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吕华、曲文准备结婚后，常健的父母着急了，比较担心他的个人问题，四处张罗给他找对象，还托了人，结果就有人把吕梅介绍给常健。
吕梅的父亲原在F县（农垦）农场工作，平合农场由劳改单位改为“工人场”时，老吕以“老工人”的身份、从F县农场调来作骨干，在“连队”建制中任“排长”职务，也算是“以工代干”吧！吕梅的母亲、和她们姐妹几个随同调迁。“工人场”解散时，吕梅一家有幸留在平合农场。
吕梅比常健低两届、小三岁，十六岁高中毕业即参加工作，当时身高一米五三（刚刚符合女干警的录用标准），勉强配得上身高一米七左右的常健。
吕梅原是修配厂综合车间电工班电瓶工，常健在“管教科”具体掌管摩托车时、经常要拿摩托车电瓶去修配厂充电，与吕梅相处得还不错，但大家都没有想到要谈恋爱。
劳改系统首次内部大批招干考试吕梅也参加了，但第一批录取她没有份，所以没有参加集中培训；后来从参加考试的职工中第二批补录了一部分人，她是其中之一，和常健在其他劳改农场工作的姐姐情况一样。
组织上给吕梅办完相关手续、即安排她在干部岗位工作，到近家的九队当司务长。吕父已经转为正式干警、是相邻十队的司务长，吕姐在学校做教师，常健也认识；吕母是十队职工，还有五个妹妹、弟弟，常健不太了解。
其实，曾经有不少人给常健介绍过对象，但不是他看不上对方，就是对方看不上他。这次别人所介绍的吕梅，常健和母亲都比较满意；常母当过修配厂副指导员、了解吕梅的一些情况，常健则对吕梅有较好印象。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介绍人直接把吕梅领到常健家里；大家一起坐了十来分钟，常健就把“女朋友”单独带出外面“谈恋爱”去，吕梅也把常健当男朋友看待了。
第二个星期天，常健按照双方约定、独自坐自行车去吕梅家串门后，才知道她家里人口比较多，这个情况没有影响到俩人的恋爱关系。
半年之后，根据常母的催促，常健向吕梅提出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吕梅表示同意，俩人就找李贤帮照了标准的“结婚照”合影；有了“结婚照”又抽空去艾塘镇政府领《结婚证》，并计划在元旦节期间举行婚礼。
当时，全国的棉布已经敞开供应，买布再也不用布票了；加上劳改干警有服装发，不必顾虑置办新衣嫁妆有何困难之类的问题，常健和吕梅只是为了赶时髦、各买了一套西装。虽然结婚的“三大件”由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变成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但在平合农场买新“三大件”的人不多；常健有一个手提式立体声收录机，是前不久见吕华有、就托覃明在A市代购的；吕梅比较热衷于栽缝，其他也没有什么讲究。因此，常健父母给他们买了一台缝纫机和一台落地式电风扇，并在修建队“求爷爷、告奶奶”做成几件新家具。
常健和吕梅的婚房，被行政办公室安排在覃明和小邵姐新婚时所住的房间，说是过渡房；同样是按照“论资排辈”的惯例，覃明和小邵姐搬进已经调去第二劳教所的干部所腾出的房屋。曲文和对象都在队里工作，他（她）们的住房很好解决；吕华结婚的房子，由其父亲安排在修建队宿舍区，没有占用场部机关相当紧张的住房，有人说好、也有人说不好。常健无法跟他们比。
按上级要求，各地、各单位要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但不急于宣布“处遗”工作的结束，这事准备要与“整党”工作一起继续进行。
场党委决定：“处遗”办公室的全体人员投入“先进工作者、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由“秘密”走向“公开”、由“消极”转为“积极”、由“历史”回归“现实”的另一面，完了再回到各单位正常上班。
开完“先代会”之后，上级批准场属各队重新排序并一律改称为大队，提拔姚副科长和农业生产科魏副科长分别担任副政委、副场长。
姚副科长一直在搞“处遗”工作。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过程中，曾经有人说汪副政委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由副指导员越级提为副政委；汪副政委与姚副科长同样是中专文凭，但资格更老一些；现在却轮到姚副科长“坐直升飞机”上来了，并且正好顶替汪副政委原来分管改造工作的位置。
