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七年，陕西农民周正龙称自己在一处山崖旁，拍到了野生华南虎，陕西省林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展示这些老虎照片，宣布已灭绝二十年的华南虎再现。
外界质疑很多，一些人觉得照片上褐红色老虎太假，一动不动，两眼圆瞪，呆呆地顶着大叶子，不像真的，但也只是狐疑，没有定论。
我们开会，讨论做不做此事。
有人说：“一张小破照片儿，有劲么？做什么呀？……找个第二落点吧。”第二落点，这是陈虻同志的常用语，意思是比别人高一个台阶想问题。我也犯愁：“找什么落点呀？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利益链条？……”
开完会第二天，老郝说，麻烦了，南院里不管碰见谁，都问：“听说你们要去做华南虎啦？哎那照片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管你的第二落点多漂亮，根本就绕不过去人的疑问：“真的，还是假的？”
老郝、小宏、陈威、小毕、我，就这么坐了二十小时的火车，一路打着牌出发了。没一张策划案，也没有采访提纲，输的人兴高采烈贴着一脑门子白纸条，谁也不讨论节目——讨论什么呢？真和假都不清楚，未知的全在现场呢。
镇坪县很小，只有五万人，从离得最近的安康坐车过去也需要近五小时。县城像个豌豆，小而圆，散个步二十分钟就走完了。街上已经挂起大广告牌：“闻华南虎啸，品镇坪腊肉”，右下角印着只显眼的老虎，两眼直视前方，用的就是周正龙拍的照片。他拍照的相机是从亲戚那里借的，亲戚是县经贸局局长，正筹备注册镇坪华南虎商标，成立一个公司，开发虎牌产品。
周家在大巴山脚下。去的时候山已经封了，说要保护野生动物。记者们进不去，都在周正龙家门口待着，青山弯里一棵鲜红的柿子树下，几把竹凳子，团团坐喝茶，都是同行，互相打招呼：“哟，也来啦？”
周正龙正接受采访，细长眼睛，鼻尖唇薄，拿着尺把长的刀，讲当年作为一个老猎人是怎么把一头大野猪干掉的。
我听了一耳朵，记者正问到：“现在你是很多新闻媒体追逐采访的对象，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化特别大？”
“一天平均有五六班吧，一班人都有三四个。有时候搞到晚上十一二点，虽然我拿命把华南虎照片换来了，无非就是起这个作用，我个人也没什么好处。”
记者问：“听说你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后落泪了，这是你这一辈子唯一一次掉眼泪，是吗？”
周说：“我可以说五十几了没流过泪，包括我父母死我都没流过泪……一看到那个老虎照片……我都不想回忆了。”
他有点哽咽。
我们几个站边上闲聊，陈威和小宏都认为周正龙没撒谎。
我和老郝对望一眼，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判断。陈威说，周正龙披个大黑袄，坐在一个山脚的菜地里，背景是漫山遍野的秋天，逆着点儿光坐着，他笑：“从镜头里看，那就是个老英雄啊。”
“我也看着他像。”小宏说，“撒谎的人怎么敢直视镜头呢？”
几个人聊了半天，事实不清楚时，每个人审美和直觉都不同，要靠这个来判断，谁也说服不了谁。牟森有次跟我聊天，说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主义，“所以人们对世界的知识不能来自评论，要来自报道”。“报道”就是对“事实和因果”的梳理。
人都走了，我和周正龙，两只小板凳，坐在他家大门口树底下，开始采访。拿了几个小石子，请他摆一下树、岩石、他、老虎的位置。秋天日光还长，有的是时间问，不着急。
我问：“华南虎照片是真的吗？”
他的回答挺有意思：“我认为百分之百是真的，没有一点假。”
接着往下问：“你当时大概离老虎有多远？”
“从这儿就到上面那个树。”
我回头看了看那棵山崖上的树：“那这么估计的话，不到五十米？”
他说：“那不止的，我往前头爬的时候，它耳朵一下就竖起来了。”
“隔了这么五十米之外，你能看到老虎的耳朵竖起来吗？”
“哎呀，那就讲不清楚了，反正很近了。那个闪光灯我也不清楚，是怎么打开的，我也不太会使，反正这么一按，‘咔嚓’一下，当时我把那个机子都甩掉了。”
