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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开始，在经常要填的档案表格中，已经没有了“籍贯”一栏，而变成了要求填写“出生地”。那日，拿着单位的职称报表，并提起这事，妻子在一旁，不屑一顾地说：“填什么籍贯啊，去都没有去过！就是填出生地，也没有多大意思了。”尽管，我自己不完全赞同她的意见和态度，却也没有更多的理由，去否定她的说法。然而，对于籍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家”，不知为何，随着年龄增长，却时常会有一屡屡牵肠挂肚般的思恋和梦绕。
我的老家在黄河岸边，据说是黄河入济南的一个拐弯处。虽说我自己不在那儿出生，也始终没有在那里生活过，但从小就知道家乡那儿十分贫穷。七十年代的城乡差别，究竟会有多大呢？对此，我自己是说不清楚的，只知道那会儿父母经常为农村来了亲戚而不断吵架，有时会真的动气甚至动手，最常见的是父亲为老家亲戚的人情世故，会在桌边喝闷酒、唉声叹气。
在读习鲁迅先生作品之际，才晓得父亲有时提到的老家一处古迹，应该是非常有人文价值的。这就是在老家庄头孝堂山上的郭巨墓。
鲁迅先生在晚年，倾心于汉代文化研究，曾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过“汉墓拓片孝堂山宋以前者弥足珍贵”。
其实，说起我老家的名胜古迹，并非全是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因为，在七八十年代，真正到了我老家，凭借两条腿或骑自行车，任由人们随意造访，方圆一二公里内，除了不远处的黄河之外，也就是孝堂山了。所以，上学后，几次回老家，总免不了去那孝子墓地的小山上瞧瞧。
第一次到据称是汉代二十四孝之一的郭巨坟，是在我上小学的文化革命期间。大伯家的那位每次进城总爱坐在路边看汽车的堂兄，带我来到了当时只有残垣断壁，更没有人看护的这个地方。那时节，墓地的露天建筑那个小石屋，光秃秃、孤零零堆在那儿，西墙石碑也是破碎的。记得当时在那个石屋旁边的一大块石碑上，看了好久，印象中碑文说的，这个地方位于泰山脚下，并提到了一个和尚如何如何的。
第二次到孝堂山，是在九十年代初，因为出公差，而特意住宿老家。午饭后，在祖上老宅子里坐着，叔叔和我已经没了可聊话题。于是，让我去看看新修的“家庙”。所谓家庙，其实只是一处闲置的房子，里面摆放着大概在民国时期整理过的十多块石刻家谱。从家庙回来的路上，叔叔顺便提到了不远处的孝堂山，说是已经重修，并有专人看管，而且参观都要买门票了。在我的要求下，叔叔带我来到孝堂山上，在那个新修围墙不久的门房前，于交谈中，才获悉此景点的管理员老宋，还是五四年前入伍的老复员军人。经自我介绍后，老宋很高兴地就免费让我们进去了，并拿来钥匙打开了专为罩着小石屋的大房子的门锁。我自己本想认真复读一下西墙边已粘好的那一大块石碑上铭文，但宋大爷十分热情地给我讲解起石屋内汉画像上的人文意义和历史价值，并用手电照着狭小石屋的里面，对我说道：“你看，你看，这儿就是最早孔子见老子的画像记载。”
在管理员那间做门房的小屋子里面，宋大爷讲到，近几年由海内外慕名而来的游客很多，尤其是来自台湾、韩国和日本的，都想要这儿石屋的画像拓片。他还特意拿出来，以往重要游客的签到簿，足有厚厚一大本。我接过那个大本子，随便翻了一下，有几处是看不懂得的外文写的。宋大爷又从书橱里拿出来一件，据说是前些时候北京的一位老画家，题在宣纸上的墨宝。我走向前仔细一瞧，行文是“天下文章在际遇”，而落款竟然是刘海粟先生。
我向宋大爷打听了一下，此处汉画像拓片的故事。他老人家很兴奋，十分详细地和我说起，就在前两年，省里有专人来到此地，调查这事的过程。然后，宋大爷明确地告诉我，现在地方上存有的最早拓片，就在山下我的一个本家手里。
