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下，坐下，快坐下，你那么激动干啥？！关你屁事！…党中央、国务院又不是没看在眼里，痛恨在心里，只是还没来得及制止！你一个普通老百姓着哪门子急？皇帝不急太监急！真是的……！胳膊还能硬过大腿？
再说啦，这种事情的发生也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究其根源，在于咱们国家自从建国以来，最先重视工业轻视农业，而轻視农业也就导致了侵害农民利益事件时有发生，为了尽快迈进工业化国家行列，尤其在五、六十年代那个要赶超英美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的特殊时期，采取优先发展工业，并且还实行城乡分治，二元结构（典型的一国两策），每当国民经济运行出现波动遇到困难时，作出重大牺牲的总是农民，他们要不哼不哈、忍辱负重地服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顺利援助国企改革、响应稳定城市社会安定等方面的国家号召！”
“什么意思啊？”
“比如，一九八八年通货膨胀来临时，国家宏观经济调整，经济政策天平倾向城市，致使八九年农民人均收入自大包干以来出现首次负百分之一点六的增长，随后九十年代末的国企改革，更是以牺牲‘农业、农村、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实现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成功和下岗工人的社会稳定。”
“为什么呢，我不明白这里面有什么关联？！”
“具体的办法是，从一九九六年开始，为保护国有粮食企业扭亏而关停乡镇粮食加工企业，为保护国家供销社的垄断经营而整垮全国的村办民办农资经营、棉花加工企业，为确保国有钢铁企业的利益而关閉地方小钢铁厂，为了确保国有制糖业提价、减亏而关閉乡镇糖厂。
为了稳定国企下岗工人，政策调控降低了大米、鸡蛋、瓜果等农产品价格，使津贴很少的下岗职工能够安然度过（1997-2000）国企改革的困难时期！而农民自大包干以来的全都集蓄，就在这几次政策宏观调控中被收刮一空，农村经济状况和农民生存状况，甚至倒退到八十年代以前……”
“嗨，中国农民真是太伟大了，只知道付出，却没有索取，总是默默无闻无私奉献啊，可是咱们的国家呢，却没有把农民放在应有的位置上予以尊重，农业基础地位在每一次开大会的加强声后逐年削弱，农民收入在每一届大会疾呼中逐年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在一片限价中步步狂涨，为农民说话的代表在每一次热烈提案后心灰意冷逐渐减少！……”姚动生总算明白点了。
他老板接着又说：“从五八年的大炼钢铁损农开始，计划经济中对农产品超低价统购统销，农村中的农民一直就将自己劳动成果，变相地近乎无偿地支援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而农民得到的报达，就是超出本身价值无数倍的工业产品和加价农业生产资料！
这种剪刀差方式，从农民身上刮走利益后，几乎全都用于中国工业化资本的原始积累上了，可以说，没有中国农民，就没有中国国有企业及其几万亿国有资产！中国农民是其最大股东，五十年来却从未分得红利，反而是政府年年在农民头上增税加码！”
姚动生激动得接过话茬：“乖乖，难怪说一九五八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农民打娘胎出来就沦为‘二等公民’，将农民禁锢于土地上，不许农民进入城市谋生，农民永远呆在工厂之外，农村在城乡分割、二元经济发展结构中。
中国农民无论在教育、医疗、劳动保障、养老、福利等社会待遇上，还是在流通、交换、分配、就业、税赋等经济待遇上，与城市居民都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严重失去公正与平衡。
一方面，与土地为伴、终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被国家政策调控去了剩余价值，去搞好了城市建设和工业建没，农民即使贫困不堪，也无法享受正常社会待遇和经济福利。