我确认了一下：“你就没拍了？”
他有点不耐烦：“它听到一响，‘嗷’的一声。那个时候你还拍什么？拍石头啊？！”
我看了看手里的资料：“但是根据你数码相机的时间记录，你闪光灯亮起的时候，是三十多张照片当中的第四张。”
他重复我的话：“第四张？”
“对。”
他像刚明白过来：“后面还有二十多张是不是？”
“对，这是相机的记录。”我递给他看。
他看了一会儿，说：“现在有点记不清楚了，到底是在这儿闪的，还是在那儿闪的，时间有点长了。”
“拿证据来。”记者两手空空，就靠这一句话，从因果链条的终端倒着一环一环上溯。
野生华南虎在中国未见踪影已经二十年，光靠照片不能认定它的存在。按照林业部门的工作程序，需要在尽短时间内，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现场动物遗留痕迹作出专业的测量、拍摄、分类，对周围的植被地理等环境作出准确描述，还需要对当事人及周边群众进行调查走访，并作出记录和初步判断，以保证核查信息的及时可靠和完整。
林业局负责实地调查的人叫李骞，是个小伙子。向他索要材料，才发现他没有任何资料证明有过这次核查。问到后来，他说：“我相信周正龙，因为他是个农民。”
我问他的上司覃局长：“李骞当时有没有给你出示他认为拍照对象真实存在的证据？”
“那就是口头上，就是这样。”
“仅靠他一个人的说法吗？”
他反问：“难道不可以相信他吗？我对我的干部，我在用他的时候，我对他们是很省心的。”
再问局长的上司，县长说：“我相信我的干部的说法，因为他是我培养起来的。”
林业厅负责人说：“我相信镇坪的说法，因为他们是一级政府。”
一八九四年，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他观察到当时的国人有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分布在城市边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蔡元培评论过：“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我国从前无所谓科学，无所谓美术，唯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
清朝覆亡后，北京这座中世纪都城开始现代化，需要建设用的工程蓝本和施工程序，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只找到一本《大清会典》，这是记述清朝典章制度最权威的典籍，其中建筑规范的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几十页——怎么做到的？所有的数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为什么官府不记载这些技艺？朱启钤说：执笔写文件的人，一看术语艰深，比例数字都繁复，写到文件上怕上司诘问起来，自己说不清，干脆就都删汰了。越这样，当官的越不懂，“一切实权落入算房样房之手”，想写多少写多少，“隐相欺瞒”。
《中国人的性格》出版时，亚瑟·史密斯已经在晚清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他在书中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照片是陕西省林业厅对外发布的，我们采访新闻发言人关克：“你们对外公布虎照时有什么依据？”
关克说：“我们没有鉴定记录，也没有开论证会，但我们的结论是真的。”
“为什么政府部门只发布一个结论而不发布依据？”
“我们这么多年就是这么做的。”
“那面对疑问，为什么不重新组织调查和鉴定呢？”
“只有民间的质疑啊，没有上级部门疑问。”
“政府不是首先要面对公众么？”
“那我回答不了。”
“你怎么看公众的疑问？”
他说：“连国外的专家都没说是假的，这些人就是不爱国。”
这个说法，让我想起有个法国人曾对比着清朝时外国人的记录，观察现代中国：“我马上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他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的全部遗传信息。”
