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合农场是从平阳县的地域发展而来，许多行政关系由平阳县“属地”管辖。因此，到农场工作的“本地人”逐渐多了，他们在一起的时侯，一般都讲家乡话，并且慢慢形成最强大的一股势力，主要代表人物是魏场长、易副场长和青副书记（其曾经调去其他劳改农场当一把手，后被免职、调回平合农场任督导员，在新一届党代会上又当选为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宾昌、汪俊、关苏、尤勤、伍光等人，和几个平阳县籍场领导，在平合农场基本上算是“一代半”的人；他们比起五十年代参加工作的第一代劳改干警，有不少差别：他们吃过的苦头没有那么多，在劳改农场算是赶上“较好”的时候；到了一定资历程度，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些复杂化，也有人只求一个好归宿。总之，不能说他们性格都好，但确实还算是命运好。
常健的父亲“家庭出身中农”、解放前就读上中专学校，1950年初参加工作，曾经在省公安厅劳改处（即后来的劳改局、监狱管理局）任职，不久就被下放到劳改农场，据说本人“自愿”、也是精简机构需要。可为何精简到他？而被“精简”的人也有调回去、他只能在劳改农场干到底！这肯定有自身问题：性格内向、脾气太倔应该是原因之一。其特点是吃定专业饭，思想保守、与世无争，除年青时兼过团支部书记外，几乎没有任过什么官职，入党也较晚；退休前只是有农艺师职称的技术干部，无法“关照”自己家庭和子女。
常健的母亲“家庭出身贫农”、且由于是女孩，解放前没得读过书，“土改”时参加“扫盲班”并入党、工作；她到平合农场初期，在中队任统计、出工地带犯人劳动，然后做过销售员、会计，曾被抽调参加“四清”等工作，再任副队长、副厂长、副指导员等职，还兼过农场妇联副主任；其特点是上进心强、刻苦学习，思想激进、时有冲劲，不擅家务、艰苦朴素，管教子女既慈又严。她退休前行政级别是正科级，退休后仍很活跃，在女干部中属于比较强势的人；母亲在政治上对常健影响很大，俩人性格方面也有许多相似地方。
魏场长的夫人也是平阳人，她随丈夫在“工人场”解散时留下，没有做过改造工作，虽然曾到“就业管理科”挂职，可“就业人员”已经开始享受职工待遇，其部门并入劳资科后更无所作为。但是，她竟得以“助理调研员”身份办退休，夫贵妻荣、成为平合农场历史上唯一特殊的女干部。
宾昌是初中文化，在劳改农场基本上没有直接带过犯人，在机关工作、做中层领导的时间很长，例如管教科副科长、学校校长、宣传科长等职位，都没有什么刚性、硬性的工作任务指标。他最后还遇到有关部门一个优厚的土政策，和魏场长夫人等人一起就任“助理调研员”、并套一个副处级的政治待遇、突然增加许多级工资，随即幸福地提前退休了。
汪俊的文化程度是中专毕业（后改大专），“文革”如火如荼的年代其风华正茂，在“坏蛋”成堆的地方犯点“左倾”错误也难免，由“三种人”嫌疑、坐上机关正科职的位置更加不容易。平合农场干部学校从成立到撤销的十余年间，没有过第二任校长；全场干警几乎都当过干校的学员，汪校长曾经是桃李满天下、甚至跟黄埔军校的“蒋校长”也有得一比。因此可以夸张地说：平合干校的历史，就是汪俊的个人史。美中不足的是：由于早了几年到点退休，汪校长未能挨到享受“助理调研员”及副处级的优厚待遇。
关苏也没有在基层当过带班干部，年纪和汪俊一样，与常健同时被提拔为副科长。常健少年得志、遭遇波波折折，关苏老马识途、走得平平坦坦，他能熬到政治处副主任，应该也有“老乡”因素起作用；因为是和汪俊同一年到点退休，其也没得享受“助理调研员”及副处级的待遇。
尤勤原来是基本没摸过枪的工程兵，转业到平合农场之后就有个“老病号”的美称，一直在场部机关混日子，贡献不大、能量不小，退休前是离退休人员管理科的科长；他与汪俊、关苏同龄并且归宿也相同。
伍光是初中生，由一个农业大队的下台副职，窜到机关核心部门并当了头头，这简直就是一个迷；最后他很体面地和魏场长夫人一样弄了个“助理调研员”的副处级待遇，还关照过家人、享受了幸福的晚年。
真正能够和常健作比较、是他同一代年轻人。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还要看当事人处在什么环境和条件之下，有人脾气倔犟、做事死板；有人个性清高、不食人间烟火；有人头脑灵活、处世圆滑；有人欺下媚上、前倨后恭、能说会道，人话鬼话都来得。
覃明、华云作为“高干”子女，他们充分利用自身背景和条件，在行内稳步发展。其中，覃明做过几天带班干部，然后到机关做团委书记、教育科副科长、科长，基本上都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直至调回劳改局。
