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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周，读郭沫若先生的文章，未料想从中却解开了数年来在文艺思考上关于艺术理想和个人生存的矛盾。
献身艺术者苍白的一生曾是吾十年前最痛心和伤感的事情，也由此引发了对文艺创作的爱和恨，既轻蔑而又痛惜之。郭老的生平，尤其是针对1924—1926年的国情，在其思想和创作方向转变的自白中，尤能深悟艺术创作者的理性化生活与思想社会实践的和谐与统一。
于大学时期，读哥德作品，自觉其人物在思想与行为上的脱节，甚不合乎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的道德标准。今观当代文人大家郭氏，就目前的了解和认识与歌德相较，在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见地上有许多不如哥德处，但就两者处世态度和行为作派上，后来者有过之无不及！
毋庸置疑，郭老先生思想的转变，的确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可谓“明察秋毫也”！尤其是其转变的完全而鲜明，总能于恰当十分，草成文字，喧嚣于世。如此敏感、预见和果敢之作为，不得不让人为之惊奇。
读郭沫若先生的资料文章，另外的一个收获就是更进一步了解到冯友兰先生和朱光潜先生的一些情况，也从另一个侧面透析知识分子在政治风云中的方向抉择和命运色彩。
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对于现行政体及其政治教条的态度和立场，总直接关系到其人物的生存、发展、权势和利益。即使是在理论性的文化艺术或科技经济方面的研究者，他们虽说对历史与未来被允许有各自种种的批判和解说，但是，对于现行政治仍需要有一个赞同的表示和立场的表态，否则其学术活动和日常生计都难以维持了!
对于一个事物的看法，无外乎左、中、右三种态度，即支持、反对和中立（其中包含怀疑）。采取那种态度，立足哪一立场，这直接影响到艺术创作者的努力方向和作品内涵。而任何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是决不会甘心其作品屈从于强权的需要，附属于非心甘情愿的要求。所以，在某种政治独揽的社会激荡之中，许多真诚、率直、执著的艺术家，正是不愿意违情拗志，而被扼杀和埋没掉了。然而，艺术冲动和创作的欲望始终会是生生不息的。于是，创造出既能于现实社会中立足，又能体现较高艺术情调和价值取向的作品，也就成为艺术工作者，尤其是新的欲求出世而富有开拓精神的艺术新人们的奋斗目标。那么，追求这种目标的艺术创作者，如果不是为了出世而出世，不是为了名利而出品，其必须要认真地去了解现实社会，尤其是政治性理想和观念，以及其中管理的方法和策略，同时又必须深知艺术发展规律的内容和形式。只有经历过这一层面的探索和钻研，才有可能使其创作理想和个性生存，达到某种社会意义上的和谐一致。
（1995年3月草。2003年首发《霍普论坛》。2014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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