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省，至少在A市的律师界里，方权有些名气，口才好、关系广、办案胜诉的多，特别是因为他坐过牢（当然是冤案，否则就不能继续做律师），又增添了一些神奇的色彩，所以找他办刑事案件的人，也就比较多。
常健到律师所半个月了，主要是在办公室看有关文件、资料，看同事们怎么接待当事人和处理案件；碰到好说话的、还借人家的案卷材料看一下，还没有干过正经事。一天下午快下班时，方主任对他说：“明天上午有个刑案开庭，你跟我去吧！先看材料、了解案情。”一边把卷宗递过来、忙其他事了。
常健很认真的将卷宗看了几遍：律师事务所的案件审批表、委托手续、查阅案卷及会见被告人的笔录等等，花了不少的时间。
其中：检察院的《起诉书》，写明被告人邝平是非法持有枪支……常健心想：自己带枪管教罪犯十多年，如今停薪留职去做一个涉枪犯罪分子的辩护人；位置颠倒了，一定要转换观念，认真向老律师学习。
方主任没有叫常健准备什么材料，包括辩护词或辩护要点什么的，还把卷宗要回去了（此时常健尚未做摘录），让他第二天上午直接到法院等待。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钟，A市城中区法院3号法庭几乎是座无虚席，公诉人早来了，审判人员也已经到位，被告人家属在门外焦虑地徘徊。
常健茫然的坐在辩护席上，几乎是赤手空拳，一本稿纸、一支笔摆在桌面上，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证就揣在口袋里，也没有人查问他的身份。
原定的开庭时间已过了十几分钟，显然是为了等方权的到来；大家眼巴巴的看着，审判长表情不满地宣布开庭，令法警把被告人带上法庭。
就在审判长核对被告人身份情况、常健不知往下怎么办之时，方权不慌不忙的走进了法庭，“你们好！”他竟然还向审判席、公诉席的法官、检察官挥手致意，常健看得目瞪口呆、久久不能回味。第一次走上法庭（无论以什么身份，对于常健都是头一回），这样的情景，实在是令他难以忘怀：
第一点是自己刻骨铭心的紧张，没有经验、准备不足，众目睽睽之下，差一点就从看戏的变成演戏的，从今往后，他非常注重庭前的准备工作。
第二点是佩服方主任的风度，与法官、检察官平起平坐的心态；迟到固然不好，但却坦然面对一切，这不是每一个律师都能够做得到的。
常健应聘到经贸律师事务所约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之后，终于拿到省司法厅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工作执照》，不仅他高兴，同事们也跟着高兴，都说所里律师增加了，今后的工作会更加方便。
梁宪当场就说：“常律师，明天跟我去市看守所会见被告人怎么样？”
“好啊！我虽然在劳改单位工作多年，但是去看守所会见的事情还没有干过呢！”常健满口答应，觉得梁宪高看自己，跟他办案正好长些见识。
“只要你愿意，以后机会多得很。”梁宪接着说。
常健跟方主任办过邝平非法持有枪支一案，但未曾去看守所会见被告人，而且在法庭上的身份不是很明确；虽然判决书上也列他为辩护人，可当时尚未取得律师工作执照。因此，他禁不住问道：“那我们算是辩护律师喽！”
梁宪迟疑一下说：“这次被告人家属只请我一个，而看守所规定：一般情况下，两个律师才能会见。因此，你算是陪同会见，给50元交通费。”
常健似乎有点明白，他想：如果是两个人办案，就要两个人一起分钱了，便做出无所谓的样子：“陪同就陪同吧！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事干。”
“对了，你一定要带上这个执照，其他手续我负责。”梁宪特别叮嘱。
常健满不在乎地说：“你就放心吧！这个红本本也是要见世面的。”
第二天上午，常健按约跟梁宪去看守所会见。办理手续时，梁宪交了律师事务所的介绍信，并让常健出示律师执照；而他自己却不出示，人家也不查问。
常健心想：毕竟是老律师啊！熟人熟脸、熟门熟路的。
那个时侯，看守所会见的场所环境很宽松，可以在小房间里坐谈；也可以坐在大院树荫底下的石桌、石凳子上，边抽烟、边聊。在会见被告人的过程中，常健自觉地充当陪同的角色，基本上是不动声色，仅以目光描了那个被告人几眼。没有想到：梁宪“老律师”的身份虽然未受到质疑，但被告人却埋怨他不该带司法人员同来会见，说这样“谈话”不大方便。
梁宪再三解释是同所的律师，还让常健再次出示了律师执照，谁知被告人看过后却说：“钱还有假的呢！这个证件不是刚弄的吗？”
这确实是一本新证件，常健想到在包里还有一本劳改单位的《警官证》，自己果然有两个身份，嘿！真是“越描越黑”了！
梁宪见解释不通，就干脆叫常健一边呆去，会见才能继续进行。
首次去看守所会见被告人弄出的笑话，并未影响常健的工作情绪，他认为自己管了十多年罪犯，调整心理、神态、情绪要有一个过程；同事们更加不介意，梁宪等几个老律师，后来还叫常健“陪同会见”了几次，直到司法厅律师管理处来人检查工作，他才明白其中另有奥秘。
那天下午，常健、梁宪等五个人在律师办公室交流办案经验，大家谈得正欢，冷不防邵处长、凌森进来了。见到上级领导，而且又是熟人，常健热情地起身招呼，可突然发现除了自己以外，宾主双方的脸色都不太好看。
邵处长指着办公桌上的律师座位牌子对梁宪说：“把这个收起来！”梁宪等四人赶紧把各自的“XX律师”座牌收入抽屉，老鼠见猫似的开溜了。
