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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琳对苟烨在长途汽车上的表现很不满意，回到律师事务所，忍不住对郝铭遥说起苟烨的坏话：“那一天他面对‘T恤衫’的刀子却不敢回击，真是窝囊到家了。我记得我刚来所里欧阳老师在公共汽车上的事。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他要是有欧阳老师的一半就好了。”
郝铭遥听朱琳褒贬苟烨，觉得应当说些公道话：“不能这么说。当时欧阳主任碰上的是两个不讲道德的小青年，出手管管他们是应该的。你们碰上的却是犯罪份子，你俩赤手空拳，‘T恤衫’却拿着刀子，小苟没做激烈反抗是对的。”
朱琳表示反对：“不是主张见义勇为吗？我上小学时就听老
师讲过刘文学、赖宁这些少年英雄。现在苟烨面对坏人不敢反抗怎么倒没错呢？”
郝铭遥反问她：“当时你和‘T恤衫’搏斗没有？”
朱琳回答的挺干脆：“没有。可我是女的呀！我要上去不仅抓不着坏蛋，倒可能被那个家伙给捅了。”
郝铭遥乐了：“哈哈，你是个女的。怕被人捅刀子，小苟就是金刚不坏之身，刀子就捅不了他啦？我们以前一直提倡用生命保卫国家财产，实际有些片面。你刚才说的刘文学为保护生产队的庄稼，被地主害死；赖宁为扑灭山火被烧死。其精神确实可圈可点，但并不是我们今天提倡的行为。”
朱琳不解的问：“为什么？”
郝铭遥解释道：“善良的居民是弱势群体，歹徒则有备而来。不聪明的反抗会招致歹徒疯狂报复。原先可能受到的财产损失会转化为人的器官受损。这是一个执法理念和社会价值向以人为本转化的改变。表明我们越来越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外国早就重视人的生命价值。澳大利亚警方在新移民需知中提示：不要和入室盗贼冲突。要尽量配合，事后再报警。我国现在也在改变观念，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处编辑的《居民安全手册》就指出：如果歹徒很凶残或者你自己估计打不过歹徒，一定要有勇有谋。可以假装屈服或制造假象，想办法逃脱后报警。葫芦岛市警方在电视台上做治安预报时宣布：如果居民发现有人入室抢劫，请勿鲁莽行事，应想法报警。否则容易受到伤害”
朱琳不满地说：“这不是投降吗？”
郝铭遥回答道“这不是投降，是一种有意义的妥协。1919年1月19日，列宁和随行人员乘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列宁就把钱、身份证、手枪、汽车都交给强盗了。”
朱琳不相信；“这是你的杜撰吧？”
郝铭遥回答道：“我杜撰这个干什么？不信你翻翻列宁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看看有没有？”
朱琳还有点不服：“遇到坏人不管不问就对啦？”
郝铭遥耐心的说：“不抵抗并不等于放弃正义。你的手机不是有录像功能吗？你可以把案发经过录下来，然后打110报警、让警察去抓他。这是斗争的策略，不是贪生怕死。当然。如果敌弱我强，该出手时还是应当出手的。”
朱琳乐了：“还是您有本事，能说话两头堵，怎么说都是您的理。行，以后就照您的意思办，再碰上贼我决不动用武力！”
经过长途汽车上的战斗，苟烨觉得更应当加紧攻势了，朱琳也觉得成不成的先和苟烨谈谈也好。双方认识一致后，终于公开了恋爱关系。当然，小道的绯闻自然也就销声匿迹了。
二、婚礼上出了人命案
朱琳和郝铭遥参加惠涛的婚宴刚回到省城，孙春丽就追到了律师事务所。见到孙春丽焦急的样子，朱琳大吃一惊：“又出什么事了？”