黎汉和柯安当上劳改干警后、没有直接带过犯人，未曾在农业大队工作，就象没有打过仗的“和平兵”照样能升官一样道理；他们和方平、吕华都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并善于抓住机遇，也是咬定“内向”发展。
方平早早就知道找关系调到城市去，柯安和吕华在调动比较困难时期能够进入省城，非一般人都可以做得到。黎汉确实有点“硬功”本领，他从“狱内侦查”覆盖到“狱政管理”整个领域，除了刻苦钻研业务，在人际关系方面也下了功夫，最终修成正果，坐稳业务专家和中层领导干部的位置。
骆强、曲文经过一番拚搏之后，好不容易才弄了个一官半职，然后抱着“树挪死、人挪活”的心态向外寻找新机会，他们性格好、命运不好。
荣海、劳文等人的自身条件，决定他们只能在基层、而且是行业之内混混，就算是苦干加巧干、有得意之时，也会有碰壁那一天。
有些干部经常会犯些错误（不包括工作失误），例如：大家对“平时不注意学习，不注意世界观的改造，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这种典型的检讨书格式，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可那些人照样混！而且混得不错！
常健为人比较耿直，书生气太重，性格脾气不算好，工作中有过成绩、也有过失误；他有继承父母优点之处，也有承接父母缺点的地方，命运可以说跌宕起伏较大；他不会随波逐流，在社会风气逐渐变化，别人已经在跑官买官的情况下，思想仍停留在“是领导要我干、求我干，我为领导分忧愁”的状态。常健与本场最大的“地头蛇”魏场长VS，无异于以卵击石，绝对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从场部下基层去煅炼、便无法重新回机关工作，与父亲从省城厅局精简下放到农场、便无法再返回城市高就，是差不多一样的遭遇。
被“就地免职”以后，常健一直想不通，自己不想再当官，就想回到原来的位置，发挥所学专业的特长，应该不算过高要求。因此，他曾上访劳改局组织干部处，也找过陆副局长，并在一份《情况反映》中愤愤写道：
“我是平合农场土生土长的第二代劳改干警，父母从五十年代起做劳改工作直到退休……我于一九七六年参加工作，一九八一年入党，一九八四年提任科室领导，一九八五年考取G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律专业，一九八七年大专毕业后回本场干部学校做教员。一九八八年初，我为报效场里培养而响应党委号召，从场部机关到条件艰苦的边远农业大队煅炼，聘任第九大队政治教导员、党支部书记，因此被场领导当作典型大肆宣扬，登过《G省日报》。
“今年以来，本人由于身体健康等原因，要求回干校做教员工作便于照顾在场部幼儿园的小孩，并为胞弟大专毕业两年多未能安排做专业工作，妻子吕梅大专毕业被调到七大队（无住房，也不安排从事专业工作）提过意见……场部下文将我就地免职、由本大队分配工作，造成我一家三口分三个地方。
“一九八四年至今，九大队这个问题多、情况复杂、自然条件差的单位，先后换了十几个大队领导，我是第四任教导员。我下队两年多，场领导从不主动找我谈话教育、帮助，一出问题就批评指责、处分，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做工作很不容易。几年里，我和全队干警努力维护改造秩序，通过了上级对办特殊学校工作的验收；在十多年未有过新党员的单位，党支部共发展了五名党员；在调出调入干部职工四十余人这样人员流动性大的情况下，基本保持队伍的思想稳定和各项工作正常运行；在长期亏损（从未得过奖牌）、近年遭受大洪灾之后，八八年盈利十二万多元，八九年有一个中队取回先进集体的奖状……
“本人廉洁奉公、坚持原则，不以权谋私，民主评议党员时、被评为好党员……相比之下，同是场里送去高校深造的人中，有不少调出场外，有的人拿到文凭、同时拿到调令，有的人甚至还在校读书、就已经办好调动手续，我值得吗？我又不是犯错误！我场查出十余个在经济方面违法、犯罪的干部，有的经检察院宣布免予起诉后、尚官在原职，我的处境还不如那些人。
“我要求上级主持公道，敦促场里给我及妻子、胞弟公正待遇，使我们学有所用；如果场里不好解决，就给我们调走、另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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