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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乘出租车，也叫“打的”。方法很简单，在一般城市的大街小巷，凡看到车窗前有“空车”招牌的出租车，你只要挥挥手，或冲着它喊声“出租”，那车辆通常应该停下来，旋即承载而去。当然，眼下在这貌似简单的“打的”过程中，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原本不应有的尴尬和懊恼，甚可言“义愤填膺”的事情，这就是“拒载”和“宰客”。
“拒载”和“宰客”在出租行业之中，应该是极其避讳的行为。这不单单因为这种事情，会给乘客带来诸多不便；也不仅仅由于这样做，会给某国某城市乡镇的形象摸黑。在我看来，现今此种行为，所带来的信任危机和心理障碍，足以跨越国界、殃及无辜，甚或招致非议和鄙视。
其实，无论是“拒载”还是“宰客”，如要较真的话，在当今既有举报权利并有举报便利的社会条件下，齐抓共管，同仇敌忾，进而杜绝泛滥，不应该总是像治愈疥癣一样的难事。但是，不清楚为什么，国内自十多年前一直到当下，无论在都市名城还是于市县乡镇，我自己不但时有耳闻目睹，且屡屡遭遇不止。
所谓“拒载”，尤其不难理解，方式也相对简单。通常情况下，凡瞥见搭车的“人多体重”，或随身携带物品较多，有的出租车师傅，即装作耳目失聪的样子，扬长而去；有的出租车，也会开过来，而车上师傅，一边询问乘客的去处，一边暗打算盘，如果不符合自己心思，随即全不顾职业道德和可能带来的社会不良影响，随便找点借口，便将乘客拒之车外。这样两种情况，在我去年11月份往返北京时，后者发生在我们到北京的白天，而前者出现在返回济南的深夜。
若讲“宰客”，说白了，本不该视为简单的违规行为，实质已构成了蓄意犯罪。所以，在作案手段上，更是处处张显着阴险狡诈和诡计多端，譬如：有的故意不打表、绕道行驶、计程器做手脚等等，虽都是一些小偷小摸的阴谋伎俩，但其道德缺陷和丑恶行径，却贻害无穷！至于有的公然借故抛客、演双簧换客或途中恐吓并截取财物等等，则已等同于强盗恶魔样的明火执仗了。
自1991年至今，我在国内青岛、济南、福建、海南、北京、上海等城市中，都曾经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过，类似上面“拒载”和“宰客”的招数。不过，届时除了谨小慎微、绷紧自己的神经外，也真的不清楚应如何正确应对，一旦遭遇其中，也只是自认倒霉，无何奈何而已。然而，近来在新加坡的一段经历，却让我开始懂得，面对出租车行业“拒载”或“宰客”的现象，无论发生在何时、何地、何人身上，人们愤慨的不该再是社会治安和人文素质的问题，而应该去质疑和诘问执政者的能力了。
丁亥年（2007）初夏，随医院考察团，造访新加坡。而到了新加坡，像国人一般都会选择“逛乌节路”的旅游项目，则是我们原行程之外的自行安排。那日，吃罢晚餐，当地旅行社的客车，额外地送我们一团人，到了乌节路的义安城。临别时，领队反复问询开客车的师傅，如何返回宾馆的途径和办法，最终，经过大家选择，才统一确定下了9点钟于义安城右侧集合“打的”返回的方案。在商讨返回方式期间，开旅行车的师傅，也已经讲明，返回的出租费一般在4-5新币（新加坡元），如果晚11点半后，要加收20%的费用，并建议我们尽早回返，因为接近11点时，这儿的出租车也会借故隐匿起来，待加价后再上路。听到这话，我那根每逢出门惯常紧绷的神经，即刻警觉起来。尽管当时手里也握着每人必备的入住宾馆的名片，但我还是走上前去，向那位华人模样的老师傅问道：“我们住的地方，当地人叫什么名字？”
“quality，中文‘马里是他的路’。”老师傅一边特意说明如何才能记住中文路名，一边可能从我凝重的脸上看出内在的忧虑。于是，他又进一步说道：“下车时，一定要取计程车票，如果是绕道多收费，你可以电话举报，一旦举报得到证实，还可以得到比车费多一倍的奖金，违规司机的饭碗，也就丢掉了。”随后，老师傅还指给我看他车上的电子计程器，讲解在新加坡只要汽车行驶过的道路，都会有电子记录。
