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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市区的第二天，就去了南园路的一家职业介绍所找工作。既然是职业中介，自然就得交中介费用。和他们谈了自己对工作的期望，一是在市区，二是能包吃住，至于工资，要求不高，可以面谈，于是我用漂亮的楷体填了表格交了中介费，然后顺利地拿到他们的介绍信，带好自己的一应证件和简历，去到他们介绍的公司应聘，结果却吃了闭门羹——招聘单位早人去楼空。于是又回到中介公司，改了份介绍信，去到另一家公司应聘，这回的公司倒是有人在，进了前台一问，漂亮的前台小姐一听说是来应聘的就气不打一处来，立马就横眉竖目，“七星”（粤语，神经病），我们这里根本就不招聘，傻仔，你们上当了。我顿时心里凉了半截，很是心痛我那五十块的中介费来。
我又匆匆地回到职介公司，一进门就听到了吵吵嚷嚷的声音，原来是一个小伙子在要求退中介费。我觉得正好可以看看情况，于是不支声地在那小伙子旁边坐了下来，才知道那小子和我的遭遇基本一样，不是吃了闭门羹就是挨了骂，但这小子却是带着“大哥大”出来找工作的。要知道当年的“大哥大”是身份的象征，不是有权就是有钱的主儿，可是眼前这个主儿，尽管貌不惊人，却拥有一部“大哥大”，哪怕是借的或直接就是假的。
果真，这个主儿和职介公司的人交涉一阵，就拨打一通电话说：老大，他们不退钱……
通过电话之后，于是这主儿又进行新的交涉。如此几番，职介公司办事员像是有些怕了，便说，300块一个月的工作，业务员，你做不做？
当然做！这主儿大概也烦了，一口应承。
等他们办好了手续，那办事员看到我还是一声不哼地看着他，很是奇怪地问，有事儿吗？
看着他“草菅人命”的样子，心头顿生无名业火，我机关枪似地扫了一通：当然有事，我和刚刚那位兄弟一样，不是人去楼空就是挨了骂，可是我不像他那样有“大哥大”，还有“大哥”罩着他，但是我很看重钱，你知道吗，一块钱，对于你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可是一块钱可以买一个面包，这个面包对于一个快饿死的人来说，却可以救一条命。
一条命，你知道吗？！我又一字一顿地说。
也许是看到了我有些怕人的神态，也许是他动了恻隐之心，他似乎很有感慨地说道，你很适合做业务员，我这里有个300块底薪加提成的工作，你去不去？
我当然去，只要能合我的要求，在市区，包吃住。你不会让我再来第四次吧？
不会不会，你将来再也不用进职介公司了，他忙不迭地说着，然后迅速地填好了介绍信递给我。
我郑重地道了声谢谢，兴冲冲地下楼，直奔我的目的地，福滨南新村的那家纸品公司。我在深圳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工作。
一路上，我几乎是小跑着前进。我觉得自己是胜利者，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小小的胜利，足够使我忘却沙头角的一切苦痛和挫败感。不是说良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半吗？！要知道这样欺骗性质的职介公司，在当年的深圳可是遍地开花，很多职介公司昨天还在，到第二天就人去楼空，卷走了全部求职者的中介费，留下几张破烂的桌椅，有的甚至还欠了房东不少的房租、水电、电话费用。后来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多，以至引起了人大代表的关注，相关政府部门才对这类中介场所进行严力的审查或者取缔。
我真感谢我中学的班主任，让我的口才在各类演讲比赛中得到了超凡的锻炼，也感谢在沙头角的那段日子，让我深刻地体会到“钱不是万能的，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而这句经典而精彩的话，在未来的日子里，一次又一次地让我念叨了千百回。
我到君利纸品公司的时候，已经有三个应聘者坐在里面里了。说的公司，实际上就是一套三居室，老板韦军占一间做卧室，做饭的刘姨（他女朋友的干妈，真搞不清楚是什么样的曲折关系）占一间做卧室，靠客厅的一间是业务员的卧室。
公司的心脏部位就是客厅，摆了一套低档沙发，一张玻璃茶几和两张办公桌，一部电话机。办公桌的后面墙上是一个齐天花高的货架，上面摆放着各类纸张样品，还有一些小件的“新奇特”礼品，比如说一次性的塑料照相机，比如说那种后来在银行很流行的牵着长长的线圈的签字笔，等等。当然，公司的状况和这些产品的“新奇特”，是他后来详细介绍后我才搞明白的。也许是因为我第一次工作的公司的潜移默化，在后来很长一端时间内，我自己的摄影公司也采取这样的模式，只不过我的墙上不是货架，而是我拍摄过的作品。
韦总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有魄力的，声音洪亮，待人热情大方。他接过我的简历略微地浏览了一遍，然后翻了翻我的一些获奖证书，大多是什么演讲比赛，征文竞赛之类的。他没有太多留意我的中学学历，只是粗粗问了下我的近况和家庭情况。接着简单介绍了一下另外三位应聘者，一个小刘，一个小周，都比我小；一个叫叶劲松，是湖北人，和我同年。然后就拍板欢迎我们加入到君利纸品，并告诉我们等将来公司发展壮大了，我们四个就是公司的元老，可以拥有公司的股份，云云。
极具鼓动性的言辞让我热血沸腾。
正是午饭的时间，他让刘姨打电话订五个盒饭，我忙站起身来说，不用了，韦总，另外几个也站起身来。
别客气，你们叫我军哥就好了，不就一个盒饭嘛，以后我们自己做饭吃的，今天是来不及了，再说了，天大地大，吃饭最大，哈哈哈哈。
听着他爽朗的笑声，本来还在对他看我的简历有些不满的我，突然想起沙头角的那些日子来，是啊，天大地大，吃饭最大，不禁心里一潮，有工作总比没工作好啊，于是就坐了下来。我快乐地吃完那个五块的芹菜肉丝饭，几乎有一种找到“大本营”了的感觉。饭后，大家伙儿变得亲热多了，不再有开始的拘谨和不安，说话的气氛也热烈多了，于是大家说好，当晚就搬到公司，第二天就上班。我们这几个毛头小伙子都满怀信心和斗志，要争取成为公司的元老和股东。在我们的眼前铺开了一条金光大道。
临出门的时候，韦总让我留一下，告诉我让我做业务主管，以后帮着管一下另外几个业务员，这让我觉得我真是来对了地方，我就是那传说中的千里马，终于等到了慧眼识真的伯乐。到后来在深圳呆久了，我才明白，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在自己的名片上打上任何一个头衔，哪怕是主席两个字。
要不怎么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在深圳的墙上掉下一砖头来，可以砸到八个人，其中有五个肯定是经理。这个笑话有相当的真实性，但以我的经历来看，关键是深圳的卫生状况很好，不见得会随便掉下一砖头来，而且深圳楼高，以砖头从半空掉下来的加速度来估计，砸到那么多人会造成死伤惨重。
当晚，我就买好了被窝枕头，挂好沙头角带来的蚊帐，住进了公司。四个年轻人一下子就成了朋友，我们兴奋得又些睡不着，聊着自己在深圳的见闻和在老家的经历。
叶劲松给我的印象最深刻，所以我一直记得他的名字，不仅因为他和我是同年，而且他也是个文学爱好者，据他说他和莫言还通过信，他在某某报刊发表的文章还得到过莫言的指点。这让我艳羡不已。而且，所有同事里面，他是最敬业最古板（也许是最圆滑）的一个，就算是我们后来对公司的报复行动，他为了不得罪我们，也不得罪公司，仍然是上午和大家呆在一起瞎混，下午却无论如何也要去做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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