这话让我心里一动。但这种基因靠革命根除不了。
傅德志被叫作“打虎先锋”。这位中科院的植物学家从一开始就很激动：“用我的头担保，虎照是假的，当地绝没有超过十公分的叶子。”周正龙的语气也一样：“如果虎照是假的，我愿意把我的脑袋砍下来。”
傅德志在网上发通缉令，指名道姓哪个官员是“幕后黑手”。他并没有去过大巴山区调研，我问他：“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自知无知，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您不考虑这种可能吗？”
“我坚信我是正确的。”他的答案与他的对手如出一辙。
“为什么要用赌脑袋的方式呢？”
“我们林口的人说话都比较粗。”他说。
等周正龙真的找到了二十公分左右长的叶子，拍了照片登在报纸上，我再去，傅德志看了一会儿报纸上的照片：“看见照片上周正龙手里的匕首了吗？他是在威胁我。”
他的博客里有很多跟帖，“就是要以暴制暴”，“政府天然是骗子”。
周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赌脑袋的结果是产生新的偏见与迷信。”
我问镇坪的县长：“如果没有调查研究，依据的是您相信一个人的人格，您觉得这个态度科学吗？”
“就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我们觉得是真的。”
我说：“您当时相信覃局长的工作，所以没有问他要现场的核查。您认为肯定有，但是我们调查发现是没有。”
他迟疑了一下：“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
“从刚刚这个细节可以看到，这种主观相信，有的时候是很脆弱、很难站得住脚的？”
他脸上有什么僵冻的东西化了一点：“那你说的……可能对这个有一点忽略。”
以前“新闻调查”老说启蒙，我一直以为是说媒体需要去启蒙大众。后来才知道康德对启蒙的定义不是谁去教化谁，而是“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
“要宽容。”陈虻从认识我开始，说到最后一次。
我听烦了：“你不要用像真理一样的标准来要求我。”
“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就必须这样。”
“我不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我只要做个称职的记者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因为这是我的生活。”
“可是我说的是对的。”
“我不需要完美。”
……
每次谈，我都气急败坏——有这样的领导么？你管我呢？
过阵子明白点的时候，臊眉搭眼再去问他：“人怎么才能宽容呢？”
他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你理解吗？”
后来我做节目，常想起这句“你理解吗”，才明白他的用意——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
有这样一个心理的定位，采访的姿态上也会有些变化。
采访镇坪的林业局局长时，问他对媒体的疑问怎么看。他说：“我们不想他们怎么想的，野生华南虎在镇坪的存在不容置疑。”
我说：“覃局长，我们都非常愿意相信华南虎在镇坪存在。只是我们知道在国际上认定物种的存在，需要有几个前提条件，首先是要发现活体，其次是发现尸体，要有影像资料，然后是有研究者的目击。”
他愣了一下说：“关于你说的这几点我确实还不知道。”
换作以前我可能会问：“您是林业局局长，连这个也不知道吗？”把他堵在墙角，微笑看着他。现在觉得，一个五万人的山区县城，一个刚刚从党校校长调来当上林业局局长的人，不了解此类专业的知识也是有可能的，最重要的不是“你怎么能不知道”，而是“那么现在你知道了，怎么面对”。
覃局长仍然说：“华南虎的存在不容置疑。”