孙春丽张口就问郝铭遥，朱琳告诉她郝铭遥家里有事没上班，又问出什么事了？孙春丽苦笑道：“惠涛真是华盖星转世，好容易才被放出来，又被人告到法院去了。”
朱琳问道：“怎么回事？”
孙春丽叹了一口气：“咳，别提了！我们结婚那天不是摆了几桌吗？”
苟烨插嘴道：“是呀，昨天小朱还说去的人真不少，真是高朋满座！”
孙春丽回答道：“倒霉就倒霉在这些不请自到的高朋了。那天的人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其中有一个叫冯宝成的喝醉了没回家，第二天家里人找他，才发现他倒在回家相反方向的一条污水沟里
淹死了。他老婆黄如花不知受哪位高人指点，把带他喝酒的师广翔和惠涛一起告到法院了。”
苟烨问道：“什么理由？”
孙春丽回答道：“黄如花告师广翔把冯宝成灌醉了又撒手不管，让冯宝成一个人回家。没尽到朋友义务。告惠涛身为请客
之人却不照顾客人，使客人酒醉身亡。”
苟烨问道：“不会喝酒就别喝呗，挺大的人了，该知道自己能不能喝酒。只要自己不喝，别人再劝也没用。”
朱琳问道：“冯宝成怎么喝醉的？”
孙春丽说道；“听黄如花说，当时冯宝成不喝，师广翔用手捏着冯宝成的鼻子，还有一个叫周游的人把酒往冯宝成的嘴里灌，冯宝成这才喝醉的。”
朱琳又问道：“他们俩有仇？怎么这么灌酒？”
孙春丽回答说：“听师广翔说，他与冯宝成是多年好友。冯宝成原本不认识惠涛，还是师广翔拉去的。酒桌上大家开玩笑，就灌了他一杯。”
苟烨问道：“冯宝成醉了之后，那个师广翔干什么了？”
孙春丽回答道：“师广翔说：喝完酒他要送冯宝成回家，但冯宝成说要去洗澡，不用送。谁知自己走了之后冯宝成却掉到污水沟里洗澡了。早知如此，我说什麽也不灌他了。”
苟烨又接着问：“那他到底想不想承担那个责任？”
孙春丽回答道：“他当然不想了！甭说他，惠涛也不想。”
朱琳说道：“如果师广翔和周游明知冯宝成不会喝酒还要硬灌人家。喝完酒又没有送朋友回家，那就没有尽到朋友之间的照顾义务。我看承担责任。”
孙春丽赶紧问：“那惠涛呢？也要承担责任吗？”
朱琳回答道：“如果惠涛能证明冯宝成是不请自来，那就没什么责任。要是证明不了，那也得承担照顾不周的责任。”
为了抬高朱琳，苟烨装傻充愣：“为什么？大家在酒桌上交往，
喝点酒挺正常的嘛！喝多了钻到桌子底下也是经常的事，要是醉死了，顶多说这个人没酒量瞎逞能。安慰安慰也就是了，怎么还要承担责任？”
朱琳回答道：“你说的是以前的观念。自从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认了社会活动安全注意义务之后，这种观念就应当彻底改变了。”
孙春丽问道：“什么是社会活动安全注意义务？”
朱琳回答道：“就是在自己与有责任的领域内，从事或持续特定危险的，负有义务情况采取必要的、具期待可能性的防范措施，保护第三人免于危险的义务。具体的说，这种义务主要有三种情形：第一、经营者该做而不做，没有营造好一个很安全的消费环境，而导致消费者受到损害。”
苟烨给朱琳的解释加批注道；“比如施工队在马路上挖掘水沟之后，没有加盖或树立警示牌，使行人摔进沟里受伤。施工队该做而不做，就应当赔偿受伤者的损失。”
朱琳赞许的点点头，又接着说道：“第二、经营者提供的服务本身或硬件设备不安全导致客户受害，也应当承担防范不严的责任。”
苟烨又给朱琳作注解：“例如有家饭店进行二楼装修时，一个阳台上未安置栏杆，通往阳台的门也没有贴上醒目警示牌，使得一个客人推门出去而从阳台上掉下去摔伤。经营者就应当承担社会活动安全注意责任。”
朱琳继续讲道：“第三、如果从事一定营业或职业的经营者消极不作为，未勤勉地尽到对不法侵害的防范和制止义务时，也应承担防范不严的责任。”
苟烨不甘落后：“要是师广翔和周游不强行给冯宝成灌酒，或者在他醉了之后无人照顾时，将冯宝成安全送到家、就不会出事了，当然也就没责任了！”
孙春丽有点着急；“我问的是惠涛有没有责任！谁说师广翔他们俩了！”
