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择具体负责监视汪精卫的特工人选时，戴笠费了很大的心思，考察了许多军统特工，但都不令他满意。直到后来他在南昌见到了我。
当时因为军统南昌站出了日本特务打入我军统内部并且残杀我军统新进人员事件，这事惊动了军统重庆总部，戴笠遂决定亲自来到南昌锄奸。没有想到竟然无意插柳地在这里发现了我，让他顿时感觉我就是他要寻找的那个负责监视汪精卫的最佳人选。----戴笠说他在关键的用人方面从来都只是靠他的一种直觉，并且从来没有出现过失误！
也就是我和戴笠的这次相遇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
但是接下来我如何能够成功打入到汪精卫的身边呢？
“戴局长，象我这样一个身份不明、一无所长的年轻人怎么能够打入到汪精卫身边？这太难了，简直不可能！”我说。
戴笠说：“这个不用你担心，我会亲自安排的。”
戴笠说汪精卫为了方便和日本人接触沟通，正要求他的贴身秘书曾仲鸣到西南联合大学或者中央大学招用一个会日语的大学生做他的副官秘书。曾仲鸣已经让中央大学的校长为他推荐这样一个人选。所以你现在是中国国民政府中央大学日语系一年级的学生高鸿飞，明天你直接去见中央大学的校长，他会为你写一封推荐信。然后你拿着这封推荐信直接到国民政府大楼汪副总裁侍从室找曾仲鸣副官即可。
“这么简单！难道汪精卫办公室的人不会去调查我的来历？”
戴笠笑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副总裁招用副官秘书，当然得对这个人选进行非常严格的审查----这个人必须出类拔萃、表现优异，而且还必须是身家清白。但这个审查工作却是由我们军统在负责。”
“汪精卫办公室的人难道不会自己去暗中调查吗？”
“他们当然会去暗中调查你！但目前他们还没有能够和我们军统的情报工作相抗衡的实力。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
根据戴笠安排，我的名字叫高鸿飞，籍贯上海，是中国国民政府中央大学日语系一年级在读学生。上海沦陷后流亡到了重庆，父母均被日军所杀。
随后，戴笠交给了我一个文件袋，同时对我说：“你的所有基本情况都在这里面。你要抓紧时间看完并且牢记清楚。一定要记住，你现在是流亡大学生高鸿飞，那个军统南昌站新进学员柳絮飞已经在广州遇害身亡了。”
戴笠特别强调，我只能够和他单独联系，受他直接领导。我的名字不能够进入军统的统计名册，不能出现在军统的任何记载中。
“以后不管遇到任何困难或者遭遇任何凶险，你都不能向其他人表明你军统特工的身份！”
“是！戴局长。”
“好！现在你就向我宣誓效忠中国国民政府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吧。”
在我向戴笠宣誓我将誓死效忠中国国民政府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那一刻，我激动万分、泪流满面。
我的军统特工身份只有戴笠一个人知道！
民国27年9月18日，我通过国民政府的招聘进入国民政府副总裁汪精卫侍从室担任了他的一名三等副官，直接接受汪精卫的贴身副官秘书曾仲鸣的领导，协助曾仲鸣的工作。
就在这一天，就在日本军国主义7年前挑起“满洲事件”侵占我东北三省的这一天，我终于第一次见到了那个号称民国四大美男子之首的国民政府第二号人物汪精卫！
那天早上8点，曾仲鸣把我带到汪精卫的办公室里把我向汪精卫做了介绍。汪精卫当时见到我显得很高兴。
汪精卫给我的第一印象可以说是非常地好，和传言中的一样，他长得的确非常俊美优雅，举止温文谦恭、谈吐尔雅，待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而且大气洒脱、口才一流，一身正气，我感觉应该是一个几十年难得一见的人才，可谓人中龙凤！
我当时真是被汪精卫的风彩所折服。的确对他生出了一些崇拜之情。
当时曾仲鸣把我带进汪精卫的办公室里时，汪精卫正在做当天到较场口广场参加纪念“9、18”7周年群众集会并发表演讲的准备。
