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庐山会议（一）（15）
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第二组发言时说：“要说得失关系，就某一部分来说有失，但就整个情况来说，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得有失，而是得多于失。1959年华东428万吨生铁任务，就是要靠去年建设起来的小洋炉设备完成的。群众对缺点的意见，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么严重。不要说当这个大家不容易，我当这个小家也不容易，还经常买葱忘了买姜呢。农村粮食真正紧一点的是山东济宁，但济宁现在基本上稳定了。华东其它各省尚有小部分地区的粮食，曾有不同程度的紧张，都已做了安排，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我们正在切实改正缺点，同群众的关系不像有些人谈的，那么紧张得了不得。”
政治局委员、西南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第四组发言时说：“从供给制来看，公社优于高级社，要说问题，主要表现在所有制和吃饭不要钱这两个问题上，把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很快变为公社的大集体所有制，步子迈大了一些。‘吃饭不要钱’看来全国普遍实行也有问题。半供给制和食堂尽管还有缺点，我是很留恋的。”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在第三组发言时说：“我们的缺点还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上有一点缺点、错误，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纠正。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回想博古王明路线的错误，整个湘鄂西苏区，被承认为党员的只有关向应、卢冬生、夏曦和我。提起这些事，我真痛心。而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像这样的路线错误是难以纠正的。而我们去年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也只是在克服了右倾保守错误，在执行总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工作方法上有点缺点错误所产生的。既是这样，就谈不上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什么难以克服的错误。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我记起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更过火了。”
支持者以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为代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觉得彭德怀的信有漏洞，有问题，还有刺，要照实际情况，还可以说得重一些，但是，由彭德怀说出来就有点不合适了。他在第五组发言时说：“我同意主席讲的三句话和少奇讲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问题不少’这句话，两头是一致的。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十足，更踏实。我同意议定记录中的三条缺点，我再补充几条，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二，比例失调；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头一条起了主导作用，后两条与之有联系。关于公社问题，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请大家研究，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看，搞了好，从短期看，不搞更主动些。北戴河决议的领导作用，赶不上七里营、徐水那一套。现在我们党的作风很成问题，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比如，中央工交工作组副部长高扬带一个工作组，到河南登封、禹县、鲁山等地了解炼钢情况，发现质量不好，产量不实，向中央写信反映了情况。可是，材料转到河南省后，河南省委大发雷霆。这就是讲好的高兴，讲缺点不愉快。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
中央出来开会，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可是，干部吃那么好，行吗？去年工作上的缺点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一是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的，基建材料、市场副食也紧张；二是党与群众的关系受到影响；三是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影响。毛主席也讲过，开动脑筋，放下包袱，缺点不讲，总是个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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