常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冻结了笑容，稀里糊涂的、跟着也要收自己的律师名牌；凌森边笑边对他说：“老常，不关你的事！”
邵处长没有笑，但口气有所缓和地问常健：“方主任在吗？”
常健停止动作、赶紧回答：“在，我带你们去他那里吧！”便恭恭敬敬地把邵处长、凌森领到隔壁的主任办公室，可心里还在纳闷。
一见面，方权马上表现出热烈的欢迎：“邵处长你好！难得领导光临，怎么只有小凌陪同？也不先打电话，有失远迎呀！”
邵处长不冷不热的说：“我们之间就不用客气了，今天是顺路的。”
方权热情不减：“安排个工作晚餐怎么样？上次那个地方不错的。”
邵处长应付着说：“不必了，我们还有事。”然后语气一转“上次已经讲过啦！梁宪他们怎么还打律师的招牌？不听招呼呀？”
方权有些为难似地说：“是讲过他们不能摆牌子的。可这些人关系广、案源多、硬要面子，让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邵处长不客气的说：“未考取律师资格、没有律师工作执照，能称为律师助理已经不错了。还想怎么样？真的要较劲？”
方权服软了：“是啊！我们律师少，他们就算是滥竽充数吧！平时都是跟着律师办案的，以后不让他们乱打招牌就是了。”
邵处长语重心长的说：“方主任啊！真的要注意啦！这些人最放肆了，一定要加强管理，否则出事、让人告到厅里去，大家都不好办呐！”
方权信誓旦旦的表态：“请处长放心，一定注意！”
这时侯，常健才知道：经贸律师所除了五个主任、副主任以外，能够名正言顺称为律师的，只有金海、秦刚和他；其他的老律师，都不是真正的律师，属于“土八路的干活”那一类。但是办案时，谁“跟”谁就不一定了。
十二月中旬，A市当地的铁路运输法院，指定经贸律师事务所派两个律师，为一个盗窃团伙中未成年的被告人进行刑事辩护。当时，尚未有“法律援助”的说法，刑事案件被告人未成年的，如果其法定代理人不出庭，或者没有委托辩护人，就由审案的法院指定律师辩护，并付给适当的劳务报酬。
主任们不屑于办这样的小案，梁宪等人不屑于、且无资格办；因此，方主任就交给案源较少的正牌律师金海及常健两个承办。
这是一起共同犯罪的案件，一伙盲流的青少年，在铁路沿线盗窃公私财物。作案时各显其能、争先恐后，都想多分赃款、赃物；破案后个个推卸责任，年龄大的推给小的，聪明的推给弱智的。那么究竟是谁起主要作用？谁应该作为主犯来承担责任，这就看辩护人的本事和法院的判决了。
做第一被告人班华的辩护律师，常健肩负的担子不轻。他经过查阅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发现班华在案犯中年龄不是最大，所起的作用也不大，便将问题列出，准备在法庭上提问；写好辩护要点，准备辩论发言。
开庭时，常健在法庭调查阶段的提问，澄清了几个问题；第一轮辩论他就明确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被告人班华是未成年人、且年龄较小，是受人指使的角色，在共同犯罪中，实际起到的作用不大，因此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对于常健的观点，公诉人没有提出异议，认为无需展开第二轮辩论。
做第二被告人辩护律师的金海，情况就不同了：一是准备不充分；二是临场表现不好，说话细声细气，着急时还吱吱唔唔的，讲不出什么名堂。
金海也是刚领执照不久的聘用律师，由于原单位在A市、家在A市，他早于常健到经贸律师事务所，已经算是执业了一段时间。金海的年龄和块头，都比常健大得多，但是好象阳刚气不够足；他和其他几个辩护人，被公诉人纠缠辩了好几个回合，始终未能占据上风。
法庭当庭宣判金海的辩护对象是主犯，处罚最重；班华是从犯，比照主犯从轻处罚。相对而言，常健的辩护是成功的。
自从领到《律师工作执照》，特别是办了班华等人盗窃一案，常健自我感觉非常好。他看到大家都有名片，也想印一些来推销自己，恰巧梁宪找他了：“常律师，今天晚上我要跟朋友去广东办一个大案件，至少也要半个月才能够回得来。我的传呼机一出省境就没有信号了；所以，麻烦你帮带着，如果有人呼我，你就说我出差了。怎么样？应该没问题吧！”
“好说！反正我现在没有装备这玩艺儿，能挎一段时间也挺威风的，还算帮你忙呢！”常健跟梁宪学了一些油腔滑调。
梁宪叮嘱说：“要注意帮我回话，不然人家以为我失踪了。”
常健开玩笑说：“就算失踪也不要紧嘛！哈哈哈！”
梁宪有点不高兴了：“哟！你咒我啊？”
常健哄着他说：“哪能呢！你这种人生命力最强啦！”
“这还差不多，可记得照看好我的传呼机。”
“你就放心去吧！有我呐！”
当天，常健就把这传呼机号码设计到自己的名片里，并将所住旅社服务台的电话号码，配套作为住宅电话。他想：梁宪这样的人都能印发律师名片、办大案；自己稍微夸张一点，也不是什么大错，梁宪长期出差最好。
常健的首版名片就这样印了，还散发了不少。
可是，半个月内打传呼机的，大多数是找梁宪；梁宪回来取走传呼机后，通过此机传呼常健的，却又多于梁宪，梁宪埋怨、常健无奈；还有人照着名片打“住宅电话”找常律师，弄了大半天，才知道那是旅社的公用电话。常健免不了经常要跟人解释一番，真够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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