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上午，常健在办公室处理过一些事情之后，才骑自行车出工地去，他“神差鬼使”的先去二中队，想看看卢胜是否已经到位。
刚接近二中队工地的边缘，常健恰巧遇见三个犯人组长各拿一串鱼、已经走出工地“警戒线”了，这虽然与有关规定不符，但在农业大队却是司空见惯的常事。常健便喝问他们去哪里？他们举着手中的鱼回答：王中队长让回去煮这些鱼。常健也没有问鱼是哪来的？给谁吃的？就放过他们。
常健进入二中队的帐篷，见卢胜和王兴、副中队长温贵及两个带班干部都在，劈头就问：“老王，是你给三个犯人组长回去煮鱼对吗？”
“生产忙季主要靠他们协助，不给他们吃点怎么行？”
常健此时才知道王兴是给组长开小锅的机会，考虑到有保证他们“吃饱、吃熟、吃得卫生”的要求，并觉得相对于过去郭希主张给犯人“喝点酒”来说也不过分，便婉转地说：“我认为如果真要他们协助、就不应该给他们一起离开工地；特别是现在你们都窝在这里了，谁来管理工地劳动呀？”
听到常健的批评，卢胜和王兴都有一些不好意思；副中队长温贵及两个带班干部，则马上出去查看工地，知趣地回避尴尬局面。
卢胜遮掩说：“我刚才召集他们商量工作上的事。”
王兴解释说：“猫离不开腥味！这些狗肉朋友，有吃的、不在一起哪里行？我给他们40分钟时间，他们很快就回来的。还有两个组长在。”
“卢副，这里你就盯好啦！我去一中队了。老王，我再提醒你一声：尽快把那三个组长收回来。”常健不想与他们纠缠、边说边准备走人。
“常大你放心吧！这里有我盯着。”卢胜几次调换角色之后，早就把常健当大队长看待了，他不希望别人以为他想谋取那把交椅。
“常教、我心中有数的，还有卢副在这呐！”王兴没有改口，他一直是这么称呼常健，认为教导员才是真正的一把手。
在农业大队，由于生产任务重、工种多，干部人手少、且工作积极性不高，最辛苦就是中队长，大队领导、内勤管教也不轻松，带班干警和其他干部没有那么大的责任，只要按部就班、听从安排就行，不用担什么心。
监内几百犯人挤在一起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社会渣宰”精力旺盛、惹事生非，所谓的改造秩序、犯人思想动态就靠内勤管教来掌握，他们主要依靠犯人“积委会”、“维纪组”来具体管理；各中队的犯人带出监外要由中队长签字，也就是由他来负责，对犯人的管理，对生产质量、进度和任务完成情况的监督检查，中队长主要靠犯人组长来具体管理。利用犯人管犯人、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人类社会就象个“金字塔”的形状，一级管一级，越往上、人数越少。
劳改农场的农业大队主要是野外作业，干部少、犯人多，而且规定干部不能打犯人，直接管不好管，一是容易上火、二是管不过来，间接管理容易掌控、也没有那么辛苦。犯人内部也有个竞争、优胜劣汰，能激发一些人的“改造”积极性。大队领导依靠内勤管教和中队长，内勤管教和中队长则依靠犯人骨干；按照“权利义务一致性”的原则，依靠他、就要给他一定的权利、甚至是特权，大的方面给你做好啦！有些事情就要“睁只眼、闭只眼”了。
正如古人所说那样：水至清、无鱼，人太察、无徒。
常健当天下午随一中队收工回到大队部，才得知：二中队三个犯人组长不见了，王兴怀疑他们喝酒醉了、睡在哪里？正满世界在找人。
因为主管改造的副教导员劳文不知去向？原在二中队跟班的卢胜、据说去附近乡村“联系工作”了。而常健按照《改造、生产“双承包”协议书》的约定，想争取在二十四小时内或者“当年内”把逃犯捕回。所以，常健作了必要的安排之后，便亲自组织并参加追捕逃犯的行动。
情况汇报到场部后，整个场部机关都惊动了，大家四处围、追、堵、截，“二十四小时内”抓不到人，就按规定上报省劳改局。
常健带原二中队长庄严和内勤管教吕超，去三个逃犯家庭所在地B市追捕，第二天晚上他们搜查到一个舞厅时，舞厅以西部民歌《走西口》作伴奏，成双成对的男女翩翩起舞。“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这歌声凄婉动人、音响效果真好，加上霓虹灯的闪烁，感觉真有点催人泪下了。
常健联想起在农垦职工大学读书的吕梅，以及在平合农场场部的父母和女儿，思考自己现在这样值不值得？到九大队值不值得……
据场部工作组调查：发生逃跑案件的前一天，卢胜和王兴曾经严厉训斥过三个犯人组长，并威胁说要撤换他们；当晚犯人组长回到监舍议论过：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中队长老乡观念很重，肯定要用自己人，因此密谋了准备逃跑。这个情况管教方面应该掌握、而没有及时掌握。第二天上午，卢胜和王兴以炸石头的名义领了炸药、雷管，让三个组长在他们事先看好的河沟里炸鱼，大的、他们几个干部私分了（有人专程送回家），小的、就奖赏给三个犯人组长。常健到二中队工地时，他们有意隐瞒真相；常健也没有深入了解和掌握情况。
