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安华的家门口。院子里码放着几百只空酒瓶子，一半埋在肮脏的雪里，全是她丈夫留下的。
卧室三年没有人住了。大瓦房，窗户窄，焊着铁条，光进不来，要适应一会儿，才能看见裂了缝的水泥墙。绿色缎面的被子从出事后就没有动过，团成一团僵在床上。十几年间，这曾经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活最隐秘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里。
她从不反抗，直到最后一次。
她刺了他二十七刀。卷宗里说，地上、墙上全是血迹。警察说，死者死的时候还被绳子捆着，“浑身是血，血肉模糊。很多杀人案件，都是一刀致命，像这样的情况，确实不多见”。他说死者眼睛睁得很大，脸上都是“难以相信”的表情。
风声让空屋子听上去像在尖叫。
在“东方时空”时，我看过法学会的一份报告，各地监狱女性暴力重犯中，杀死丈夫的比例很高，有的地方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人——男人，死了；女人，活着的都是重罪：死缓、死缓、无期、无期、无期……
这是我心里几年没放下的事。
做完《双城的创伤》后，我有一个感觉，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关上后，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
家庭是人类生活最亲密的部分，为什么会给彼此带来残酷的伤害？这是个很常规的问题。但爱伦堡说过：“石头就在那儿，我不仅要让人看见它，还要让人感觉到它。”
我想感觉到人，哪怕是血肉模糊的心。
但安华想不起杀人的瞬间了。“五年了，我也一直在想，但想不起来。”她说，四方脸上都是茫然。
她穿着蓝白相间的囚服，一只眼睛是鱼白色，是出事前几年被丈夫用酒瓶砸的，啤酒流了一脸，“瓶子砸在眼睛上爆炸了，一下就扎进去”，眼珠子好像要掉下来了。
她当时没有还手。
她被打了二十年，忍了二十年。她说不知道最后怎么会动手杀人，那二十七刀是怎么砍下去的，一片空白。“我可能是疯了。”她说得很平静。她在法庭上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辩护。
村子里七百多人联名请求法院对她免于处罚，死者的母亲就住在紧挨着他们卧室的房间里，八十多岁了，为她求情：“她是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呀。”
我问：“他打过您么？”
老人说：“喝醉了谁也不认，一喝酒，一喝酒就拿刀，成宿地闹。”
小豆用铁棍把丈夫打死了，打在脑袋上，就一棍，他连挡都没挡，大概根本没想到。
她被判死缓，已服刑八年，但她始终不相信他死了。
她有一张尖细的青白色的脸，眼睛微斜，一边说一边神经质地摇着头：“他不会死的。”
我愣住了：“什么？”
她说：“他还没把我杀死。我死了他才能死。我没死他怎么能死呢？所以我不相信他会死的。”
她十五岁时嫁给他，相亲的时候，他瞪着眼睛看着她：“你嫁不嫁？”她从第一眼就害怕他：“一回到家他就好像审你似的。他不允许我跟任何男人说话，和女的说话也不行，我自己的家人都不允许，老担心别人挑唆我不跟他过。他就会对我动手。”
“用什么打？”
“皮带，鞋底子。不听话把你绑起来，拿皮带‘溜’。”
皮带抽在光的皮肤上，噗的一声，她被吊着，扭着身子尽量让他打在背上，尽量不叫，怕别人听见羞耻。他从不打她的脸，打得很冷静，反正夜还长，噗，噗噗。
结婚八年，她从来没穿过短袖衣服，不能让别人看见身上的伤，她最怕的不是打，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晚上睡着睡着，脖子一冰，是他把刀子放在她脖子上，揪着她的头发往后拉，把整个脖子露出来，她只能盯着屋顶，叫不出来，不断咽着口水，等着他会不会割下来。“要不就突然给你一瓶子药，喝吧。”
