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军统又多次策划了针对汪精卫的刺杀行动，但均告失败并且人员损失惨重。
戴笠遂把锄汪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了我的身上。他反复给我发出密令，催促我尽快想办法找机会对汪下手。而且他已经流露出了对我工作开展不力的不满之意。
于是我觉得我有必要面见戴笠，当面向他陈述我不主张急切刺杀锄汪的理由。
之后我就通过联络人秦梅菊向戴笠发去了请求回重庆面见他的报告，不久该报告被戴笠批准。
1940年10月底，我找借口离开南京秘密来到重庆面见戴笠。
在重庆小龙坎的一家茶社里我见到了戴笠。一见面，我们并没有立刻谈及刺杀汪精卫一事。只是交流了一些相互对于当前局势的看法。
我直截了当地问戴：“我在南京整天听到的都是一些中国如果继续对日作战则必定亡国的论调，一派悲观之气。戴局长，您告诉我中国到底会不会灭亡？”
戴笠平静地看着我说：“如果是在武汉会战之前，这个问题，我也不敢确定地回答你。但是现在，我可以肯定地回答你----中国一定不会灭亡。
我们不会灭亡不是象南京方面说的因为他们成立了伪政府对日讲和，所以日本才没有继续进攻我重庆，我们才得以保存不亡。试想日本军国主义怎么可能不希望灭亡我们?我们不会灭亡，那是因为日本现在已经无力灭亡我中国了。一是因其战线太长，军队损失也非常大，已经没有能力对我发动全面战略性进攻了。另外，国际形式也在发生变化，英美已经开始对我抗战予以支持，西方国家已经纷纷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美国国会也通过了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我抗战曙光可谓初现。
而苏联更是不会坐视日本完全征服我中国。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出钱出枪出人，帮助我们组建黄埔军校，组建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帮助我们北伐，好不容易才将他们的影响力渗透进入中国，他们怎么可能坐视日本完全征服中国。
“9、18”后，苏联就暗中支持我们，是当时真正出钱出枪支援我中国的唯一大国；“7、7事变”后，苏联更是对我支持极大，武汉会战期间，他们还出动苏联航空自愿军与我们并肩战斗。如果日本真要继续全力进攻我重庆欲求灭亡我中国，我想那时苏联就不可能只是仅仅出动航空自愿队了。英美也绝不会坐视。
因此，这场中日之战只能是持久战，而日本这样的岛国是不利打持久战的，所以最后的胜利者必然是我们！”
听戴笠这么一席分析，我顿感茅塞顿开。
据战后解密的资料证明，当时英美苏三国对我国民政府抗战均有支持：
英国的经济援助：1939年3月，为了维持我国民政府法币的币值，英国拨款500万英镑作为法币安定基金，12月，英国再度提供法币安定基金500万英镑，并另行提供500万英镑作为其他方面的开支。
美国：1938年12月，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提供了第一笔援助，就是所谓的桐油贷款，金额为2500万美元，1940年3月，就是在汪伪南京政府成立之时，作为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信号，美国提供了两千万美元的“锡贷款“。此后美国援引“租借法案”，向中国重庆国民政府不断提供武器支援。这一时期，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超过8亿美元的援助。
苏联对华援助：始于1937年8月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署的同时，苏联就向中国保证了五千万美元的军事贷款。而且在双方还没有签订正式协议时，苏联就于1937年10月开始向中方提供军火。1938年3月双方正式签订协议时，协议中的五千万美元已经提供了大半。1938年7月，双方再次签订五千万美元的贷款协议，1939年6月，再次签订一亿五千万美元的第三次贷款协议
另外，苏联派出的航空志愿队参加了中日凇沪会战、徐洲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并于1938年10月进驻重庆，开始反击日本对重庆的战略大轰炸。
1941年，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接受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委托，前往美国招募飞行员，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平民身份来华参与对日作战，这支特殊的空军被称为美籍志愿大队即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飞虎队。
其实，当时我国民政府对日抗战也并非完全是孤军奋战。
之后戴笠便直接询问我为什么一直在汪逆身边却没有对其下手。
我说：“戴局长，我认为我们现在不能杀汪精卫。”
戴笠问言大吃一惊：“小柳，何出此言？”
我说：“我认为现在既然汪伪政府已经组建起来了，就不能杀汪，因为杀了汪之后，还会有其他的比汪精卫更坏的李精卫或者张精卫出现，那时情况可能会更加糟糕。汪可能是伪南京政府首脑这个位置上的最合适人选，因为他也一直在努力让敌占区的老百姓能够安定生活。我们不如争取就让他在这个位置上做一些有益于敌占区老百姓的工作，让沦陷区的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以保存敌占区实力，为打败日本人作准备。”
戴笠微笑道：你这是汪逆的曲线救国论啊！
我反问：“那么，戴局长，汪的曲线救国到底是不是汉奸行为？”
戴笠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是汉奸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汪精卫作为我中国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第二号重要人物，在面对强敌入侵、国家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之时，他理所当然地应该率先垂范、举国动员、团结一切力量起来一致对外。但汪精卫却在我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选择“出走”与日本“合作”。这对我抗日军民的士气有相当大的打击，在我国内制造了相当程度的思想混乱，破坏了我本已处于相对弱势的民族团结抗战之局面。无论汪逆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出走南京组建伪政府，其汉奸之名都当之无愧！他的曲线只能害国，救国则只能是其一相情愿，水中捞月罢了。
我又问：“那么，戴局长，汪到底是不是罪不容赦，必杀之贼？”
戴笠反问道：“汪逆是中华民国卖国投敌的第一号大汉奸，你说他是不是罪不容赦，必杀之贼？”
我说：“戴局长，恕我直言，我认为他虽然是第一号大汉奸，但他罪不致死，不是必杀之贼。”
戴笠有些惊异道：“为什么？”
我说：“还是那个原因，现在杀汪，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汪虽然一再对日妥协，但他也一直在抗争，他的对日策略是一边合作，一边对抗。他虽然为日寇稳定了占领区的秩序，但在助纣为虐的同时也客观起到了让沦陷区的人民生活安定的作用。他虽然客观上做出了汉奸的行为，但他却并没有做汉奸的主观意图---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他并不怕死，也不贪图荣华富贵-----这些都在他以前的经历中得到了证明的，他何必一定要做千古骂名的汉奸呢。另外，如果我们现在杀掉汪，日本人也会立刻推出另外的汉奸来，可能这个人比汪更坏，更死心塌地地追随日本人。其实现在汪活着比死去对我们可能更有好处，既然如此，我们现在为什么一定非杀汪不可呢？”
“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应该停止对汪逆的刺杀行动？”
“对！我认为至少是现在，是在他尚未完全蜕变成为一个特杆汉奸之前，停止对他的刺杀。如果汪以后真变成为一个死心塌地助纣为虐的特杆汉奸，我会不计任何代价不惜任何牺牲完成任务-----必将他刺杀！”
戴笠低头沉默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对我说：“你说得也有一定道理。不过，这个问题我也不能够做决定。这样吧，你直接向蒋委员长陈述你的理由吧。”
我顿时感到无比惊呀紧张，但更多的却是激动和兴奋！----我有可能面见我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
戴笠在向蒋委员长作了请示后，蒋介石同意给我三十分钟的时间，就在午饭期间。因为他午饭后还要会见史迪威参谋长。
当戴笠向我传达蒋的决定时，我兴奋得差点晕了过去----我竟然要和我一直敬仰和崇拜的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一起吃午饭！天啊！我难道是在作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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