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歌在逐渐剥离某些传统构意趋向的基础上，不断引发更为系统的构拟与开启机制，而诗人的尝试则使这种原发成为可能。现代诗的本质属性，是将有限的人生经验提升到无限的精神境域（世界），这必然导致了现代诗掌握世界的方式，要通过意象化途径，采取表层具象投射至深层意境的隐蔽途径，从而升华诗人的至情至性，将有限的人生经验体验提升到无限的象征意蕴境界。现代诗歌在散失某些功能的同时，却逐步向着“否定之否定”的“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趋近，也许诗歌技艺的多维发散行将确立。野人先生的诗歌作品即是对这种确立的呼应与表征。而同时，诗人在对现代诗歌技艺表现的探索之路上也演进得更深远，这种思维拓展、多维构意的萌芽使现代诗歌在多向域探求语境中绽放出某种更为自由而深邃的表达界域，也使某种方式萌生。
“嗡嗡震颤的工地/密集尘土像道铁甲/光被拒在门外人在尘暴中/涂画着各种坐标/而躺在坐标怀里的人/承受着光的温暖”。《在工地上》表现出这种趋向。语言厚实，凝缩，却深沉灵动。这首诗运用“意象——象征”的建构表现手法，通过对意象的交互作用，从意象关联中将希望深层地赋予。在诗中，“光”的意象前后呼应，似乎是诗人喻指的核心，而以“坐标”为参照物，将“光”的意象联结，近而展现诗人富于哲思的思考与对受众的启示，建立起诗人与读者之间隐秘而必然产生的联系。诗作开篇用“工地”作为泛指，反映或者预设某种大环境或者大背景，使展开的意象在这种具体语境中生机勃勃，影射出虚实相应的空旷效应，之后诗人巧妙地将试图表现的事物核心隐秘其间，像铁甲的尘土蒙蔽着人，也蒙蔽了规则。而人在这噪杂无序（或许是悬中的有序）的大环境大背景中，却“涂画着各种坐标”。“坐标”本身也许即是规则的边缘，但这“坐标”却是“人定”的，“人为自然立法”的哲学含义蠢蠢欲动，但“人定”与客观有序的规则始终无法完美重合，人对于这种重合乃至仅仅构建“趋近”的追求从来不曾止息。因而才会出现“躺在坐标怀里的人/承受着光的温暖”，诗人试图表现的事物核心再次浮现，也许这个核心只有在“人定规则”之外才真正熠熠生辉，活力充盈。这个核心又是什么呢？
而诗人在《读风》和《碑》等诗中又将探询的触角伸向对历史、传统、文化真相的思索。《读风》将“喻指”和“象征”因素运用得更加娴熟，营造的介入空间更加阔展。开篇首先将“夜”引入诗中，让“夜”富含了更具发散性的寓意，如同时空衍行的矢量。而风则似乎被具指为“传统和文化”，通过对“风”这一意象的表述与解析，透露出诗人探询事物本质的希望。“风这本书/很沧桑/我读得很幼稚/思绪在沮丧”，任何人触摸历史的传统和文化都难免因其厚重与芜杂而产生莫名的敬畏，但既成事实的历史巍然耸立，我们无法也不能抹杀任何“既定发生”，但我们试图求解“边缘”，诗人的困惑由此而生，历史究竟是什么？“书里涌出人的气味/而世界/却在风的怀里”，“人”创造着历史，而这历史却在传统和文化中喘息，诗人利用了历史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悖论，有效避开了争议的质询，试图逐渐揭开迷雾。“当我读到第三章/心变得恐慌/我看到上帝/攥在屠夫手中”，行文至此，诗人意图表现的事物戛然而出，“人”创造的历史本由“上帝”规范，但它为何却被“攥在屠夫手中”？“恶”或者说“无限多”推动历史进展的观念豁然涌现，尼采的影子在这里匍匐。难道这就是诗人创作的深意所在？紧接着，诗人又将“绅士/学者/占有者/还有他们同居在一起”这些人铺陈出来，他们与历史有直接的关联，但他们脸上的表情为什么却是“呆呆的”，是近乎理性的无情还是意图左右历史、切近虚无的批判而使他们畏缩？“我把书合上/风站在窗外/夜很湿/夜在恐惧”，诗人的行文至此终止，但思维却在延伸，“夜”何以“恐惧”，它恐惧的又是什么？困惑在延续。《碑》则从一个特定的维度，试图解答诗人的困惑。“虱子被套在车上/在裤裆里疯着”，创造历史的“人”像虱子一样被套在车上，在欲望笼罩的氛围里蒙昧地疯着，套车的又是谁？诗人没有道破，却给出了驾车者的意象，“驾车的是跳蚤”，在人类社会衍展进程中，暴力和强权似乎从来都是历史的掌控者、界定者。“一手紧紧抓着虱子皮肉/另只手扬着未来的鞭子”，是他们主宰着“虱子”的生存状态并界定方向。从哲学意义上讲，这种界定必将影响着历史的进展，历史也许并不仅仅存在惟一的方向。当历史的洪流呈现多向性、多元化的趋向，沉没于洪流中的历史界定者们却依旧沉浸在他们昔日的幻想中，“口在嘟哝着/发霉的经文”。而诗人的这种解答又是惟一的吗？或者，仅仅是可能中的一种？诗人在试图探求自己困惑的同时，却无意中发觉出多维的困惑。而对这种困惑的解读，也许就蕴涵在诗的意象里。
