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地震。
我在美国爱荷华州的一个小镇上，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信号，连报纸都得到三十公里远的州府去买，搞不清楚具体的情况。
打电话请示领导。张洁说：“别回来了，前两天调查拍的东西都废了，现在做不了专题，都是新闻。”
我发短信给老郝：“怎么着？”
她说：“已经不让记者去前方了，要去的人太多，台里怕前方的资源支持不了，有人身危险。”
我问罗永浩，他正带着人在前方赈灾。
“已经有疫情了。”老罗说。
我回：“知道了。”
“日，就知道你会更来劲。”这个糙汉。
我改了行程回国，直接转机去成都。上飞机前，我买了份《纽约时报》，从报纸上撕下两张照片，贴身放着——一张是一对四川夫妇，站在雨里，妻子哭倒在丈夫的怀里，戴着眼镜的男人脸色苍白，抱着妻子，闭着眼睛，脸向着天，脚边是蓝色塑料布，覆盖着孩子遗体。一张是年轻士兵怀抱着一个孩子，带着一群人从江边崩塌的滑坡上向外走，江水惨绿，人们伏在乱石上匍匐向前。
到了绵阳，最初我被分去做直播记者。
我拿着在医院帐篷找到的几样东西——一个满是土和裂缝的头盔，一只又湿又沉的靴子和一块手表，讲了三个故事：男人骑了两千里路的摩托车回来看妻子；士兵为了救人，耽误疗伤，肠子流了出来；还有一个女人在废墟守了七天，终于等到丈夫获救。
我拿着这些物品一直讲了七分钟。
史努比也在灾区直播点。我说的时候他就站在直播车边上看着。看完没说话，走了。
我知道，他不喜欢。
我说怎么了，他说得非常委婉，生怕伤着我：“你太流畅了。”
“你是说我太刻意了？”
“你准备得太精心。”
“嗯，我倒也不是打好底稿，非要这样说的。”
“不是这个意思，我当时看到你的编导蹲在地上给你举着话筒，心里就咯噔一下。他还给你递着这些东西，我就觉得不舒服，这么大的事儿发生了，不该有这些形式和设计。其实那些东西放在地上，也没有关系，或者，你停一下，说，我去拿一下，更真实。”
还有些话，他没说。
后来我看到网上的一些议论。
那个等了七天的女人，终于等到丈夫获救，出于保护，他眼睛被罩着，看不见她。她想让男人知道自己在身边，又不愿意当着那么多人大喊，于是伸出手，在他手上握了一下。她说：“我这二十多年来每晚都拉着他的手睡。”
他蒙着眼睛，笑了。
她也笑了。
我讲到这里，也忍不住微笑。
有人很反感。一开始，我以为是这笑容不对，因为我是一个外来者，表情太轻飘。后来我看了一遍视频。是我在说这一段时，只顾着流利，嘴里说着，心里还惦记着下一个道具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直播的时间掐得准不准。我只是在讲完一个故事，而不是体会什么是废墟下的七天，什么是二十年的一握，我讲得如此轻松顺滑，这种情况下，不管是笑与泪，都带着装饰。
这一点，观众看得清清楚楚。
史努比委婉地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一句话：“你是真的么？”
第二天，在绵阳，我们赶上了六级余震。
跳下车，往九洲体育馆跑，那是灾民临时安置点。馆里空空荡荡，八九千人已经安全撤离，只有一个人坐在里头。
我走过去，他背靠墙坐着，也不看我。
我蹲下去问他：“现在这儿不安全，你怎么不出去呢？”
他抬起头，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黧黑的脸，两只胳膊搭在膝盖上：“我老婆孩子都不在了，我还跑什么呢？”
我蹲在那儿说不出话。
他安慰我：“你出去吧，这儿不安全。”
晚上的直播，我讲了这个细节。又有批评的声音，认为调子太灰色。
这两次直播给我一个刺激，这两个细节不说不真实，可是笑和泪，这么简单地说出来，确也不扎实。我想起零三年的新疆，有些东西是真实的，但并不完整。
到了北川，在消防队附近安顿下来，晚上迎头遇上一个当地电视台的同行。
他摇摇晃晃，酒气很大。我扫了一眼，想避开，路灯下他脸上全是亮晶晶的汗，好像发着高烧，眼睛赤红，手抖得厉害。
“干嘛喝这么多？”我带了点责怪的口气。