“都不为具体的事情吗？”我问。
“他说你别管为什么，因为你长大了，你死吧。”
她抬起恍惚的眼睛，问我：“我长大了就该死吗？”
有一个问题，在我心里动。摄像机后面有男同事，我犹豫了一下，它还是顶上来了：“在你跟他结婚的这些年里，你们的夫妻生活是正常的吗？”
“太痛了，我不想说。”
“别问我这个，我心痛。”
十几个人，回答几乎一模一样。
跟我们一起去调查的陈敏是从加拿大回来的医学专家，说她接触的所有以暴制暴的妇女，“没有例外，每一个都有性虐待”。这种虐待最让人受不了的不是身体的伤害，燕青说：“他侮辱我。”
我不想问细节，只问：“用很卑劣的方式吗？”
“是。”她双眼通红。
说到这儿，她们哭，但哭的时候没有一点声音。这种无声的哭泣，是多年婚姻生活挫磨的结果，十年之后，即使想要放声大哭，也哭不出来。
“这些女人太笨了，弄一壶开水，趁他睡着，往他脸上一浇，往后准保好。”有人说。
我中学的时候，学校附近有个小混混，他个子不高，看人的眼光是从底下挑上来的。每天下晚自习的时候，他都在路口等着我，披一件棉军大衣，就在那儿，路灯底下，只要看见一团绿色，我就知道，这个人在那儿。
我只能跟同桌女生说这事。她姓安，一头短发，说她送我回家。
“你回去。”他从灯下闪出来，对她嬉皮笑脸。
“我要送她回家。”
“回去。”他换了一种声音，像刀片一样。我腿都木了。
“我要送到。”她没看他，拉着我走。
一直送到我家的坡底下，她才转身走。大坡很长，走到头，我还能听到她远远的口哨声，她是吹给我听的。
长大成人后，我还梦到这个人，跟他周旋，趁他坐在屋子里我跑了，还冷静地想，跑不过他，决定躲在大门的梁上，等着他追出去。他跑出来找我，眼看就要从门口冲出去了，但是，脚步忽然放慢了，我看到他站住了，就在我的下方，他的眼光慢慢从底下挑
上来。
他马上就要看到我了，我甚至能看到，他嘴角浮现的那一缕笑。
我全身一震，醒了过来。一个没当过弱者的人，不会体会到这种恐惧。
采访的十一个杀夫女犯中，只有一位没有说杀人的原因。我去她娘家。她姐把我拉到一边，迟疑再三，对我说：“你不要问了，她不会说的……她为什么要杀他？因为出事那天，他赤条条去了两个女儿的卧室。”
“什么？”
她姐紧紧地扯我衣服：“不要，不要出声。”回身指给我看卧室门上，深绿色的荷叶扣像是被撕开了，只剩一个螺丝挂着，悬在门框上。“这是那个人撞坏的，他把我……”她没说下去，如果不是这个伤口一样的荷叶扣，和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脸上惨伤羞耻的表情，我很难相信这是现实。
院子里，上百只翠绿的酒瓶子直插在深灰的脏雪里，乌黑的口森森朝上，是这个男人曾存在的证据。
这些女人结婚大都在七十年代，没受过教育，没有技能，没有出外打工的机会，像栽在水泥之中，动弹不得。安华也求助过村书记，村里解决这件事情的方式是把她丈夫捆在树上打一顿，但回家后他会变本加厉地报复，别人不敢再介入。妇联到了五点就下班了，她只能带着孩子躲在家附近的厕所里冻一夜。
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
在对家庭暴力的预防或惩戒更为成熟的国家，经验显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暴只要第一次发生时干预得当，之后都不再发生。警方可以对施暴者强制逮捕，紧急情况下法官可以依据单方申请发出紧急性保护令，禁止施暴者实施暴力或威胁实施暴力，禁止他们联络、跟踪、骚扰对方，不得接近对方或指定家族成员的住所、工作地点以及一切常去的地方，这些政策向施暴者传达的信号是：你的行为是社会不能容忍的。
但直到我们采访时，在中国，一个男人仍然可以打一个女人，用刀砍她的手，用酒瓶子扎她的眼睛，用枪抵住她的后背，强暴她的姐妹，殴打她的孩子。他甚至在众人面前这样做，不会受到惩罚——只因为他是她的丈夫。
人性里从来不会只有恶或善，但是恶得不到抑制，就会吞吃别人的恐惧长大，尖牙啃咬着他们身体里的善，和着一口一口的酒咽下去。最后一夜，“血红的眼睛”睁开，人的脸也许在背后挣扎闪了一下，没有来得及尖叫，就在黑色的漩涡里沉下去了，暴力一瞬间反噬其身。
