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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担保，梦里的我，绝对是个狂妄的家伙。
深南中路是条繁华的大道。我却举着一柄破旧不堪的火炬，小跑着在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过，嘴里不时小声地对身旁的人群说着：借光、借光。
过斑马线的时候，火炬的火苗突然小了很多，一点点些微的小风就好像随时能把它吹灭。我心里抱怨着——奶奶的怎么奥运火炬也有假货？！却又不得不伸出手来，小心地护着火苗。斑马线这段二三十米的距离让我觉得得漫长而胆颤心惊。
终于站在上海宾馆对面的绿地上了。我轻轻嘘了口气，身旁有几个民工模样的人经过，他们穿着肮脏的迷彩服，骑在哐铛作响的单车上疾驰而去，仿佛是一队上战场的战士。谁说他们又不是战士呢？他们在自己的战场上，因为能一天建造一层楼房几乎让整整几代中国人人都知道“深圳速度”。
深圳人们并没有把过多的目光停留在怪异的我和我的火炬上，他们见怪不怪，更多的大场面早已经把他们锻炼得水火不浸，一个一个的修炼成金刚不败之身。深圳是个巨大的战场，所有的人们必须在自己的战线上战斗到最后一刻，直到光荣倒下也不会偃旗息鼓。我相信到最后，他们的魂灵也会仍然游荡于这个热火朝天处于白热化的战场上空。
所以，我曾经不下百次地和我身边的人说，我在深圳呆过十年。这个“呆”字，可谓自豪与光荣同在，沧桑与不屑齐飞。哈，我几乎忘了，自己也曾是个不折不扣的“深圳人”。
我还在嘘气的当儿，有个似曾相识的人朝我喊了句：眼镜，你怎么不搞摄影了？显然他是今天唯一关心我的深圳人了。我回道：“嘿，不搞了，都搞十年了，机器都搞烂好几台了”，我扬了扬手中破旧的火炬，“奥运火炬手”。一转身，那个刚和我招呼过的朋友也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了。我不禁有些茫然，似乎忘了自己的目的地是哪儿了。
醒来后我一再分析：上海宾馆前是华富路，朝东是地王大厦，朝西是南头和宝安，最疑似的目的地是莲花山，是深圳市区的制高点，而且山顶有邓大爷六米高的铜像。到最后我又迷糊了：奶奶的我老人家梦里整一破旧火炬冒充什么奥运火炬手啊？难道还要向邓爷爷汇报“申奥”成功——并且全国上下现在正把准备工作进行的如火如荼？平日里我绝对不是个爱国主义者，就连“愤青”也算不上一个，我成天价忙着给一岁的儿子挣奶粉钱，也给老婆挣“游离子烫染”的票票。
还是接着做梦吧!
后来火炬是彻底的熄灭了。我发现这个假货火炬不单破旧，而且气体也充得不够满。我无限惋惜地抚摸着还有一点余温的喷火口，那个喷火口却有些松动了，以致让我不得不在跑动的过程中，时时去拧紧上面的到螺帽。甚至有时还要完全的停下来，用力的把它拧得紧了再紧，可是跑不了多远，它又让我一再地重复修理它。真是有病，什么样的行当不好入梦，偏要搞一个“奥运火炬手”。还是个没有火苗的破旧的不停地要修理的火炬。
我是在和平路的桥上醒来的（真弄不明白我怎么会跑到和平路上去？）。
因为那个可恶的火炬在和平路上散架了，火炬头掉了下来，最后握在手里的是一支长满了锈的长柄，那些斑斑驳驳的锈迹全嗤牙裂嘴地冲我嘲笑。我搞不明白那些散碎的零部件是怎么掉到我身后的，我明摆着是把火炬平举在额前，就象一个真正的火炬手那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满腔的志得意满和光荣神圣。我狼狈不堪地在和平路上寻找着那些跌落的火炬残骸。
和平路的桥下是深圳河，终年流着黑黑的臭水。政府曾好几次下大力气进行了疏通和治理，效果却不是很明显。但是这几年却还是河旁边修建了不少的花园和小区，可是此“花园”非彼花园。这里的花园是那种小高层的住房，有些干脆就是高层，根本看不到人们意念中那些小桥流水，曲径通幽的的花园景色。