接近9点钟，一行人陆续来到集合地点，但在已经标志清楚的候车区里，却已排出了五十多米的长队。在10点钟以前，大约每五到十分钟，总能有一二辆出租车，过来载客。而10点钟以后，十到一刻钟，却难得再见到靠过来的车影了！我们一行人，最初只是在冷嘲热讽地议论，即便就是如此现代化的新加坡，竟然也能够把“招手即停”的出租业，搞成了国内的“大公交”。但是，排队等候了一个多小时之后，话题的矛头，便开始指向了初次带团来新加坡的领队身上了。
其实，一走出义安城的右侧门，就不难看到周边不时有出租车迎来送往。但是，在商场门前，那些像是印度或马来人的服务员，却不会主动招呼，让那些等车的人们上车。我走上去，问一辆辆空车的司机能否乘车，他们大体意思是说已有人预约了。排队时，每当抬头看到商场出来的人们，不一会儿便乘上“预约的出租车”离去，我心里也格外地焦躁不安了。不过，当看到所排长队里面，亦不乏金发碧眼、衣着亮丽的时尚男女，我即刻坚定了“候”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随着11点的临近，眼见愈来愈少的车影，团队终于开始内讧。有的抱怨事先没有预约车辆；有的要求步行回去；有的建议改乘地铁……看着领队委屈无奈的表情，我把他拉到一旁，说出了我的看法。
新加坡的出租车，好像分两种。有一种出租，车顶上的标志，是蓝色的“taxi”；而另一种车上的标志牌，有红色滚动字幕，固定显示的最后字母是“hired”（注：印象中是这样子）。每次来到我们候车区的，只有那些“taxi”，而路上来往最多的，却是“hired”。而这些带“hired”标识的车辆，也只是在这儿那儿等人，却不会过来载客。
我建议领队，过去问问如何预约车辆，先不要计较价格，回到宾馆再说。不一会的功夫，领队招呼我们过去，三辆出租车，也陆续到达了。下车时，我留意计价器上显示的是4.x新币，在司机的提示下，我支付了不到9新币。
自新加坡回来，不时有人问我此行的感受。若说实话，走马看花式的考察，感受到的不过是比较而来的表象直觉罢了。然而，由新加坡等候出租车的一段故事，却恰如我此行针对新加坡医院的感受一样，真正体会到了何谓市场经济之下“以人为本、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的内涵。
“诚信市民、和谐社会”是当今喊得最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市民如何能够拥有“诚信”的心态及素养，依此去对人待世，而不是处处设防、尔虞我诈呢？其实，类似这样的一些现实问题，才真正是当下中国社会最应急于解决的关键所在。
同样，“和谐”社会的期盼，如果只是变成了由来已久的“好、好、好”“是、是、是”“差不多先生”“今天天气哈哈哈”一类的流俗和宿疾。毋庸讳言，如果我们生活周围始终存在着诸多不良现象的事实之下，任由那些随处可见的宣传栏、车体、荧幕、报刊或语录上，使用何等色彩鲜艳或朗朗上口的“诚信、和谐、平等、公正”等等字词语句，也无需关注其曝光频率会有多么“高、大、上”，都不过是一些依样画葫芦般投机苟且之形式主义怪胎而已！
在我时常极其偏颇的认识思路上，至今依然觉得并建议，凡“讲诚信”“话和谐”的社会，不妨从出租车业做起，即在“招手即停”的传统运行模式下，再来个按质论价的“招租”；另外，适时增添限时的加价x%策略，一手增加监管措施，一手增强奖罚力度；或者，在价格、舒适及方便度上，尝试把私家车、公交、地铁、动车、飞机等等统筹其间，并共同遵循一条，绝对不是西方才有的，公开、公平、自由的市场化原则……以人为本、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发展诚信和谐的社会主义，从抓好出租车开始。”说这话，我全无嬉戏笑谈的意思。因为，像出租车这样一个貌似不起眼的行当能否运作叫好，考验的不是老王、老李、老张或某某公司、某某厅局的管理水平和职能业绩，所体现的恰是政府实施其社会化管理水平、改革思路和未来理想之能力及其有效性。
（2007年7月草记。2014年9月9日整于济南。2015年3月5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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