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和我初次见面竟然就一见如故，---这大大出乎了我的预料。
但这其实是因为汪精卫当时实际上在内心深处已经感到非常孤独的原因。
他那时已经发现他周围的那些人，如周佛海、梅思平和陈璧君等人之所以积极支持他对日讲和，甚至不断鼓动他踢开蒋介石政府另外组织新的国民政府去与日本和谈，这些人都有其各自的私人目的，都希望从中谋利，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他很悲哀，很失望，但又无能为力。
这个情况，当时汪精卫集团里面负责秘密同日本政府联系的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在他后来写的一本书《日本真相》中就说到：现在和汪氏来往的这一班人，都是在上海最无用的马路政客，他们只是想利用汪精卫、利用日本人来解决他们个人的问题，至于中日的前途如何，他们连想都不想的。---汪其实是十分孤独的！
所以当时汪精卫在见到我并和我交谈之后，仅仅因为发现我是一个单纯无欲的简单人，他就倍感亲切，如遇知音。
他亲自关心我的生活，还特别交代曾仲鸣从国防委员会的活动经费中划出1500元给我作生活费用。而我当时的月工资仅为120元。鉴于我无父无母独自一人的情况，他让我就住在曾仲鸣的家中。---让曾仲鸣一家照顾我。
在担任汪精卫侍从室三等副官后的第三天，我即受汪指派和梅思平一起秘密赴香港与高宗武会合一起与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代表松本重治谈判讲和条件。
这时，我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急于招我这样一个年轻的流亡大学生做副官秘书并且迅速被委以重任参与对日秘谈这样的大事（当然蒋介石并不知道）。
因为之前为高宗武、梅思平担任联络和翻译并一起和日本人秘密联系的人都是军统的特工，而外交部、国防部、侍从室等部门也都在军统的控制之下。所以，他们要直接从学校找一个身家清白，没有被军统控制的会日语的年轻学生来协助他们对日联系和谈判的工作。
但我却本身就是一个军统特工。的确，如戴笠所言，他们在情报方面的能力还根本不能和军统相抗衡。
我以梅思平的翻译和助手的身份和梅思平一起秘密乘火车来到广州，之后由广州悄悄进入香港和已经在这里的高宗武会合。
接下来，我和高宗武、梅思平三人就和日方首相近卫文磨的代表松本重治进行了秘密会谈。
这次，我和高宗武、梅思平一起与日方首相近卫的代表松本重治最后达成了日本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由汪出面与日“和谈”的秘密协议。
之后，高宗武继续留在香港，我和梅思平即返回重庆将我们与日秘谈情况向周佛海、汪精卫报告。
当然，我也把这所有一切情况向戴笠做了秘密报告。
不过，我认为，这时的汪精卫还只是希望通过各种努力实现国民党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和谈，他并没有另组政府来和日本谈判并和蒋介石政府相对抗的打算。
导致汪精卫最终决定另组国民政府的是他同蒋介石的两次争论和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人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秘谈签订的一纸密约---即“重光堂协议”。
在淞沪会战后，日军占领了中国的上海和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认为中国可能会讲和投降，并让德国和意大利从中调解促和，但遭我国民政府断然拒绝；在攻占我武汉和广州之后，日本政府以为中国这时总该投降了，遂又向我国民政府发出诱降的“近卫声明”。可是事与愿违，我国民政府仍然坚持抗战，拒不讲和投降。
虽然如此，但每一次，我国民政府的第一号和第二号人物的意见却完全相佐，大相径庭。简单来说就是蒋力主战，汪力主和。
蒋、汪两个人关于抗战前途的认识分歧，二人多次交峰。自1938年8月起，汪氏连续致函蒋介石，主张对日和谈。据统计，截至12月汪出逃云南，在此前后，汪精卫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言和，共达十多次。
这其间，蒋、汪发生了多次争论，其中最重要的，影响了中国抗战历史的争论有两次。
关于这两次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争论，汪精卫在出逃后曾于1938年12月23日致电蒋介石称：“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
我亲眼目睹见证了蒋、汪两人这两次关于抗战前途的重要争论：
第一次争论：时间，1838年9月30日；起因，唐绍仪被刺。
1938年7月，日本向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透露，日本不再以蒋介石为对手，拟认汪精卫为和谈对手。并且积极争取曾经担任国民政府总理的唐绍仪出山主持临时维持会。而唐绍仪也积极呼应准备出任日伪临时维持会主席。这也让唐绍仪的名字被列入了军统暗杀者名单，
9月30日，唐绍仪在其住所被军统特务用利斧刺杀死亡。
这激起了汪的极大不满。
汪找到蒋说：中正，目前形势危急，日军步步紧逼，我武汉、广州极有可能失守，如果日军进一步进攻我重庆，我们就退无可退了，再退只有退往西北，其结果是我们必为共产党的俘虏。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目前之情势，非设法和谈不可了！但现在日本却不以你我为谈判对手（其实日本人当时已经明确主张以汪为谈判对手的）。而今之计，莫如我们两人都下野吧，让其他人出面，以争取对日和谈。让我军民少作无谓牺牲，为国家保存一些实力。