见到我，汪精卫很高兴，他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后说：“喔！新来的小高副官。小伙子真精神啊！不错、不错。欢迎你！”说完他就主动伸出手来和我握手。
之后，他又对曾仲鸣说：“我还有半个小时后才出发，我想先和小高谈谈话。你在半个小时之后再来叫我出发吧”。
接下来，汪精卫就询问了我的一些个人、家庭方面的基本情况。当知道我曾经到日本留过学时，他说：“1903年，我也曾经官费到日本去留过学。”并且还询问了我一些在日本留学时的趣事以及感受。
在谈到我的父母都在抗战中被日军所杀时。汪精卫的表情显得非常沉重，他说：“这场浩劫真是我国家的不幸、民族的不幸、我人民的不幸啊！但这些苦难和死亡其实都是完全能够避免的。”
之后，他又问我对国家当前抗战的看法。
根据之前戴笠的交代，对于国家的抗战，我不能够对汪精卫等人发表倾向性明显的战和意见。于是我说：“之前，我只是一个学生，根本没有去考虑抗战的问题。其实我现在也没有好好地去想这个问题，但我不想看到太多的人死亡，我只想能够继续安静地学习，如果能够没有战争该多好！我的父母现在能够还健在该多好！
汪精卫顿时激动地说：“是啊！没有战争多好！和平多好！”。
这时曾仲鸣进来提醒汪精卫该出发去较场口广场参加群众集会了。但这时汪精卫却和我交谈正欢，他竟然临时决定不去参加这个纪念“9、18”7周年的群众集会了。他对曾仲鸣说：“就让周佛海部长代表我去参加吧！”
当天，我和汪精卫一见如故，谈得极为投机，竟然被汪引为知己。他一高兴，竟然把他手腕上的手表和上衣口袋里的钢笔取下来送给了我。
我当时感觉汪精卫其实是个很简单、城府不深的一个人，这样的人并不适合做政治家，更何况是乱世的政治家。这是他性格上的弱点和悲哀。
这种性格上的弱点也导致了他后来受到日本人“议和后两年撤军”的诱惑而出走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
言之抗战前途，他非常悲观，称中国已经无力再战，继续打下去，很快就会亡国灭种。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我中国断不能够和日本相抗衡！”
在谈到南京惨案我人民死亡30余万，花园口决提我人民死亡100余万以及长沙放火等抗战中我人民的大量死亡，汪精卫更是泪流满面。
他说：“这些我人民的大量死亡，均因我政府不愿意对日和谈所致，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啊！你本来可以安心地在学校读书，你的父母本来是可以和你一起幸福生活的！所以，我一直主张对日和谈，不要让我的人民作无谓之牺牲！。”
他说：“在全国一片对日抗争声中，这条主和的路其实比主张抗战的路，艰难得多。有人说我主张对日讲和是怕死，是想谋自己的一己私利。老实说，我不怕死，1910年，我在潜入北京刺杀摄政王时就已经做好了失败被杀的打算。我也不爱官，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曾邀请我这位当时全国著名的反清英雄出任广东省都督，这对于一个还不到３０岁的青年来说，是极有诱惑力的官职，但我却婉言谢绝，实践了我革命成功后“不作官，不作议员”的承诺，于１９１２年９月携我妻子陈璧君一齐前往法国留学”。
他说：“我是真正觉得我中国抗战必亡，现在与日讲和是我中国唯一的出路。我作为国家和党的主要负责人、副主席、副总裁，要为国家、民族担起责任。现在蒋公就是因为害怕对日讲和会失去其领导地位，他不顾民生不顾大局顽固坚持抗战，只不过是为了其一己私利而拒不承担其作为国家领袖的责任！”
他神情庄重地说：“既然蒋公不愿意承担责任，那么作为党国副总裁的我断不能坐视国家和人民继续蒙难！----我必须担起责任、有所作为。”
当时我觉得，这样一个忧国忧民、不怕死、不计名的人，是绝无可能做汉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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