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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涛不太满意：“本来只想着交通肇事，蹲个一两年也就行了。鬼知道他们要枪毙我！坐几天牢我不怕，可要挨枪子、那可就吃嘛嘛不香了！我干嘛不翻案？”
郝铭遥截住朱琳话头，追问道：“你刚才说你没杀死梁晓燕。理由呢？”
惠涛一五一十的反驳说：“理由？多了！第一、我妈说我们俩婚后经常吵架，法院就认为这就是我杀人的动机。可我妈也说过我从小老实巴交，根本不可能杀人。这句话法院怎么就不相信啦？第二、公安局的现场勘验报告和法医的尸检报告都说死者的脸已经泡的无法辨认了。梁晓燕她嫂子怎么认出来的？光凭那颗红痣就能断定死者是梁晓燕？她妈牛玉华手上还有颗红痣呢，他们怎么不说被杀的是她妈？第三、说我杀死梁晓燕，可梁晓燕失踪两年多了。我是上哪儿找到她，然后把她杀死的？第四、２６日那宿我一直在陪床，我又怎么上状元湖的？”
惠涛说的振振有词、条条有理，朱琳不由得又抬头看了他一眼。心说：“这家伙口才不错嘛？”
郝铭遥问道：“我看过你的审讯记录。你不是跟警察说过你中间从医院出来撞人的吗？”
惠涛回答道：“那是为了让警察相信，好让我住监狱。其实他们只要问问医生护士，就能知道我当时说的是假话。谁知道他们根本没查，就相信我的假话了。”
郝铭遥追问道：“如果你真的没杀死梁晓燕，你在一审法庭上为什么又都承认呢？”
惠涛回答说：“对不起。我得再纠正你一下。当时我只承认开车撞了人，并没有承认撞死了人，更没承认杀死梁晓燕。预审时警察说我不讲实话，要对我用测谎器，我说用测谎器、我也是没杀人！”
郝铭遥有些尴尬：“好，我再纠正一下。你为什么承认开车撞人？”
惠涛回答道；”当时我认为就是个交通肇事，顶多赔几个钱、蹲几年监狱。看在我妈和我死去的姐姐的份上，也就认命替外甥顶罪了。谁知现在说我杀死梁晓燕，还要枪毙我，我当然得反悔了。”
郝铭遥问道：“你有什么根据说那些材料不是证据？”
惠涛回答道：“你们可以去医院查呀！光问我有什么用？”
郝铭遥觉得没有问题可问了，就对惠涛说道：“你先看看记录，没问题的话就签个字。今天讲的这些可以和二审的法官们讲清楚。没其他问题，今天就到这儿吧。”
从看守所出来，朱琳问郝铭遥：“惠涛竟然用坐牢的办法和梁晓燕离婚，这事是不是太离谱了？他在胡说八道吧？”
郝铭遥回答道：“这倒不一定。出于某种原因而自愿进监狱的事情发生过好几起，这还不是惠涛首创。前年有个男子拿着玩具手枪到商店抢金条，商店的售货员吓坏了，任他把玻璃柜里的金条一扫而空。但他抢完之后不是急忙逃窜，而是催着售货员报警，然后他坐在一边抽烟、等着警察来抓他。在审判阶段，我作为被法院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出庭为他辩护。公诉人指控他刚被释放不久又重新作案，应作为累犯予以严惩。法院问他为什么刚放出来三个月就重新犯罪？他回答说自己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本来希望努力工作报效社会。没想到回到社会后哪里都不愿接受他这个坐过监狱的人。因为找不到工作，哥嫂又不愿意让他吃白食，对他十分冷淡。后来在大街上卖羊肉串，又被城管追的到处跑。他觉得自己在监狱里是劳改积极分子，很受大家的尊重，现在却处处受歧视。与其在社会上饥寒交迫遭白眼，还不如回到监狱里。在那里自己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当积极分子受表扬，精神愉快！惠涛自己愿意进监狱，肯定也是没有办法。他如果婚姻美满，他非要蹲监狱干什么？”
朱琳问道：“既然如此，他又何必一会儿认罪，一会儿不认罪？这样来回翻烙饼，到底算有罪无罪呀？”
郝铭遥回答道；“来回翻烙饼的原因他自己已经讲过了。至于有罪无罪，还得看证据怎么说。惠涛今天说的翻供理由必须告知法院，请他们查一查，然后才能确定他说的是不是真话。如果没那么回事，我们再从别的角度考虑。
朱琳听郝铭遥说“从别的角度考虑，她想起另外一件事：“他们干什么要对使惠涛用测谎仪？那东西真的管用吗？”
郝铭遥回答道：“测谎仪，学名叫CPS多道心理测试仪，是美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产品。具体做法有点像做心电图。在被测试人身上缠上电线后，测试人向他提出一些问题。发明者认为人在说谎时由于情绪紧张，神经和血管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被电磁波反映出来后，就可以测出被测试人是否说了谎。我国以前认为测谎仪是唯心主义的产物，没有科学依据，因此完全予以否定。小说《红岩》和电影《寂静的山林》里都有这种认识的描述。改革开放后，又有人认为测谎仪是先进的科学技术，把它说的无所不能。实际上，它就是测定人们心理变化的一种方法，是心理战的一种手段而已。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把它说得神乎其神。”
朱琳问道：“为什么？”
