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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华大学的每所教学楼，每所宿舍楼前都有一块很大的石牌子，上面写了英华大学的校训和师生行为原则，就是王润民完全照抄我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王润民看来，英华大学的三大校训是各有所指的，“理论联系实际”指的是在工作和生活中必须坚持科学的观念，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的经验检验理论。“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是政治立场问题，当然，这和整个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道德也是相符合的，并不突兀，因为哪怕是史有明文的昏君暴君们，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也是宣称爱民的。
王润民认为只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点是涉及组织建设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民主的工作态度。王润民对于中国人的性格知之甚深，对于民主问题，我们中国人的态度是很奇葩的。平时的时候，每个人对所有的事情都能侃侃而谈，而且经常性的进行不负责任的指责，什么不民主啦，专横啦等等抱怨。一旦到了真章的时候，给他机会说话的时候，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就会高高的挂起事不关己的牌子来，带着一脸伪装的呆像说，“我不知道啊”，“跟我没关系啊”。
所以，王润民强制性的在全校的事务和非事务会议和活动中推广“批评与自我批评”，让所有参加会议和活动的人员都必须发言表态，并且为了防止一些人动小脑筋，逃避表态，他还带着恶意的，强硬宣布所有的会议都必须有政治委员担任会议记录。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发言表态，还必须为他们的发言表态承担责任，因为这些会议记录，每周都会贴到学校的公告牌上。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王润民发现这三大原则是相当有力的武器，“批评与自我批评”强悍的推动了“理论联系实际”、“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的原则，因为，“不能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问题”和“屁股坐在反动派的椅子上”，成了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最常出现的话题。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全校师生自觉和被动的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因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了全校师生最坚实的行动准则。
在这种情况下，1904年秋季的华东原野上，刘瑞华组织的第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活动显得非常的别开生面。
胡适是很羡慕刘瑞华的这种风格的，在胡适自己看来，自己的身上还是有着一些封建主义知识分子的遗毒的。因为每次在说话的时候，尽管已经非常努力的改造自己了，自己总还会带着一点吊书袋的味道，如果不引经据典，自己好像就不能说话一样。虽然全校的师生都在自觉和不自觉的模仿着王润民校长，但是胡适发现，只有刘瑞华最像王校长的样子。
王润民似乎从来不会隐瞒自己的东西，自己爱吃什么，爱喝什么，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他都不会避讳。与王润民接触过的师生们都发现，王润民校长有一种超人的从容不迫，完全以一种彻底的坦然态度面对别人，对于把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暴漏给别人，王润民似乎全然的不在乎。更奇特的是，他也不在乎别人对他的指责（革命党人的报纸中）。
他们眼中的王润民有点像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圣人味道。他们不知道的是，王润民的这种坦然，实际上是一种宅男态度的显现。纯种的宅男们都是这样的，对于自己的缺点并不逃避，对于自己的处境也能自我调侃。
胡适觉得，王润民的风格是一种实事求是到极致的境界，这个境界是人对于自我认识的最大程度。所以，当他看到刘瑞华用一种毫不掩饰，也没有任何情绪的态度，提出对刘瑞华自己的自我批评和对马寅初的批评的时候，胡适是相当的羡慕和仰慕的。
