵两路攻打赵国，赵王急令李牧率军阻击。虽说李牧也是继廉颇之后的一位著名将领，能征惯战，此前也曾多次大败秦军，所以被赵王封为武安君。可这回不一样，秦将王翦也非等闲之辈，李牧也算碰到了强硬的对手，故而双方虽多次交锋，却屡战不胜，两军相持达一年之久。战事僵持之下，赵国的大臣们纷纷提议再度重用廉颇，请廉老将军出山与李牧联手抗秦。秦王得知后，深知李牧再有了廉颇的加盟，定对秦国不利。于是秦王苦思冥想，经过对赵国高层官员的内查外调，最后锁定了郭开。随后，一套完整的贿赂与拉拢郭开的计划在秦王脑子里形成。很快，秦王派外交使臣王敖前去赵国，秘密拜见郭开。王敖见到郭开后，他便以金钱财物相诱，很快就与郭开成为了知心朋友。
一天，王敖又带着金银珠宝来到郭府，寒暄过后便与郭开喝酒聊天。席间，王敖知道了郭开与廉颇、李牧的积怨，不禁大喜。那么，郭开为什么这么恨李牧呢？原来，郭开与李牧曾有过结怨。李牧数十年来率军常驻云中戍边，他与边民素来融洽无间，口碑巍然。有一年，边民遭受大灾，李牧身为戍边将领，安能坐视不管，随即下令云中大营全力赈灾。与此同时，他又紧急派信使上书赵王，请求开国库赈济灾民。可是，信使跑到首都，却根本见不到赵王，好容易在邯郸王城的偏殿见到了郭开，便向他汇报了灾情。
郭开一听李牧要开国库赈济灾民，第一反应就是李牧要笼络人心，借机树立自己的威信。他冷冷地撂话：“李牧要救灾民立声望么？好！得让他自己来说，现在想起老夫来啦，休想求老夫成他功业。”信使旋即回禀，李牧听到此话后忍无可忍，公开以军书形式通告朝野，严词斥责郭开视民如草芥，荒政误救。同时，李牧还申明若再迟延救灾，边军决不坐视！之后，李牧又立即将自己封地的赋税、粮草，全数交给代郡府库赈济灾民。李牧此举，一来断然将自己与郭开对立起来，二来又开私家府库赈济灾民，最后落得一个笼络边民屯兵造反的嫌疑。
再说秦王使臣王敖，他隔了几日，又带着重金来到郭府。他非常神秘地告诉郭开：“我最近听说李牧在与王翦媾和，约定在破赵之后，封李牧为代王，那样一来，大人您可就遭殃了！”郭开一听，他并不惊慌，而是眼珠一转，认为这是绊倒李牧的好机会。随后，他便跑到赵王面前添油加醋地报告了一番。赵王起初也并不十分相信，郭开又出主意让赵王派特使去李牧的军营打探。赵王应允，郭开立派心腹前去李牧大营巡视，果然发现李牧与王翦有书信往来。昏愦的悼襄王一听特使的汇报，不禁心中暗自思忖。想想李牧长期守卫北疆，权高势重，过去能击败十万秦军，现在怎么连王翦的几万人马也打不过呢？心想，原来是李牧存有野心啊！跟我不是一个心眼儿。于是，悼襄王听了郭开的话，下令解除了李牧的兵权。之后，又将李牧残害致死。
玩掉一个李牧，悼襄王临阵挟将，又指挥无方，士气顿时大挫，致使秦军节节胜利，直逼赵国都城邯郸。此时，赵国的大臣们再次向悼襄王提议重用廉颇，挂帅迎敌。结果，郭开仅用十八个字，就断送了一代宿将的报国之心。郭开说：“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何意？意思说廉将军已经老了，还能吃饭，可是和我坐在一起一会儿，他就去茅厕三次喽。
最终，郭开的受贿进谗，害了赵国的两员大将。同时，也彻底葬送了赵国。然而，郭开作恶时有一个细节很耐人寻味。当王敖多次贿赂郭开，进而谗间李牧和廉颇时问道：“大人不怕赵国灭亡吗？”郭开答：“赵国的存亡，是一个国家的事，可廉颇、李牧是我个人的仇敌。”为泄一己私愤，可置国家安危于不顾，这就是官场小人的逻辑。
古人云：“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身为赵国大夫的郭开，他虽深得悼襄王的宠幸，但他对赵国却没那么忠心。难道他没有想过赵国一旦完蛋，自己不也没了靠山吗？怎么就不考虑一下自己的后路呢？愚钝，这种担心对贪官来说完全是多余的。贪官谋国的心思没有，但谋己的门槛却不容践踏。此前，秦王除了给他金银珠宝、房产地契，让他谗言廉颇和李牧之外，也悄悄的给他办了护照，还许诺事成之后的新官爵。于是，郭开孤身一人尽贪国财，所贪黄金转移不出去，他就挖地窖藏秘。在郭开谋己的计划里，即便赵国完了，他摇身一变到秦国照样做官，一样是吃香的喝辣的。此等计划为当今贪官开创了裸官执政、境外屯钱、买地置业、欺主卖国的先河。唯一是今天的贪官逃至境外，再想在他国做官，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国没有适应贪官的土壤。故而，唐代诗人周昙诗云：
秦袭邯郸岁月深，何人沾赠郭开金。
廉颇还国李牧在，安得赵王为尔擒。
