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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担保,梦里的我,绝对是个狂妄的家伙。
深南中路是条繁华的大道。我却举着一柄破旧不堪的火炬,小跑着在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过,嘴里不时小声地对身旁的人群说着:借光、借光。
过斑马线的时候,火炬的火苗突然小了很多,一点点些微的小风就好像随时能把它吹灭。我心里抱怨着——奶奶的怎么奥运火炬也有假货?!却又不得不伸出手来,小心地护着火苗。斑马线这段二三十米的距离让我觉得得漫长而胆颤心惊。
终于站在上海宾馆对面的绿地上了。我轻轻嘘了口气,身旁有几个民工模样的人经过,他们穿着肮脏的迷彩服,骑在哐铛作响的单车上疾驰而去,仿佛是一队上战场的战士。谁说他们又不是战士呢?他们在自己的战场上,因为能一天建造一层楼房几乎让整整几代中国人人都知道“深圳速度”。
深圳人们并没有把过多的目光停留在怪异的我和我的火炬上,他们见怪不怪,更多的大场面早已经把他们锻炼得水火不浸,一个一个的修炼成金刚不败之身。深圳是个巨大的战场,所有的人们必须在自己的战线上战斗到最后一刻,直到光荣倒下也不会偃旗息鼓。我相信到最后,他们的魂灵也会仍然游荡于这个热火朝天处于白热化的战场上空。
所以,我曾经不下百次地和我身边的人说,我在深圳呆过十年。这个“呆”字,可谓自豪与光荣同在,沧桑与不屑齐飞。哈,我几乎忘了,自己也曾是个不折不扣的“深圳人”。
我还在嘘气的当儿,有个似曾相识的人朝我喊了句:眼镜,你怎么不搞摄影了?显然他是今天唯一关心我的深圳人了。我回道:“嘿,不搞了,都搞十年了,机器都搞烂好几台了”,我扬了扬手中破旧的火炬,“奥运火炬手”。一转身,那个刚和我招呼过的朋友也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了。我不禁有些茫然,似乎忘了自己的目的地是哪儿了。
醒来后我一再分析:上海宾馆前是华富路,朝东是地王大厦,朝西是南头和宝安,最疑似的目的地是莲花山,是深圳市区的制高点,而且山顶有邓大爷六米高的铜像。到最后我又迷糊了:奶奶的我老人家梦里整一破旧火炬冒充什么奥运火炬手啊?难道还要向邓爷爷汇报“申奥”成功——并且全国上下现在正把准备工作进行的如火如荼?平日里我绝对不是个爱国主义者,就连“愤青”也算不上一个,我成天价忙着给一岁的儿子挣奶粉钱,也给老婆挣“游离子烫染”的票票。
还是接着做梦吧!
后来火炬是彻底的熄灭了。我发现这个假货火炬不单破旧,而且气体也充得不够满。我无限惋惜地抚摸着还有一点余温的喷火口,那个喷火口却有些松动了,以致让我不得不在跑动的过程中,时时去拧紧上面的到螺帽。甚至有时还要完全的停下来,用力的把它拧得紧了再紧,可是跑不了多远,它又让我一再地重复修理它。真是有病,什么样的行当不好入梦,偏要搞一个“奥运火炬手”。还是个没有火苗的破旧的不停地要修理的火炬。
我是在和平路的桥上醒来的(真弄不明白我怎么会跑到和平路上去?)。
因为那个可恶的火炬在和平路上散架了,火炬头掉了下来,最后握在手里的是一支长满了锈的长柄,那些斑斑驳驳的锈迹全嗤牙裂嘴地冲我嘲笑。我搞不明白那些散碎的零部件是怎么掉到我身后的,我明摆着是把火炬平举在额前,就象一个真正的火炬手那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满腔的志得意满和光荣神圣。我狼狈不堪地在和平路上寻找着那些跌落的火炬残骸。
和平路的桥下是深圳河,终年流着黑黑的臭水。政府曾好几次下大力气进行了疏通和治理,效果却不是很明显。但是这几年却还是河旁边修建了不少的花园和小区,可是此“花园”非彼花园。这里的花园是那种小高层的住房,有些干脆就是高层,根本看不到人们意念中那些小桥流水,曲径通幽的的花园景色。
