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重庆国民党政府方面使出了各种手段：劝说、警告、策反、暗杀等，意图千方百计阻止汪精卫在日占区另组伪政府。但1940年3月30日，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汪伪国民政府还是在南京宣告成立了。
汪精卫担任伪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成为了伪南京政府的头号人物，因此伪南京政府也被称为汪伪南京国民政府。
由于原来的中国国民政府大楼建筑在沦陷中被日军轰炸捣毁得支离破碎，故汪氏的伪“国民政府”，就迁入了保持得还比较完整的原中国国民政府考试院的旧址。
1940年3月30日这天清晨，南京伪“国民政府”举行成立典礼。
虽然原考试院的礼堂被参加典礼的人挤得满满的，但却一点没有热烈高兴的气氛，会场内外遍布日本宪兵和76号特务，全场一片沉静。
所有居高位的武官都着军装，而文官则是蓝袍黑褂，唯有汪精卫穿着一套晨礼服，虽然一如当年的俊美丰采，却已经开始显得有些苍老和憔悴了。
典礼开始后，汪发表演说。他的演说一向是充满煽动性，生动而有力的。可是当天他的声音却低沉无力、底气不足，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演讲。
汪精卫当天讲话的大意为：（1）、大亚洲主义是中山先生以前北上过日时所提出的最后主张，和日本提倡的大东亚共荣圈是一致的；（2）、历史上两国之间决无百年不和之战；（3）、“新政府”要担起责任，收拾山河，拯救苍生。
典礼在他讲话完毕以后，就匆匆结束了。
典礼结束后，在“新”政府礼堂门口，全体参会人员合摄了一张照片。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就算正式开张运行了。
然而一切外交上常例的各国使节的祝贺形式都没有，日本也并没有象周佛海所力争的派出了常驻大使。连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西尾等人也是到了翌日上午，才往汪政府作形式上的拜访朝贺。
汪伪政府的成立颇为凄凉。
造成这样的凄凉冷清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就在这一天，重庆政府对当天到场参加汪伪政府成立典礼的所有日伪汉奸人员下了刺杀令。----这样的大规模刺杀行动不仅危及到参会的汉奸，当然还可能祸及其他嘉宾和无辜人员。
这一天，重庆政府情报部门在南京和上海潜伏的特工几乎倾巢而出，对当天到场参加汪伪政府成立典礼的日伪汉奸进行疯狂刺杀。而日本特高课、宪兵队、76号特务也倾力而出，力保参会人员的安全和汪伪政府成立典礼的顺利进行。
这一天，在南京的大街小巷，重庆军统、中统特务和日本特高课、宪兵队、76号特务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搏杀。古老的南京城一时抢声四起，血肉横飞，双方均伤亡惨重。
就在同一天，重庆国民政府发表了一百多人的汉奸通缉名单：汪精卫位列榜首，自他而起，包括陈公博、周拂害、梅思平等汪伪政权的院、部、会正副长官以及所有次长在内，一网无遗。
看过重庆方面的通缉令后，汪精卫当天晚上在和我谈话时对我说：我们同日本的和平运动如果真的实现，日本“从中国撤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日中经济互相提携”，那么这对于中国来说绝对意味着较大的进步。我与日本媾和，正是基于这一目的，以使中国免遭更大的损失。重庆方面不愿意讲和，我当然得担起这个责任了。正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绝不是汉奸。
我当时的心情也十分复杂，只是对他说：“不管如何，只要能够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就错不了，先生一心为国家为人民，怎么可能是汉奸呢。”
他又说：“当前之情况，我们是弱国。战呢，是会打大败仗的，直至亡国；和呢，肯定是会吃一些亏的，我们必须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要有所以抵偿。重庆方面拒不承认这个现实是不行的……”
我对他的这种说法还是有些不认可的，我觉得当时以我中国尽落下风的地位对日讲和，吃亏是肯定的，但战却不一定就会亡国。所以我以沉默表示了我的不同意见。
见我不语，汪继续说：“有人骂我是卖国贼，但现在日本占领我中国的哪一寸土地是我汪某人卖给日本人的？都是日本从中国政府手中强夺而去的，是从蒋总裁手中夺走的！这责任是蒋大还是我大？我虽然名义上是党国副总裁，但我却是既无权也无势，手无一兵一卒，更无土地。我怎么卖国卖土地？”
我说：“可能重庆方面是气愤你在南京另外组织了新政府吧，所以他们才骂你是卖国贼。”
汪就有些激动道：“蒋中正他们那些人只顾着自己跑，自己逃命，把沦陷区的人民扔给日本人。他们还搞焦土抗战，把沦陷区里的所有物资都烧光，让我沦陷区的人民雪上加霜，既无食又无衣，谁来管他们的饥冷？谁来关心他们的死生？难道指望日本人去照顾他们？随他们怎么说吧！汉奸也好，卖国贼也罢。我顾不上这些了！我就是要把这些人民组织起来，让他们还能够活下去，不被冷死，不被饿死。我以身犯险，忍辱负重，在敌战区组织新政府，在敌人面前为国民生存谋福祉，每天都生活在敌人的枪口之下，这难道就是卖国？”
汪接着叹息说：“在一片抗战到底的口号声中，在多数民众民族情绪高涨的时候，其实主和比主战要难得多啊！----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始终都是主战派名留青史，主和派遗臭万年。自古皆然！”
我沉默无语。
我始终认为汪其实是一个心地善良的意气书生，是因为不忍看到“焦土抗战”中我人民的苦难而决定甘冒天下骂名而主和的。他并不怕死，也不贪图荣华富贵-----这些都在他以前的经历中得到了证明的，他何必一定要做千古骂名的汉奸呢。这也是我一直无法痛下决心下手刺杀他的原因。
汪精卫在抗战之初曾经批评蒋介石说：“我们实行“焦土抗战”，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为“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象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我方抗战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就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这些人民怎么处理？政府又不能带他们一起跑；将他们杀了吧，这又怎么可能！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我们抗战也要让沦陷区的人民能够活下去啊！”
其实当时中国对日本实行“焦土抗战”，在战略上绝对是正确的，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岛之国，资源贫瘠不足，不能坚持长久的侵略战争。当然日本也明白本国资源有限的弱点，所以日本才提出要“以战养战”，就是要劫取中国的资源来与中国决战。蒋介石作为职业军人，在战略上其实是看准了日本的死穴，而且为了最后取胜不惜重大牺牲，如花园口决堤、长沙“失”火。
但汪却觉得“焦土抗战”陷沦陷区人民于绝境，是无法接受的，这也许就是性格和眼界的问题了。当然汪也有他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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