不久，秦军攻克邯郸后，秦王封郭开为秦国的上卿。直到此时，悼襄王才明白自己被郭开出卖了，但晚矣。又过了不久，秦军撤兵回国，郭开也要去秦国就任新职。但他又不敢把收受的黄金挖出，生怕秦王忌贪，暂也埋在地窖里。三个月后，郭开借故向秦王告假，全家人回邯郸祭祖，秦王也笑呵呵的应允。当郭开带着全家老少故地重游后，他偷偷的从地窖里挖出所藏黄金，装了满满14大车刚进秦国地界，一伙蒙面强盗杀了出来。郭开一惊，忙想问话，强盗不由分说杀了郭开全家，抢走了车上的黄金，郭开一家就这样希里糊涂地死在秦赵两国的边境上。这结果，后世的“郭开”似乎也大致如此。
第7节论党争中的屈原
中国人特别崇尚“礼尚往来”，而且还特别讲究“往而不来，非礼也”。由此，礼的含义已由最初的古人祭祀活动，开始转向用金钱和财物谋取政治资本，及置换权钱的手段。在中国史书里，常见“货贿”、“货赂”等字眼。如：《魏书》中曰：“天平后，迁移草创，百司多不奉法，货贿公行。”又曰：“不贵礼义，故士无风节；货赂大行，故俗尚倾夺。”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公开行贿受赂的事儿。
屈原生活的时代，正是春秋战国后期的楚国。他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襄王三个时期，其主要活动于怀王当政期间。这个时期正是“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上古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夜。屈原出身贵族，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20多岁就做了怀王的左徒。这一官职是对内和怀王讨论国家大事，发布号令，对外处理国家的外交事务。当时，怀王很信任屈原，不仅授权他草拟法令，还让他出使齐国，联齐抗秦，足见屈原曾是楚国负责内政外交的重要官员，权倾朝野。但是，屈原的年轻气盛与他的政治见解，却招来一些人的妒嫉，指责他居功自傲，连怀王也不放在眼里，渐而被怀王疏远。而指责与反对屈原的代表人物，正是怀王的宠妃南后郑袖、儿子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这批人不仅是屈原在政治上的死对头，而且还是贪得无厌的贵族。屈原在与这帮人的交锋中，他却受到了排挤，落得一个“清闲”的文人。
当时，秦国为了破楚齐联盟，特派张仪带了金银财宝到楚国开展贿赂活动。他到了楚国后，先大摆酒宴请楚国权臣，贿赂了楚国的一大批权贵宠臣，得到了怀王的信任和赏识。有了被信任的基础，张仪开始欺骗怀王，他以六百多里土地为诱饵，说动了怀王与齐国断交。楚齐断交后，张仪所说六百里一下子变成了六里，怀王听后大怒，先后两次兴师伐秦，结果都被秦军打败，丧失八万多军队，大将军屈丐、裨将军逢侯丑等70余人被秦军俘虏，还丢失了汉中大片土地。这时，怀王稍有醒悟，悔不用屈原之策。于是，怀王又复用屈原，让他再次出使齐国，重修楚齐之盟。秦军两次大败楚军之后，也担心楚齐复交，又主动提出退还汉中之地的一半以求和。而此时的怀王恨透了张仪，提出不要汉中地，只要张仪头。
秦惠王听到楚怀王要砍张仪的人头，坚决不同意张仪再去楚国游说。而张仪却胸有成竹地说动了秦惠王，又到了楚国，再次贿赂了郑袖、靳尚等人。张仪在怀王面前一番花言巧语之后，糊涂透顶的怀王居然又把张仪给放了，还和秦惠王结下了婚姻关系。等到屈原出访齐国回来，他分析了当时形式又说明了利害关系，怀王顿觉有些道理，但再想追回张仪，他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这样，楚国对齐国又一次大失信用。楚怀王二十四年，楚国又一次背齐合秦，欢天喜地的去秦国迎亲。第二年，楚怀王还与秦惠王在黄棘会晤，并接受了秦退还的上庸之地。当时，屈原虽竭力反对，结果无效。
在当时的楚国朝野，各派的“党人”甚多，而且大多数都是屈原的政敌。他骂这些党人鄙陋愚固，又指责这些党人争相钻营贪婪成性，个个贪得无厌欲壑难填。他在《离骚》中痛心疾首地写道：“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这些党人们只顾苟且偷安，使得楚国的前景变得危机四伏。他们不但“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又“贪枉兮党比，贞良兮茕独。”屈原叹道：“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猒乎求索。”这话说的就是楚国的贵族们竞相钻营十分贪婪，索求财物名位总不满足，他们放纵自己而苛求他人，个个都动着坏心眼嫉妒好人。