另一方面，城镇人口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由政府进行了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葬的计划周到细致入微的全程呵护，大包大揽，形成了相当于世袭罔替的贵族阶层——工人阶级，他们是共产党扶起来的新贵，压根儿就瞧不起农民。
相反，被隔离在工人阶级之外的广大农民，便无可奈何地沦为城市的边缘人，沦为占全中国人口比例最多的‘弱势群体’！他们每天面对巨大的精神和经济压力，强烈的心理失落和沉重的思想苦闷！你想，连正常的国民待遇都没争取到，哪里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相处？来到城市后，能不受到岐视和非难吗？！……”
老板笑着说道：“你小子是越来越明白啦！虽说你这话别扭，听来不是个滋味儿，可现实就摆在那儿！中国革命不管怎么说也是从农村建立根据地，建立农民政权开始的，然后一步一步由农村包围城市的，哪一阶段不是农民冲锋在前？
大革命前的农民运动，秋收起义，三十年代的工农红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哪一个历史时期不是广大农民在支持？就连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上都赫然绣着代表农民的镰刀，为什么一旦建立了政权，坐稳了天下，却对农民视而不见？对农民苦难充耳不闻？对进城务工农民如此刻薄寡义呢？……”
姚动生没有反驳，深有感触地说道：“还不是泥腿子出身的某些党员干部脱离了群众老百姓，蜕化变质了！变得忘本！变得不认识广大农民！！那些当官的，哪一个的祖辈不是农民？他们怎么就变得如此忘本？！…”
老板叹了口气说道：“哎，想当初，好不容易盼来改革开放吧，农民终于可以进城务工了，可至今还是没有享受到准国民待遇！不但找工作、挣工资、上学入托等诸方面受到两种或几种待遇，反而在农村，各级部门在农民头上绞尽脑汁，巧立名目，横征暴敛。
你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村还有青壮劳力吗？如今中国高素质人才已全部集中在城市，而国家教育投资差不多全用于城市，导致农村社会经济的落后、环境和教育的落后，现在中国农村很多地方处于文化沙尘暴中心，代之而来的是重大的社会动乱的隐患和稳定团结的危机，以及黑恶暴力的兴起，贫穷和富裕阶层差距的加大和日益不可调和的矛盾……听说，有的地方死了人，找人抬喪都困难！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姚动生答道：“记得前些年流传一则顺口溜，就很生动形象地概况了老百姓的处境：40年代说全国解放了就能致富，50年代说分到田地就能致富，60年代说学了思想就能致富，70年代说改革开放就能致富，80年代说少生孩子就能致富，90年代说勤劳就能致富，00年代总结出还是当官能致富……
现在农村青壮劳力觉得种庄稼不但无利可图，甚至还赔本，所以不愿耕种，加之农村苛捐杂税这几年比以往重，光靠农田的产出无力承担，再加上如今的年青人文化程度普遍提高了，不甘于埋没农村，想到外面闯世界、长见识、学技术、练胆量，急于改变家乡贫穷后面貌，他们普遍觉得城乡差别实在太大，等级观念太强，再不到富裕发达的地方去打工挣钱，恐怕就无法改变这种局面，长此以往下去，就可能被这个时代所抛弃！农村永远成为大城市少数阶级的附庸地！…”
“嗯，有几分道理！哎，瞧咱俩瞎聊的，扯远啦！纯属在家里酒后说胡话、牢骚话，妄谈起政治来！天心可鉴，我俩绝没有攻击党和政府的意思啊，我们只是觉得这个社会现实还急待改善，公平正义还急待加强，社会丑恶现象急待取缔，公道人员急待回归…哎，还是书归正传吧，咱们接着说黄丙能父子的事。”
“嗨，您不说，我倒忘了这茬，黄丙能父子后来怎么样啦？”姚动生问。
“他们被搜缴一起钱物后，分开关在不同屋子里，床板是直接铺在地上的，三个人盖一床臭哄哄的被子。七天以后，天刚亮的一个早晨，被转送至北京西客站，看样子是要送回四川老家！”
“送就送吧！反正罪也受了，杀人还不过头点地呢？谁怕谁呀！”姚动生说道。
“你真是说得轻松，你知道后来发生的事儿有多搞笑、多可乐吗？”
“咋回事儿？”
