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泽·迈特纳虽然多次拒绝了“曼哈顿计划”的邀请。可是面对如狼似虎的盖世太保，她也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心念至此，女记者立刻行动。经由她积累的人脉联系上许多欧陆著名的物理学家。
结果显而易见。
法国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居里（Jean Frédéric Joliot-Curie）、德国物理学家库尔特·迪布纳（Kurt Diebner）、汉斯·盖革（Hans Geiger）、奥托·哈恩、保罗·哈特克（Paul Harteck）、格哈德·霍夫曼(Gerhard Hoffmann)、约瑟夫·马陶赫(Josef Mattauch)、乔治·斯泰特尔（Georg Stetter）……
女记者一一确认。这些欧陆著名的物理学家，都被一个人请来了柏林。
“谁？”战地女郎丹妮尔的表情一样严肃。
“新任帝国研究委员会物理部主任和核物理全权代表瓦尔特·格拉赫（Walther Gerlach）。”女记者从密密麻麻的采访笔记本上抬起头：“姐妹们，这些欧陆著名的物理学家都是曾经‘第一铀俱乐部’和如今‘第二铀俱乐部’的成员。”
所以，与“曼哈顿计划”相对应的“第三帝国的核武器计划”被因为剧情衍生而加速了。
“这些物理学家中还包括汉堡大学物理化学系主任保罗·哈特克（Paul Harteck）——他也是陆军军械处（Heerswaffenamt，HWA）顾问。1939年4月，他和帝国战争部（Reichskriegsministerium，RKM）的官员接触，让他们留意核链式反应用于军事的巨大潜力。几乎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物理学家也向德国官方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1939年4月，一小队被称作‘第一铀俱乐部（Uranverein）’的科学家，在哥廷根（Georg-August）大学对核武器潜力展开了非官方的研究。这个第一研究小组只存在了几个月，当时德国为了入侵波兰，部分小组成员被征召入伍，该小组因此而解散。
到1939年中期，柏林电气工程集团已经储备了大量的铀，当时铀被认为只不过是镭生产过程中的废品。该小组的科技主任尼古拉斯·里尔（Nikolaus Riehl）读到一篇铀可以作为核能资源的潜在原料的文章后，意识到了这些大量铀的巨大市场潜力。于是，他联系了陆军军械处，军械处支持他在奥拉宁堡（Oranienburg）的柏林电气工程集团工厂建立铀的生产设施。凯泽-威廉物理研究所（Kaiser-Wilhelm Institutfür Physik，KWIP）早期实验的核反应堆，以及戈托夫（Gottow）陆军军械处的测试站，为实验用的铀反应堆提供了铀晶体。
1939年9月1日，‘第二铀俱乐部’在陆军军械处控制了德国核能项目之后成立。并在1939年9月16日在柏林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由陆军军械处顾问库尔特·迪布纳主持。受邀出席会议的人包括：瓦尔特·博特（Walther Bothe）、西格弗里德·傅吉（Siegfried Flugge）、汉斯·盖革、奥托·哈恩、保罗·哈特克、格哈德·霍夫曼、约瑟夫·马陶赫、乔治·斯泰特尔。
不久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出席人员包括：考斯·科鲁斯鲁斯（Kaus Clusius）、罗伯特·德佩尔（Robert Dpel）、沃纳·海森堡、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cker）。与此同时，陆军军械处有效地控制了凯泽-威廉物理研究所，任命库尔特·迪布纳为主任，加紧了对核研究项目的控制。
很显然，核研究项目不能为德国快速赢得战争作出决定性的贡献，军械处于是在1942年1月将凯泽-威廉物理研究所的控制权还给凯泽-威廉协会（Kaiser-Wilhelm Gesellechaft，KWG）。1942年7月，陆军军械处又将控制权让给了帝国研究委员会（Reichsforschungsrat，RFR）。但陆军军械处保留了戈托夫测试站，并在顾问库尔特·迪布纳的主持下继续研究，直到战争结束。从此之后，核能项目维持了‘对战争是重要的’的定位，并不断得到军方支助。尽管如此，当时研究项目的管理还是被分成了许多个领域——主要是铀和重水生产、铀同位素分离和核反应堆。
<div class="contentadv"> 据说到1943年，德国已经拥有了大量放射性材料，可以设计投放系统了。1943年3月，德国为新型的V-2导弹设计了一个中央有效载荷舱，位于靠近尾部的位置，在袭击目标时，能尽可能远地将舱体抛出。这种导弹很可能就是装有神经毒剂或放射性废物的‘脏弹’。下一个设计在内容上更明显。1944年9月，德国为改进过的V-1导弹（称为D-1）制定了类似计划。D-1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采用了被称之为“罐装核废料容器”的全新弹头。这种新弹头安装了一个外置引爆器，这样就可以在爆炸时将其吹开，将核废料尽可能广地洒在目标区域。