朱琳在旁边说道：“惠涛要是请了冯宝成、就应当对客人的安全和健康负责任。要是惠涛既没有请他、也没有参与灌酒，那就没责任了！”
孙春丽口念佛号：“阿弥陀佛！幸亏我们没请冯宝成，要不非沾上不可。你们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我赶紧回去告诉他们，也让惠涛放心。”
送走孙春丽，苟烨问朱琳：“你怎么什么都说了？”
朱琳反问道：“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苟烨回答道：“本来孙春丽是请律师来的。你全讲清楚了，她当然就不会请您了。咱们也就赚不着钱了。”
朱琳对他说：“你小子怎么就往钱眼里钻？”
苟烨不服气：“律师就是靠当事人吃饭的，不要钱能行吗？胡律师碰上这种情况就是收费的。您干吗不要？”
朱琳说道：“律师是靠当事人吃饭的，但不能动不动就想着要钱。刚才孙春丽只是来咨询问题。并没有说请律师。如果我们只盯着一点咨询费，在收到一点钱的同时，不仅会把当事人吓跑了，也会丢掉后面的大案子。那种拣芝麻丢西瓜的事是不能干的。”
“知道了。”苟烨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什么动不动就要钱？只能说你比我要钱的手腕更高而已”。
三、吸引人的集体婚礼广告
由于婚礼出现的风波，孙春丽和惠涛都很不愉快。有一天，孙春丽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广告上写着本公司为了给和谐社会增光添彩，特举办一次新式集体婚礼……孙春丽还没看完，就高兴的把惠涛叫过来：“你快看！这集体婚礼多气派！咱们也参加吧？”
惠涛不以为然的说：“咱们已经举办过婚礼了，干嘛再花一笔钱？”
孙春丽指着报纸说：“你看看，婚礼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由党和国家领导人给新人证婚。婚礼之后新人们将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放飞几千只和平鸽。哪个婚礼能这样隆重？能到人民大会堂，能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再举办一次婚礼也值！”
惠涛根本不相信：“党和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怎么会有时间给个集体婚礼当证婚人？这个组委会又不是政治局，哪里会有这么大的能量？我看别参加这种活动，免得吃亏上当。”
孙春丽执意要去，惠涛也就同意了。俩人向组委会交了费用，按规定时间来到北京。参加集体婚礼的新婚夫妇还真不少，但大多来自外地，来自北京的并不多。好容易见到一位姓乔的新娘，还住在北京昌平。孙春丽问小乔：“昌平？你家离十三陵不远吧？”
小乔回答说：“我家住昌平的平西府，离十三陵还远。”
孙春丽一听平西府三个字，好奇的问：“吴三桂的平西府不是在云南吗？怎么昌平也有个平西府？”
小乔说：“我们那儿的平西府不是吴三桂的平西王府，而是雍正即位后让他二哥、也就是废太子允礽住的地方。允礽死了以后，他儿子弘皙被封为理亲王，也住在那里。因为郑家庄东北有个地方叫平坊，老百姓把弘皙住的地方叫平坊西边的王府，后来以讹传讹的就叫开了平西府。”
旁边有位戴眼镜的新郞疑惑的说：“不对吧？《清史稿》明明记载着雍正登基后，下令在祁县郑家庄修盖房屋,驻扎兵丁,让胤礽搬到那儿去住。第二年胤礽病死了，他儿子弘皙被封理亲王。祁县在山西呀，怎么会跑到昌平去了？”
看到小乔有点不高兴，“眼镜”的新娘小陶连忙打岔道：“你这个小丁，你是见过弘皙还是见过雍正？是他们告诉你的？不都是道听途说吗？你较个什么真儿！”