“火车开到石家庄车站停了下来，接着有河北省的警察就上来说话了：‘大家听好了，身上带着钱的，还有一线希望呵，只要掏500块钱就可以放你下车，不然者到了你们家乡，可就是好几倍价钱哪…’这时，歌厅小姐，三陪女郎，理发女按摩妞等有钱人家，纷纷响应，等她们下车走后，警察又开始叫卖开来：‘现在哪，不够500的有400元也可以下车呵’。又有些人纷纷下车走了，警察接着又300元、200元、100元地叫价，最后就剩下黄丙能一类的没钱人家了。
他们只好央求警察叔叔，愿意把身上值钱东西（手表、传呼机等）给押了，这才放他们下车（当然，黄丙能他们那批人最*蛋，一件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押的，人家警察最终没有为难他，实在榨不出油水也就算球了，放了他了）。
警察是这样解释放他们的理由：‘咱毕竞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嘛，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就不能像万恶的旧社会那样压迫人、欺榨人，也不一定非要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人吃人！虽说你们没办齐证件，但毕竟你们还是热爱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一员嘛，回去以后好好学习学习，提高提高认识与个人修养，作个对社会主义有用的人’……”
“大道理还不少哪，还都理直气壮，那黄丙能后来怎么样哪？没跟他儿子一块儿回来？”
“黄丙能下车，出站来到车站广场，满世界找他儿子，就是不见人影，他哪里知道，他儿子被遣送的火车比他晚一班，他找累了，又饿又渴，只能到候车室厕所洗手間喝凉水充饥，然后沿着铁道边步行（他不敢去大街上溜鞑，也不敢走国道，他怕石家庄又收容他），于是，就丈量起地球来！（至于为不为地理出版社提供真实步行数据，那就无从查考了）。
楞是靠双腿，一步一步向北京方向走来，白天，他看见地里头的农民老乡，便上前跪在他面前，找他要点西红柿、鲜萝卜充饥，也有心好的大娘、大爷，给他一大包馒头和咸菜，就这样，他独自帮河北省石家庄至北京西站的养路道班工人，没日没夜地做义务工‘寻查’了400多公里的铁路线。
顺便欣赏铁道两旁的美丽风光，葱翠浓郁的田野庄稼，淙淙潺潺的小河流水，青瓦红砖的农家小院，繁华热闹的集镇，灯红酒绿霓虹閃烁的定州县城、历史厚重风光旖旎的保定市区、富丽堂皇新楼林立的高碑店街景，小巧玲珑美不胜收风光无限的涿州历史名城。
享受过南来北往、风驰电策列车的免费风吹，也经历过风餐露宿日晒雨淋的自然洗礼，炼就一副铮铮铁骨——‘鼻子出水舌发灰，不用判官小鬼催’的伟岸身躯（衣衫烂褛、头发花白蓬松、两眼凹陷，双目失神，脸呈枯菜叶，周身皮包骨头，肋骨凸兀，脚上水泡溃烂……），走了整整八十一天，踩死了无数蚂蚁，终于回到可爱美丽的首都！整个儿就像唐僧西天取经凯旋回来！”
“嗨，他怎么不给在北京的亲人打电话求助呢？他不是还在老板你这儿干活吗？怎么不找你帮助呢？干吗受那份活罪？”姚动生真是感概万千，想不到世间还有如此怪事发生。
“是呀，我也很纳闷哪，我估摸他是不知道我的电话，或者是想到北京市里的派出所赎人已花一千多了，再也舍不得花钱了吧？咱们农民都那样，因为挣钱太不易啦，所以宁愿自己受点苦遭点罪，也万分不情愿多花一分冤枉钱！”
“真是个糊涂虫！人都要死了，留着钱还有什么用？有人才有一切，钱是拿来花的，花没了还可以挣嘛，只要人好，钱是可以慢慢挣回来的！那他在你这儿还有钱吧？”
“你快别问，你一问，我可能就要笑得吃不成饭！你知道吗？黄丙能那儿子可比他要精灵得多，那龟儿子娃儿人小鬼大，在石家庄打了一辆两块钱一公里的桑塔纳回北京市，他哄骗司机说他爸是建筑公司大老板，他是来石家庄旅游而被小偷洗劫一空，他还让司机自垫高速过路费，到北京市连车费一并给1000元，到了北京市我的工地门口，这小子告诉司机说进去拿钱，让司机在门口等着，结果，那龟儿娃儿往我的工地一钻，就不见人影了。”
“这娃儿倒是个人精，困难时刻还能急中生智，知道想办法！后来呢？”
“后来那司机左等右等不见人出来，便到工地遍处找，最终也没找着，情急之下，那司机一厥屁股坐在工地嚎啕大哭，我正好在工地，急忙赶过去问个究竟，见那人哭得伤心可怜，就顺便给那司机600块钱，劝他认倒霉算啦，回他的石家庄去吧。
