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干部终于正式着装了，并且享受人民警察的各种待遇，工资一下就长了不少。当时的说法是：军队的工资最高，其次就是警察了。刚开始发服装真搞笑，除了衣服、裤子、皮带、鞋子、帽子，夏装、冬装、春秋装外，还有雨衣、挎包、蚊帐、水壶等等，大家都有点怀疑是处理仓库积压物资呢！
同时，上级给平合农场拨发了“电警棍”等一批先进的警用装备；狱政管理科留存一部分（由常健保管），给各单位下发了一部分。
一天，钱科长专门交待常健马上要办两个事情，一是处理科里的公用警服，二是拟一份使用“电警棍”的规定、打印后发给各单位。
处理公用警服之事，常健就在办公楼小黑板上写个告示：每件旧警服有三块钱、四块钱、五块钱不等，最新的是十二元一套。还真有不少人来挑选，把狱政管理科保管的制服抢购一空，所得价款全部交到财务科。
常健所拟《关于使用电击警棍的规定》内容是：
“劳改干警执行公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可以使用电击警棍：
“（一）追捕逃犯遇到抗拒时；
“（二）处理犯人暴动、聚众闹监、骚乱和结伙斗欧事件，警告无效时；
“（三）遭到犯人行凶报复或袭击，需要自卫时。
“劳改干警使用电击警棍制止犯人犯罪时，应当以制服对方为限度。严禁使用电击警棍体罚犯人。
“此规定摘自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试行草案。”
钱科长批示：“打印60份。”
常健拿着文件稿去行政办公室，辛副主任批示：“请于今日下午打印好。”
常健再拿到打字室，交华云打印，然后下发各单位。
曲文和骆强这两个常健的同学、同事，经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先是入党，然后都转为干部了，他们分别在十五队和出入场队做管教员。
方平在本单位“以工代干”了一段时间，也获得与常健他们同样的“吸收为国家干部”之待遇，并且恰巧赶上“正式着装”的好时候。
这时，偏偏钱科长在新二队站岗的独生子出了个大问题。
原来平合农场接收劳教人员越来越多后，逃跑、闹事的风气也越来越浓厚。而驻场的解放军部队只是对付服刑犯人，不能对付劳教人员。因此，组织上安排一些刚参加工作的年青人当看守员，在劳教队站岗、守大门。
钱科长的儿子叫钱军，一次和另外一个领导子弟小何被调皮捣蛋的劳教人员惹恼火了，就用绳子将一个为首分子捆绑起来，并拿电警棍捅他；那个劳教人员不断噢噢叫，但仍有不服气的表现，甚至还骂人。
队里的陈指导员走过来看见这个情景，就当场指导两个年青人“正确”使用电警棍的方法，然后就继续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钱军和小何在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之下，继续教训那个劳教人员。
十多分钟后，被绑的劳教人员突然口吐白沫、浑身哆嗦、昏过去了。
两个年青人赶紧让劳教卫生员进行抢救，无奈这人还是死亡啦！
据医生检查，那个劳教人员本身有某种严重疾病，被捆绑和电警棍的作用诱导大发作，抢救措施不当，最终造成死亡的后果。
这回可不得了！死者的家属到处告状，要求追究“凶手”的刑事责任。
钱军和小何俩人都未满十八周岁，但却是农场的职工，由单位安排从事“看守员”的工作；他们对劳教人员使用电击警棍没有合法依据，而且明显是属于体罚。场里极力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仍无法控制局面。
平阳县检察院介入调查，钱军和小何先后被拘留、逮捕、起诉到法院。
平阳县法院经过审判，认为被告人违反有关规定，使用电击警棍体罚劳教人员，有伤害其人身的故意，造成被害人发病抢救无效死亡，构成故意伤害罪；由于被告人未满十八周岁，依法从轻处罚，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法院的刑事判决很快就交付执行，经过有关方面协调，钱军和小何被送到少年犯管教所服刑（适当照顾）；俩人由劳改干警子弟、劳改单位看守员，转身变成了服刑的劳改犯，并且永远丧失了考劳改干警资格的机会。