“受不了了。”他张开着嘴巴，就好像肺里的空气不够用一样，在用嘴痛苦地呼吸。他瘫坐在地上：“那个血的味儿……”
我听不清。
“就在两个大石板底下……”
我蹲下，听见他说：“她说叔叔，你救我。”
他呓语一样：“我说我会救你的，可是我搬不动啊，我喊了，我疯了一样地使劲，我搬不动啊柴静，我只给了她两个大白兔奶糖。”他转过头来，脸憋得青紫，啃咬着自己的拳头，要把什么东西堵住，再这样他会憋死的。
我把手放在他胳膊上，像拍婴儿一样拍着。
他的喉咙里像是突然拔掉塞子一样，哭声仰面向天喷出来：“只有两个……糖……啊……”
我没带纸，兜里只有一个皱巴巴的口罩，我拿出来，把铁线抽了，给他。
他攥着，拧着，也不擦脸，头上全是青筋。
我们俩盘腿坐在空空的水泥地上，头顶是三楼灯泡昏暗的光。他大声号哭，我默然坐着，身边常常有人走过，没人奇怪，也没人注意。他们已经看得太多。
那天晚上，罗陈、陈威、老金和我，几个“新闻调查”的同事商量了一下，一起退出了直播。我们要做一期有足够时间的节目，不管能不能播。
第二天在九洲体育馆，几千人从灾民临时安置点回家，我们看着乌泱泱的人，商量“拍谁呢”。想法也一样：“谁都行。”
一对夫妻，男人穿旧的深绿呢子军服，四十岁左右，绵羊一样的眼睛，有点张皇。女人挽一桶食用油，拿网兜拎着脸盆。就他们吧，我迎上去。
跟叶哥叶嫂坐车回家。他们家就在北川县城边的杨柳坪村，上山的路都垮了，房子大小的石头和土方砸在路上，只有摩托车能过，每辆车载两个人。我坐在叶嫂身后，搂着她腰，到了半山一拐弯，路的一半生生劈掉了，一辆摩托车孤零零地悬在边上。往上开，到了海拔一千三四百米处，稠白的雾气像河一样，重得要用灯破开。
叶哥的家在一树梨花底下，深山冷，花还开着。房子从后面看是完整的青砖墙，一绕过来，前头全塌没了，地基、堡坎都震坏了，这是叶哥叶嫂在震后第一次见到自己房子，站着，呆看着，手里挽的东西不知觉地落在地上。
镜头也那样呆着，谁都不说话，三四分钟。山里非常安静，只有些微的鸟叫，雨落在椿树的叶子上，细密地簌簌作响。
叶哥走进废墟，翻找出一样东西，用手抹上面的土灰，抹了又抹，站在那儿不动。我走过去看，是儿子在遇难前一天跟他下的象棋。房梁上挂着一串纸鹤，绿色方格作业本的纸，叠得很笨拙，像大元宝，是两个月前，三八节那天，儿子送给叶嫂的。
地震那天，他家附近四面山摇晃不停，地里干活的女人以为山神发怒，跪下来转圈向四面祈祷。叶哥一个大跳出屋，跃到土豆地里，片刻恍惚后，大叫一声，撒腿往山底下跑。山底下就是县城，曲山小学在城里，儿子在上课。路已经断了，房子一样高的石头在路上堵着，路边的陡崖上都是树和灌木，叶哥从崖上往下连跑带跳，“像疯了一样”，二十多分钟到了县城旧城边上。县城被王家岩和景家岩两座山夹着，最窄的地方只有一公里，路已被埋，巨石下露出压成片的出租车前盖。只有从崖边往上运人，人们正接力把伤者传出来。
他可以回头再找别的路去学校，但犹豫了一下，他伸手接住了递过来的一个伤者。
我是一个外来的人，听他说完，除了陪他们站着，一起去捡一只锅，或者往灶底下塞一把柴火，没有别的办法。
叶哥叶嫂把房子前头的荒地铲平，拿废墟里的碎水泥块把四边垫上，怕雨水进来，帐篷还没到，就找了块破烂的彩条布，搭在门口的梨树上，把房子里的床垫拖出来，放在里头。细雨纷纷，越下越密，落在人头上。我问过叶哥怎么不在灾民安置点等一等再回来，他说：“不要紧，那么多残疾人，我们好手好脚的，能把自己的家建起来。”
他搬了两块石头，找了只铁锅，把蓄水池前两天残留的一点雨水烧开，泡了碗方便面，没有拆调料袋，红色塑料袋子转着圈漂在面上。
他们俩坐在一杆木头上吃，一边跟我说话。叶嫂差不多四十岁了，她说，将来还要生一个我那样的儿子，我一定好好地养育他。
叶哥补了一句：“就像对第一个一样。”
我听见背后有呜咽声，回头看是编导罗陈，他跟他俩差不多大，也有一个儿子。
我们在山上住了下来。陈威搭了帐篷，没自来水没电，也没有手机信号。每天走一段山路，用小碗从一口快干涸的山泉眼舀点水，倒在桶里拎回去，顺便找个有信号的地方给台里打电话。草姐姐负责片子的后期，第一天拍的东西传回去，她说领导觉得这段还是有些灰色，先不播了。
领导这么想也很正常，不过生活会自己长出来的。
“那你们要拍什么主题啊？”草姐姐问。