这或许也是野人诗歌的特质，在对意象营造的基础上，使语言更浓缩，意象更抽象，而其中凝聚的大量信息所聚合成的语境，则直接趋近于事物隐秘的内部本质，或者说先于本质的存在。野人诗歌的不可多得之处就在于对平淡的意象呈现同时，却暗含着突破的动力。
“清晨/我在排队前面只有风/后面是我的影子清晨/我在排队”
《我在排队》是一首相当均衡的短诗，题旨指示“现象”，很容易将反复强调的排队视为作者的心得意蕴。“我”与风似乎构成一种对应，且通过中介事物一一影子，进行双向交互感应，从而取得一种适当的“换喻”和“借指”，在轮回转换中，三种不同的事物，以其平静的意蕴，并列三种截然不同的存在（秩序）。它所造成的对应式空框结构，可以任凭诗人将主观情思、意念、理念进行巧妙“充填”，一个空间被豁然开启。这种空间缔造的特点就是总也不安分，总会依据现有的实项内容而统握或抛投出某个浮现于实项之上的、有稳定性和普遍性的意义，构造出个超实项的观念之物或意向对象，并通过这意义和观念指向某个东西，这样就使有限的个别具象大幅度提升到普遍的精神领域，使表层内涵产生超越具象文本的容量而指向形而上境界。
我们几乎认同这样一个事实，被称为大师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他的代表性作品应该对他生存时代的社会现实、人性现实和经验历史有着深刻独到的感悟和发现；二、他应该而且必须具有自己个性化的艺术语言体系，不仅将自己与别的艺术家区别开来，而且丰富和拓展了语言文学的表现系统；三、他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思想精神领地和体现这种思想精神的独特的艺术文本创造。
野人诗歌作品正是对世界境域的开启和确立，如同胡塞尔指出的，存在者之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中。真理在诗歌作品中表现为“风”“影子”（自然事物）与“我”（意向性意识）的“排队”“争执”（联系及影响）。而艺术创作就是让作为“万物之争”的真理在“形象”中“固定”下来。在作品中实现的世界境域的运动（或存在者之真理的发生），同时也正是物之自在存在的开启。这就使野人诗歌赋予了现象学的意义。也正是这样，使野人的诗歌自然而然地从个别走向普遍，从具体走向抽象，从有限走向无限，从感性走向理性的渊深而又宁静致远的精神境域。
自我和责任，既是差别，也是差距。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诗人超越有限的私人境域（私人世界）而进入天地之间无限的共同境域（世界），去接近自在自持的事物，去揭示事物的真相。
“夜很黑/响着蛐蛐的幽咽/谁在敲门打开门/门外/只有路旁的树/相互磕碰着/发出争风吃醋的声音关上门/敲门声驱散了睡意/心有些疼痛瞬间/门声又响起/再次开门/门外只有夜神秘看着我如此重复/索性把门开着/看着门外夜很黑/夜在痉挛/门静静的”
这首《敲门》通过对意象反复迭加、应用，逐层递进，直至到达事物内部，进而趋近诗人所要表达的本义。“夜很湿很黑/夜里响着蛐蛐的幽咽”，一个幽谧的画面构造出深沉的意象，在这种氛围的烘托下，“敲门”也就透着神秘与疑惑。那么，究竟是谁在敲门呢？在诗的第二节和第四节，诗人反复应用“打开门”这一动作意象，语境在反复中递进，逐层深入，回应着“敲门”构建的疑惑，但是诗人并未直接作答，而是再次营造“索性我把门打开着/看着门外”的动作意象，使表现的深旨自然地浮现，诗人构想的境域呼之欲出。但诗歌的高明之处却在于对不断提示的间接印证，而这间接印证却开启了可能的境域，诗人在诗的结尾处，以“夜很黑/夜在痉挛/门静静的”的意象喻指，间接地实现了对这种“可能”的开启，而这种开启可能空间的表现技艺在现代诗歌中也是为数不多的。而诗人选择的具象（幽咽的蛐蛐、路旁的树、疼痛的心等）是从对象中分离出来的，这种具象的某一特征与若干对象的某一特征或总体印象相联系（暗示性事物、喻指性事物、一般性事物等），诗人将某种哲理感悟赋于他择取的具象中，因而意象是承载着某种普遍、不确定性的象征符号。诗人通过个别或群落意象的发生、发展、演化，即有序化运动，把意向性境域领悟到某种艺术家普遍性的心灵图式，转化为直觉式造型，亦即赋予某种抽象的精神结构的感性外观，隐伏在有序化意象后面，看不见的精神意蕴则借此获得对应式提升。野人先生的一系列作品，如《大城市的心态》、《石墨》、《生的世界》等无不昭示着这种意蕴的提升，无不呈现出“大象无形”的自然之美。