其他人看见小丁尴尬样子，都不由哈哈大笑起来。惠涛打圆场说：“都是街谈巷议，取个乐而已。不过，咱们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婚礼，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咱们证婚。婚礼之后大家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放飞几千只和平鸽，这可真是谁也比不了的婚礼！人这一辈子不就这一回吗？能这么隆重，这次北京之行真没白来！”
小丁摆脱了尴尬：“是呀！咱们还要种纪念树，新人代表还将乘坐热气球飞越长城。还真够挺热闹的。回家摆龙门阵时也有的吹了。”
四、集体婚礼成了闹剧
他们正在自我陶醉，小乔却给他们泼了一瓢凉水：“你们高兴的太早了吧？你们没看见组委会发的通知？”
惠涛有点诧异：“通知？什么通知？”
小乔也有点奇怪：“组委会昨天给所有参加婚礼的人发的一个通知。怎么？你们没收到？”
她拿出一张纸给孙春丽，大家都要围了上去看，惠涛看见围上来的人太多，就说：“这么围着，谁也看不清。你干脆给大家读读吧！”
孙春丽答应着，拿起通知念了起来：“尊敬的新郎新娘，你们好！首先感谢你们参加我们组织的集体婚礼活动。现在我们遗憾的通知你们，因为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另有活动，原定活动取消，婚礼地点改在某部机关大院的礼堂举行。原来邀请给你们证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因故不能出席。我们将另外邀请社会知名人士给你们证婚。”
围在惠春丽旁边的人群马上炸了窝。小丁首先叫了起来：“龟儿子！老子就冲着中央领导和人民大会堂来的。把这个都取消了，老子不干了，回家，退钱！”
有些人也跟着乱起哄：“退钱，回去！”
小陶比他文静的多，站在旁边劝他道：“都知道咱们上北京结婚来了，家里什么都没准备，回去怎么办？再说，结婚日子都定好了，怎么改？”
小陶的话把乱吵吵的人都给镇住了。大家一琢磨，觉得她说的也在理。也是，大家都知道自己上北京是来结婚的。要是就这么回去。怎么跟别人解释？总不能跟人家说：“中央领导没空，这回不结了。等国家主席有空时我们再结婚？”
可兴师动众的来了，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拉倒了，大家又觉得不甘心。有个叫韩建的觉得是他出头露面的机会了：“我说两句吧。组委会在报纸上发广告时提出了好多吸引人的条件，对他们来讲，这叫对非特定人发出的要约。我们冲着那些条块报名参加集体婚礼的，对我们来讲，这是对要约的承诺。我们只要一交钱，我们每对新人就和组委会签定了一份合同。他们的要约也就成了合同规定的条款。签约以后，任何一方想修改合同中的条款，都要征得对方同意，否则就是违约，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所以，不参加这个活动对我们并没有好处，但是我们可以找组委会的麻烦，指控他们不履行合同的违约行为。”
他的话还没说完，小丁劈头就问：“你是干啥子的？”
韩建自我介绍说：“我是律师，也是参加这次婚礼的…”
小丁拦住他的话头：“好，好！我们正缺个律师。那你说该郎个办？”
韩建从没被人这样欢迎过。他拉了一下领带：“照我看，组委会单方面修改条款，肯定是违约。不过我们要是就这么回去，好多事情也确实不好办。是不是先参加活动，如果以后他们搞的不错，也就算了。他们毕竟不是中央办公厅，按排不了领导人的活动日程。如果下面的活动搞的不好，咱们再追究他们的违约责任也不迟。”