如果以前，我可能会再逼一下，“但是公众有质疑的权利”，但现在我的目的不在通过一段采访，将某人推向极端或者让他难堪。我问他：“在这样重大的科学结论上，是否应该更严肃更科学更有所保留比较好，而不是不容置疑？”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采访中有与对方讨论的心态，因为我渐渐知道，有时偏见的造成是利益和庇护，也有无知和蒙昧。媒体重要的是呈现出判断事物应有的思维方法，而不是让一个人成为公敌。
但不管怎么问，覃局长的回答仍然是：“当然要科学，但我认为不容置疑。”
“不容置疑”这个词，他重复了三遍。
我想了想，换了一个问法：“那您的依据是什么？”
他说：“拍这个照片之前，专家组作过报告，说我们这儿是有华南虎的，所以总有人会拍到，不是周正龙就是李正龙、王正龙。”
二〇〇七年七月六日，陕西省林业厅曾组织专家对二〇〇六年牵头实施的《陕西华南虎调查报告》进行评审，专家们认定镇坪县仍有华南虎生存，只需要影像资料为证，就能申报建立华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好吧，那就采访专家组。
专家组的王廷正组长在西安，他七十多岁了，高校教授，说当时论证会就在西安召开，专家没有去镇坪当地调查，鉴定的依据是省华南虎调查队提供的疑似华南虎的脚印、虎爪印，以及当地群众的反映。寻找这些脚印和虎爪印时有三位群众作出了突出贡献，三人中有周正龙。他被通报表彰，奖了一千元，采访中他说过：“县领导来过我家，鼓励我如果将来能拍到华南虎照片，可以奖励我一百万。”
镇坪县领导曾经拿这些脚印找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谢焱教授做过鉴定，我们电话采访谢教授，她说当时已经明确告知对方，都是一些灵长类、熊类的脚印：“我们在东北地区有很多经验，能够非常明确地判断，那个确实不是老虎脚印，老虎的脚印基本上是一个圆形的。”
王组长坚持这是老虎的脚印。
我在网上查询过他的学术背景，他专业研究啮齿类动物，搜索引擎查找他所发表的论文，主要有《豫西黄土高原农作区鼠类群落动态》、《棕色田鼠种群年龄的研究》，我问：“您有没有发表过关于华南虎的论文？”
“我没写这个。”
“您有没有在华南虎的基地作过专项研究？”
“没有。”
“就是说您是在没有研究过华南虎，也没有实地考察的情况下，作出这个地方有华南虎的判断的？”
“只能是，根据我搞动物分类学，这个角度上我认为它应该是华南虎。”
我们还查询了其他几位参与论证会专家的专业背景，发现都没有大型兽类的研究方向。
“您是研究田鼠的，刘教授主要是研究金丝猴的，还有一位许教授主要是研究鱼的？”
“对。”
“听上去这些跟华南虎差距都挺大的。”
“人家要开鉴定会了，省上没有研究这个的，他只能是找动物学工作者。”
我问：“假如是一个关于田鼠的鉴定，可是由研究华南虎的专家来做，您觉得合适吗？”
老人家想了一会儿，说：“好像也不太合适。”
老郝在边上听完整个采访后，晚上跟我说：“你走得很远。”
“什么意思？”
“总是我们觉得可以了，你还要往里走，而且走得很远。”
“你觉得我尖刻？”
“倒不是。”
“那是什么……狠？”
“哎对。”
我明白她的意思，老教授满头白发，在他家里采访时，给我们每人倒杯水，待人接物的柔和像我们自己家里的长辈。采访时，他神色里的迷茫或者难堪，让看的人心里手下都会软一下，想“那个问题还是别问了吧”，但我还是问下去了。
我问老郝：“那你觉得我对他这个人有恶意么？”
“那倒没有。”
“哎，说真的，”我从床上爬起来正色问她，“我对人刻薄么？”
她“哼”一声：“对女的还行。”
“也不一定，我是个正直的人，你但凡有点错儿，我都左思右想，鼓足勇气跪谏。”
“滚。”
我又想了一会儿，对她说：“我没想太好，但我感觉记者应该是对事苛刻，对人宽容，你说呢？”
她又“哼”了一声，算作赞同。
省林业厅发布照片后，已向国家林业局申报镇坪华南虎保护区，我们去的时候，县城里已经挂上“野生华南虎保护区办公室”的牌子。我们电话采访了林业厅负责人孙厅长。
“您觉得这个鉴定有公信力吗？”我问。
“比如说王廷正教授，他是我的老师，他搞了一辈子兽类，华南虎能不是兽类吗？”
我张嘴想问，没插进去。
他继续说：“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他们了解陕西的山水。”
“他们也许熟悉陕西的山水，可是他们不熟悉华南虎啊。他们怎么做这个鉴定呢？”
他反问我：“那你认为我应该相信谁呢？”
“在苏州跟福建都有华南虎的繁殖基地，有很多人熟悉虎的习性。中科院也有十几位研究大型猫科动物的专家，他们可能权威一些，你们有没有想过邀请他们？”