“诗至终极是诗人。”从野人的诗作里，我们能够感触更多的是他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索和人文关怀，是大悲恸和大喜悦的悲天悯人，这就使诗人从自我走向共同境域（世界）。《白广路上的疯女人》深刻表现了这一点，在这首诗里，诗人描绘了一位被历史遗忘的疯女人坎坷的一生，她鲜活于我们的世界，鲜活于我们怜悯的神经，而她曾经真实存在过。人们予她的是什么呢？“嘲笑/谩骂/还有鞭梢的蔑视”？惟有静静的白广路成为她惟一的倚靠；惟有白广路像仁慈的地母，最终容纳了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诗人通过极其平淡的语言，把这位疯女人的形象生动地刻划进每位读者的心田，深层次里却透露着诗人的悲悯和责任感。《农民工》则从另一个侧面昭示出诗人对普通人的人文关怀，“天热/燥热/风烫/滚烫空气把城市煮开/人在烦闷中昏睡/路在车轮下**桥上站个人/身体被蒸着/肩上的棍子/挑着他的世界/他是来者/还是去者”，画面从城市之外鸟瞰，随着恶毒的天气逐渐拉近，人群嘈杂，沉沉欲睡，在一座孤零零的过街天桥上，一个平凡的黑点出现在舞台中心。他是谁？肩上扛着棍子挑着他的行囊，行囊即是他全部的世界。燥热的空气蒸着茫然的他，没有人知道他于尘世有着怎样的经历，他又该何去何从？作为流动人口的农民工形象昭然若揭。诗人把关注的视角定位在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身上，对生存和历史的发展发出人们共通的诘问，在昭显诗人人文关怀的胸襟之外，其情其景也令人深思。
另外，通过对野人诗歌的品读，我们不难理顺出野人先生在语言运用上的精准与到位，对力度的把握，功力充盈。如他的组诗《大城市的心态》中对场景的描摹，对语境的构造，“上面的人跳下去了/去的壮观/下面的人笑了/笑得坦然”，简短的四句话言简意赅，却充分营造出一幅惨烈的震人发聩、发人深省的情景。“壮观”和“坦然”的对比造成强烈的反差，令灵魂也为之震动；又如“声音由近到远”（《生的世界》），“遥远从夜开始”（《龙沙清晨》）等，对抽象画面的构拟、对动态意境的精确捕捉，表达形象生动。可见，诗人对于语言和诗歌架构的把握上是很见功力的。野人先生的诗歌总有一种冲力到达我们的内心，那些对客观现象及事物的精准构拟与透析，对大时代、大社会、大人生、大历史的深刻感悟、捕捉与析透等等，令人在诗人缔造的空间中唏嘘不已。而这空间，又何尝不是我们的精神境域呢？
凡是伟大的诗人，都有他自己对自己民族生活和艺术的独特理解，都有自己切入世界文化潮流的独特角度，都有自己在自己民族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野人诗歌语言的恣意张扬和浓缩，表现方法的后现代性，意境空间的深度开掘，将民族性，历史性，社会性和人性沉溺其间而又理性独到，使其诗歌确立了在语言符号系统构拟中的位置；野人的诗歌又犹如抽象艺术，在对意象画面的重迭，累进构建中，将深沉的思考与关注、博爱与悲悯无痕迹地熔铸其中，却开启了无限可能的空间，书写出未来历史的契机。而诗人的个性特质也同时愈加鲜明，对技艺的求索与哲学含义的赋予，使野人的诗歌在语言符号系统形成，确立更新之后，逐步突破，向着更深的境域拓展。综上，可见野人先生的诗歌从人性、人生、社会、民族、历史、文化、哲学等方面出发，运用娴熟的语言技巧，从缔造中质询，通过对事物的探寻，开启出一个可以使人充分介入的空间，令人们原发更多的关于存在性变化的思考。永恒变化提供着无限可能的契机，对变化的适应能力决定着事物的生命力和能动力。面对变化，惟有不断地变化及对这些变化的适应、开启才可能是生命的一种主题。而不断突破，或许才是生命存在的应有之义。
探索之门已被叩响，谁在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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