一次，屈原在靳尚等人设局的酒宴歌舞上，南后假装酒醉倒向屈原怀中，色污屈原调戏她的宴夜。结果倒霉的屈原就因抱了一下南后，于是被革职查办，囚禁在太庙。更倒霉的是屈原的学生婵娟，她敬仰屈原的品德，遵照屈原的教导做人；她蔑视世俗的荣华富贵，具有不畏权贵的骨气和敢于斗争的勇气。婵娟崇仰屈原的爱国主张，她好不容易在太庙见到了昔日的老师，屈原则以酒为她暖身，谁知酒中有毒，婵娟身亡。屈原悲愤填膺，长啸天问：“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表达了自己心中愁思郁结而黯然神伤的情绪。
楚怀王三十年，秦王以结亲为名，约楚怀王去武关相会。怀王再次不听屈原劝阻，听信子兰等人之言赴会，果然被秦兵劫持，押送到秦都咸阳。秦王胁迫怀王割地，怀王不肯。在怀王被扣留期间，楚人立太子为王，是为楚襄王。两年后，怀王逃离秦国，但秦人封锁通往楚国的关卡，怀王逃到赵国边境，赵国不敢收留他，怀王又企图逃往魏国，但被秦兵捉回。不久，楚怀王在秦国病逝，秦国把他的遗体送还楚国，真可谓：“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
楚襄王六年，秦国派大将白起出兵攻打韩、魏两国，击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24万。于是，秦昭王写信给楚襄王，挑战要率领诸侯与楚“争一旦之命”。楚襄王看了挑战书后很忧虑，他又谋划再与秦国讲和。此时，屈原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就发表言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屈原指出，楚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於郑袖，外欺於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为天下笑。”他的这一通牢骚，又引起了子兰的嫉恨。于是，子兰指使靳尚，让他在襄王面前进谗，迫使屈原又被流放。
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领兵南下，攻破了楚国的郢都。屈原当时已经62岁，他看到楚国的前途已经绝望，就在这一年的五月初五日，他怀抱一块冷冰冰的大石头跳进了汩罗江。
屈原的政治生命是一个悲剧，也是一个政治文化附体于他的悲冤。屈原万般无奈地曰：“贪枉兮党比，贞良兮茕独。”其实，中国社会从来就没有民权意义上的政党，唯有朋党。政党与朋党之争，实际上就是朋党发展成“政党”，独裁专制后的“政党”叫反对派与掌权派为“朋党”而已。在分肥政治的利益驱使下，政党好比是舞台上的公演者，朋党则是舞台后的帮凶。当帮凶欲想登台共舞，所谓政党就会视帮凶为朋党，党争也就此开始。虽说，屈原是一个爱国者的悲剧，一个政治理想者的悲剧，一个侠胆文人的悲剧，但更是一个党争的党人悲剧。他在《天问》中问：“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这个问题的潜台词似乎是说，楚国君王受命管理楚国这片土地，已经有许多年了，难道现在是皇天要让秦国来取代楚王了吗？不幸的是，他问了一圈，还没有明白过来，屈原就输了，还输得一塌糊涂。诚然，屈原的输是楚国贵族给他的认证，也是后人给他投江壮举的认证。但若不是他给后世留下深沉真挚、悲壮奔放的楚歌，屈原“输”的就毫无意义了。
固然，后人对屈原投江自尽的动机众说纷纭，无论是以清朝王夫之为代表的“殉国说”，还是什么“洁身说”、“殉道说”、“尸谏说”、“回归说”等云云，屈原终究是一个当时政治文化的代表人物。不过，他的悲剧和悲冤在此后的朝朝代代都有之，只是这种浑沌与清晰的政治文化一直被传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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