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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概在初三和高中时节,特别喜欢找寻和读阅人物传记。因为,最初读书的爱好,是由看小说引起的。所以,那会儿凡借阅或自己购买的传记作品,多数是一些因写作而出名的人物。
在中国,人物传记始终围着帝王将相转悠。涉及古今哲学、教育或文学大家的传记,虽然也读到过一些单行本,但能够留下深刻印象的很少。此刻,能够让我想得起来,并能够随口说出的,除了民国时期出版的一册《朱元璋传》外,再就是不同版本的《毛**传》《蒋**传》吧。类似情况,国外的就显著不同了,像是《但丁传》《伟大的叛逆者…雨果》《毛姆传》以及傅雷先生翻译的《名人传》等等,凡涉及政治、科学、艺术等方面的人物传记,不仅是品种繁多,而且内容充实饱满,甚至一些优秀作品读过后,能够影响人的一生。
上述说法,似有崇洋媚外之嫌。一定也会有人出来,例数国内传记方面的佳作,给予反驳。其实,崇洋媚外也好,实事求是也罢,国内传记文学不发达的事实,却是由来已久的问题。且不说时代较远的唐宋八大家,也不讲像《金瓶梅》这样今天也弄不清作者的文学奇葩,更无须深究生前寂寞、死后扬名的罗贯中、施耐庵、曹学芹等汉文学的顶尖人物。即便是近代文学大家,譬如:鲁迅、老舍、巴金等等,如果能够通过一部作品,获得其人物思想、经历和生活的全景;通过一部作品,展示其人物的魅力、精神风貌和艺术思想;通过一部作品,借助其人物功过是非的评判,得以辨清文化进步的趋势和方向。那么,这样一部传记作品,不但能够让堪称伟大的灵魂在天国得到安息,而且也一定是给华夏文坛带来恩泽万代的莫大福祉。
哲学是文学的灵魂,许多哲学家的系统学说和完整思想,最经常的是把其抽象理论转化为世俗格调的文艺作品后,而赢得了社会传唱,并得到世人认同。这一认识的由来,虽说是源自我个人学生时代对萨特思想及其主义的探索。但是,这样一种认识是否具有普遍性质;或说,它是否仅是一种近代文化现象,而非恒定不变的真理。对于此类问题的困惑和质疑,至今依然令我纠结,并难以释怀。
近来,闲暇读习闻一多先生著述的《古典新义》(1956年古籍出版社第一版),仅其字词的古奥,就令我常有读不下去的心焦。一日,任意翻阅中,见到闻先生写的一篇特白话的传记文章《庄子》。一气读罢,身心的敞亮,正应了“山露小口、别有洞天”的比喻。
“儒、释、道”的哲学精神和生活理念,对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来说,不依其是否读过或读得懂其三家经典作品而为条件理由。因为,这样一种精神和理念的影响,散落在日常人际活动间的角角落落里,并潜移默化地侵入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和骨髓之中。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先生借疯子之口,发出了“中国亘古以来的书本上,全部用鲜血写着‘吃人’二字。”的愤慨。如此呐喊,既不是骇人听闻,也不是全盘否定华夏文化,而且依然是今天和未来中国的民众在走出国门并面对世界时,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问题,必须应该拥有并保持的清醒头脑和批判精神。这种清醒和批判,不能够停滞在指出传统文化中“吃人”“骗人”“自欺欺人”或"既是主子又是奴才的两面性"等等缺陷上,更需要在这种批判精神下,去传承民族菁华,大胆吸收外邦精髓,有信心和气概去建构融合世界文明光彩的新社会和新人类。
中国“道学”演变成“道教”,从内容到形式上,和东方“儒”“释”文化以及其它地区的哲学或宗教比较起来,都不乏鲜明个性和智慧光芒。在汉文书籍中,批判或颂扬“黄、老、庄”的文本,过去和现在都不难找到。但就我而言,能遇见闻一多先生的这样一本,虽篇幅不长、文词也欠雕琢,但极其精炼,尤其在思想表现上十分明晰的《庄子》,则是生平之间难得的幸事!而且,通过此篇《庄子》也可显现出闻一多先生在考据学方面的造诣。
近来连阴天不算,甚至大雨滂沱起来。这种鬼天气之下,找上门来咨询或要求解决难题的人事,相对少了许多。于是,工作之间萌生了把闻先生《庄子》抄录一遍的想法。
此文《庄子》,原载于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十日的《新月》第二卷第九期上;现见于1956年印刷的《古典新义》一书中,其中单字词、逗点和排版,依旧未变。或许今天利用电子图书,可找到闻一多先生此书的现代版本。不过,出于学习文化、温故知新、练习打字的目的,我决意自己标点,逐字地敲吧。
