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查中，宾科长和常健发现汪俊过去已经写过检讨书，与当时平合农场军管小组的“总结报告”内容基本一致。双方谈话不久，汪俊又写了一份书面材料，题为《破假案错误的检查》，再次深刻反省了自己存在的问题。
汪俊和汪副政委不光同姓，还算同龄人，大家都是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分配到平合农场时一个在分场、一个在总场，前途却有所不同。
“文革”期间，三分场有个分管改造的领导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惨遭批斗，为了“转移阶级斗争的大方向”、使自己得到解脱，他在犯人及就业人员当中搞出一个假案；三分场的“文革”组织以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并给予高度重视，安排年青成员汪俊担任破案组的组长。
汪俊接受“组织上”交给任务的同时，有“争取破案立功，能够提工资、入党”的思想动机，他按照“走资派”提供的第一手材料，日以继夜地苦干加巧干，把案件搞得惊天动地、不可收拾；后来不得不在“活学活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自我批评”的典型发言才能最终收场。
宾科长和常健的调查，主要是搞清楚就业人员方面的冤假错案死了多少人、死亡的原因、死者家庭的情况，以便考虑草拟《平反通知》并计算“经济善后”的具体数额，这完全是按照“有关政策”来办事。
《平反通知》有个通用的格式，例如：
“关于对XXX（同志）宣布平反恢复名誉的通知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浩劫中，XXX（同志）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遭受错误地批判和斗争，甚至遭到毒打致伤（残、死），在政治上、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迫害。根据党的有错必纠方针，对文化大革命所强加给XXX（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予以全部推倒，宣布恢复名誉。”
“经济善后”则按有关文件发给丧葬费、抚恤费，如果死者有供养直系亲属的，加发生活救济费（按其生前“工资”来计算）。
常健跟宾科长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先后去了A市、B市、D县、E市、F县、H县、K市、N县等八个地方搞外调，场内查了修建队、出入监队、加工厂、新二队、六队、九队、十队、十一队、十二队、糖厂、十六队及场部机关等十二个单位，以走访的形式找过四十三个人谈话，搞清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平合农场九个就业人员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和他们家庭的基本情况。
大家注意到一些案例，“文革”前就有就业人员转为企业干部的情况，“文革”后被取消干部待遇，此时也有一个是否平反的问题。
常健还留意到：在“处遗办”所列的“文革”期间被审查、批斗、乱扣各种政治帽子但未作出处分决定的干部职工名单当中，有江主任和吴元、贝光、王普等四人的名字，他们也算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另外，姚科长的夫人和岳父、即柯良的姐姐和父亲，因为家庭出身、个人成分问题，双双列入了上述名单，属于曾经“被整过”的人。
对于历史事件（案件）调查的过程中，宾科长与常健之间有过讨论，他说：“我们主要找三种人：一种是当事人，就是过去整人的人；一种是知情者，即曾经参与过整人的人；一种是受害者，也是过去被整的人。”
“各地、各单位的处遗办都是这样呀！”常健不以为然。
“大家联系工作时先讲清楚，才好配合工作。”
“宾科长，我看你做得非常好，我们调查比较顺利嘛！”
“被调查的人也要有一个定位，不然他心里不踏实。你看，我们一说是调查他受迫害的情况，他不仅踏实了，还趁机撒点怨气；如果是调查谁被迫害的情况，他就要考虑自己从中所起的作用，看我们是把他作为当事人或知情者，是知情者、就好办一点，是当事人的、心里就不踏实了。”
