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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灯光闪烁的所在，分布在城中各处，很是不少。
如果这个时代也有不夜城，也有晚上灯光分布的话，那整个世界的前五，肯定都会被大明朝占据。
南北二京且不说了，单说一个大运河边儿上的临清城，人口一百多万，欧洲哪个城市比得上？
邀山阁‘精’致秀美，以水磨青砖建成，地铺细碎鹅软石，周围‘花’台、‘花’径、‘花’丛。每一块石头，每一根梁柱栏杆，都是用心整治，而更妙的是，在一边的山石缝隙中，填充了大量的泥土，更是种了一丛繁‘花’。
若是夏日，遥遥望去，‘花’在山上，宛若空中‘花’园，很是绮丽。
里面亮着灯，外面‘门’旁，有两个披甲带刀的护卫‘侍’立，在寒风中站得笔直，面‘色’肃然。
谢升毕竟是朝廷大员，安全自然是不容忽视，再说这年头儿世道也不太平。
两个甲士见了他，齐齐俯首行礼，梁管事摆摆手，自来到‘门’前，低声道：“老爷，国子监何大人来了。”
“哦？”里面人轻轻咦了一声，然后一个温厚的声音便是传来：“请何大人进。”
“是。”
梁管事应了一声，冲着何瑞徽点点头。
何瑞徽整整衣衫，轻轻推开‘门’，举步而入。
屋里面积不算甚大，不过是东西三丈来长，南北两丈四五尺深，地上铺着厚厚的‘波’斯地毯，踩在上面，犹如踩在棉‘花’里一般，柔软的紧。在四个墙角上各自放着一个二尺来高的兽吞口铜质火炉，这会儿里面想来都是燃着木炭，屋子里面暖暖融融的。
只是这暖和的，似乎是有些过了。
若是在最冷的三九时节，点上这么多的炉子还说的过去，但是现在，外面已经不是那么冷了，还点这么多显然是太过，太多了。以至于屋里的温度极高，热烘烘的，何瑞徽一进来便是出了一身热汗，额头上密密麻麻的一层。
他现在在家里书房，也不过是点一个炉子而已。
一个宽厚的声音略带着笑意响起：“汝阳，老夫这身子骨儿虚弱怕寒，屋里热乎得紧，你才
一进来，怕是有些不适应。”
屋里靠着北墙，正对‘门’的，乃是一个小小的木台，上面铺着湘妃竹席，上头放着一张书案，长约五尺，高有二尺五寸。这个高度，并不足以让人坐在椅子上，只能是跪坐在后面或者是盘‘腿’而坐。
这紫檀木打造的书案已经是名贵非常，但却并不是谢升的书案，而是他的书童的所在。
书案上摆放着湖笔，徽墨，宣纸，端砚，都乃是那等最上乘的货‘色’。上头还摊开放着一本书，不知道看的什么。这会儿那书童已经站起身来，垂手站着，脸上挂着笑看着何瑞徽。
而在这书案旁边，乃是一面金星紫檀打造临米芾《天马赋》围屏。
这围屏极大极宽，因着乃是组合屏风，并非是一整块儿的，而是一扇一扇拼起来的那等，是以并没有抻直，而是每扇之间都是互相成一个夹角的那种样式。饶是如此，也足有接近两丈长，横贯整个邀山阁，从南通到北，把山阁分成了里外两部分，只在和南墙中间流出了三尺来宽的空当。
若是完全展开的话，怕不得有两丈三四尺长，而高度则是一丈还多。
这会儿，那屏风旁边便是站着一个老者，方才那话便是他说的。
何瑞徽见了赶紧行礼：“小侄见过世叔。”
按照明朝官场上的规矩，他这个级别的官员，见了谢升这个级别的官员，是得下跪的。但两人关系非比寻常，而且现下乃是那等比较‘私’人的场合，自然就随意一些了。
何瑞徽虽然随意，那老者却是并不追究，反而是上前把他虚浮起来，嗔道：“如此客气作甚，拱个手还不就完了？老夫与你是怎生的‘交’情，你是老师的外甥，何须那般？”
何瑞徽笑道：“世叔不追究，小侄却不能失了礼数。”
“来来，进来说话。”
老者拉着何瑞徽便是进了内间。
这老者，瞧上去约莫五十多岁的样子，满脸红光，颇为‘肥’胖，长的很是富态。他穿着一身儿夹具燕服，一张圆脸上挂着笑，看着倒是很和善，只是再怎么和善，那一股子久居高位形成的威严气势，还是掩不住的。
这老者，那正是谢升。
他对待何瑞徽，显然是极为亲厚的了。
赵秉忠乃是何瑞徽的舅舅，也是谢升的座师，两人之间的这关系，可说是比亲戚还要近了许多。
在大明朝，尤其是士子官员阶层之中，座师和‘门’生之间的关系，非常之稳固且亲厚。
与前代不同，明代科举考试的层级及其功名体系都空前完备，其产生座主、‘门’生关系的机会也相应空前增加。科考、乡试、会试、馆选都可以产生座师，‘门’生关系。而其中处于主体地位的，则是由会试、乡试产生的座师‘门’生关系，二者又以会试产生的座师‘门’生关系最受人重视。
