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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法官问了好几堂，刘家语一再重复地对答这些话。他后来竟对家语说：“你这个青年，写什么小说？要好好地学点儿法律，有朝一日咱们祖籍胶东蓬莱的吴佩孚吴大帅，重新得势，我们胶东人跟上他就有希望了……”
王一平关在刘家语对面的牢房里，通过各自门上的小圆洞可以相互看到。家语每次过堂回来，都要找机会给他摆摆手表示没事，攥攥拳头寄意要有信心。
一平同志很坚强，也很机敏。在被审讯时，他也没有暴露二人的政治身份，而且对刘家语编《泡沫》、《浪花》的事也未讲一个字。只说刘家语在北平靠写文章糊口念书，他是刘家语的同乡同学常有交往。
于是，二人说的一致，使敌人抓不到把柄。押了十几天过了几次堂后，他们就叫刘家语和王一平找保释放。要刘家语找保的还是那个法官。他还一再解释为什么要取保，怎么取保。刘家语说：“我是个穷学生，只身来北平，朋友很少，哪里去找保！我无罪被捕，要不你们就放人，要不你们还押着。”
这个法官出主意说：“你在山东会馆住过，那里头有人可以保你吧？”
刘家语一想会馆里看大门、烧水的老张头，也不例外地是地下同志，就说：“会馆里看大门的老张头，同我很谈得来，这个人可能愿保，那你们得先放王一平，让他出去找老张商量。”
这个法官双眼一亮：“好，我就先放了王一平，让他找老张头保你俩。说真话，我要不是同你二人是老乡，才懒得操这份心呐！”
就这样，王一平先出去找老张，开了一张盖有山东会馆戳子的保单，二人得以获释。
这次刘家语所以能够脱险，很重要的一条在于反动当局没有抓到什么证据，特别是没有发觉他和《泡沫》、《浪花》的关系。如果不是这样，那就难以过关了。
当时的这件事，让刘家语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三十一年之后，这次被捕却成了刘家语很大的麻烦。
一九六七年，又是五一节前后，造反派在北京大街上贴出了“打倒大叛徒谷牧”的大标语，重新提起这桩旧案。王一平同志因此也受到牵连。因为查刘家语这段历史问题，刘家语受到造反派不知多少次审问和批判，历时两年之久。他们跑了大半个中国，据说花了数万元的路费。当年看押和审讯家语的警察、法官都被找到了。
调查中，有人以“立功赎罪”为诱饵，示意这几个当时还被管制的人出具家语“叛变”的证明。这几个国民党警察、法官说，他们在旧社会犯了罪，在新社会不能再嫁祸于人犯新罪，都证明刘家语“口未吐实”。
从军警督察处出狱后，党组织通知刘家语已不适宜继续在北平工作，准备转移到外地去。刘家语另外换了个住处，隐蔽起来等候分配。从这时到八月离开北平，党组织还交给刘家语一项任务。那是六月底，党的交通员通知刘家语：第二天上午在公主坟街口有人同你接头，并详细交代了接头的暗号。
刘家语于次日按时前往，照事先的约定，家语左手肘部搭着一件长衫，右手拿着一本卷起来的报纸。接头的李雪峰同志对过暗号后，指示：“刘同志，你今天去北京大学参加一个讨论文学方向的集会。”
刘家语说：“我尚未恢复在左联的工作。”
李雪峰说：“这是党组织的委派，你一定前往。”
“好吧！”刘家语道。
去沙滩北大参加集会那天，在约定地点接刘家语的是秦川同志。他把刘家语领进会场。参加这个讨论会的有北大的学生，也有校外的青年，有几百人。讨论的内容是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有的赞成前者，有的主张后一个提法。各抒己见，争得很激烈。
会议结束时，要刘家语发言表态。他说：“同志们，讲清楚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的事，现在时间已晚，以后我们再开会讨论一次，我愿在下次会上讲讲自己的看法。”
“好吧！”
会议就这样收了场，以后也没有再开。刘家语内心是赞成“国防文学”这个提法的，因为它明确简练，动员团结面广，符合当时抗日救亡形势的需要。
但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左翼文坛旗手鲁迅先生提出来的，家语对之不能公开地说不同意。
多亏当时没有讲出自己的看法，否则，在他被人批判时，家语的“罪名”还得加一条“鼓吹国防文学”。
到了八月初的一天，刘家语接党组织通知：立即做好准备，明天乘车去西安，到东北军工作。刘家语孤身一人，行李一件，说走就可以走，没什么要准备的。但是欠了公寓十几块钱的伙食费，囊中羞涩，实在付不了账，无奈只得不告而去。
建国后，一九五五年，刘家语调北京工作，还特意去找过那家公寓，希望给以补偿。星移物换，那里连原来的房子都没有了，房主更不知去向。刘家语对此一直感到有负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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