“我认为陕西的专家可以代表陕西的水平。”他说完把电话挂了。
第二天，接到通知，华南虎事件不要再炒作。我打了个电话给梁主任：“我认为我们不是在炒作，是想认识清楚问题。”
梁主任沉吟一下，说你等等。
他打电话给主管的部门：“‘新闻调查’有它一贯求实、负责的标准，让她试一试吧。”又回电话对我说：“你们写个文案。”
晚上我想这文案怎么写，这期节目出发前，有人说：“这样的题材太小了，一张照片的事儿，不值得用四十五分钟的‘新闻调查’去做。”这话让我想起胡适。他本是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学者，却花了大量时间去考证《红楼梦》、《水浒传》这种通俗小说。舆论责备他不务正业，他后来解释：“我是要借这种人人知道的小说材料提倡一种方法……什么东西，都要拿证据来，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种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条主义、盲目主义，可以不受人欺骗，不受人牵着鼻子走。”
我原来觉得这句话并不高妙。
这次调查，才理解他为什么说“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我写了一个文案给梁主任，开头说：“照片的真假之争，不仅事关技术，更是对事件各方科学精神的检验。”
他看完说：“可以，蛮好。”
我头一回恨不得拥抱领导。
吴县长是最后一天才接受采访的。
他之前不答应，那天忽然接受了，情绪很好：“小柴你应该看看昨天某某电视台采访我，向他们学习一下，做得很好。”
下属们在饭桌上站一圆圈，共同向县长敬酒：“昨天节目里您说得真好。”
吃完饭，在镜头对面含笑坐下后，他把昨天节目里的话又说了一遍：“最终这个照片的真伪需要国家权威部门进行鉴定，但是作为我们，我们肯定是确信无疑，镇坪发现了野生华南虎，不仅仅是镇坪的荣耀，同时也是中国的荣耀。”
我问：“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所说的，盛世出国虎，虎啸振国威。”这句话他在昨天节目里也说过，带着得意之色，又说一遍。
“您不觉得……”
他还没说完：“因为华南虎是中国虎，是国虎。”
我问：“您不觉得它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他眨了下眼睛，说：“当然它首先肯定是科学的问题。”
我问：“那您不觉得现在外界对于周正龙照片的真伪，包括镇坪是否存在华南虎这样的结论都存在争议和质疑的情况下，首先应该弄明白真相问题，然后再去寻找它的意义吗？”
这个问题，其实也问向我自己。
我二十出头做新闻评论节目“时空连线”，时任新闻中心主任的孙玉胜审我的片子，说“你应该去现场做记者”，又说“现在不是评论的时期，是报道的时期”，意思是没有夯实的报道为基础，评论只是沙中筑塔。
做新闻调查后，遇到热点事件时，我常与同事讨论，“我们的落点在哪里？能有新意么？价值观能高于别人么？”但慢慢觉得，你有一千个漂亮的第二落点，有一个问题还是绕不过去：“真，还是假？”美国的新闻人克朗凯特在世时，他的老板希望他在晚间新闻的最后五分钟加上评论，他拒绝了：“我做的不是社论，我做的是头版，最重要的是为电视观众提供真实客观的报道。”他的同事抱怨他过于谨小慎微了，但他说：“如果我一会儿想不带偏见地报道，一会再就同一题目发表一篇鲜明的社论，观众会把整个广播业看作持偏见的行业。”他每天节目的结尾语都是“事实就是如此”，这也是他去世前最后一篇博客的名字。
对虎照的调查中，几乎每个人物的采访，我都用了三个小时以上，交叉询问时间、地点、人物、证据、相机、速度、距离……知道节目中用不了这么多，有些东西也不便放在片子里。但疑问一旦开始，逻辑自会把你推向应往之地。采访时局长脸露难色说：“要不我们不愿意接受你采访呢，你问得太细。”可是，真相往往就在于毫末之间，把一杯水从桌上端到嘴边并不吃力，把它准确地移动一毫米却要花更长时间和更多气力，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