我说：“不知道。”
以前我害怕“不知道”这三个字，做节目前，没有一个策划案、一个主题方向，我就本能的不安。可这次我觉得，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那怎么办？”草姐姐得负责播出，“要不要找找镇里和村委会，做点全景式的采访？”
我挺奇怪地想起一件无关的事，铁凝三十多岁的时候，见过一次冰心，冰心问她：“姑娘，成家了没有？”
“没有。”
“嗯，不要找，要等。”
后来，我们谁也没找，就等在原地。
晚上睡觉，山里静，静得不容易睡着。
知道死，和经历它，是不一样的。
二〇〇三年冬天，奶奶去世，家人没在电话里告诉我，只说病了。但我听到我妹的声音，大概也就明白了。回到家的时候，一屋子的人，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多人要安慰。
等人少一点的时候，我想看她一眼。
移开棺木，她脸色如常，只不过闭着眼睛，就像我幼年时夜夜看着她的样子。从婴儿时我跟她睡，每晚她抚摸我背才能睡着，长大一点，晚上睡下我常常侧头看她，她被子上盖一个深灰大褂，枕头上铺一只青色格子手帕，我把脸偎过去，手帕上是洗净后在炉边烤干的肥皂味儿。她的嘴微微地张着，我听她呼吸，有一会儿害怕了，觉得呼吸好像停了，就轻轻拿手摸一下她的脸，暖和的，这才放心，又想她死了我怎么办，自己哭半天。
我把手探进棺木，用手背在她右侧的脸上慢慢滑了一下。
死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除了忍受，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忍受。
我知道，对叶哥叶嫂，没什么采访可言，没法儿问，问什么呢？我也不想试图劝谁别难过。
他们允许我们在旁边陪伴就够了。烧火做饭时，我帮着填点柴。有时候机器开着，很长时间也没人说话，只是柴火噼啪的声音，火苗的蓝尖飘过人的脸，热一阵，冷一阵。叶哥叶嫂要是想说话了，我们就听着，有时候两口子商量以后怎么盖房子生活下去，挺有雄心的样子。有时候又沉默着，干什么都没有心思。
这就是生活吧，不可能靠喊口号就度过去。
过两天他们帮邻居打蒜薹，邻家的女人遇难了，只剩父子俩，孩子十二岁，叫文超。杨柳坪村八十八户人家，遇难二十二人。不同于群居的北方农村，山村里住的人少而分散，路远，主要靠家族和血亲的纽带，能来的都来了，十几个人。
文超穿件圆领小红衫，裤头膝盖上钉着小熊，不爱说话。
我问他怎么不去山下学校过儿童节。
他说不想去。
边上他姨说：“他不想下山，别人都去，就他不去，说也不听。”
我说：“舍不得你爸吗？”
他哭了，拿袖子掩着眼。我不再问，搂他肩膀摇一摇。
打完蒜薹，女人们张罗着吃饭，叶哥戴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黄色矿工安全帽，前沿磕破了，从废墟里头几块水泥底下扒拉腊肉，很满意的样子：“嗯，这个没偷走。”
大伙用石头垒了个灶，找点柴火，拿石片把腊肉外面的灰刮掉，放在锅里煮。水热了，再捞出来，用刷子吃力地擦着肉外头熏的黑焦色，擦完成了蜡黄。我负责切肉，一刀下去，热气直往上蹿，大厚肉片子，透明的油“滋”一声。
叶嫂扭头喊：“你去地里找找有没有土豆。”
男人挖了十几颗回来，滚刀切大块，煮，炒。
居然还从哪家塌了的梁底下找出一塑料壶玉米酒来，大伙有了一点兴致。
把废墟清一清，露天摆了三张矮桌子，天已经擦黑，村里人舍不得点火，借着麻蓝的天上一点晶明的星光挤着坐，狗在膝盖底下蹭来蹭去，不扔东西给它，它就拿嘴拱你腰一下，往后一坐，眼巴巴望着。叶哥一边扔点肉皮一边笑：“它好久没见着人了。”
陈威得拍这段，几米之外盯着机器。
村里人不觉得我们是来工作的，那个机器他们看惯了，就像他们的铁锹一样，直对着镜头招呼他“来吃嘛”。
陈威坐在机器后面的石头上，扬扬手里的烟：“我抽完这根。”
我坐在桌上，文超的小叔是个年轻人，举起了小酒盅：“地震之后第一次这么多人见面，算个团圆酒，来。”
这一杯下去，我的胃里像着了火一样。
文超的小叔叫志全，他的女儿也在县城上小学。