蔡锷没有在英华大学接受过一年多的三大原则的熏陶。但是，他在上海军事体育大学堂接受的教育、学习的知识都是王润民的东西。在政治思想上，他接受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教育，王润民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参杂了大量的唯物主义的初级理论，所以，蔡锷在英华大学中接受培训时，对于三大校训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特别是第一条理论联系实际，在两年多的学习生涯中，对于这一点，蔡锷是深有体会的，他已经完全接受了“拍脑门子瞎指挥是完全不行的，任何军事行动之前都必须有完备的调查研究”的观点。第二条校训与蔡锷一贯的道德要求相符合，没有什么好说的。反倒是第三条，他觉得如果在军队内部也能做到的话，对于完善军事指挥，提高将领和军人的军事水平应该是有很大帮助的，但是他想不到在他印象中的中国军队里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当蔡锷听到刘瑞华的自我批评和对马寅初的批评的时候，他是真心能够接受的。特别是在违犯纪律的问题上，王润民的军事教科书里大量的强调军队中必须做到“服从命令听指挥”，军事活动中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所以，蔡锷对于在活动中听从刘瑞华的指挥没有任何问题，反倒是因为自己附和了马寅初的说话，也属于违反了纪律，这让他感到很自责，这种自责马上在行动中表现了出来，蔡锷听完刘瑞华的话，马上发言到，“我在行进中和马寅初同学说了话，我也要做出自我批评。”
面无表情的刘瑞华没有接腔，他反而强调起纪律问题，“胡适同学，你拿出记录本，记录一下刚才我们的谈话，任何会议都要有记录，这也是原则。”胡适赶忙点点头，从自己的包裹中取出记录本和铅笔，这都是按人头配发的物品。
刘瑞华看到胡适把自己和蔡锷的话都记录了下来，就继续说道，“我再强调一下会议纪律，本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有发言顺序的，刚才蔡锷同学的发言无论对错都违反了会议纪律，这种情况不要再发生了。胡适同学，请你对马寅初同学的问题谈看法。“
胡适把记录本和铅笔交给刘瑞华，示意让他帮忙记录一下自己的话，然后发言说，“我们英华人的一切行动都坚持三大原则，‘理论联系实际’、‘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原则并不是说只对英华大学的人才是有意义的。
科学的工作态度，爱民的道德情操和自我提升的个人修养。这不仅仅是英华大学的原则，也是天下所有读书人都应该具备的。你可以做不到，但是你不能不想做，不愿意做。做不到是能力问题，不想做就是道德问题。
马寅初同学是中国人，也是中国的读书人，对于他以前没有参加过远途行军训练，所以第一次参加感到身体上很累，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不是他不想做到和我们一样好，而是他的能力有限做不到这点罢了。对于这一点，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在学校组织的培训中不认真学习，不认真训练，工作中出了问题，就立刻显露出落后的封建文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特点，并且用扭曲的封建主义观念说出什么君子远庖厨的话，我就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了。
归根到底，马寅初同学是把‘自己是读书人，自己高人一等’的观念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的，他看不起普通的劳动人民，看不起用劳动吃饭的厨师、农夫，所以才说出君子远庖厨的话，我认为马寅初同学应该做出深刻的自我检讨，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
这就是刘瑞华不喜欢胡适的地方。用恩师王润民的话说，有些人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是尖朝外的，对自己就用主观唯心主义对待，对待别人就用客观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内外不一致。胡适说的话，也不是他自己的话，这些话是很多政治委员们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常说的话。王润民经常对他说，不要吃人嚼过的馍，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做到学习之后，能够自我理解，自我认识，自我应用，胡适就是这种缺乏自我理解，自我认识，自我应用能力的人，他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在尽力模仿别人，这让深知王润民态度的刘瑞华很不喜欢。
不过刘瑞华没有针对胡适的问题说什么，因为虽然胡适缺乏原创，但是他对模仿的内容也能做到灵活应用，虽然对于外校的马寅初有些要求过高，但是也不能说他说的不对。所以刘瑞华把记录完的本子和铅笔交给胡适，发言到，“胡适同学谈完了看法，现在由蔡锷同学发言。”
蔡锷已经把思路整理好了，他说道，“王润民老师在《军事体育教程》中说过，纪律是保证军事行动成功的第一保障，他还说过，军事活动中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听指挥。我先做出一个自我批评，我在行进过程中和马寅初同学说了话，这是违反纪律的行为，我接受大家的批评，请大家批评我。”
刘瑞华听了蔡锷的话，说道，“蔡锷同学做出自我批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次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的主要内容是谈马寅初同学的问题，蔡锷同学继续按照会议流程，谈一谈对马寅初同学问题的看法。”