在下山的路上，叔叔给我讲起这个老宋，爱喝酒，好吹牛，人很倔强。一般情况下，即便就是周边村里的带人过来，老宋也很少理睬，更别想让他打开展厅的大门了。叔叔还说起这个老宋，其实不是本村的，他讲得拓片的故事，确有其事。关于最古拓片，原本是我们一个远房本家，大概在民国时期，就在日本鬼子占领这个地方之前，他家里的藏书，就被当时济南来的专家收走了，并留下了收据。解放后，他们家里人，一直都不敢提及这件事，大概到了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后期，因家里有人当上了村干部的，才到省市里找人查询。好像是省图书馆，给了答复，还退回来一些东西，至于退回来的，究竟是书籍还是古拓片，叔叔也只是耳闻，并没能亲眼见到。
就在上面参观孝堂山之后，约有半年后的光景，孝堂山上的老宋，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主要讲述他在部队受过伤以及目前患病的一些情况，并向我问询了当时国家有何相关的政策照顾等等。也就是在这次来信中，信封里还附带着一片折叠规整的汉画石拓片，上面是一副完整的礼仪车马。
2002年夏天，因觉得在市内开车不过瘾。于是，带上父亲和孩子，大清早就往老家奔去。一路上，女儿一脸不高兴，一再问爷爷：“到农村有什么好玩的？爷爷，您小时候在家里干什么呀？”
到了家乡，父亲说先到孝堂山上看看。来到山顶，却发现在那保护石质墓室的大殿周围，都已经换成了高高的水泥院墙，那墙头上还横竖插着玻璃渣滓。门房的大门，也紧闭着，通过门缝，可以看到里面堆着一些沙土砖瓦，而狗的狂吠声，却不时地从里面传了出来。我们等了好长一会儿，却始终没有见到其他人的影子。
在孝堂山顶上，沿着围墙，我们爷仨，转了一圈。父亲边走边指着周围的这儿那里，说是曾经有过大廊坊、小廊坊和哼哈二将的所在，并讲到石屋后面曾经有暗室和墓道，还特别提到了当年日本鬼子的据点，就建在这山上。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上面曾有日本鬼子炮楼，才最早引来了抗战烈焰，把这儿变成了瓦砾废墟。
事实上，我与父亲一起回老家，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回来，这次却是头一回。女儿年幼不懂事，见到三四位堂兄妹，都挤在门前院外看着她，就一步都不肯离开我，倒也没有急着说要离开。尽管一日时空的来去匆匆，在中午饭桌上，我自己旁听着父亲、叔叔和大伯家堂兄叔侄三人把盏叙旧，从中了解到的，确实都是关于“祖籍”，于别处不可能知道的诸多信息。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通常在几年总会遇到的汛期之际，为了“丢卒保车”的需要，黄河就会从这儿掘堤泄洪。所以，孝堂山西边村落的旧农舍，不仅全是石头垒砌，而且房顶都是可以当床铺用的平台。也就是在这里，听长辈们说起，在解放后的1959到1961年，因为天灾加上人祸，在这民国时期曾名叫“水里铺”，而于解放后改称为“孝里乡”的地方，在极端饥饿和贫困下，又出现了“闯关东”和“下沾化、利津”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或讨饭流浪。已过世的爷爷和大伯，在那会儿也曾有过四处讨饭和去沾化谋生的经历。而且，我也是第一次才听说，那会儿“闯关东”的一位堂哥，眼下也要从东北林场回来了，但至今也不清楚，这位大哥的归来，究竟是为了“物质”上生活幸福的需要，抑或只是“精神”上落叶归根的追求。
（2003年10月7日草，2014年3月31日重整。2015年3月3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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