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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老二啊，妈妈坐在炕沿上，纳着一双鞋垫子，我坐在地上的一张椅子上，看着妈妈不急不慢地干着手工活儿。我怎么听说，你总是往你廖叔家跑呢，可要注意一些，人的舌头像毒箭，能够射死人；人的唾沫星子，也能够淹死人啊！
妈，你听谁胡说什么了？我只是去找廖叔，谈谈工作。我在说这些的时候，并不能做到理直气壮，心发着虚，说话就不那么硬气。
他家的大姑娘正闹着离婚呢，你还是躲着点，少掺乎。妈妈抬了头，对着日光，照了照手里的鞋垫子，妈妈是在看看针线是否均匀。
我知道。我会注意的。我说。
唉！可怜了那么一个好孩子了！我看还是不离婚好，将就着过吧！二口家过日子，哪有舌头不碰牙的啊？都相互担待一些，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是啊！我在心里想着，大姑娘已经不容易了，那么小就受到了一次性侵，后来，找了一个对象，又是一个不着调的家伙，真是命不好啊！要是与小平安走在一起，也不会这样。可是，大姑娘看不上小平安。现在的小平安，虽说还是一个司机，家里的日子过的却很好，对老婆更加不用说了，整天除了给领导开车，就是围着老婆转悠，是一个典型的模范丈夫。就是不跟小平安，跟了我，既圆了我的相思，也会带给她自己以幸福。反正，大姑娘在我和小平安当中，就是闭了眼睛随便摸一个，也比现在这个强上百倍。可是，她却没有这样选择、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命了吧！我猜测着。爱情与婚姻，是两回事。爱情，是远离现实的梦想，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具有这样的一种审美效果；而婚姻是什么？婚姻，是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彼此揭去美好的面纱，最近距离的接触。所以，没有比婚礼更让彼此暴露各自的缺点了；所以，如果一味地梦幻着爱情，而不能适应婚姻的现实性，那么对处于爱河中的两个人都是一种失望，甚至是折磨。我从我的婚姻中悟出了很多道理。这些道理，说给别人也许还是说服谁，却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我也无奈。人，总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谁处于自己婚姻里，也少不了让自己抓起的沙尘，迷住自己的眼睛。
妈妈的善意提醒，我还是会在意的。我也怕弄出一些不必要的绯闻，那样也麻烦。我在这里，并不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领导都有千里眼，还有顺风耳，你做什么，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就是自己家里的老婆，也不会就耳塞目盲了的。
可是，我似乎得了一种病，在村子里走着走着，就走向了廖叔家，不管廖叔、廖婶在家不在家，坐下来，就是一个坑，与大姑娘有的是话说，我多少年的话，都集中在这一段时间说了。我也感觉自己很反常。以前话少，现在一说起来，就滔滔不绝；以前很放不开，现在却毫无顾忌。心底有一种力量，蓬勃、昂扬，导致血液在脉管里涌动、奔突、沸腾。
还是注意点吧，老二！不是妈妈操心过度，闲话是一把刀子，杀人，都不见血的。妈妈还是叮嘱着我。
我很厌烦妈妈的絮絮叨叨，却又不能表现出来，装着在听。再说了，作为老人的，说这些话，未必就是怎么的，几乎都是一种提醒，至于你听得进去，还是这个耳朵听了，那个耳朵冒了，他们是不在意的。孩子们大了，老人的看法，只能是一个参考。这是若干年后，我的深刻的理解。在当时，这种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
既然妈妈说了，我总得考虑一下妈妈的话，而且也要给妈妈一个安慰。我当天就是没地方都没有去，躺在炕上，眯了一会儿；然后，到园子里，除了除草。不经常干活，就是不行。除了几垄地，就累得直出汗。坐在园子里的一截木头上，歇着。这样的木头，园子里还有很多，是刨了一个个孔，塞上了木耳菌，叫做菌材的。
老二！老二！我正在敲打锄头上粘连着的土，爸爸从院外回来，喊着我。怎么？我怕站起来，问着。