常健笑了笑：“确实是这样！宾科长你真会总结。”
“最可悲是兼有当事人和受害者双重身份的人，他先是整人、得意忘形，然后被人整、一塌糊涂，死去也罢了，活着更难受。”
“这样的人不多嘛！我们场就那么个把人吧！”
“最尴尬是介于知情者与当事人之间尚未确定身份的人，不说他自己，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你说是不是？”
“确实如此！这样的人不算少呀！”
“最不踏实的是当事人了，挨处分是肯定的！可谁知道会到什么程度？他心里又怎么踏实得了？”宾科长边说、边摇头。
“咳！不都是文化大革命作的孽嘛！”
常健跟宾科长出差期间，不仅把G省劳改系统的大部分单位跑了一遍，还相当于把全省的各市、各地区也几乎跑了一遍。此时他才知道：在平合农场工作过的人，现在已经遍布全省范围；全省劳改系统各单位，平合农场算是大单位和条件比较好的单位；有些地方的交通状况太差、经济太落后、老百姓太穷了。在出差过程中，他们有过走山路，有过辛苦，常健还犯过胃病。
宾科长也有乐观的时候，有一次他对常健说：“过去我出差和报帐，财务科的人什么都要问个清清楚楚，现在他们不问了，屁都不敢放！”
常健不理解：“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我们目前的工作。”
“对头，处遗办的工作太神密了！也许有些人心虚吧！”
“宾科长，我跟你学了不少东西，真得好好学呢！”
“不客气！谁都年青过！谁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常健由衷地说：“宾科长，你是我的老领导，而且是老军人；我觉得当过兵的人、与一般人的气质大不相同，可惜我没有机会当兵了。”
“我们现在是警察，跟当兵差不多，你就慢慢煅炼吧！”
刚开始，每次出差都是宾科长负责领款、掌握开支和报帐，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要求与常健轮流做。通过俩人的合作，常健觉得宾科长不是很机械死板的人，他也有活泼淘气一面、平易近人一面、聪明过人一面。
按照上级的布置，“处遗”工作要逐步“解脱”已经做了检讨、并且取得群众谅解的被审查人员，被停职、免职、撤职的人也要做相应结论。
陆副场长和汪副政委按原职位调走了，一个是短暂的，一个是永久的。
相对来说：系统内和系统外、本单位和外单位对“被审查人员“的处理，区别还是有的，内部处理较轻；外部的情况也许更复杂，因此在处理上有所不同，有的是与过去同案的人相提并论，直接给予较重处分；有的是递转材料、提出意见和建议，强烈要求平合农场或者上级“处遗”机构作出严厉处分。
“经济善后”和“平反通知”的工作同步进行，前后搞了几个月的时间，也是要出差；常健跟宾科长把以前去过的一些地方，又重新走了一遍，除了分发打印好的《平反通知》，还带给每个死者家属几百元的经济补偿费，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额。如此得人心的事情、他们办了九件。
整个“处遗”全场总共平反、恢复名誉一百一十六人。
随着给一些就业人员平反，以及大量清理留场的就业人员后，剩余的基本上转为职工或者享受职工待遇，个别人还得到“企业干部”的身份。
期间，常健和“处遗办”的人不仅做“政治”工作，还经常参加场里其他业务工作，因为全国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劳改单位也更加忙碌了。例如临时工作组下队、追捕逃跑人员等等，常健都参加过。
华云的家搬到A市了，她母亲在劳改局“处遗办”工作；华云结婚后，和新婚丈夫一起调到新成立的劳改工作学校随了父亲。
方平也结婚了，他在A市本单位举行婚礼前，专门给常健等同学发过请柬；常健没有时间参加他的婚礼，只托人带去一份庆贺的礼物。
覃明和小邵姐结婚时，婚房就在场部旧办公处原政委的房间。
吕华、常健适时地以“大龄青年”的身份，向行政办公室要求单独居住；按照“论资排辈”的惯例，俩人分别被安排到覃明、小邵姐原来住的小房间；他们原来共同居住的大房间，则被作为其他单身干部职工的集体宿舍。
吕华和曲文找的对象，都同属“第二代劳改干警”的女干部，他（她）们谈恋爱都比较浪漫，也可以说是属于“轰轰烈烈的爱情”那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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