蒋断然拒绝道：“兆铭，你我个人的地位事小，国家前途事大！现在讲和，实际是签城下之盟，是投降不是讲和，与其屈辱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你只知战时痛苦，幻想速和，殊不知和后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得已之和乎？日本政府此一时期反复对我国民政府发出“和谈”声明的目的，乃在于迅速迫使我国民政府屈服，继而将我拖上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战车。因此一旦讲和，日本必欲使我国民政府傀儡化。---这和做亡国奴有何异？且如果我政府和日本讲和投降，人民必会因为愤怒屈辱而起来革命，那时中国必生内乱！由此中国必将四分五裂，更是永不能一洗亡国之辱。”
这次争论，两人不欢而散。但此时的汪仍然没有对蒋绝望。仍然抱有最终能够实现对日议和的希望。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会战结束，日军先后攻占了我广州﹑武汉。至此我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及战略要地均被日本占领。
这时的日本政府认为已经大败的中国政府应该会同意“议和”了。但我国民政府仍然拒绝讲和投降，仍然坚持继续抗战，并且还向全国民众提出了“抗战到底”的响亮口号。
----这大大出乎了日本政府的预料。
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再次向中国国民党政府发出了诱降的“第二次近卫声明”。
于是，汪精卫、周拂海又派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代表影佐桢昭、今井武夫在上海重光堂举行秘密谈判中日议和具体事谊。
我这次仍然是作为高宗武和梅思平的翻译人员一起随从参与谈判。
在我和高宗武、梅思平出发前往上海之前，汪精卫给我们交代的谈判原则是：中日和平，日本撤兵。劝说日本从速和中国政府恢复和平，并从中国撤兵。同时也要向对方说明中国军民之所以如此苦战，力抗日本，完全是日本遇事太无信用，欲以武力压服，我为国家之生存计不得不战。为达和平之目的，对日方所提非亡我国家及主权之条件，可以答应。
于是我和高宗武、梅思平三人领命而出。那时，我真是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
在上海重光堂，我们三人同影佐桢昭、今井武夫进行了为期8天的艰苦谈判。最后达成了后来被称为“重光堂协议”的六条协议。
这里我想重点批露一下当时我方谈判代表高宗武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谋略科科长影佐桢昭少将的其中一次谈判内容。
影佐桢昭：高先生、梅先生这次孤身深入敌国占领区，为国事谈判、奔走，本人特地表示敬意。
高宗武：余以为中日两国长此战争下去，总非善策，若日本有意结束战事，而且其条件为中国所能接受者，余以为双方应速想办法。但余等此来，既非和平之使节，亦非代表政府，仅以我们自己个人自由之立场，欲明了贵国之态度。
影佐桢昭：日本自想结束战争，但非蒋介石先生下野，国民政府改组不可。日本之作战目的，在求事体之根本解决。
高：何谓根本解决？
影佐桢昭：彻底消灭抗日亲英美之国民，但并非侵略中国。
高：此语余殊不解。先生在中国多年，对中国事情想必极清楚。但先生未到过南京，未与现在政府之主要人及青年接触，亦一缺点，日本若以为中国之抗日情绪，由蒋介石先生而来则误矣。中国之抗日情绪，乃日本数十年来侵略政策之所致，先生对此中因果略加研究，则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影佐桢昭：本人不承认对华有侵略行为，此皆英美人之离间政策，切不可信。
高：此非英美人之宣传与离间，实中国人所亲自感觉者，先生须知今日冒天下之大不韪，我等不远千里而来与君面谈，实亦感觉日本侵略政策最深刻之一人。问题是日本侵略政策有无止境，率直奉告，我不敢希望日本不侵略我中国，先生也不必和我解释这一层。
影佐桢昭：高先生亦作此言，本人甚为惊异！然中日问题只要中国有决心，则日本不侵略之态度甚易表明。
高：请问如何则可谓中国有决心？所谓决心者，中国决心做日本之朝鲜乎？“满洲国”乎？
影佐桢昭：先生欲先得条件而归乎？若无决心，而先谈条件，则根本错误。
高：你问中国有无决心，则我先问日本之决心如何？不然我人即有决心，亦无用处。现在日本有几十万大军在中国领土上，中国并无一兵一卒在日本领土上，日本若无决心把军队撤退，则中国即有十二分决心，亦无济于事。贵国军人从前也曾对我说过日本在满洲无领土野心，日本政府对世界上宣传之政策，亦说对满洲无领土野心，试看今日之情形，谁敢相信？
影佐桢昭：日本决无把中国变为第二“满洲国”之意，去年日本在华北之要人寺内大将曾有此提议，余及板垣陆相等力反对，此点请完全放心。日本政策之核心，乃在求亚洲人与欧美人之绝对平等，而后方有资格与欧美讨论其他问题。总之，日本政策之对象，是欧美不是中国，日本不容许欧美任何国家在亚洲有任何特权。
高：日本欲与欧美绝对平等，此固日本之合理要求，余亦同情，但请问先生亦知中国人欲绝对与日本人平等之心理，日本是否有以绝对平等对待中国之决心乎？
影佐桢昭：日本在精神上绝对对中国平等。日本对华政策军事上为共同防共，共同排斥苏联，经济上为经济合作共同打击英美，经过此次大战后，日本深感中国军队作战之能力，若将来能与日本分担防御亚洲之任务，则实属理想之事。即三民主义，日本亦不反对，不过三民主义中之民生主义，似应设法修正。对于北平及南京之组织，亦无坚持到底之意。
高：日本欲对我中国平等，实现中日永久之友好，则必先从中国撤兵。
影佐桢昭：中日实现和平之后，我们从中国撤兵当然可以，但为共同防共，共同排斥苏联，我日本必应在中国驻军，非如此，则你中国实无力防共防苏。
以上是我们同日方谈判的其中一次，基本代表了我们双方的观点。
最后我们双方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也称《重光堂协议》），议定：中日缔结****协定，日本驻军中国；中方承认“满洲国”，日方于恢复和平后两年内撤兵（内蒙古等地除外）；日本享有开发中国资源的优先权等六项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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