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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文字，抑扬工拙，道之末务。”…摘自章学诚《朱子韩文考异原本书后》
章学诚，字实斋，清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人（1738-1801年乾隆3年至嘉庆6年），主要著述《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
针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在文化事业中的文艺特色和贡献，有句俗语：“上古书经、汉代赋、唐宋诗词、元明曲话”。那么，在这些基本传承一贯的王朝中，“清朝”一代成就何在呢？
中学时期，为迎接高考，老师和学生们都在拼命搜罗复习资料，像各类参考书和模拟试卷以及书角旮旯的偏辞僻句自编等，都一概漫无边际地背诵和学习着。也就是在如此学习的经历中，对清朝文化状况大致有了两个鲜明印象：
一是文字狱非同小可。仅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随言或就是戏语吧，即成为朝廷对于口无遮掩、污蔑主权的读书人，进行罗列罪名、株连九族、杀一儆百的口实。
二是“考据”风行。所谓考据，就是找出老祖宗一本书上，或在自己的撰文造句中，凡涉及引经据典和相关“人言、事论、史实”等字词语句，都必须查明出处、时间和因由。对于这种仿佛特别严谨的学风，在我的理解上实际是“文字狱”压迫下的畸形行为和矫情故作。因为，那时博取“功名”的科举考场还存在着，学子们必须破题承股著书立说。为了防止一句话招致杀身之祸和家破人亡的下场，所以，字字句句，必知出处；话话语语，须有根据。在他们心里其实有另一种明白：“反正这出处和依据是有历史传统的，反正这依据和出处都不是我创新或捏造的……反正避开了皇家忌讳，才能就保住了吃饭的家伙。”是的，在中国无论姓氏名谁的何朝何代，也不管其身份是帝王将相、士大夫、学子或平民百姓，他们人生的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花费在如何能够保住吃饭的那个“家伙”上面了，至于自我或群体在生存质量及其社会地位方面，其究竟“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是“在万人之下一人之上”都可视为天命和运气的问题。
读章学诚先生《校雠通义》，刘公纯先生标点，古籍出版社1956年12月第一版本。在未注明姓氏名谁但应属个性言论的“出版者说明”中指出：“该书作者倡导的校雠学派是与清朝时兴的考据学派，在文史研究、出版教育方向上，相互对立的。”
其实，关于清代考据或校雠作为，究竟“源于时势的不得已而为之”，还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和自然形成”。对此，我的那份疑惑和不解，即使读罢章先生此书，也没有弄得十分清楚。
章学诚先生《校雠通义》一书中，通过对诸多书本进行了校雠工作之后，在其独立成篇并在原作品后面的个性“自白”中，约略表明了他的校雠意图。
一方面是不赞同在各种经书原创作品的字句和段落间，加杂“传”“注”式的解释文字。
二是提倡如实地校对作者原创文字和流传文本之间的异同。
三是对于文章段落意思与文字删节和假借虚实等词句改动与否的理解和认识上，特别是修订者的个性见解，都应放在经文后面，给予独立成章。
上述三方面建议的出发点，旨在让读者于读习经书类思想性创作品的感觉上，不要只图通过浅显易懂“注解”而得来“一览无遗”的畅快，而是要在经过曲折反复、推敲分析、核对揣摩古文原创品的努力中，能够培养、获得并提高个性的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
校雠和考据，在我感觉上都是围绕着“经书”做文章。目的均在让读者准确无误地自觉学习和深入理解“圣人”之言。不难发现，在章先生整部书里面没有公开宣扬针对古文献学习应该有的批判精神和进步要求。正因如此，作者和所有道德家一样极其明确并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评论文字、抑扬工拙、道之末务”之论断。所以，作者对于历史上业已有公论的文艺评述，如：刘勰《文心雕龙》和挚氏（不知何方人物）《文章志论》，在充分肯定其文学价值的同时，更强调的仅是他们独立成书的风格。
一部华夏文明史，仅仅靠崇尚“德”“才”“学”“识”的优良传统，再加之依“文”取“仕”的风范体制，足以使我们今天站到全世界最高处大声地呼喊：“凡别人有的，我们都曾经有过。凡别人没有的，我们还拥有许多……”
当有人“少见多怪”地呐喊和呼唤“中国从来没有文艺批评”的时候。除了刘勰朗朗上口煌煌巨著《文心雕龙》足以封住这些人们口嘴、眼睛和耳朵外。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亘古于今的书海中，随便找到一本汉文书本，大声或悄悄地告诉你/我/她/他或他们：
“你看！你看！我说没错吧，连这样一本名不见经传书本中间都充满了‘批评’的话语哩。”
（2003年8月草，2011月7日整，2014年3月修于济南。2015年2月10日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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