我们跟他一块去挑水，路上遇到一个不认识的村里人，跟他打招呼，“嗳”一声，男人之间那种口气。
那人偏过头对我说：“是他把我儿子从土里拽出来的。”志全听了却脸色一黯，不说话，走着走着，拿树枝抽了一下路边的石头。
晚上火堆边上我们才谈这事。
他说：“我爱人就是怪我这事，我原来是军人，她知道如果我路上没耽误，去了一定能救出我女儿。”
我想说他已经尽力了，这是无能为力的事。但觉得这话没有意义，他也不需要我说什么。四川人说“火落在脚背上”，这个痛别人明白不了，烙着他，折磨着他，没办法了，喃喃自语一样说出来。他说最难受的就是觉得孩子不会怪他，“她如果活着，要是写作文，肯定会写《我的爸爸》。”
火堆照明不够拍摄，罗陈坐在我左手边，举着我们带来的蜡烛，滚热的白蜡油流在手上，他没动，一滴一滴，火烛在风里蹿动。
志全说：“她那天早上说，爸爸，给我买一个冰淇淋，我没给买。我就是后悔，两块钱一个的冰淇淋，我为什么没给她买？”
文超趴在他膝盖上哭得抬不起头。
志全摸着侄子的头发：“你爷爷十二岁讨饭到这里，才有这个家，你身上流着他的血，不要哭。”
片子里有只小猫，地震后幸存的，刚出生，找不着妈了。
小家伙细弱得站都站不住，常常钻在我的迷彩服深处，拼命吮吸，以为那黑暗温暖处是它的母亲。小利爪把我抓疼了，我“呀”一声，陈威就把它揪过来，竖在脸前，露着白肚子，夹着烟那只手指着它的脸，教育一顿。猫一声不叫，可怜巴巴地在烟雾里眯缝着眼睛看他，他叹一口气，把它放下了。
文超也没有了妈妈。我们送他的牛奶，他倒在矿泉水瓶盖里，用食指蘸着，一点一点让小猫舔，猫的脸比蓝色瓶盖大不了多少，尖细的绯红舌头一卷一卷。吃饭的时候，他右手拿筷子夹菜，左手掌心里托一块大窝笋，给它练牙。
“村里人都认为它活不了，你也这么想吗？”我问他。
“是。”
“那你为什么还养它？”
“它也是一条命。”他低头抚摸它。
文超走到哪里，猫就踉踉跄跄跟着。到我走的时候，它已经可以站在狂吠的大狗鼻子前头，不躲不闪，面无惧色。
受难者不需要被施予，或者唱《感恩的心》，我们心怀敬意拍这个片子。
我们找了一家日常开农家乐的村民，给了一些钱，就在他家做饭吃。他家房子没大碍，还养有一百多只鸡，灾后容易有瘟，女人拿把菜刀，把大蒜切成白片，又剁成末喂它们。但还是有一些鸡走在我们边上，脚一软，就扑腾着倒下去了，歪成一团。大家都用眼角扫彼此一下，装作没看见，不提这事。幸好山高风冽，没暑热。
猪也没有吃的了，村民把猪捆住脚运下山去喂，横放在摩托车上，夹在两人之间，后面那人一手抓着猪脚，一只手揪着猪耳朵。猪不吭声，大概是注意到有人在看它，就抬起头，两只眼睛乌溜溜的，眉心里有一个被砸伤的红口子。我们对视着，它的脸被扯起来，像有点惊讶的样子，一直看着我，车拐了一个弯，就不见了。
山上没粮了。
镇里发粮食的干部只有三个人。卷头发的胖大姐满头全是土。瘦得凹着脸、眼睛全陷下去的主任，砸伤后没包扎，一瘸一拐，脚肿得鞋都扣不上。上百人围着他分粮油。大卡车一过轰得满天灰，他大声吆喝着，口罩耷拉在下巴上。他说几天没回家了。我说那你家里人谁照顾呢。他停了好久说：“只有他们自己照顾自己了。”
我问：“其他干部呢？”
他说：“当时正在开会，都没跑出来。”
“多少人？”
“三十多人……死的太多了。”他用力地眨眼睛，胸口一起一伏，“不说了，不说了。”
我们记录的都是生活里的片断。遇上了就拍，遇不上就待着，在叶哥家门口坐着。有时候下场雨后太阳出来，杉树上水淋淋闪着光，雨滴在房上，汇成极细的水流在瓦间蜿蜒钻行，从残破的瓦头没遮没拦地挂下来。
陈威不爱多说，不搭讪，他身上有股寥落的劲儿，一脸胡茬，总是稍远一坐，烧杯苦极了的野茶，听着别人说话。但我知道，比起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他更愿意待在这儿。
他有那么一双眼睛。
当年拍雪灾，广州车站十几万人被困数天，终于可以上车的时候，士兵拉着绳子围成一个细的通道，人群急吼吼地往里走，一个大兵喊“快点快点”。
陈威的镜头摇过去，旁边的长官急得嗓子都劈了：“什么他妈的快走，快走就出事儿了，走稳，走稳。”
人群到了站台上，一个姑娘拿着箱子，往车上赶，眼看着到了跟前，摔倒了。
车开了。
她歪坐在地上，箱子翻倒在一边，看着车从面前开过，一节一节，越来越快。