这些花园象一排一排的火柴盒一样紧密地悬挂在一起，又象是整洁的鸽楼，只是从这里面起飞的鸽子全部西装革履，抹着发膏，背着或夹着真的或假的皮包，然后降落在另一些更高级的鸽楼，然后打卡，打电话和接电话，然后再飞回自己的或是租来的鸽楼，典型的朝九晚五。当然，能过上这种日子的鸽子，肯定是些有着高级甚至高贵血统的鸽子。
而另一些鸽子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栖息的地方是巴丁街和上沙下沙这样的地方，鸽楼却是“握手楼”。站在窗前抬眼一望，总能看到对面阳台上花花绿绿的内衣和小小的裤衩，有些香艳，有些让人想入非非。几乎一伸手，就能轻易的取下一件来，然后意淫曾经被它包裹过的那些躯体——哪怕这个躯体是臃肿还是瘦骨嶙峋。当然，我敢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证，我不是恋物癖，也不是意淫爱好者。
十年间，我一直租住在巴丁街一带的“握手楼”里。这些地方充分的印证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句经典老话。
数量庞大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妙龄女子大多栖息在这些地方。她们“上班”的时间虽然也是朝九晚五，却是朝九下班睡觉，晚五上班工作。以前人们常把她们叫做“小姐”，也有道貌岸然的学究们称她们为性工作者，而眼下的全国人民，给了她们一个大一统的称呼：“鸡”。
还有一些人，则是被人长期或短期包养的，俗称“二奶”。她们几乎一律喂着非纯种的“京巴”，也有在京巴的脖子上栓着红红的绸子，再吊上一个小小的铜铃。时常能看到那些二奶们衣着光鲜的出行，手中握着小小的坤包，然后一口一句的叫着“乖仔，快来，快跟上”，你低头一看，跑在她们后面的就是那屁颠屁颠的小京巴，脖子上的小铜铃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
我那时在老乡勇哥的摄影公司上班，是个“扫楼”的家伙。穿行在这座城市的各个楼宇之间，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扫楼”工作，并常常遭受那些白领的白眼、审视甚至呵斥。所谓“扫楼”，就是做最底层业务员，从一座大楼的顶层一直到首层，穿过静静的只能听到自己脚步声的消防通道，在那些大大小小的公司里，散发着自己公司的宣传单和自己的名片，为公司拉来大大小小的业务，用底薪加提成养活自己并告诉老家的父母自己过得很快乐很充实。
我也的确与和平路很有缘。那时我才到深圳不久，有一次坐小巴去关外，走到和平路和宝安路交叉口处，那售票员突然紧张地对我们喊，妈的！妈的！我还没弄明白的时候，我周围那些站着的哥们姐们都蹲了下来，让我一个人站在车厢中很是突兀。那售票员又对我猛喊，妈的！妈的啊！我一听怒火中烧，涨红了脸正要冲过去痛扁那小子，旁边有个哥们才说，他是要你蹲下来，警察查车。我将信将疑蹲下身来，抬头朝车外看去，果真有很多交通警察站在路边。原来深圳的小巴上是不许超载的，而车主为了逃避被抓带来的处罚，就要乘车的人在遇到警察在路上时，都蹲在车厢里。
后来回公司和人一说，把公司里的人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此时才知道，那售票员的确没有骂人，他说的是粤语“猫低”，大概就是要我们猫着腰，蹲在低处。奶奶的，差一点就让我又鲁莽一回。细细想想，粤语这玩意有时也很好玩的，又形象又生动。
可我是个执拗的家伙，总不肯低下头去学这鸟语，十年间的时光，也只是让我能听得出粤语的七成意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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