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号的来源
1939年9月5日，汪伪“中国GMD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在上海成立。此前，汉奸丁默村、李士群即在日本指使下建立了特工组织，机构设在上海大西路76号。后因此处活动不便，又由日本特务晴气庆胤亲自选定极司菲尔路76号作为特务活动场所。9月5日，在汪伪“GMD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正式决定成立“中国GMD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务会下设“特总部”，以丁默村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
“76号”的创始者是李士群。[1]早年参加过GCD，曾赴苏联学习，后被捕叛变成为GMD的中统特务。1938年又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当了搜集情报的汉奸，日军侵占上海后，为急于控制上海，便出钱、出枪，指令李士群尽快建立汉奸特务组织。李士群觉得自己的号召力不够，请来了甘当汉奸的军统、中统双料特务丁默村。
他们网罗愿意降日的军统、中统人员作骨干，另收买流氓、地痞等社会渣滓作打手，拼凑起了一个汉奸特务组织的班底。经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的晴气庆胤中佐选定，将极司菲尔路76号的原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公馆作为丁默村、李士群特务组织的驻地。
1939年5月，叛国投敌的汪精卫来到上海筹建伪政权。日本侵略军为增强汪伪实力，遂将丁默村、李士群的特务组织拨给了汪精卫。力量薄弱的汪精卫立即把这个特务组织当作自己实施傀儡统治的支柱之一。丁默村、李士群分任汪伪“特工总部”的正、副主任，但“76号”的真正主人，却是日本特务机关。“76号”内驻有一支由涩谷准尉统领的日本宪兵分队，职责就是监视“76号”的汉奸特务。“76号”每采取大的行动，不但要事先知会日本特务机关，还要在日本特务机关派员督导下方能实施汪伪特工总部的俗称，以其所在地得名。汪伪GMD六届一中全会正式成立中央特务委员会，下设特工总部于该处，以丁默村为主任。
76号的诞生
1938年，抗日战争已经持续了将近1年，处处愁云惨淡。唯独上海的英租界和法租界依靠外国人的势力依旧超然于战祸之外。而且GMD的两大特务机构（中统和军统）在上海大量潜伏特工，刺杀汉奸和日本人，给日本人造成了很大的创伤。但是日本间谍（特高课）在上海根本无用武之地，所以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才会想到创建和中统、军统一样的特务组织——汪伪76号。另一方面，当时由于GMD副总裁汪精卫的叛变，使得戴笠（军统的特务头子）派出了军统天津站的19个特工到越南进行对汪精卫的暗杀。结果暗杀失败（杀了汪精卫的秘书），使得日本认识到了汪精卫的重要性，因而使76号诞生。76号诞生后，由于人手不够，李士群曾经想办法和青帮老大杜月笙拉拢关系，结果失败了，后来，李士群又拉拢了另外一个青帮头目——季云卿，因此季云卿的弟子也投靠了76号。就这样一栋洋房，一笔经费，几条枪，上海最让人闻风丧胆的特务机构就此开张。
76号的机构
76号是日本侵华政策的产物。1939年在日本驻沪领馆引荐下，已经投敌的原GMD特务李士群、丁默村与日本军部代表土肥原贤二会面，提出《上海特工计划》，得到重视。日本大本营下达了《援助丁默村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1939年5月汪精卫抵达上海组建伪政权，日本军部决定让李、丁部与汪部合流。经过汪伪GMD“六大”，汪伪GMD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正式成立，由周佛海任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村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任秘书长，以丁默村为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为副主任。
76号的酷刑
在汪精卫直接领导下，由特务委员会周佛海、丁默村、李士群直接指挥，设有惨无人道的酷刑三十八套，如吊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钢针刺指，设有天牢（吊捆在半空中暴晒）、地牢和水牢。罪行为在社会上制造恐怖气氛，“76”号在路灯下悬挂血淋淋的人头，向人家屋内扔断手断脚，在人家门上插匕首、寄子弹、恐吓信等，甚至跟踪绑架人质。仅1939年至1943年，不足四年的时间内，“76”号制造的暗杀、绑架事件达三千余件，每年近一千起。仅仅1939年8月30日至1941年6月30日，上海报人遭暗杀的有：《大美晚报》朱惺公、程振章，《大美报》张似旭，《申报》金华亭。还有积极主张抗日救国的其他报人，如李驳英、邵虚白、赵国栋、冯梦云、周维善等。为了推行伪币，在银行制造血案，如1941年3月21日，在霞飞路（现淮海中路）1411弄10号，用机枪扫射，当场打死6人，打伤五人。次日在中国银行宿舍绑架员工达128人。3月24日，又在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门口放置定时炸弹。“76号”也有针对GCD人的行动。如于1939年12月12日暗杀茅丽瑛而引起社会公愤。