陈威的镜头一直中景对着，没有推上去，也不拉开。
过了小一会儿，一个乘务员入了画，过来扶起她，拉起箱子。他俩一起看着车，轰隆隆远去，把站台都震动了。
陈威的镜头还是那样，一点没有动，车越来越快，车窗成了条纹，两个身影还茫然地定在站台上。
这两个镜头，胜过千言万语。
六一那天，叶哥叶嫂很不好过，干什么都没有心思。叶哥说：“我今天一早上都在想他，你看我干活的时候都是傻傻的，一下弄这里，一下弄那里……”叶嫂说：“每次路上摩托车一响，总觉得是他回来了。”
文超叫他们干爸干妈，是他们儿子最好的朋友。他没了妈妈，一整天都在叶哥家待着，抱着猫坐在一边。
午饭后，叶哥为了安慰他，翻出儿子的那盒象棋，铺在地上，跟他下了一盘。叶哥有点心神不定，刚下了几个子儿，就喃喃自语：“我是输了吧？输了没有？”
陈威拍了一会儿，把摄像机撤到很远的地方。正午的阳光下，蝉声无休无止，地上都是树叶的黑影子，棋盘放在地上，一大一小，两个身影蹲着，远处烟青的山，再远什么都没有。
我们几个站在远处，久久地凝视这一瞬间的宁静。
有一天在叶哥家坐，听到坡上有人叫喊。
“哟，怎么吵架啊？”我们就上去了。
有个老爷子一头乱发，围着快晒成白色的蓝围裙，正爬在梯子上，往半塌的房顶铺瓦。
底下站着他儿子，正冲他嚷。原来老爷子死活不去儿子家住，非得修自己的房子，还拒绝别人动手。
“我把这房子掀球了！”他五十多岁的儿子喊不下他，急了。
我们去了，爷爷一看人多，烦了，下来。
我问：“您多大岁数了？”
他正在气头上，两眼圆睁，手一甩：“没得好大。”
村长在旁边做工作，一边乐：“他八十三。”又转头对他喊：“这是北京来的记者。”
老爷子不管记者是干什么的，听到北京倒是气平了：“北京来的，哦，北京来的，北京地震没有？”
一脸关切，我挺感动。
聊了会儿，村长说：“他唱山歌唱得最好。”
我哄他：“唱一个吧。”
老爷子犟得很：“不唱。”谁说也不行。
后来几天，他还住在半塌的房子里，天光从残瓦上漏一满地。白天也点一堆柴火，跟几只大肥猫围在火边，头发乱蓬蓬，手抄在蓝布裙里，脸映得微红。他耳朵背，也不懂普通话，我每次经过他家门口，就大喊一声“爷爷”，这个词他听得懂，每次都一乐，满嘴没牙。
临走前一天，傍晚吃完饭，在叶哥家坐一堆闲聊。村里人听说我们要走，都聚来说话，天暗下来，一个一个深灰浅灰的影子，路边蹲着，或者坐在石头上。男人说县城里的树、房子和路，女人们听着，拿树枝子在地上划拉，有时候自顾自低声说上一阵子，把小猫拿来抚弄一会儿。暮色里看不见脸了，听着点声音也是个热乎气儿。
爷爷忽然从坡上下来，人前一站，直接开口唱了一段，唱完了，拔腿就走。弄得我们手忙脚乱，幸好还录上了几句。
后来罗陈把爷爷唱的歌放在每个节目段落的开头。听不懂他唱什么，让村里人翻译，他们也说听不懂。但那段时间我醒时梦里都是那几句，老觉得他在唱“什么什么杨柳坪哦……村哝”，唱得我心里一起，一落。
几年后，说起这期节目，草姐姐才说：“你们当时在四川，第一天拍完传回来的片子，领导看了有点担心，说这样的片子会不会太灰色，干脆让他们回来吧。”但她没有转告我们，也不干预，日子一天天过去，生活最终从片子里流淌出来，审片的时候，“大家都接受，台长都哭了”。
当时来不及想这些，罗陈赶这个节目三天没睡，实在困得不行了，我说我来写后面的解说，你去睡会儿吧。他和衣在沙发上倒一会儿。写完我去找张洁：“这期让我配音吧。”他看我一眼，我当时重感冒，鼻音重得可怕。
我问他：“你觉得这声音行么？”
他还在沉吟。
我说：“你不让我配我跟你拼了。”
配完音，我回到家，才收拾行李，把沾满泥土的靴子放在架子上，擦掉暴雨打在桌上的黑点，把催我领邮件的单子揉成一团扔到垃圾袋，洗一遍卫生间，洁厕灵溅在手腕上有些腐蚀的疼。袋子里的东西——望远镜、电筒、头灯、救生衣，一一放好，洗脸的时候我看到发际线和脸上的颜色相差很大，胸脯和胳膊上完全是棕黑色。
要了外卖吃，在一堆书的底下找到安德森·库珀的书。他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作过很多灾难和战争的报道，在序言里他写道：“回到家里，等待我的是一叠叠的账单和空荡荡的冰箱。去超市买东西，我会完全迷失……一群女孩一边喝着水果颜色的饮料，一边谈着化妆品和电影，我看见她们的嘴唇在动，看见她们灿烂的笑容和挑染的头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我会低头看着自己的靴子，然后看到上面的血迹。”