脏弹是放射性物质在军事上最简单的应用，但是德国很可能在1943年末研制了一种更复杂的原子弹。那时，一个德国空军研究小组绘制了一张下曼哈顿地图，展示了一种武器的预计爆炸破坏范围，这和原子弹在15-17千吨当量内的爆炸相吻合，其威力和美国投放在广岛的‘小男孩’原子弹相近。这意味着，德国已经在计划用一种如梅塞施密特Me264或容克斯Ju390（1942年5月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批准了美国轰炸机计划，这两种飞机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正在发展中）那样的超远程飞机来实施轰炸。
1942年12月，Me264进行了首次飞行，原型飞机Ju390 V1也在1943年10月进行了飞行。据容克飞机的前试飞员的航空日志记载，1943年11月，Ju390 V1被开到布拉格进行了一系列试验，包括空中加油设备和加油程序的测试。”——改摘自《第三帝国的化学武器和核武器（CHEMICAL AND NUCLEAR WEAPONS）》。
“这里面最关键的人物就是沃纳·海森堡教授。”战地女郎丹妮尔想了想道：“传闻他是为数不多的反纳粹科学家。”
“传闻并不一定可信，丹妮尔。”拥有太多第一手材料的女记者道出一个历史隐秘：“1943年4月4日希特勒访问奥地利林茨时，沃纳·海森堡教授很可能是围绕希特勒的四位核科学家之一。他的小型核能反应堆当时应该在柏林。”
“根据沃纳·海森堡战后自我洗白的声明，德国核项目应该在1942年就大幅度放弃。那么他没有任何理由在1943年4月4日这天来这里。”战地女郎丹妮尔轻轻点头。
对纳粹率先造出原子弹的忧虑一直是盟军最大的心病。许多物理学家，尤其是逃离纳粹统治的那些，尤其忧心忡忡。毕竟，核裂变是1938年德国科学家首先发现的，而海森堡和魏茨泽克等德国专家也被认为是该领域的领导者。很多人判断，德国在核武器研发方面可能领先有两年之多。海森堡深度参与德国的核武器研制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早在两年前的1942年，因为实在是担心德国率先造出原子弹，海森堡的两名前同事曾向盟军建议，趁他在当年年底苏黎世讲学之际实施绑架，或者至少当面讯问，“套出”一些有关德国核武器研制进展的信息。
1937年7月15日的党卫队周刊（Das Schwarze Korps）刊发了物理学家约翰尼斯·斯塔克（Johannes Stark）的文章，称海森堡是所谓的“白色犹太人（也就是虽然身体不是犹太人，内在灵魂却是）”，并罗织了一系列的罪状，包括在党刊上发文章捍卫讲授相对论、在1934年斯塔克写效忠信时海森堡拒绝签名、继续在研究所聘用犹太人等等。更可怕的是文章的副标题，称海森堡是“物理学的奧西茨基（奧西茨基因为反对纳粹于1933年被捕，获颁1935年诺贝尔和平奖，并在集中营遭受虐待和酷刑，于1938年柏林的医院病逝。奧西茨基获诺奖后，希特勒随后禁止德国人领取诺贝尔奖）”，被逼到墙角的海森堡选择直接给教育部长、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写信，要求他们为自己平反，恢复名誉。与此同时，他也准备好了，如果得不到当局支持，就只能离开德国。在给恩师阿诺德·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的信里，他写道：“如今，我真的看不到其他的选择，如果我捍卫名誉的举动得不到支持，就只能请辞。然而，我觉得还是先问问您。您知道对于我来说，离开德国会是多么痛苦，除非到万不得已我不会这么做。然而，如果是作为二等人，活在这里也什么劲”。
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后，1938年的7月21日，海森堡收到了希姆莱的信，信里说，他不赞同那篇文章的指控，并禁止今后再发生对他的攻击。在经历这场可能导致其“身败名裂”的风波后不久，二战爆发。1939年的9月25日，当以前的助手埃利希·贝克（Erich Bagge）找上门来，希望其参与德国的核武器开发时，海森堡找不到任何可以拒绝的理由。他欣欣然前往，并在短短三个月内便全力以赴完成了理论分析报告的上半部分，为德国的核武器研制勾画了蓝图。他十分清楚地知道，要得以安身立命就需要信任，而得到信任是多么困难。
“所以，你觉得就像在战时的‘阿尔索斯任务（Alsos Mission，盟军由少量的情报人员、军人与科学专家组成，他们与前线作战部队配合，搜寻任何与军事科研相关的资料、财物、科学家，赶在苏联甚至盟军接触到之前完成销毁或转移的计划）’和战后的‘回形针行动（Operation Paperclip，美国战略情报局在1945年启动的一项计划，旨在将超过1600名纳粹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秘密送往美国，让他们为美国的军事和科技项目工作）’中投靠美国的纳粹科学家一样，沃纳·海森堡教授的阵营立场在纳粹还没有倒台前的1943年并不明显。”战地女郎丹妮尔已经十分清楚了女记者的想法。
“对。”女记者基于第一手采访资料的判断，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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