76号的分崩瓦解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开始推行新的侵华政策，为了获取太平洋战争所需要的战略物资，强化汪政权，需要安抚上海大资产阶级。同时日本进入租界后，不再希望有混乱的市面，而希望局势稳定。而76号如果还是一味胡作非为，在日本人眼里它的利用价值正在失去。但是此时的76号，尤其是它的头目李士群势力已经强大，并非轻易可排挤掉。
特务头子李士群也在开始为自己留退路，一方面开始联系GMD军统特务，表明愿意为军统在上海的行动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也为GCD的地下工作者从上海撤离提供帮助。重庆的GMD军统特务得知李士群帮助GCD人士后，大为不满，为了防患于未然，决定除掉李士群。同时日本方面也深感李士群尾大不掉，失去了豢养他的价值，于是日本人和军统特务合作，在1943年9月，由日本上海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借化解李士群和熊剑东（军统特务）矛盾为由，请李士群到家里吃饭，暗中在牛肉饼下了毒。虽然李士群事先处处小心，决定不吃日本人东西，但是冈村盛情难却，他吃了一小口牛肉饼，还去厕所吐了出来，不想日本人下的毒非常厉害，李士群回到家中便上吐下泻，不消两日便一命呜呼了。李士群死后，“76号”里大小头目争权夺利，很快也分崩瓦解了。
七十六号的具体地址
位于沪西极司菲尔路北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与其东邻74号、马路对面75号均为当年外国人向道台衙门购买土地修建的花园洋房，门牌为公共租界的蓝底白字门牌。沦陷前为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的住宅，有一座洋楼、一座新式平洋房、一座很大的花园。
七十六号的洋房外貌
大门为西式，门内的东边在1939年9月1日召开汪伪GMD六大之后、1940年3月“国民政府还都”之前，建了南北相对的两长条20余间中式平房，作为汪伪GMD中央社会部使用。大门明轩的东边建了一座面对极司菲尔路的瞭望台。想进大门的人得有淡蓝色的通行证。
二门原为西式，“76”号改为牌楼式，中间为门道，上方匾额为蓝底白字的“天下为公”；左右两间砌为枪眼，架设两挺机枪，作为警备之用。想进二门的人得有淡红色的通行证。
二门之内的东边，增建了南北相对的两长条20余间中式平房。南方最西端一间，是警卫大队长吴世宝的办公室。北方最西端一间，是审讯室。其余的是警卫大队驻地，后来成为“76”号各处室的办公地。
二门之内的西边斜对过，是一座三层洋楼，称为“高洋房”，想进高洋房的人得有别在衣领后的特殊标志。走上楼梯，迎面是穿堂和楼梯。一层东边第一间是会客室，里面有两个交际花作为接待员。会客室后面是一个里外间，外间是电话接线间，有三个男接线员分三班轮值，两个交际花有时也来帮忙；里间是储藏室。会客室对面是大菜间（餐厅），里面有门通向后面的会议室，会议室也是新参加“76”号的特务的宣誓室。
二层东边，会客室的上方是丁默邨的办公室兼卧室，不过他只住在附带的浴室里。丁默邨的房间对面是李士群的卧室。两个卧室之前为李士群的办公室，但丁默邨也放了一张办公桌，但从不去办公。李士群的卧室左边，有一条狭长的走廊通向客房和高洋房以西的大礼堂。另有一条甬道通向后面吴世宝的卧室，甬道旁有两间专关女犯人的小囚室。
三层的两间为犯人优待室，在楼梯口有铁栅栏，有专人把守。高洋房前是一座很大的花园，花园西边的一个大花棚被改为看守所。花棚西边新建了一座两间的楼房，作为电务室，电台设在这里。花棚前面是一座三间的平洋房，建筑形式新颖，作为日本宪兵督导之用。
高洋房西边有一座三间两进的石库门楼房，后来打通了楼下的房间，天井搭上玻璃天棚，搭了一个讲台，改为可容200余人的大礼堂，汪精卫的“中国GMD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此召开。1939年9月1日召开汪伪GMD六大之后、1940年3月“国民政府还都”之前，一部分作为肃清委员会使用，另一部分作为汪伪GMD中央社会部使用。
“76”号西邻华村是一条死胡同，1939年9月1日召开汪伪GMD六大时被占用，作为代表的住所，后来作为“76”号、肃清委员会、汪伪GMD中央社会部的高官的住所。为此把华村的弄堂门封闭，在“76”号西墙开了一个便门，从“76”号大门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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