下面是前两天完成的闻一多先生《庄子》的第一部分。有喜欢的读者,建议还是找原文来读。因原文中有些老字词,普通字典上查不到,故暂以“X”代替;至于标点,是我自以为是的产物,如果有损先生的文章,首先在此致歉!因有此顾虑,故仅贴出这第一部分,其它的不再继续了。
(2004年6月20日草,首发于2004-06-2014:05《另一种存在》[西祠胡同]。2014年3月整。)
《庄子》
作者:闻一多
“臣之所好者道也,近乎技矣。”……《养生主》
(一)
庄子名周,宋之蒙人(今河南商丘县东北),宋在战国时属魏,魏都大梁,因又称梁。史记说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庄子》〈田子方〉〈徐无鬼〉两篇于魏文侯、武侯称谥,而〈则阳篇〉〈秋水篇〉迳称惠王的名字,又称公子,〈山木篇〉又称为王,〈养生主〉称文惠君。看来他大概生于魏武侯末叶,现在姑且定为周烈王元年(前三七五)。他的卒年,马叙论定为赧王二十年(前二九五),大致是不错的。
与他同时代的惠施只管被梁惠王称为“仲父”,齐国的稷下先生们只管“皆列第为上大夫”,荀卿只管“三为祭酒”,吕不韦的门下只管“珠履者三千人”……庄周只管穷困了一生,寂寞了一生。《庄子》〈外物篇〉说他“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山木篇〉说他“衣大布而补之,正X系履而过魏王。”这两则故事是否寓言,不得而知。然而,拿这里所反映的一副穷措大的写照,加在庄周身上,决不冤枉他。我们知道一个人稍有点才智,在当时,要交接王侯,赚些名声利禄,是极平常的事。《史记》称庄子“其学无所不窥”,又说他“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庄子的博学和才辨,并不弱似何人,当时也不是没人请教他,无奈他脾气太古怪,不会和他们混,不愿和他们混。据说楚威王遣过两位大夫来聘他为相,他发一大篇议论,吩咐他们走了。《史记》又说他做过一晌漆圆吏,那多半是为糊口计。吏的职分,真是小的可怜,谈不上仕宦,可是也有个好处:不致伤害人的身分,剥夺人的自由。庄子一辈子只是不肯做事,大概当一个小吏,在庄子让步到最高限度了。依据他自己的学说,做事是不应当的,还不是一个人肯不肯的问题。但我想那是愤激的遁词,他的实心话不业已对楚王的使者讲过了吗?
“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之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
又有一次宋国有个曹商,为宋王出使到秦国,初去时,得了几乘车的俸禄,秦王高兴了,加到百乘。这人回来,见到庄子,大夸他的本领,你猜庄子怎样回答他?
“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舔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车之多也?子行矣!”
话是太挖苦了,可是当时宦途的风气也就可想而知。在那种情况之下,即使庄子想要做事,叫他如何做去?
我们根据现存的《庄子》三十三篇中比较可靠的一部分,考察他的行踪,知道他到过楚国一次,在齐国待过一晌。此外,似乎在家乡的时候多。和他接谈过的,也十有*九是本国人。〈田子方篇〉见鲁哀公的话,毫无问题是寓言;〈说剑〉是一篇赝作,因此见赵文王的事更靠不住;倒是“庄子钓于濮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游乎雕陵之樊”“庄子行于山中,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这一类的记载比较合于庄周的身份。所以,我们至少可以从这里猜出他的生活的一个大致。他大概是〈刻意篇〉所谓“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的一种人。我们不能想象,像庄子那人,朱门大厦常常有他的足迹。尽管,时代的风气是那样的,风气干庄子什么事?况且王后们,也未必十分热心要见庄周,凭日里叫他挖苦一顿做什么!太史公不是明里讲了“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吗?