胡适说过做事情要“聪明人下笨功夫”，我原以为下笨功夫是一种精神，但体会了才知，笨功夫是一种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
我担心过观众对技术性的东西会感到厌倦，但是后来我发现，人们从不厌倦于了解知识——只要这些知识是指向他们心中悬而未决的巨大疑问。现在出发前，我只敢问：“我们能拿到的事实是什么？这个事实经过验证吗？从这个事实里我能归纳出什么？有没有跟这个归纳相反的证据？他们能不能被足够呈现？”
回到北京，老郝编节目，修改了十几次。一个月过去了，天已经冷了，暖气还没来，我俩半夜里穿着棉袄戴着帽子坐在电脑边上，一来一回传稿子。
这么长时间播不了，通常编导就算了，把带子贴上橙色标签，封存在柜子里，去做下一个节目，养活自己。老郝没放弃，在看上去没指望的困境里熬着，一级一级去找领导审片。有天夜里，她在MSN上敲了一行字：“柴静，我觉得我要出问题了。”
我吓一跳。
她说在不断地哭，一边写一边哭：“不是痛苦，就是控制不了。”
她之前那么多节目没播出，我没见她叫过苦，也没见她软弱过，这次这种情绪有点像崩溃的前兆，我也没什么可安慰她的，只能跟她继续讨论，一遍遍修改，不断地改下去。
事情有一阵子像是停下来了，像是要被人忘记了，过去了。老郝继续去联系摄影家协会，联系发现年画的人，联系全国人大，联系律师协会……年底节目最终能够播的时候，我们采访了郝劲松，他对周正龙提起诉讼。
我问他：“你是以公益诉讼知名，这次为什么要介入虎照事件？”
郝劲松说：“我觉得这次仍然涉及公众的利益。”
“指什么？”
“现在华南虎事件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照片的真假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诚信、社会道德底线的问题，我们说一个不关注真相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追求真相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堕落的社会。”
“为什么我们一定需要一个真相呢？”
“真相是一个民族发展最基础的东西，即便将来你查到有华南虎，这个照片真假你仍然不能绕过，因为这是民意的要求。”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八日节目播时，新闻时效已经过去了。但播出的反应之强烈，让我觉得，人们不会忘记没有答案的事情。在真相面前，这世界上不存在特殊的国民性，人性本身想要了解万事原由。
二〇〇八年二月四日，陕西省林业厅发出《向社会公众的致歉信》：“在缺乏实体证据的情况下，就草率发布发现华南虎的重大信息，反映出我厅存在着工作作风漂浮、工作纪律涣散等问题。”之后周正龙被警方证实是用老虎年画拍摄假虎照，用木质虎爪模具在雪地捺印假虎爪印，十一月十七日因诈骗和私藏枪支弹药罪，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半，缓期执行。本案涉及的十三名政府工作人员受到处分。但原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与新闻发言人关克仍然坚持虎照为真。
国家林业局在镇坪做了两年的野外调查后，于二〇一〇年四月发布结论：调查期间调查区没有华南虎生存，该地自然环境不能满足华南虎最小种群单元长期生存。
一只野生老虎的生存至少需要七十平方公里的森林和丰富的偶蹄类动物。一九五八年镇坪大量山林被砍伐用于炼钢，羚羊和林麝被有枪的民兵“差不多打完了”。一九五九年，华南虎被宣布为害兽，号召捕猎。七十年代全国打虎能手在京召开狩猎会议。一九七七年，中国政府宣布保护华南虎，但九十年代开始，偷猎者以虎皮、虎骨牟利。二十一世纪开始，人类再也没有发现野生华南虎出没。
二〇一二年四月，周正龙出狱，对媒体说，要用余生上山寻虎。
二〇〇八年五月，北川杨柳坪村。我们送文超的牛奶，他倒在矿泉水盖里，用手指蘸着喂这只小猫。它细弱得连路都很难走，村里人都说它活不了，孩子说他也这么想，但他想养活它，“它也是一条命”。（图片来自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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