这事发生之后，钱科长似乎一下子就老了十岁，而且有苦也说不出。
许多人都不太明白，新二队的陈指导员好象不怎么被追究责任，只是调动了工作单位，先是调别的队，后来又调到其他监狱去。
不久，平合农场根据上级统一布署，定向收押省内两个地区法院判决的普通刑事犯，并以“出入监队”代替原“出入场队”的名称。
有关部门的政策松动了，劳改干警的家属可以从农村迁到农场。因此，地方上许多“国家干部”为解决老婆孩子“农转非”问题而大量涌入劳改单位。关苏的家属也来啦！他的精神面貌、工作状态比过去好多啦！常健按惯例称他夫人为阿姨，他的夫人则反称常健为常叔（好象说是跟小孩叫）；开始常健很不习惯，后来许多学生、小孩也都这样称呼他，他就慢慢习以为常。
自从正式着装之后，常健想到“衣锦还乡”的说法；因为他只有儿时随父母回过一次老家，便借出差机会顺道回母亲家乡探望年迈的外公。
常健的外婆去世很早，那时连常健的母亲都还未成年。常健的奶奶、爷爷在他长大过程中相继离病逝，外公是其家族中唯一健在的长辈，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因此，大家都希望能够多见面，对老人也是一种安慰。
父母的家乡曾经属于外省，离平合农场有二百多公里；常健母亲当年调动工作的时侯，算跨省调动，她一个人出门、用两天时间才到艾塘镇；然后坐人家的自行车车尾到平合农场，再从场部搭马车到四分场，这路途真够艰难。
常健给自己安排的差事，是遣送一个“老弱病残”刑满释放人员回乡，办完事情在家乡的县城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常健坐班车到达家乡的小镇，他打过电话、在等候舅父自行车来接应的空闲时间，按母亲嘱咐买一些糖果、饼干、水果、糕点准备分发给乡亲们，还专门买几个新鲜可口的包子给外公。
常健的舅父在家乡学校做教师，他不是外公亲生的儿子，据说是常健的外婆去世后，由常健母亲把他从别人家抱回来、并养到大的。常健第一次回家乡时，在舅父那里得看了好多、好多的书，因为舅父也是个读书人。
家乡的山村没有通班车，常健的舅父用自行车接他回去。
常健见到外公时，外公不大认得他了，但还可以吃东西，很可怜。
常健回到平合农场之后没过多久，外公就病故了，舅父专门发了一个电报给常健；因为父母在三分场工作和居住，收接电报不如常健方便。
由于常健恰巧有事不能脱身，他母亲就带了小弟回去一趟。
劳改系统突然面临两件大事，一是在系统内把“劳教”另设单位，二是在系统内大批招干。接着，担负看押警戒的解放军部队，全部改编为武装警察，官兵们把军帽上的五角星换成国徽，把绿色军裤换成蓝色警裤。
按照上级要求，平合农场的劳教人员全部分离出去，在原一分场成立“第二劳动教养管理所”（又称平合园艺场）。平合农场取消各个分场，并设立“就业管理办公室”（以后改称就业管理科）专管就业人员的问题，由狱政管理科的老张任临时负责人。一分场教导员调园艺场任副政委，分场长提任农场的副场长，副教导员宾昌改任宣传科副科长兼子弟学校的校长；二分场何教导员提任农场的副场长，分场长改任新设立的生活卫生科长；三分场向教导员改任农场政治处主任，分场长调园艺场任副场长，梁副教导员回狱政管理科继续当副科长。
常健的父亲调到农业生产科任农艺师（并临时负责工作一段时间），母亲调到淀粉加工厂任副指导员，他们家从三分场搬回到加工厂。
上级领导机关安排章政委到新成立的劳教所继续任一把手，从另一个劳改农场调兰政委来接替，因为兰政委以前曾经在平合农场工作过。
兰政委到职后，很注意抓稳干部队伍，千方百计地防止过多人才流动到园艺场（劳教所）去，因此只调去了一百多个干部。同时，新领导对两个单位的交接工作也盯得很紧，不让章政委这个“老领导”利用职务之便，使劳教所这个“小弟”多占劳改农场“大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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