窗外小区门口，人们刚刚打完球回来，互相拍打着哈哈大笑。
“我在外面待得越久，情况就越糟糕，回来后甚至无法开口说话。”他说，“我会去看电影，去见朋友，可几天后，我发现我又在看飞机的时刻表，寻找可以前去报道的地方和事件。”
我们都努力把自己报道的世界与生活分隔开，但是都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它的一部分。
他说：“我以为我能就此脱身而出，不受任何影响和改变，但事实却是我根本无法解脱。根本不可能做到视而不见，即使不听，痛苦还是能渗透到你内心深处。”
节目播出后，一位素不相识的导演打电话来说“安排让你朗诵一首诗”，就要跟我谈论内容。
我打断她：“不，不朗诵。”
她有点意外：“这可是念给大地震的。”
“我是个记者，不适合念诗。”
她还继续说。
“我知道这诗很好，这事也很好，”我说，“只是我不适合，您找别人吧。”
我并不反对诗，也不反对朗诵，我只是不喜欢被“安排”的感情。
我采访过一个姑娘，她在地震中被压了五十多个小时，截肢后在病床上开始画画。有一张是她自己被压在废墟下，只能看到脸，一只手撑着头上的石灰板，眼睛睁得很大，向外看，那是她“绝望又希望”的一刻。
她说画这张画的原因，是后来玉树地震发生，别人要她给灾民画张画来展览，“给他们画个新家园吧”。
但她画了自己，她说“这样才是对他们的安慰”。
只有同样经历过无边黑暗的人，才有资格说，我理解你。
第二年，还去不去杨柳坪做回访？罗陈做完前期回来有些犹豫：“村子里没发生什么事。”
“那就好。”我说，“就拍没事吧。”
“不过叶哥叶嫂没怀上孩子。”
嗯，这就是生活。
去的时候是清明，钴蓝色群山，中间有条缝子，一匹油菜花的金缎子泻下来，山里冷得扎人，还点着炭盆。我们每天跟大伙围着炭盆喝茶，还是那样，遇上什么就拍点，没有就不拍。男人们去帮着村里砍木头盖房，我给文超辅导功课，题答对了我俩就一人吃一粒糖，腮帮里硬邦邦的一小块含一个下午。爷爷的耳朵更背了，我俩说不了话，脸贴脸对着镜头照个相玩儿。
鲜红的辛夷花刚开，落得漫山遍野都是，叶哥还穿着那件绿呢子军服，把山坡上的油菜花拿镰刀砍掉，让蒜苗长起来，金光闪闪的花横七竖八倒了一地。正午山里静，只有群蜂在水洼边隐隐不绝的嗡嗡声，陈威把掉在茶水里的野蜜蜂用随身的刀尖小心地挑起来，移到新砌的水泥台上，它在太阳底下，歪斜了一会儿，抖一下，就飞走了。
日子就像胡适说的，“平淡而近自然”。
我们一起进北川县城，路侧都是烛火，两条火线，在青灰的天底下蜿蜒不已。曲山小学隔着条河，没法过去，离河最近的大石头上，一个中年女人坐着看对面，一动不动。
叶哥在卖纸钱的地方选了很久，挑一个书包，选了红的，有奥特曼。放下，又选了个蓝的。
地震之后有过一次大泥石流，他们在城里的房子被埋了，找了半天找不着。他和叶嫂就在警戒线后跪着，香插在石块中间，对着小学的方向烧纸，叶哥看着纸灰飘飞，喃喃说：“你最喜欢背新的书包，这个书包你喜欢吧？”
文超转身一个人走了。
我和志全找了好久，发现他站在另一所小学的教学楼面前，一楼没了，二楼直接坐下来了。志全对我说：“他就是从二楼跳下来的，看到自己的同学就差那么一点没能跑出来，只有头露在了外面。”
文超还是在那儿站着，一句话不说。
回到家里，给文超妈妈上坟。他爸烧纸，对着墓地说：“往年清明都是你张罗，今年我弄，也不知道对不对。”木讷的四方脸上带点凄凉的笑容。
他爸想再娶个女人，但孩子不接话。他爸让我劝劝。这不是靠劝能过去的。
文超跟我说，总是梦到他妈喊：“超娃子，吃饭。”
孩子脸上两行泪。
晚上，陈威说，我以为你当时会像“双城的创伤”那个节目里一样，抱一下那个孩子，或者给他擦眼泪。
我没答话。
吃过晚饭，我一个人走了走。大山里乌黑的沉默，一盏灯都没有，看的时间长了，才看到苍暗的云层滚滚而流。
我向北望。