郝铭遥回答道：“据我了解，用这种仪器测试时要受很多外来因素影响。如果测试房间太乱、温度太高、太低，或者被测试的人酗酒、吸毒、心理承受能力过强，就很难达到目的。动用测谎手段只是在众多嫌疑人中筛选出一个涉嫌程度最大的，再由刑侦人员进一步侦察、去收集证据。用它做破案的辅助性手段还可以，但要是把它当成主要方法，不管什么案子都上测谎仪，那就不妥当了。他们想对惠涛测谎，恐怕就是太迷信它的结果。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决定重新启用测谎仪时，曾特别规定其鉴定结论只能作为办案的参考，不能做为定案的证据使用。实际上，在公安保卫部门侦破案件时，只要心理战术使用得当，不用测谎仪，也照样破案子。不要动不动就惦记那个测谎仪，更不应该拿测谎仪威胁人犯”
朱琳饶有兴趣地听着郝铭遥讲话。她问道：“您有这方面的经历吗？说出来让我学习学习。”
郝铭遥回忆道：“我有一个叫赵锋的老师，他在国防工厂里当保卫干事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天上午，总装车间打来电话，说他们主任刚领到工资就被贼偷了。赵老师去勘查现场后，发现嫌疑人竟是他当中学老师时的一个学生。赵老师和他谈了半天也没效果。最后，赵老师让那个学生在笔录上按指纹，要放他回家。他犹豫不决，问为什么还要按指纹？赵老师反问他是否知道自己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他说他们都知道赵老师是北京政法学院毕业的。赵老师告诉他，‘我在学校就学过如何采集指纹、也会辩认指纹上的钩、桥、点、眼。刚才我已经在抽屉上采集到案犯的指纹，现在就要和你的指纹比对一下’。赵老师的话还没说完，那个学生就说；老师，您甭查了，钱是我拿的。案子就这么破了。”
朱琳好奇地问郝铭遥：“您的那位赵老师真会纹检吗？”
郝铭遥老实回答说：“他以前肯定是学过。不过，他毕业时还在文化大革命中。出了校门就到部队农场锻炼，出了农场又到农村插队继续改造思想。好多年没搞本行，那点本领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说会纹检、纯粹是在蒙那个学生。”
朱琳笑起来了：“敢情您的老师也会蒙人，以后我还真得小心点。”
郝铭遥不解的问：“为什么？”
朱琳笑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呀！”
郝铭遥明白朱琳转着弯说自己会蒙人，于是反唇相讥道：“承蒙夸奖。别忘了你管我也叫老师。”
朱琳笑着说：“得，我甘拜下风，行啦吧？还是书归正传吧！”
郝铭遥也笑了：“赵老师那次蒙他学生和使用测谎仪一样，都是在打心理战。搞这套把戏得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方必需是案犯。做贼心虚。不作贼，他的心再也虚不起来，你怎么蒙他都没用。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第二、对方必需认为你有这个本事，或相信那个仪器真能测谎，他才会紧张。当时，那个小偷知道赵老师是北京政法学院毕业生，肯定学过指纹鉴定的本事。要是换个厨房大师傅也这么蒙他，那就肯定不灵了。第三、对方必须没有反侦查、反审讯的经验。那个小偷要是个二进宫、三进宫的，赵老师那个心理战也不可能奏效。总之，干什么都有个条件，条件不具备，干什么都不灵。
朱琳听完郝铭遥的回答后大为佩服，跟这样的老师一起办案就是长本事！突然，她想起一件事：“郝老师，刚才你干嘛往后拽我呀？”
郝铭遥笑了：“很简单。我问你，你是带路的丫鬟呀，还是会见被告人的律师？”
朱琳一听说她是丫鬟，很不高兴的回答：“当然是律师了！怎么，律师就不能走前头啦？”
郝铭遥解释道：“被告人是多种多样的。真没罪的不说他了，有罪的被告人中有的愿意认罪伏法，也有的不仅不认罪，反而一直想伺机逃跑。律师走在他后边，才有可能发现情况，及时处置。你要是走在他前边，不仅发现不了情况，反而容易出问题。他要真在后边给你一下，你反抗都来不及！”
朱琳不服气地说：“现在律师不都是要是隔着玻璃会见被告吗？哪里会出这种事情？再说，当律师的要是总这样提防着他的当事人，那还叫律师吗？”
郝铭遥回答道；“不少看守所是改善了条件，但也有还没改善的吗？今天咱们遇见的不就是没安玻璃的吗？总之，当律师、尤其是当刑辩律师的，平常还是要养成好的习惯。否则，不出事则已，真出事就晚了！律师是要想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什么事都要辩证的看。律师多小心一些没大差！”
两人回到宾馆，孙春丽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见到郝铭遥和朱琳进来，她赶紧问道：“怎么样。二位今天挺有收获吧？”
朱琳反问道：“你怎么知道？”
孙春丽回答道：“我怎么知道？满面春风嘛！要是不顺利，早就多云转阴了！”
朱琳简要的讲了会见惠涛的情况，然后说；＂如果惠涛真的在那里住院，那就肯定是替人顶罪了。那这个案子肯定就是错案了。”
郝铭遥很及时的泼了一瓢凉水：“现在这些只是假设，还需要等待调查结果。”
孙春丽对此结果很满足；“有希望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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