大概他是预言家。组委会后边安排的活动确实是一塌糊涂。婚礼那天早上，新娘化妆时梳子、发胶都不够，新郎根本没人管。最不像话的是，婚礼证书上竟然没有新婚夫妇的名字，发给新娘新郎的镀金如意牌上竟刻着去年的时间。广告中许诺的好多活动又都打了折扣。新人代表乘坐热气球“飞越长城”，变成了看热气球表演。在天坛参加庆祝会变成在天坛外边听别人开会。原定新婚伉俪“种植”同心树，变成到小树林里看树。组委会给每对新人发一个只有编号却没姓名的小铁牌牌，让新人们把铁牌挂在树上，叫什么“认养”。小丁生气的说：“我们前脚走，他们后脚把铁牌牌摘下来，天知道是狗戴？还是给猫戴？什么认养？这不是哄鬼吗？”
活动结束后，新人们都气坏了。一个姓钱的上海人告诉大家：组委会举办这次集体婚礼赚了不少钱，利润大概达到了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看来组委会光想着赚头了，所以才搞的这么乱七八糟。看来要解决问题，得打官司了。”
五、组委会承认了错误
大家问韩建怎么办？韩建告诉大家说：“这个案子一方当事人有十人以上，所有被告人的诉讼请求又是同一个，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应当是一个典型的集团诉讼。大家可以推举几个代表，委托代表代为诉讼。这样，用不着兴师动众，开一个庭也就行了。”
新人们纷纷签字，委托韩建和孙春丽、小丁等人做他们的诉讼代表，跟组委会打官司，找个说法。韩建表示说要给大家免费代理，得到新人们的一片掌声。可是，当韩建写好诉状，向法院提起诉讼时，法院不收案，非得让每对新人分别告那个组委会。他们明确表示，有多少人告，法院就开几个庭。孙春丽问韩建道：“你不是说咱们这个案子是集团诉讼吗？法院为什么非让咱们拆成那么多案子？法院是为了多收几个诉讼费？还是为了增加办案数字？”
韩建无奈的说：“根据诉讼法的规定，本案确实是集团诉讼。法院到底为什么这么干，我也说不清。上次我代一个案子，本来应当给当事人送达判决书正本，给其他诉讼参与人送达判决副本。可那个法院却偏偏给当事人送达副本。我找他们要正本时，那个法院却说正本只能给法院自己，其他人统统是只给副本，还让我不要无理取闹。我看，这种事无关大局，大事清楚，小事糊涂吧！甭跟法院太较真儿！”
孙春丽说：“噢，我明白了，这跟打仗前对表一样，谁
的官大，谁的表就准。”
诉讼开始后，韩建提出组委会的广告宣传违反《广告法》第三十八条，是虚假宣传，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组委会答辩说：我们原来确实有这样的安排，可是广告发出后，中间人才通知他们说情况发生变化，原定条件已无法满足，组委会只能改变地点和证婚人选。而且，组委会在通知中已经说明了，新人们当时如果有质疑可以退出，只要是如期报到就则视同认可，所以组委会并未违约。
孙春丽反驳说：那个通知发出时，远道的新人已经在火车上了，根本没接到通知。等到了北京，发现木已成舟，再改婚期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接受现实。这种乘人之危式的修改合同是根本不能算数的，还应按原广告宣传的条款办事。法院应当判公司违约。
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法院在组委会承认工作有失误后建议调解。新人们急于回家，无心恋战，终于达成调解协议。组委会许诺再给每对夫妇补偿了３００元做为补偿，又重新颁发婚礼证书，并举办盛大午宴对新人表示歉意。宴会上，小丁代表新人们说：“我打官司不是为这几个钱，也不是为了吃你们一顿饭。就是想跟秋菊一样，和你们讨个说法。要不然，谁有没时间和你们再穷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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