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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是一个很容易滋生暧昧的地方,你可以碰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但我和蒋宇却不是在酒吧认识的,那晚蒋宇送“威士忌”给我,我想除了适逢其会之外,主要是因为我们把彼此都当真正的朋友,而我也从没有把他当过“变态佬”,没有因为他是“同志”而有任何轻视乃至鄙视他。当然,还是那句老话,我敢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证,我绝对是个真正的男人,从来不屑和任何“同志”有一丝暧昧。如果不信,你可以向所有和我交往的女朋友们打听,我绝对是龙马精神。
蒋宇是我从前的老板的朋友。我从前的老板叫韦总,南京人,和一个叫严力的四川人合伙开了那家纸品公司。他们三个当初来深圳时同在一家电脑公司打拼,后来都挖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因为志趣不同,三个人从原来的公司出来后就基本分道扬镳,蒋宇看中了当初的电脑市场,继续利用在原来公司的网络,做自己的电脑业务,而韦总和严力却看中的是电脑耗材市场及周边配套服务,销售书写纸、复印纸、电脑打印纸,以及进行复印机、打卡钟的维修服务。我应聘到这间纸品公司,是“失身”于老板韦军的一个五块钱的盒饭。
我去君利应聘之前在沙头角车管所做保安。沙头角车管所建好两三年了,却因为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没有开业,所以车管所就老胡和小付两个河南保安,除了只供水之外却没有供电。老乡介绍我去车管所上班那天,天气好极了,却因为我不熟悉情况和沙头角的方向,在火车站和沙头角之间坐了两个来回,打了无数个电话才找到在太平洋工业区的车管所。进到车管所,守门卫的老胡领了我去见所长。所长姓彭,听了老胡的介绍,正认真研究他手里的麻将,连眼皮也没抬一下,操着广东腔普通话对老胡吩咐一下,让他去帮我把车洗了。我压着一腔的委屈,随了老胡来到院子里,清洗着那台白色的跑车。老胡大概是司空见惯,乐呵呵地说,你小子一来就交好运。他见我一头雾水的样子,忙解释说,所长这会没空,呆会会给你小费,我们一般洗一次他会给五十的,说完,老胡又去了门卫室。
我虽然没洗过车,但我却也把那车洗得一尘不染,有模有样。快洗完的时候,所长和老胡来了。站着的庞所长没多高,干瘦,穿着也很随便,打量了一下我说,不错(也不知道他是称赞我洗得不错还是说我做保安的条件不错),随后从兜里掏了一张“四老人头”出来,递给了我。看着我迟疑的样子,老胡忙说,接着吧,还不谢谢所长。我忙红着脸接了过来,嘴里说着谢谢所长。所长大概是心情不错,说小丁你几时可以上班。我说今天就可以。所长很果决的说:好,老胡,他是梅林车管所周教官的老乡,去拿一套装备给他。老胡转身要走,庞所长想了想又喊住老胡说,你安排他上白班先,你和小付先辛苦一下,等他以后适应了再安排晚班,没什么事我就走了。说着,庞所长弯腰坐进跑车,缓缓地发动跑车,然后绝尘而去。
老胡把我安排在办公楼一楼的厨房过道里,就睡我上一任的铺位。我清点了一下我的装备,冬夏两套保安制服,一双长筒雨靴,一件军大衣,一个装三节电池的电筒,一床军用被子,还有一大把白蜡烛。当晚我就用庞所长给的一百元小费,买了一大堆熟食和啤酒、花生米等,请老胡和小付两位同事的客。