可没想到，我让他三斤姜他还不识秤哩！那人猛然抓住我，认为我就是那乘车人的爸爸，我就是那个大老板，我日他先人！我做了好事还遭雷打，我这是鬼摸了脑壳，球日昏了！我一生气，骂道：‘滚你妈的蛋！爱找谁找谁去！老子不管你龟儿子的事啦！打酒也得认提壶人呀！…’我甩脱那司机就要回屋，那司机拉倒我不放，我大吼一声：‘给老子放手，不然我喊民工来捶你龟儿杂种！’他还是不肯罢休，嘟嘟嚷囔，要拉我去见官，我一吆喝：‘兄弟们！给老子把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撵出工地！’顿时，上来一、二百号民工。
我吩咐民工，只将他赶出工地就行了，不准伤害他，毕竟人家也是有事才来工地闹，还都是贫下中农无产阶级，讨生活谁都不容易，比不得那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那司机还是吓得屁股尿流，倒是工地上看门的老大爷给他讲，刚才那人（指着我）没有儿子在北京市，那个乘车人也绝对不是他儿子！那司机这才气愤地悻悻离开。”
“也是呵，这年头做好人太难了，你好心给那司机六百元钱，他还认为你动机不纯，就跟我这次救人一样，遭人误会，那再后来呢？”姚动生颇有同感，叹息道。
“过了几天，黄丙能的婆娘来把两千多块工资领走了，说是回家给他治‘饿痨病’（大概是饿饭时间长了或者长时间营养不良，造成身体虚脱，整夜里做恶梦，整日里精神恍惚，老叫唤着饿），所以呀，小姚，你那脾气得改改，少管*闲事，不要当二杆子、冲天炮、出头鸟！往往管闲事，要管出大祸来，就像你这次救那北京娘们多危险呀，她要没了气，你怎么解释？警察不把你当敌特分子，也得把你当流氓犯罪分子！因为你是农村人外地人，在大城市警察眼里，怎么看都有点像坏人，或者跟坏人沾点边，没听过社会上流传这样的话…”
“什么话？”
“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下级，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难民，海南人看外地人都是穷鬼，广州人看外地人都是垃圾……”
“真的假的？有那么严重吗？”
“我蒙你干啥，本来国务院1982年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件作好事的法律，当时制定时，还没有民工流入城市这一事件发生，这《办法》的的确确是救助衣食无着的乞丐流浪人的好法律，没想到在九十年代被人歪曲利用了，把没有固定职业、没有证件、没有固定住所的所谓‘三无人员’也圈了进去，都变成讨口要饭的叫花子群体了，你说，增加如此巨大的乞丐人数数目，对咱们国家有什么好处？这不是给咱社会主义抹黑吗？”
姚动生也气愤，说道：“纯属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丢丑！解放这么多年了，改革开放也这么多年了，本来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有很大提高了（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可咱们城市管辖者为了收几个臭钱，偏偏又变着法儿给这些人，戴上三无人员乞丐的贫穷帽子！这不明摆着弄虚作假吗？农民并不是吃不起饭穿不起衣才来城市打工的，他们是想多挣些钱回去，让生活过得更富裕一点，缩小与城市的差距…
就这么点小小的愿望，难道说过份吗？我也不知道城市管理者是怎么想的？你说是报告到联合国申领点人道主义救济款也成，装一回穷至少也能得点实惠，可偏偏又不是那样的！在本国自己窝里瞎折腾！两头不讨好，国际上没捞着一点救济，国内打工农民又怨声载道。
