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试图接近贾平凹时，他却远远地将自己放逐。
贾平凹就像从荒野地里拔出来的老树根，你说不清他的厚度，但你却能领略到，他那从泥土中刨出来的土腥味。
从《废都》到《秦腔》，他的创作，如同在沙尘漫卷中，逐渐磨出的老茧，厚而疼。
《废都》以浓重的笔触，构建了以主人公庄之蝶为核心的人物联系，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在物化与天性冲撞中，“人”的生存画卷；直击错觉世界大背景下，人在折叠异化中扭曲的挣扎。如果说这是作家对于风云变幻的时代大变局下，关乎人伦矛盾的**；莫如说是人在生存境域中，企图冲破困局的撕裂与错位。——它像一柄韧利的尖枪，扎开心灵的内核，让困惑的、迷茫的灵魂，获得袒露与安慰。
面对《废都》，从其面世之初，便遭遇着迥然不同的争论，伦理拥蹙者们进行着尖刻的口诛笔伐；而实在论者们，则预言它是一部百年后，依然有人阅读的不朽之作。其实这种争论，无非是在伦理虚掩下，蠢蠢欲动的人之原始性，被作家寓言式地完成了。无论它的意义与价值如何被时间沉潜，至少，相对于那些矫情造作的作品而言，它是真诚的，有种从骨子里透出的那种憨气，浸润着人，令你倍感亲切。
相对于《废都》而言，我们不妨注重他同时期的《浮躁》和《怀念狼》，尤其是后者。《浮躁》恰似关于一个异化困局中，人的反思与觉悟，也形同于一个关于时间的预言；《怀念狼》则直逼人性现实，如同一部关乎人性大荒野的史诗，沉向思之永恒。——
神州一夕风雷动，那些屈膝在传统里刨食的人们，顷刻间被卷进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变革中，在生存与死亡，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人性与社会之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裂变，一个浮奢的、躁动的、冲突的物化时代，布局在人生的切口。作家的沉思渗入人们焦躁的内心，是在传统的惯性中困守，还是在趋向的极限上超越？在《浮躁》中，关于生存的深重课题，被作家敏感地捕捉，并精巧地展现。而这一呈现的精妙之处在于，它迷朦般地通向“时间”。——贪婪的人性史，在无支撑的时间中被撕扯、搅拌着，搅起漫天的黄沙。
倘若《浮躁》如沙尘般，蒙住了人的双眼，那么《怀念狼》则更能体现沙尘暴一样的席卷，至于它的文学价值，要远胜于《浮躁》所展现的时代困惑，只是被我们不经意间忽略了。
《怀念狼》实际上是在试图回答关于生存的课题，作品看似以人对狼的寻找与保护为切口介入，事实上已征象着提示出了一个深刻的顿悟，即人类缘在的原发与衍展，是以狼性生存法则为内构基质的。——人为了生存而相互蚕食着，竞争着，充斥了方法和手段，但却使“人”成立。人与狼的对峙，岂非同样也征象着人与人的对峙？——当然这种“征象”，并非“时空指向”意义上的“象征”，而含蕴着意蕴性呈现的缘构。——任何一个文明状态的产生、同化与融合，都经历着残酷的争竞与扬弃，这是任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从野蛮走向文明，是人不断超越自身的终极行为取向，但文明背后始终潜藏着野蛮的掳掠与存在者们谓之“介入”的阴影；甚至缘在着“结构对结构的结构”所遮蔽着的“趋向意志”。
在这里，我们似乎感受到一个用肉眼无法看到的，只能用思与言去领会的世界，这令人感到恐惧，这样的世界是虚妄的、痛苦的，但它却是真实的。
一位冷峻超拔的作家，总能融入民族的命运，以隐寓式地领悟，寻求突围的脉络。纵使仅仅作为一种表现，毕竟为茫然的人们提供着某种可能。
贾平凹迄今所能见作品中，最为深厚的，或者说最能表征其文学高度的，是那部被界定为“中国乡土文学终结”、“宏大叙事”的——《秦腔》，甚至作家本人也宣称，这是一部“安妥了灵魂”的作品。
在《秦腔》中，作家透过疯子引生的视角，切入中国西北农村，借一些在大地上匍匐的人们的生存现实，以夏白两家族的兴衰进程为线索，凭“秦腔”为眼，通过对于一个被传统包裹的农村，在时间变局中痛苦妊娠的描摹，含蕴着作家切近民族文脉与传统的深沉领悟。
《秦腔》是一块碑，以隐蔽的方式暗寓着与僵硬传统的深刻对决，千年屈膝于大地上的人们，正以自己的方式，“倔强地挺直了腰”。作为边缘者的引生，对无法“参与其间”，怀着“精神胜利”似的不屑与热切，也不知是边缘者的自嘲，还是艳羡？抑或“恣情山水，道法自然”的豁然、安然？而在《秦腔》的结尾，“这一天，七里沟的东崖大面积地滑坡了，它事先没有一点迹象，或许在那场大暴雨中山体已经裂开，但我们全然不知道，它突然地一瞬间滑脱了，天摇地动地下来，把草棚埋没了，把夏天智的坟埋没了，把正骂着鸟夫妻的夏天义埋没了。”试想，“天灾”那样地残忍，“事先没有一点迹象”，连我们也“全然不知道”，但是“它突然地一瞬间滑脱了，天摇地动地下来”，还有比在人的漫不经心中，毁灭了天性的自由与灵动更可悲的吗？通过海德格尔言之的人们“筑居之地”，被埋没于泥石流情节的建构，老贾想“埋没”什么？埋没民族文化传统中，没落的、因循守旧的碎片？埋没一个喧嚣的时代？还是埋没文化本身？这不禁令人联想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结尾处，那处关于“消失”的隐喻。