这些花园象一排一排的火柴盒一样紧密地悬挂在一起,又象是整洁的鸽楼,只是从这里面起飞的鸽子全部西装革履,抹着发膏,背着或夹着真的或假的皮包,然后降落在另一些更高级的鸽楼,然后打卡,打电话和接电话,然后再飞回自己的或是租来的鸽楼,典型的朝九晚五。当然,能过上这种日子的鸽子,肯定是些有着高级甚至高贵血统的鸽子。
而另一些鸽子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栖息的地方是巴丁街和上沙下沙这样的地方,鸽楼却是“握手楼”。站在窗前抬眼一望,总能看到对面阳台上花花绿绿的内衣和小小的裤衩,有些香艳,有些让人想入非非。几乎一伸手,就能轻易的取下一件来,然后意淫曾经被它包裹过的那些躯体——哪怕这个躯体是臃肿还是瘦骨嶙峋。当然,我敢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证,我不是恋物癖,也不是意淫爱好者。
十年间,我一直租住在巴丁街一带的“握手楼”里。这些地方充分的印证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句经典老话。
数量庞大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妙龄女子大多栖息在这些地方。她们“上班”的时间虽然也是朝九晚五,却是朝九下班睡觉,晚五上班工作。以前人们常把她们叫做“小姐”,也有道貌岸然的学究们称她们为性工作者,而眼下的全国人民,给了她们一个大一统的称呼:“鸡”。
还有一些人,则是被人长期或短期包养的,俗称“二奶”。她们几乎一律喂着非纯种的“京巴”,也有在京巴的脖子上栓着红红的绸子,再吊上一个小小的铜铃。时常能看到那些二奶们衣着光鲜的出行,手中握着小小的坤包,然后一口一句的叫着“乖仔,快来,快跟上”,你低头一看,跑在她们后面的就是那屁颠屁颠的小京巴,脖子上的小铜铃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
我那时在老乡勇哥的摄影公司上班,是个“扫楼”的家伙。穿行在这座城市的各个楼宇之间,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扫楼”工作,并常常遭受那些白领的白眼、审视甚至呵斥。所谓“扫楼”,就是做最底层业务员,从一座大楼的顶层一直到首层,穿过静静的只能听到自己脚步声的消防通道,在那些大大小小的公司里,散发着自己公司的宣传单和自己的名片,为公司拉来大大小小的业务,用底薪加提成养活自己并告诉老家的父母自己过得很快乐很充实。
我也的确与和平路很有缘。那时我才到深圳不久,有一次坐小巴去关外,走到和平路和宝安路交叉口处,那售票员突然紧张地对我们喊,妈的!妈的!我还没弄明白的时候,我周围那些站着的哥们姐们都蹲了下来,让我一个人站在车厢中很是突兀。那售票员又对我猛喊,妈的!妈的啊!我一听怒火中烧,涨红了脸正要冲过去痛扁那小子,旁边有个哥们才说,他是要你蹲下来,警察查车。我将信将疑蹲下身来,抬头朝车外看去,果真有很多交通警察站在路边。原来深圳的小巴上是不许超载的,而车主为了逃避被抓带来的处罚,就要乘车的人在遇到警察在路上时,都蹲在车厢里。
后来回公司和人一说,把公司里的人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此时才知道,那售票员的确没有骂人,他说的是粤语“猫低”,大概就是要我们猫着腰,蹲在低处。奶奶的,差一点就让我又鲁莽一回。细细想想,粤语这玩意有时也很好玩的,又形象又生动。
可我是个执拗的家伙,总不肯低下头去学这鸟语,十年间的时光,也只是让我能听得出粤语的七成意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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