一时間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成千上万的打工者（这里指五证不齐者），在春节、五一、七一、八一、中秋节，最要命担惊受怕的国庆节举国喜庆的日子里，如过街老鼠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被逮了去，虽然不被当作‘敌特分子、封、资、修、地、富、反、坏、右’那么严刑拷打，但毕竞也出现‘动手动脚’（甚至打死人）与精神折磨的事情，你说，谁不害怕？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老板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接着姚动生的话，激动地说道：“我们在五、六十年代还支援亚非拉人民，力求解放全人类，准备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齐声高唱《国际歌》，让五星红旗插遍五大洲、四大洋！所以，我就纳了闷了，日他先人，当年日本鬼子和美国鬼子、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派，我们那么恨他们，势不两立，恨不得置之于死地而彻底消灭…
可改革一开放，还不都‘相逢一笑泯恩仇’？中日、中美、中印相继建交，与曾经战场上的‘敌人’实现了‘辜汪会谈’，达成了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并热情洋溢地恭请他们来大陆旅游吗？不也让他们在北京大街小巷、胡同里满世界转悠？也都不象防贼一样防他们。
倒是我们自己，身为爱国的子民，手无寸铁，无非是来城里挣几个钱养家糊口而已，反而倒让各城市管理者、警察们不放心了，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什么道理？难道这些穷苦老百姓，因为没钱办证而为城市少作了点贡献，少尽了一份力，就断定他们不爱国家？就断定他们不热爱这座城市？就断定他们是城市的累赘？负担？是‘洪水猛兽’？嗨，真正是把鸡屎看做墨，把好人看做贼啊……”
“其实嘛，纵观全世界，惟中国的百姓最老实，最怕官，最容易治，当权的人若不能治中国，天下再没有可治的国了，因为中国的百姓，历来并不求参与政治，平常的事也大多不求官吏保护，只要官吏对他们不敲骨吸髓，他们就谢天谢地，心满意足，歌功颂德了。
中国的百姓之所以老实易治，是因为怕官怕势，官吏之所以官官相护，是因为朋比为奸，若政府严正不阿，按律执政，自然不能容留官官相护的恶风，百姓的痛苦若能有上达的可能，自然不会养成怕官怕势的心理，中国百姓基本上全是好的，只是缺少一部分好官，百姓中纵然有坏的，也是跟官吏们学来的，或是被贪官污吏*出来的，中国的法律是好的，就是缺少正确执行法律条文的捍卫者。”姚动生深有感慨地说道。
老板也赞同他的观点，补充说道：“我看啦，还不是他妈Ｂ嫌贫爱富的思想在作怪！唉，谁让咱们农村人穷呢？偏偏要跑到城里才挣得到钱，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啊！要是有朝一日，把首都迁往我们成都的话，老子同样还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那北京人也好，上海人也罢，咱们也得让他们办五个八个的证件，也制定一些地方土法收拾他们！小姚呀，听我一句劝，以后这种闲事要少管，最好别管，尤其是交通逃逸事故，懂吗？你要揽在身上，我保管你是猫儿抓糍粑脫不了爪爪、乌龟爬门坎迟早要栽跟头！因为这年头，修桥铺路双眼瞎，横行霸道有马骑！…”
“嗯嘞，谢谢老板，我以后会注意的，不过，俗话说得好，忍气吞声是君子，见死不救是小人，遇到该救的人，我还是要救的，我是不可能站在黄鹤楼上看翻船——见死不救的，我相信好人有好报，这个社会毕竟还是好人多一些……”
“唉，真是个犟拐拐！不知深浅死活的东西，小子呃，你给我记住了：社会东西烫，不要鼓捣犟，要知道这年月，才气斗不过财气，水平斗不过酒瓶，先进斗不过亲近，大秘斗不过小蜜，大款斗不过公款，大人斗不过小人，大官斗不过现官，位子斗不过圈子，贡献斗不过眼线，正派斗不过帮派，名牌斗不过冒牌，名模斗不过按摩，亲娘斗不过丈母娘……
瞧着吧，你龟儿娃儿不跌几交，是不知天高地厚，不撞南墙，是不知道墙头坚硬，不尝到梨子，是不懂得梨子酸的，将来有你好受的！我把话撂在前头，这年月好心得不到好报，好泥巴糊不好灶，搞不好烧香还惹得鬼叫，不听老人言，总有一天，你娃儿会吃亏在眼前……”
老板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与姚动生碰杯，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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