具体负责调查此事的柳科长、关苏等人认为：一个犯人准备逃跑，他从形成思想、到付诸行动不容易被察觉；几个犯人集体逃跑不同，一般要商量、讨论，反常表现会多于个人的行动。因此，王兴是直接责任者，几个大队领导和管教方面也有责任。王兴和卢胜训斥过三个犯人组长并威胁说要撤换他们，既不采取实际行动，也不通报给管教方面，甚至还让他们自由活动，犯了很“低级”的错误；在此情况下，王兴作为负责本中队全面工作的中队长，又批准三个组长离开工地、且不及时将他们收回工地，则是错上加错。卢胜做过大队主管改造的领导，没有防逃意识，违规使用爆炸品炸鱼私分，默认中队长批准三个组长离开工地，没有督促将他们收回工地，自己在中队跟班、又没有跟到底。劳文作为大队主管改造的领导不及时掌握犯人动态，发生逃跑案件的当天未报告正职、便擅离职守。常健作为大队一把手，对允许犯人自由活动的违规行为不予以制止。
常健采取的补救措施是，一抽出庄严等人，专门配合场部追捕组以及当地公安机关，抓捕逃跑的犯人，于年底前把他们全部捕回；二查原因、找漏洞、总结经验教训，改进今后的管教工作；三制订《九大队干警工作纪律制度以及奖罚办法》，并认真贯彻执行，强化了干警的防逃责任意识。
三个逃跑的犯人组长被抓获后，被及时押回九大队公开示警；其他犯人看到他们那么快就被抓回来，都认为“逃跑是跑不掉的！”
不久，常健、卢胜分别受到场党委给予的“党内警告”处分（有关领导对他们的口头解释是：不另作行政处分了，以免影响到工资等经济利益，属于一种照顾和从轻处理）；王兴则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由大队撤销其中队长职务。常健还听个别人说到：“场部”曾经考虑过要给他免职，因为没有人愿意到九大队接替他的位置，而他又努力挽回影响才作罢休。
劳文受到大家的非议不少，但却是“平安”无事。
平合农场的形势很快有了变化，上级来考核场级领导人选，专门征求大队、科室一级的意见。常健对姚副政委评价较高，对魏副场长有些看法，也不知是否反馈到当事人。接着，陆场长上调劳改局任副局长，姚副政委改任专职党委书记，魏副场长任场长兼党委副书记，吉副政委改任副场长，初中学历的向科长被提拔为副场长（主管改造工作），黎汉接替其狱政管理科的科长职位；关苏调任政治处的副主任，曲文也当了四大队政治教导员兼党支部书记。
从此平合农场有两年多的时间不设“政治委员”及其副职，并有传说场级领导职位尚未足够，上级部门还准备在中层干部里继续选拔。
经过年终结算，九大队的年度总产值为690459元，在其他农业大队都没有完成此项生产任务的情况下，以“113.81%”的成绩超额完成了原定指标。但是，财务方面由于追捕逃犯等“营业外支出”、“政策性支出”较大，没有完成盈利的经济任务。加上“改造方面”有犯人逃跑等问题，无法评为先进单位。好在三中队被评为全场的“先进集体”、为九大队获得有史以来第一块奖牌。
在常健由一个“好党员”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的同时，全场有四个干部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而被开除公职，其中包括教育改造科的副科长，整个平合农场的思想政治工作状况可见一斑。
教育改造科的科长覃明，由于“办特殊学校”成绩突出，获得了“晋升一级工资”的奖励，并荣立“个人三等功”。
常健在九大队工作期间，三大队（原七队）发生过特大爆炸案：一个“以工代干”专管犯人炸石组的老干部儿子，因受到“不公正待遇”和岐视，于晚上召开干部职工大会时，悄悄将炸药包扔进本队会议室；爆炸掀翻整个会议室，使与会人员不同程度外伤、内伤，全大队只有两个干警因下监舍而幸免于难。作案者炸过会议室后，即回到所住宿舍，以第二个更大的炸药包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也将常健他们当年的“青年排男宿舍”夷为平地。
爆炸之后，驻队武警排立即包围犯人监舍，协助幸免于难的两个干警维持秩序；教导员带伤到场部报告情况，场部紧急调动干警接管三大队。
常健得到“通报”的第一时间，首先庆幸自己没有被安排到三大队，并认真考虑如何管好干警职工队伍的问题，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三大队爆炸案影响极大，往后平合农场许多干警职工心里不痛快的时候，总爱说要“扛炸药包”怎么地…可是，三大队的教导员等领导干部竟然无人受到处分，高小学历的教导员还被提拔为场政治处主任（副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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