蔡锷本心是不希望得罪人的，他也是个在封建主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于自我批评他没有什么心理压力，但是明面上对别人提出批评，他还是有些不习惯。不过既然会议流程是这样安排的，那他也只好发言了，“马寅初同学的问题，在我看来是和我犯了一样的错误，在行进的过程中违反了纪律，说了话，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马寅初听了胡适的话还没有什么感觉，因为胡适已经在会前说过同样的话了。但是蔡锷的批评让马寅初感到一种难以置信的委屈和愤怒。因为在他看来，刘瑞华和胡适都是英华大学的怪物，是同出一门的一丘之貉，可是蔡锷和自己一样是外校来参加活动的，又和自己在路上相谈甚欢，那么他就应该站在自己的一边。蔡锷的批评让他感到一种无力感，一种被团体抛弃的孤立感。
组织的力量有多大，在这个小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中就表现了出来。
马寅初是相当的不适应这种情况的。封建主社会的中国人，在利益冲突中表现的固然是相当血腥和残暴的，父子相杀，兄弟相残的事情屡见不鲜，这也是为什么后世有那么多宫斗戏剧的原因。但是因为有作为封建统治法理的儒家思想在起作用，所以人们在利益冲突中，表现出一手拿着毒药绳索，一手捧着四书五经，脸上带着温文尔雅笑容的特性，这就是为什么汉语里有春秋笔法，皮里阳秋这些成语的原因。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一个阶层内部，他们之间的斗争，都讲究个圣人发怒不形于色。所以，刘瑞华的这种英华大学式的，机械性的，撕掉一切掩饰的批评，给了马寅初一种极大的冲击。
但是随着蔡锷的发言结束，马寅初的情绪被背叛的愤怒点燃，他大声的质问道，“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你们英华大学的道理，我是北洋大学的，我可以不接受这种批评，也绝对不会向你们做什么自我批评的。你们英华大学也太过分了，难道天下的道理都握在你们英华大学的手里，谁都得接受你们英华大学的批评不成！”
刘瑞华最头疼的就是马寅初的这种态度，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说地位，你跟他说地位，他跟你说资历，你跟他说资历，他跟你说态度。反正就是说话不对路，完全的胡搅蛮缠。这种情况在英华大学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初期的时候也存在过，最后还是王润民定下的规矩，任何胡搅蛮缠的态度都是反动态度，都必须接受劳动教育，这才让这股歪风邪气被镇压下去，有十多个师生还在农场里从事了两个星期每人种植一百颗树的活动。
马寅初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他是外校的学生，英华大学内部的纪律管不到他头上，刘瑞华也不准备用强硬的手段逼迫马寅初认错，虽然练了一年多军体拳的刘瑞华和胡适都有相应的能力。刘瑞华也不准备和马寅初浪费唾沫星子，他对马寅初说，“马寅初同学，我们也没有说什么天下的道理都在我们手里，我就问你一点，你在行军的过程中是不是一直在讲话。”
马寅初逃避这个问题，继续愤愤不平的说这说那。胡适毕竟年轻一些，他看到马寅初的这种胡搅蛮缠非常的气愤，一下子从地上站起身，大步走到马寅初面前，大声的说到，“你不用说东说西，瑞华同学问你是不是说了话，你就回答说还是没说！”
封建文人和资产阶级文人都有一样的问题，那就是集体患有软骨病，看到胡适气势汹汹的逼上前来，马寅初马上就老实了，小声的嘟囔道，“有又怎么了，不就是说了几句话吗。”
胡适立即不依不饶的说，“既然你说有，那我问你，行军纪律是不是不允许在行进中交头接耳。你就回答有没有这一条。”
马寅初知道自己理亏了，所以不情愿的回答到，“有这一条。”
刘瑞华把胡适拉回座位上，平静的对马寅初说，“既然你承认自己说了话，承认自己违反了纪律，蔡锷同学已经做出了自我批评，你是不是也要这么做。”
其实，这才是马寅初愤愤不平的原因，原本只要蔡锷不提什么自我批评的话，马寅初就可以回避这个问题。蔡锷先做了自我批评，马寅初的道德感就让他不得不遵循前例，也得做出自我批评了。看着三个人一起看着自己，刘瑞华表情平静，胡适满脸铁青，蔡锷也紧皱着眉头，组织对个人的碾压起到作用，马寅初最终无可奈何的做出了“自己违法纪律的行为是错误的，在今后的行进中不会再犯了”的自我批评。
多年之后，在新中国常年担任高级官员的胡适，与亲友谈论到这次再教育活动时说，“那时候，老刘、我和军委的老蔡，加上科学院的老马，四个人一起参加老师组织的第二次再教育活动。老马还是第一次和老刘遇见，那时候老刘就是大领导，我们小组的组长。我们把老马这通收拾，老马心里不服气，就背地里给我们起外号。给老刘起了个外号，叫做永远正确刘铁面。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深挖根源胡二狗。给老蔡起了个外号，叫背后一刀蔡笑虎。我们当时自己不怎么在乎，倒是后来和日本人打仗，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几个外号就传到外面去了。弄得我们几个现在还臭名远扬。苏联的朱可夫同志有一年和我们进行军事演习，对他的部下说，要警惕蔡笑虎，背后给人一刀是他的传统。”
听到这些话，胡适的亲友们都不可抑止的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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