考官因赏识考生答卷而录取之，属履行职责，但对被录考生来说，则是天大的恩赐。因明代科举考试竞争实在是太过‘激’烈，与之相比，后世的所谓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根本就不够看。能考中举人的，才华其实都是相当之高，而任何一个极其优秀的士子，也可能因为一个极为细微的错误就丢掉一个本可以到手的进士之位。其实中进士，不但要才华，还要有一定的机缘才行。
大明朝文风鼎盛之极，考生可谓是有史以来最多，因此每次考试达到录取标准的考生要远远大于录取名额，所以虽写得一手好文但在科举考试中屡遭淘汰的举子大有人在。
如正统十三年会元岳正的考卷本已被“礼部同考误置落卷”中，只因主考官“‘侍’讲杜公宁见之”，遂擢第一。又如成化元年河南解元周冕，“凡七上礼部”会试，但最终还是名落孙山。那位大名鼎鼎书写了《项脊轩志》归有光，九岁能属文，“嘉靖十九年举乡试，八上‘春’官不第……四十四年始成进士”。天启二年状元文震孟，“弱冠以《‘春’秋》举于乡”，曾“十赴会试”，才最终中式。
在考生中式与否带有很大偶然‘性’的背景下，被录考生必然会对录取他的考官感恩戴德，这也是人之常情，故明朝文人官场袭唐、宋、元以来之传统，尊其为座师或是做主，而自称为‘门’生，这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之事。
正如万历二年状元，无锡人孙继皋在给其会试座主陈蕖的信中所说：“饮水则思源，依木则思荫；一冠、一组，安所非老师赐也！”
会试主考官定额二人，洪武十八年至建文二年，曾先后命翰林院待诏、前典籍、编修、学士以及王府纪善、礼部左‘侍’郎兼学士、太常少卿等官员担任。永乐后，则一般由翰
林‘春’坊官或出自翰林‘春’坊的阁臣及礼、吏二部长官兼翰林官者担任。而会试同考官，洪武十八年规定为八人，其中翰林官和在外学官各占一半，景泰五年，同考官增至十人，其中翰林‘春’坊官和科部官各占一半。天顺四年，同考官增至十二人，其中翰林‘春’坊官七人，成化十七年，同考官增至十四人，其中翰林‘春’坊官九人，余为科、部官，正德六年，同考官增至十七人，其中翰林官十一人，科、部官各三人；万历四十四年，同考官增为二十人，其中翰林‘春’坊官十二人，科、部官各四人。
总之，翰林‘春’坊官至少占会试同考官半数以上，常态则在六成以上。
一般情形下，考生只尊二主考官和直接录取他的同考官为座主，即王世贞所说：“翰林分考会试，虽本经房而不系所取者，不称‘门’生。”而嘉靖前后，‘门’生对座师称谓的变化：“嘉靖以前，‘门’生称座主不过曰‘先生’而已。至分宜当国，始称‘老翁’，其厚者称‘夫子’；此后‘门’生俱曰‘老师’。”
考试放榜后，‘门’生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向座主投‘门’生刺，并拜谒及贽见座师，以确认座师、‘门’生关系。
当然，明朝也曾出现过座主、‘门’生不相认的特例，嘉靖八年，张璁、霍韬为主考，戒诸生不得修弟子礼。这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大礼议”有直接关系，张璁、霍韬都属议礼新贵，在当时朝臣和社会舆论中处孤立地位，甚至举朝士大夫咸切齿之，诸多新科进士也对其心存鄙视。即“举朝清议，尚目议礼贵人为胡虏禽兽，诸吉士不愿称恩地”。与其让新科进士在不认座主上占了主动，还不如自己首先声明不认‘门’生。这样，既可避免‘门’生不认座主的尴尬；又可博得当考官只“为主求贤”而不以此谋‘私’的美名。
终明一朝，无论朝野，都是对座师‘门’生关系很是肯定，弘治、正德阁臣李东阳言道：“座主之义，自有科举以来有之。盖凡出于其‘门’者，或登堂而拜，或分屏而坐，有不同于途之人者。既其甚也，乃至于徇‘私’而忘公，故宋之初尝革之，以为弊；其亦矫枉而过者哉！”只是到了晚明，则是借着座师‘门’生关系，收罗党羽，互相勾连，形成了一个个的派别，相互之间勾心斗角，使得朋党之祸越演越烈。而赵秉忠和谢升的关系远不止于此，不但有识人之明，更有提拔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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