这一年我没法回去给奶奶上坟。前一年拔完杂草，在她墓碑前坐一会儿，上面刻着她享年九十四岁，想起小学的时候，我刚学会算术，在课本上算她的寿命，嗯，她是一九一〇年生，我要她活到一百二十岁，我歪歪扭扭地在课本上画加法等式……也就是……嗯，二〇三〇年……
她去世快六年了，我不跟人谈她，不看她照片，也不愿意别人跟我提她，每次梦里终于看见她的时候，心里都松一下：“看，她没死，我就知道。”
梦里她总是衣衫破烂，被人追赶，我把她护在身后，像动物一样对那些伤害她的人龇着牙，威胁他们，但最后，她总在我怀里死了，我绝望地抠着墙皮，墙都碎了。
有时候，在梦里我小声喊她：“奶奶。”
她靠在门边上，看着我，不认识了，说：“谁呢？”
我心里凄凉，又觉得，是我没照顾好你，不值得你认得。看她手里拎着东西，我伸过手：“那我帮你拿吧。”她递给我，我跟她一起往前走，她还容许我陪她走这一段路。
文超脸上的眼泪，我擦不了，感情在血肉里，尖刀剜不掉。采访时我俩都坐在小板凳上，佝偻着忍受。
有一天叶哥说起儿子，说你们知道他什么样儿吧。
我摇摇头，不知道，也没问过。
他试探地瞄了下叶嫂，又看我，说：“锁起来了。”
她带点着恼的笑，从腰里拔出一串钥匙：“我不许他看。”
堂屋边上有个小门，锁打开了，门里头有一个箱子，也上着锁，用更小的一个钥匙打开。
叶哥拿出来一捆东西，用烧焦一角的旧红领巾扎着，是孩子的奖状、照片。拆开给我看，都是从去年废墟里扒出来的，不少残缺不全，他带点笑，说你看这个奖那个奖，等翻到孩子照片的时候，叶嫂“刷”一下就站起来，走了。我说：“叶哥，你去看看吧。”他去了，镜头没跟着，等在原地，也没再往下拍，就到这儿。
过一阵儿，叶哥挑水回来，我出屋去接他。陈威站在屋里架着机器，那算不上采访，只是说话。我说：“我这来了几天，你喝好几顿酒了，可比去年喝得多。”
叶哥踩着石头，脚尖轻敲：“以往从不喝酒，现在没儿子管我了，原来呢，他在的时候就说，爸爸，你少喝点，有客人你再喝一杯嘛……我还希望，有朝一日，有下一个儿子的话，还像我前一个儿子那么听话，哎呀，简直是万福，真的是万福。”
我说：“但是叶哥，你现在要生孩子啊。生孩子你不能喝酒，对吧？”
叶嫂用脚踢着那块石头：“他是不听的，他是不听的。”
“我还是要听，听我还是要听，听还是要听。”叶哥说。
我说：“这是大事。”
叶嫂抬起眼，对我埋怨：“他从地震过后到现在，是又吸烟又喝酒。”
叶哥说：“你都不能给我保密啊？”
我说：“你这得接受监督。”
“行。”
我说：“你得答应我们。”
“我一定答应你。”他说。
就这些家常话，完整地放在节目里，这种采访是我以往的大忌，我觉得记者不能发表意见，不要议论，不要参与别人生活，我对自己有很多的要求。
现在我知道，有时话本身可能没什么意义，它只是到了嘴边。
在北京时，有位兄长的亲人过世，朋友们劝解他，说其实死去的人解脱了，唯有生者痛苦。
他不说话。我心想，像我这样的生者，怎么配这么想。
兄长顺路捎我回家，他坐在出租车的后座，我坐在前座，都没说话，车里忽明忽暗，都是沿路的灯，过一会儿他开腔了，他说他决定要生孩子了，两个。说你要是遇上了解你的男人，就生个孩子。
我没搭腔。
黑暗里，他的手隔着栅栏，在我肩膀上，轻拍一下。
像是满心说不出来的叮咛，也是一种不必说出来的安慰。
志全的媳妇怀孕了。
人们总是说，新的生活就这么开始了。忘记吧，忘记过去，新的生活就开始了。
采访的时候，家里女人们都在灶间忙，给建新房的工人们备饭，木柴烧旺的火膛上，吊着漆黑的小锅子，咕嘟嘟煮着，皮肉炖烂的味儿，带着花椒和八角的腥香味儿，漫得满屋子都是。志全媳妇不爱说话，正拿辣椒和盐巴往锅里抖，火映得半边脸上发亮，我问她肚子里孩子动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她低头拨火，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她哭了。
她说：“昨天梦到我女子，梦见她买了糖粒子，八十颗，问哪儿来的钱，她说是爸爸给的。”
我明白她。
手从奶奶脸上滑过的时候，有人在边上对我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把眼泪掉进去”，把棺木关上了。
怎么会哭呢？我有什么资格哭？
