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时期，平合农场以种植水稻为主，还有木薯、甘蔗、花生、水果等农作物，以及畜牧养殖业，工业成份不多；其所属的二十多个单位中，大半是农业生产队，还有几个副业队，使用的劳动力也有所不同。
七队原来是一个就业队，有三百多个就业人员集体住在有围墙的大监舍并从事农业生产，另有十几个“表现较好”的外宿做零杂工；干部职工是三十余人，还有一些家属搞后勤工作，被称为日工或临时工。
所谓日工，就是干一天的活、算一天的工钱（六角），无任何福利、补贴，不计算工龄，每个月出满勤是十八元工资；不少干部的家属长期如此，她们没有象应届毕业生那样转为正式职工的机会，其中：各单位自行安排的，也叫临时工；经过场部审批、备案的，则叫做长期临时工。
“青年排”的“战士”们抵达七队的当天上午，分别在干部职工宿舍区的五、六间平房里安顿下来，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不在同一栋房屋（若干年后，因为一个爆炸案件，原来的男生宿舍被彻底炸毁了）。
下午，队领导集中大家训话，介绍全队基本情况，强调有关注意事项，最后他说：“明天大家开始正式参加劳动生产，不得与就业人员混杂，要集体出工、集体收工，并且享受日工的待遇……”
从第二天早上起，青年排全体人员投入紧张的抢收、抢种（又称夏收夏种）“双抢”劳动，每天的中午饭，基本上都是在工地吃，由饭堂的阿姨送出来；下午三点钟左右加一餐免费的绿豆或海带糖稀饭，开水也保障供应；如果晚上在晒场加班搞手工劳动，则还有一餐免费的肉粥作宵夜。
夏季的“双抢”主要是在野外稻田里作业，首先就是抢收，要在稻谷脱落之前连着禾杆一起割下来、捆绑好、运回队部仓库的晒场；然后是抢种，在一定的时间内把秧苗插到水田里，都是整天着弯腰，脸朝黄土背朝天，日晒雨淋，不须几天、人人都有腰酸、腿痛、手麻木的感觉。
第三天中午割稻谷的时候，伍彬不慎把自己左手割掉了半个小手指，呱呱叫的、由曲文护送回队部卫生室包扎，次日就回家休养了。
当晒场上逐步堆起农产品的时候，其中的稻谷就连着禾杆厚厚地平摊开来，经过拖拉机几番碾压（并人工翻腾），再用禾叉抖落谷子、分离禾草；这个活儿一般是晚上加班时干，就业人员和“日工”们都做过。
各农业队的晒场都设在队部边缘地带，离宿舍区比较远，如果堆放的农作物不能入库收存，晚间就得有人看守，而且是整个通宵。
第三天下午，常健和方平被提前安排回去休息、吃晚饭，准备晚上在晒场值夜班看守劳动成果，这是个相对轻松的“爽工”了。
常健和方平第一次接受这样光荣的任务，竟然有一些兴奋；当晚的上半夜，他们手持禾叉围绕晒场的四周巡逻，边走边聊：“伍彬这次惨啦！半个小手指丢在田里了。”
“如果他及时找到半截手指、医生可以给他接上吗？”
方平说：“他那里还顾得上，当时止血是最要紧的！”
“都说一只鸡补一滴血，不知他要吃多少只鸡才能补回来。”
“难说啦！反正他亏大了，还可能算是残废了。”
常健说：“不是食指，应该不会影响当兵。”
“今年不知道招兵是否会招到我们农场？”
“这只有老天爷才知道，我太想当兵啦！”常健叹息。
方平又说：“你学习比较好、可能要去做教师。”
常健应道：“当教师也好，我还想以后写几本书呐！
“哎！你有过通宵不睡觉的情况吗？”方平突然问。
“没有耶！以前春节帮爸妈熬粽子，也不过是熬到下半夜。”
“我也是，这回我们要看这太阳是怎么从天边升起来啦！”
到下半夜时，两个人都困极了，又不敢轮流睡觉，就苦苦撑到天亮……
白天休息、晚上值班的工作，常健和方平干过几天，也就习惯了。
大家劳动满一个月时，拿到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工资，扣除伙食费外还有点闲钱，因此都想干点什么，男生们就有学抽烟、喝酒的事情发生。
为了象一个男子汉，常健也学习抽烟，他买过“经济”、“水电”、“转运”等一角钱左右的低档卷烟，直练到烟雾可以从鼻孔出、烟头不湿口水为止。方平说这才算是会抽烟，幸好常健没有象他那样成烟瘾。
有一个周末晚餐加菜，常健和曲文、方平共同买了一瓶葡萄酒干了，几个人都体会到酒醉的滋味，但是大家终究没有上瘾。
夏收夏种结束后，原在七队的就业人员全部调出，大批调入服刑犯人，常健所在的三班改为杂工班，有养猪的、养牛的、养鸡的、养鸭的等等。
常健作为副班长、主要是负责养鱼；队里有两张鱼塘，他每天要从野外割回几担青草撒到水塘，把残渣、杂物打捞出来，还要注意灌水、排水。这也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工种，主要是讲究责任心，以及能够独来独往、忍受寂寞。
此时，队党支部和干部们的主要精力是改造服刑人员，“青年排”就交由队团支部领导；团支书是比“高六班”高两届的一个男拖拉机手，他的未婚妻是老师，负责给一群小学生上课；白天大家一样正常的工作，晚上才搞政治学习，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资批修”之类的活动。
在七队劳动期间，常健有意煅炼自己的身体，他干活基本上不戴草帽，不怕晒太阳，想把皮肤晒黑，也不怕雨水淋；一个人负责养鱼后，他就经常学唱电台里热播的《长征组歌》，以红军的歌曲自我娱乐和激励。
“雪皑皑，夜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毯扎营盘，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更坚、志更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高于天！”每当常健一个人在野外割鱼草，或者挑着沉重的担子孤独地行走在荒郊时，他就会放喉高唱那些动人的歌曲，不仅增强他的意志，也练就了他的歌喉，更充实了他的精神生活。
当年的九月，突然又传来“毛主席逝世”消息的时侯，大家都有一种天要塌下来的感觉，好象世界末日到来一样；在举国哀悼期间，人人都十分悲伤，党支部打乱了日常的工作计划，按规定安排了一些悼念、学习活动。
到了十月份，又有两个重大事件：一是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各地各单位大搞“深揭、深批”政治运动；二是上级以“自然增长劳动力”的名义，批准“青年排”全体人员为正式职工，每人每月的工资定为二十二元五角。
从理论上讲，常健这拨人的参加工作时间（工龄），就从上级机关审批之日起计算，之前的几个月等于是白干（除极少数人自认为要照算工龄外），大家也都默认了；可“自然增长劳动力”的概念很多人还是觉得不好理解，以后有关部门个别工作人员竟然不视它为计算工龄的依据，真是个气死人！
转为正式职工的批文下达之后，有几个人被提前抽调出来作临时的安排，其中方平到场部办公室当通讯员，吕华和常健到场部禁闭室警卫班做看守员，金铭到河西片小学做代课教师，这令其他的同学羡慕不已。
常健按照队里、排里的指示，把自己养鱼的工作移交给一个叫文祥的初中毕业生之后，就兴冲冲地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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