魏副科长是平阳县本地人、“文革”时期劳动大学的学历，在“工人场”期间到平合农场工作并结婚成家；他由十六队农业技术员提拔到农业生产科任副科长后，曾经跟着常健坐摩托车一起去追捕逃跑人员，俩人共同在一个路口守了一天一夜，他不耐烦时、被“追捕老手”常健“教训”过一番。
场党委宣布调整各农业队：五队改为一大队，六队改为二大队，七队改为三大队，八队改为四大队，新四队改为五大队；河东片的新二队改为六大队，九队改为七大队，十队改为八大队，十一队改为九大队，十二队改为十大队；河西片的新三队改为十一大队，十三队改为十二大队，十四队改为十三大队，十五队改为十四大队，十六队改为十五大队。另外增设了一些单位。
与此同时，党委按照新的干部管理权限，任命了大批干警的职务，其中：宾昌任政治处宣传科科长，常健任副科长（主管全场青年工作）；钱培任狱政管理科科长，关苏、黎汉任副科长；又一次获得“平反”的老同志宗生（其两个儿子宗林、宗立小时候曾经与常健同学）任教育改造科科长，汪俊、罗来、覃明任副科长；原狱政管理科的梁副科长、转任生活卫生科科长；王普、李钦等四人为场党委纪检会正科级干事；柯良任加工厂副厂长，骆强任五大队副教导员；在女干部的系列中，小邵姐就任供销科副科长。
一批老资格的干部被任命为各大队、科室的督导员。场级的督导员也有几个，但是由省司法厅直接任免。所谓督导员一个时期曾经称为“顾问”、也是“退居二线”的意思。“处遗”时被审查人员，有些没得到任职。
过了三天，不知何故、场党委又专门单独下了一个文件，补充任命只有高小学历的尤勤（民兵团副团长）为派出所副指导员。据说尤勤得知自己没得提拔之后，曾经找过场领导责问：我当副团长那么久、属下民兵都提拔了！为何就不能任个正式的行政职务？难道说我有什么政治问题吗？
常健除了正常上班，一直在忙于准备结婚，对自己被提拔到政治处有点惊讶，因为“组织”一直没有人找过他谈话什么的，倒是汪俊隐约暗示他：可能要当“管教科”的一个副科长，狱政科或者教育科不一定！
好象因为覃明与政治处组干科的吉科长（后来的吉主任）有点矛盾，临时被“组织”将其与常健作了调整。吕华由于身体状况不太好，从派出所调到出入监大队做过一段时间内勤管教员，此时被场部任命为该大队二中队副中队长；曲文则从河西片十四大队，调到河东片六大队任副教导员；伍彬一直在七大队做带班干部，获本大队呈报场部任命为一中队副中队长。
所谓提拔干部、一般都要套个相应的行政级别，由于吕华和伍彬两个人还没有“带括号”的级别，也等于尚未获得正式提拔。
大家注意到那么个事实，年纪大的劳改干警普遍学历低，与时代发展、上级要求不大相符；中央已经提倡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因此提拔干部就很有讲究，年龄和文化结构方面有一定的比例。
调整后的平合农场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大概是这样：场级领导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三人，其余为初中、高小、初小；大队、科室领导具有中专（高中）以上学历的占三分之一左右，包括一些持有“函大”、“业大”证书的人；高小和初小学历的约占六分之一，其余是初中学历。因此，当时高中毕业已经是“高学历”的人了。
常健的婚礼按原定计划进行，年底前他找了一个遣送解教人员到C市的公差，顺便和吕梅“旅行结婚”去外地度蜜月，于元旦之前回来。
新年头一天的晚上，不少亲朋好友们到常健的“新房”来祝贺。由于常健即将就任“青年头”的职务，有关领导希望他不光要晚婚，还要婚事新办，为广大青年树立榜样。因此，常健不能“请酒”、只能请大家吃喜糖。
“霹雳拍啦……霹雳拍啦！”第一个来闹“新房”是何督导员及其家属，而且是当晚唯一燃放鞭炮的人，特别令常健和家人感动。何督导员以前曾和常健父母同在河西片工作，他先后当过二分场教导员、副场长，刚刚退居二线；他们还带来一张“小儿毛巾被”作贺礼，待其他客人来多了、便主动告退。
送“小儿毛巾被”的还有：伍彬夫妇、方平夫妇（托人带来）等五份。
曲文夫妇送了一个电茶壶，覃明夫妇送了一个冰壶；钱科长、宗科长、关苏和汪俊等“管教科老人”合送了一个汽压壶；其他人还送有几个热水瓶。
兰政委的夫人送来一张床单；其他人还送有五张床单。
吕华夫妇送了一束花和一个洗脸盆。还有人送花布、枕巾、被面、毛巾、画册；另有几个人打了十元或五元的红包，基本上被退回了。
宾科长没有送、也没有参与“管教科老人”合送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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