你廖叔找你呢！说是木器场里出事了，让你快去帮着看看吧！爸爸说。
什么事啊？
不知道。你去看看，就知道了。我没有详细问，你廖叔忙忙呼呼的一头大汗，让我找你，然后就又慌慌张张地上木器场了。
我放下锄头，快步向木器场走去。
木器场里很多人，闹哄哄的。我进去，看到十几个村民在抬着发电机，正想向外走，被小刘拦住，就这样僵持着。
廖叔在帮着调解。
说什么都没有用！不给钱，就那东西！其中的一个村民说。这一伙人不是我们葫芦头儿村的。
小刘很无奈地站在人群里，叼着烟，不停地抽着。偶尔，看看一看廖叔。其实，这件事廖叔完全可以不管，木器场是小刘自己承包的，自己的事自己办。可是，小刘找到廖叔，希望他帮着协调。
老百姓的事，不好协调。再说了，还不是葫芦头儿村的，是外村的。廖叔有话，也说不出，也不好说。可是，还得说。我知道真是难为廖叔了。老百姓现在对村干部的话，听得人少了，自己干自己的，不像以前，村干部说话像圣旨似的。
我看咱们还是好好坐下来谈谈，不要这么过激。你们看看，就是你们弄回去这个发电机，也没有多少用，卖也卖不几个钱，倒耽误了刘场长的事了。你们要钱，让刘场长帮着解决。今天没有，明天再想想办法啊！
廖书记，你说什么都可以。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我们要钱。不给钱，你就是说破了天，也没用！那个人很硬气，嘟噜着脸子，气哼哼的。我们都给了多少天的期限了，就是不给，非逼着我们这样做啊！我们弄几个钱，也不容易，这样该着欠着的，什么时候是了？都两三年了！再不这样，不知哪天，人跑了，我们找谁去？找你，廖书记？还是找你，听说是“社宣队”的干部？他指着我说。
我根本没有插话的机会，也不明白具体的内情，只能保持沉默的状态。
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件事，我不来，也知道一定是这样的结局。廖叔也是很清楚的，碍于总是在刘场长那里吃吃喝喝的，不能不管。这是我的看法。后来，才知道廖叔在木器场也是有股份的。小刘很会来事，村里的、公社里的、林业局的几个说得算的领导在木器场都有股份。这些人你给他分红的时候，他的小眼睛眯缝着，假装推辞，其实爪子早就伸过来了，把钱握在手心里了。这是典型的既当婊子，好像立牌坊的样子。小刘嘴上不说，心里透亮。
可，出事了，就没有人上前来了。廖叔，是小刘派人找了好几次，才不得不来的；来了，还拽着一个不明就里的我当摆设。
场面还是僵持着。村民嫌恶抬着发电机累了，就放下来，坐在发电机上，也不怕油污埋汰了裤子。廖叔拽着小刘到了一边，小声说着，我听到廖叔是让小刘打电话找找书记，或许书记会有办法的。要不找找派出所。
找派出所？没有用。那帮瘪犊子，就吃我的能耐！找他们办事，别想。小刘抱怨着。那怎么办？廖叔皱着眉头。
我不能靠的太近，他们说的话，还是听得比较清楚。那些村民在乱哄哄的说话，根本不把他们当回事。
有一个人似乎听到了什么，到他们堆里说几句。爱找谁，就找谁！怎么，欠钱还有理了，不成？那个带头的，冲着小刘、廖叔的方向大声地说。
不好弄啊！我知道，不给钱，是难以解决问题的。那天，小刘与刘助理说，不是要整无息贷款吗？大概是没有弄到？还是怎么的？木器场的工人，没有了发电机就干不了活儿，都杵在一旁事不关己地看着热闹。
小刘拨了电话，电话不通。该死！怎么不接电话呢？他又拨了几次，还是忙音。信号不好吧？廖叔说。小刘气得就差把手里的三星手机扔了。跺着脚，转着圈儿，脑门子一下子汗。他刚想摸出一支烟点上，电话响了。
喂!喂喂！喂喂喂！说话啊！弄好了！太好了！你快来吧！我这里都快tama的开锅了！
妥了！刘助理一会儿弄车就到！小刘终于松了一口气，对廖叔说。走！真tama的欺侮老子，阎王爷还会亏欠小鬼的钱？！他底气十足了，鼓着腮，挺着胸，腆着肚，又神气了起来，不再是刚才掉毛的鸡耷拉甲的情形了。
放下！放下！一会儿就给你们钱！咱说好了，以后，也别再找我了，我这里没有什么活儿，给你们干了！
给钱就放下东西！不见钱，不撒鹰！
你们啊！就是太小瞧我了！你们见过哪个阎王爷亏欠过小鬼的钱了？真是笑话！天大的笑话！说着，小刘从兜里摸出一盒香烟，手指在烟盒的底端，轻轻一弹，一支烟露出了大半截。小刘递给了廖叔；然后，自己又弹出一支，点上，有闲着抽着，一个个华丽的烟圈在他的面前交织着，形成了如梦似幻的云雾，而后又一一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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