在我小得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她就在那里，青布的斜襟大袄，掖一只浅灰的手绢，通红的石榴花开满树，她用小勺把嫩黄的鸡蛋羹划几下，把软滑的小方块喂到我嘴里。雨在檐头轻轻地顿一下，拉长一点，落下来，落在青砖地上一个细的小涡，小水滴四溅。
吃完了，她用额头顶着我的额头，让我的小脖子长一点劲儿。
哄我喝药时，药边总放一碗水，手里一粒话梅糖，“一口，一口下去”，等我吞下药，她就先喂我喝水，再把糖放在嘴里，一下午，按一按我的腮帮子，硬硬的还在。
长大一点之后，她的头发都是我剪。我笨拙地拿个梳子别住她头发，毛巾铺在她肩膀上，拿小银剪把长的地方剪掉，她脖子后面有一个很深的窝儿，那儿的头发特别不好剪，要用手握住，说“不要动不要动”，一根一根地剪。
上初中夜读回来，她在炉子上烤了红薯片和花生，我远远地顺着甜香就进了门。我吃东西，她给我捂着手，用山西话说“怎么老是冰淬的”。我俩双双把额头贴近铁皮炉子，借着那点暖和气儿说个不了。她有时候自己也笑：“就是憨亲哩。”
她老了，贴身穿着我小时候的红棉袄，一天天衰弱了，我每年只有几次回家，给她洗澡，剪指甲，她喝中药，我在边上放一碗水，手里放一粒话梅糖，顶着她的额头哄她“一口就下去了”，她冰凉的纹路印在我额头上。她叹口气：“你怎么还不结婚呢，你结了婚我心里就静罢了。”
她九十岁时，我回家过完年要走了，走了几步，又转回身看着她。
她拿拐杖轻点一下地，说：“去吧，我死不了。”
她下葬前，我收拾她的遗物，抽屉里有我从没见过的我爷爷年轻时的照片，还有一个《毛主席语录》的红塑料皮，夹着我婴儿时的照片。挖墓穴的农民在边上抽烟谈笑，生老病死在这片土地是平淡的永恒。我坐在棺木边的地上，手里攥一把黄土，天上白云流过。
我第一次有了生一个孩子的想法。那个孩子会是新的，我用手轻抚奶奶的棺木，她会在他的身上活下去。
离开杨柳坪的时候，罗陈说：“录个结束语吧。”
我们下了车，雨下得又轻又细，深青的群山全被濡湿了，去年的裂缝里青草簌簌地拱动，湿黑的山坡上一层一层墨绿的杉树林，梨花浅白，空气里都是水滴和鸟叫。我站在细雨中，说了最后一段话：“一年之后，我们重回杨柳坪，去年地震的时候，很多坍塌滑坡的山体，现在已经慢慢重新覆盖上了草木，就在这片山峦之间，正在建成新的房屋、村庄和家庭。人的生活也是这样，经历了磨难和艰辛，正在生根发芽，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长出来。我们离开的时候清明已过、谷雨将至，杨柳坪到了雨生百谷、万物生长的季节。”
做完这期节目，评奖的时候，夏骏在，他是以前“新闻调查”的老制片人，常敲打我。这次开会，到他发言评价节目，他顿了一下，说：“柴静是个漂亮姑娘。”
底下人笑声嘘声四起。
他接着说：“她自己也知道，所以老忘不了。”
我抬头看他。
“这次她忘了，所以节目好。这算她的成年了。”
第三年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新闻调查”，没有去杨柳坪，同事们接着去了，不管是谁，记得就好。史努比说的，“记者”就是“记着”。
也有人说，该换个主题了，给观众一些新鲜感。
看《读库》，《霸王别姬》的编剧芦苇说他有一年写杜月笙，花了很笨的工夫整理史料。
导演看了没兴趣，“主题没新意”。
他批评这位导演后来的作品：“只刻意求新，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矫情虚妄。生活并不需要时时有新的主题，即使是华丽的《霸王别姬》，力量也在于真实的市井人性。”
他说：“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我和爷爷。谁也没听懂他的歌子，但那段时间我醒时梦里都是那几句，老觉得他在唱“什么什么杨柳坪哦……村哝”，唱得我心里一起，一落。
梵高对他弟弟说过：“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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