但“埋没”也许并非作家本意，随即笔锋一顿，“那滑脱下来的土石崖前就竖起了一面白碑子。”这是至为可贵的一笔，正是这碑上没有文字，才彰显出任何可能——人们岂非向来在这可能中衍生着？文末，以短短的“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盼着夏风回来”一句收尾，作家又想“盼”什么？意图暗示某种“企盼”，亦或无望的“期待”？值得人们深思。
而作为一位真诚的“向思而建”的作家，总会希图进行不同方式的尝试，以完成自己的“语言”与审美，乃至向着自身完成。那么，作家有意运用方言接入作品就殊显深意了，其一，它使得言说者“白描叙事”更接近自然化，本土化，生存化；这也让秦地流淌千年的方言，高亢地回荡在生存的反构中。
其二是作家后续性地，有意无意地运用意象化、诗意化言说。这一点，从他创作《怀念狼》时已明显地表现出来，诚如作家所言：“十年前，我写过一组超短小说《太白山记》，第一回试图以实写虚，即把一种意识，以实景写出来，以后的十年里，我热衷于意象，总想使小说有多义性，或者说使现实生活进入诗意，或者说如火对于焰，如珠玉对于宝气的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结合”。这种表现方式，促使言说者之思，透入思之自言、自美中，错落纵横，曲折跌宕。——也许现象本身之“美”，无所谓“形而上”与“形而下”，现象仅仅完成现象本身，并使“美”缘在。自此，当可以看出，作家其实是试图将“刻意”表现到“不经意”的尝试，借以拓展语言的边界，作为一种语言的向思而构，还需要见证者的磨砺……
尽管《高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如人物树得太晚，立得不够饱满，甚至有些唐突，意象化糅合略显牵强等，但仍然不失亮色，即是：对社会底层小人物命运的关注，与对其生存现实矩阵式的横铺直陈。在“大文章”甚嚣尘上的趋势中，作家能够沉下心来，把关注的目光，投射到历史长河间不起眼的小人物身上，未尝不是一种良知的呼唤与自觉。——历史总在那些小人物身上折射出分量。——那是一些离开土地的“废人”，从乡村出发，企图融入城市，却不为城市所容纳，切断了土地的根脉，他们再也回不去，以至被边缘化了，在这个边缘化进程中，沉积了太多的痛苦，辛酸，扭曲与无奈，那是群体性的，也是人性的。或许，“城里人”，无非是些背弃了土地的人，背弃了“诗意地生存在大地”上的人，他们背着轻飘飘的数字和符号，自以为是地游荡着——在这个空前浮躁的物化年代，人们丧心病狂地累砌着一大堆数字和符号，在钢铁、混凝土构筑的所谓“现代文明”的小圈子里，做着天真的迷梦——数字和符号终有轰毁的时刻，只有土地是最仁厚的。——土地，从来不欺骗人。
刘高兴的忠诚在于，他要把同伴的遗骸、生存以及一切热望，带回那片仁厚的土地！……
当一些所谓的“新锐”写手，自诩为“语言大师”时，着实令人慨喟而无言，或许他们以为，能够层出不穷地磨叨出“话语”就是“语言的大师”了，确乎文学语言是一种话语行为与语言表达艺术，奈何我们有许多作家都不善于“言说”，不是长篇累牍地重复着同义的语言，就是罗列出故弄玄虚的意象臆想，难道那就是所谓的“语言”？“思言”勃发处的恩允与预让，许是辟开一条荆棘盘剥之小径，引我们回返与穿越吧？它只收容自我流放的语言拾荒者……幸而，也有许多作家，在人本互文中，让语言穿越时间，透过生存，朝向思道之原初，如卡夫卡、鲁迅、沈从文、野人、高尔泰等等，贾平凹自在此擅长“言说”者之列。
作为象形赋声、蕴势而生，风干而出的思与美的标本，汉语言蕴有自己独到、独立的思感与审美体系，我们的创作思为，是试图透过生存之“未言”，发掘并使之彰显……
而贾平凹先生的语言，越过了意境的泛起，空灵于“未可言”域之萌动，拓向思言之缘起，实令人钦敬。——如《浮躁》开篇，“州河流至两岔镇，两岸多山，山曲水亦曲，曲到极处，便窝出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盆地。”“山曲水亦曲”，水随山势，飞转流长，“曲到极处，便窝出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盆地”，一“曲”一“窝”，气韵盎然，宛如唐宋盛行的写意山水，寥寥几笔，画境已出，动感蕴伏。——印证着他“以中国传统的美的方法，真实地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的表达方式，这同时也表征出他的语言特色，以静制动，名词动用，虚词实用，且用得自在含蓄。这样，就使其缘构的语境，呈现出一派浓郁的鲜活气与灵动感，也使得他朝向自身完成着。
有评论家认为，贾平凹先生的创作，像“把一块古旧的玻璃砸碎了，再糅起来”，玻璃还是那块玻璃，蕴境却已迥乎不同；我们领略到的并不全是“碎玻璃”，倒像一整片夯实的厚土，那上面既可以生长野草，也可能生长着花木，甚至可以结出果实。——但那维持果实生成的老茧，却悄然孤寂地剥落了。
平凡也好，伟大也罢，无非是沉宿于生命的表达；喜欢也好，憎恶也罢，老贾就是老贾，是那个从棣花村亦步亦趋、一步一步攀上秦岭的商州娃。
2008年4月8日于文芳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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