看上去我这一趟沙头角之行总的说来还是比较顺利,可真正的考验却在晚上,那一晚,我遭遇到了我这一生以来最可恶的蚊子。五月的深圳已经很是酷热了,没法用被子把自己全身上下都捂起来,醒着的时候还好,可以动一动身体驱赶蚊子,而每每在要睡着的那一刻,蚊子就开始朝我露在被子外面的身体攻击,又痛又痒,让人发疯。深圳的蚊子不像老家的,老家的咬过之后最多痒上十来分钟,而这里的蚊子,咬过之后,不但痛痒难熬,而且会很快鼓起一个硕大的包包,如果不小心在抓痒的时候抓破了,没准这个包就会烂上十天半月的。于是学了鲁迅在仙台的样子,把全身都包裹起来,只留下鼻孔呼吸,即使这样,竟然还有蚊子能钻到鼻孔里来。这样子坚持不到十分钟,立马就全身冒汗,黏黏糊糊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最后只好把被子全部打开,蚊子顿时潮水般地袭击全身,没几分钟,只好又把全身上下包裹一遍。这样周而复始,直到天快亮时才朦胧睡去,早管不了是不是体肤完整。早上起来时,把自己吓了一大跳,一看两手污血,然后是浑身的包包,还有满床的蚊子尸体。
第二天忙买了蚊帐和蚊香,我才告别头一晚那非人的遭遇。尽管庞所长说不要我上晚班,可是到了第三天,老胡就满脸无奈的来恳求我上晚班,理由是我的前任走了一个月了,整个车管所就有他和小付支撑,一人十二小时一个班,已经被搞得筋疲力尽。于情于理我也只好应承,头两个晚班我还满怀浪漫,看看星斗,听听海涛,甚至还诗情画意地写了两首诗。可到了第三个晚上就扛不住了,第三天正赶上八号风球肆虐,狂风暴雨,雷鸣海啸,仿佛要把世界上的一切都撕碎、摧毁。
我颤颤惊惊地保护着随时可能被吹灭的蜡烛,瑟瑟地用大衣把自己包裹了起来,可是耳朵却真实的告诉我身旁的状况,不时有巨大的声响夹在风雨中传来,宛若鬼哭狼嚎,让我身上一阵一阵地直起鸡皮疙瘩。不知什么时候,我才在惊恐和自怜自挂中沉沉睡去。
台风过后几天,我的盘缠告罄,又不好意思问两个河南同事借钱,一是面皮薄,二来怕话说出口又没借到,大家两不得意。我开始无限怀念庞所长给的那一百元小费,无限怀念那晚请客买来的各种熟食和花生瓜子,更无限怀念离家时老妈做的那顿大餐——那可是一满桌子的鸡鸭鱼肉啊。我于是用仅剩下的二十多块钱买了一箱方便面,这种便宜的方便面并不是康师傅那样的品牌,只是做成方便面的形状,没有包装,没有调料,牌子也没一个。
到了该吃饭的时间,我就假装出去吃饭,然后磨蹭约半个小时再回来,小偷似的溜进厨房,烧了开水把面泡了,在河南保安的调料盒里取了盐,想了想又倒了些色拉油在碗里,再以极快的速度三口两口把面扒拉完。
开始还能一天吃上三包面,饿了时甚至还能加吃一包面,几天后只能把标准降低到一天两包,最后只能是一天一包了。腹内饥火甚烈,再顾不上礼义廉耻,只好在他们的面口袋里取了面粉,和在面汤里,最后有滋有味地吃完了事,抹抹嘴,心里却很是自责,就下了决心下回只吃自己的,可是到了下次,饥火如焚的我又把“饥寒起盗心”这句话印证了一次。大概是为了平衡自己的自责,我在空空的厨房过道里高声地朗读着: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终于熬到了十五号“出粮”的日子。“出粮”,就是发工资,深圳人使用的这两个字是如此的形象——有了钱,就能买到粮食,就能让人不再饿肚子,就能让我不必再一遍又一遍地背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终于告别这一生为数不多的小偷般的日子,也告别了我这一生在沙头角的日子。我向庞所长辞工了,辞工并不像两位河南同事说的那样困难,庞所长没有任何不满,不但一口答应,而且把半个月的工资全数发给了我。这样不克扣打工仔工资的事,我在深圳所听到的传闻里,几乎是没有过的。我很幸运。
幸运的我揣着有生以来自己挣到第一笔钱——七百五十块,我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去买了桶色拉油,一小口袋面粉,趁传达室没有人的时候悄悄地放下,就权当是赔偿给老胡和小付的。然后提了小小的行李卷去投奔在市区的勇哥,我在心底轻轻地告诉自己,我要不再挨饿,我还要给得起小费,我还要能给别人发得起工资,我要去奔赴自己的远大前程!
我有一个梦想!
我有很多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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