惠子屡次攻击庄子“无用”。那真是全不懂庄子而又懂透了庄子。庄子诚然是无用,但是他要“用”做什么?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这样看来,王公大人们不能器重庄子,正和庄子的心愿。他“学无所不窥”,他“属书离辞,指事类情。”正因犯者有用的嫌疑,所以,更不能不掩藏、避讳,装出那“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的一副假痴假呆的样子,以求自救。
归真地讲,关于庄子的生活,我们知道的很有限。三十三篇中述了不少关于他的轶事,可是谁能指出那是寓言、那是实录。所幸的,那些似真似假的材料,虽不好坐实为庄子的信史,却满足以代表他的性情与思想。那起码虽是画家所谓“得其神思”。例如:〈齐物论〉里“庄周梦为蝶”的谈话,恰恰反映着一个潇洒的庄子;〈至乐篇〉称“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又分明影射着一个放达的庄子;《列御寇篇》所载庄子临终的那段放论,也许完全可靠: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斋送。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鸟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鸟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其余的故事,或滑稽,或激烈,或高超,或毒辣,不胜枚举。每一事象征着庄子人格的一个方面,综合的看法,何尝不俨然一个活现的人物。
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是万无可疑的,惠施在庄子生活中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这人是他最接近的朋友,也是他最大的仇敌。他的思想行为,一切都和庄子相反,然而,才极高,学极专,又是和庄子相同的。他是当代最有势力的一派学说的首领,是魏国的一位大政治家。庄子一开口便和惠子抬杠,一部《庄子》几乎页页上有直接或间接糟踏惠子的话。说不定庄子著书的动机大部分是为反对惠施和惠施的学说,他并且有诬蔑到老朋友的人格的时候。据说(大概是他的弟子们造的谣言)庄子到梁国,惠子得到消息,下了一道通缉令,满城搜索了三天。说惠子是怕庄子来抢他的相位,冤枉了惠子,也冤枉了庄子。假如那事属实,大概惠子是被庄子毁谤的太过火,为他办事起见,不得不下那毒手。然而惠子死后,庄子送葬,走到朋友墓旁,叹息道:“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两人本是旗鼓相当的敌手,难怪惠子死后,庄子感到孤寂。
除了同国的惠子之外,庄子不见得还有多少朋友。他的门徒大概也有限。朱熹以为“庄子当时亦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像是对的。孟子是邹人,离着蒙不甚远,梁宋又是他到过的地方,他辟扬墨,没有辟到庄子。《尸子》曰“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哀,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没提及庄子。《吕氏春秋》也有同类的论断,从老聃数到儿良,偏偏漏掉了庄子。似乎当时只有荀卿谈到庄子一次,此外绝对没有注意他的。
庄子果然毕生是寂寞的,不但如此,死后还埋没了很长的时期。西汉人讲黄老而不讲老庄。东汉初,班嗣有报桓谭借《庄子》的信札,博学的桓谭连《庄子》都没有见过。注《老子》的邻氏、傅氏、徐氏、河上公、刘向、毋丘望、严遵等都是西汉的人,西汉竟没有注《庄子》的。庄子说他要“出乎材与不材之间”他怕的是名,一心要逃名,果然几乎要达到目的,永远湮没了。但是我们记得韩康徒然要向卖药的生活中埋名,不晓得名早落在人间,并且恰巧,要被一个寻常的女子,当面给他说破。求名之难,那有逃名难哪?庄周也要逃名。暂时的名,可算给他逃过了。可是,暂时的沉寂毕竟只是为那永久的赫煊作了张本。
一到魏晋之间,庄子的声势突然浩大起来,崔撰首先给他作注,跟着向秀、郭象、司马彪、李颐都注《庄子》。像魔术似的《庄子》,突然占据了那个全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他们说“三日不读老庄,则舌本间强。”尤其是庄子,竟是清谈家的灵感的泉源。从此以后,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他的书成了经典,他屡次荣膺帝王的尊封。至此,历代文人学者对他的崇拜,更不用提。别的圣哲,我们也崇拜,但那像对庄子那样倾倒、醉心、发狂。
(未完,还有(二)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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