她们都说：“最后一天，他特别不正常。”
小豆说：“好像那天晚上不把我杀死，他绝不罢休。”
“你怎么感觉出来的？”
“因为他看着表呢。”
“这个动作怎么了？”
“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在等时间。那时候我记得特清楚，四点五十，天快亮了。他说：嗯，快到五点了。他说你说吧，你自己动手还是我来动手？”
“你那天晚上看他的眼睛了吗？”
“我看了。他的眼睛都发直了，血红血红的，一晚上了。”
她有过一个机会逃掉，拉开门想逃到娘家去，被他用刀抵着后背押了回来。她把心一横：“是不是我死了就算完了？”
他说：“你姐姐、你父母、孩子，我一块儿炸了他。”
“我当时想，我一条命还不够吗？我跟他生活了八年，还不够吗？我就顺手抄起棍子打了他。”就这一下，她都不知道自己使了多大劲儿。打完之后，小豆不知道他死了：“我说怎么出血了呢？我还擦了擦。”
她擦完血，抬头看了看表，对倒在床上的人说：“真到点了，五点了。你睡吧，我上法院跟你离婚。”她就抱着孩子走了，后来，她是在法院门口被抓住的。
“你这么多年来反抗过吗？”我问她。
“没有，从来没有反抗过。这是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
燕青拿起的枪是她丈夫的，他在一家煤矿当私人保镖。
他喜欢玩枪，有次子弹没拿好，有几颗掉在地上。他捡起了一颗，上了膛，拿枪口指一指她：“我喊一二三，你捡起来。”她怀孕七八个月了，扶着肚子，半弯着，把沙发底下的子弹一粒一粒捡起来。他端着枪，对着她的背。她说：“我认为他肯定会开枪的，我觉得我马上就会听见枪响。”
他要她生个儿子，“他说他的老板没儿子，我们钱没有他多，我们一定要有个儿子气气他。他明确地跟我说，咱们要生一个女儿就掐死她吧。我说那是畜生干的事儿。”她生了个女儿。第二天，“屋里很暗很暗，就一个小红灯泡。他说你给我五分钟的时间。他的神情很古怪”。
“什么神情？”
“我说不出来，我就感觉我和孩子都完了。他冲着孩子真去了。我就拽他，我拽他，他把我一下子打一边了。我看他的手冲孩子的脖子去了，我就拿起了枪，我就给了他一枪。”
她说这种情况下，没有第二个选择。
“你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无期。”
“无期的意思就是你的一辈子？”
“为了我孩子，我死我也值。”
小豆的女儿今年十三岁，从她和母亲在法院门口分离之后，母女俩再也没见过。她连去一趟监狱的钱都没有。除了逮捕证上，她妈妈也没有照片，她说想不起来她妈什么样子。
我蹲在她面前说：“我见过你妈妈，你长得跟她很像。”
她尖细的小脸微微笑，眼睛略有一点斜，有点害羞又高兴。
外婆拉住孩子的手递给我：“是啊，跟她一模一样。俺这孩子冤啊。手裂得，你看手冻得，这个手冻得都流血。我啥也不要求，我就要求她早点回来，管她孩子，到我死的时候能给我跟前送个灵就行了。中不？我啥也不要求。”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中不？”她们一老一小两只手都放在我手里，摇着。
我蹲在那儿，无法作答。
她的声音越来越颤抖。我突然有点害怕：“您别激动。”
语音未落，就看见她从小板凳上向后一仰。
众人乱作一团，我下意识拦住想抬她的人，在她的外衣内兜里乱翻，摸出一个小瓶，是速效救心丸，塞了五粒在她嘴里。可是她已经完全无法吞咽了，最可怕的是她的眼睛，已经一点生命气息都没有了。
那一刻我跪在冰冷的地上，扶着她僵直的身体，心想她已经死了。
天啊。
五分钟之后，她缓过来，被扶进了屋里。
她的孙女很冷静：“我姥姥经常这样的。”
“发作的时候你怎么办？”
“去找邻居。”十三岁的小女孩说。
死去的男人，失去自由的女人，留下的就是这样的老老少少。寒冬腊月，连一块烧的煤都没有，没有钱买。老人病了就躺在床上熬着，孩子们连院门都不出，不愿意见人。我们能做的，只是去监狱拍摄时，让孩子去见妈妈一面。
找了很久才找到安华的儿子。他十九岁，终日不回家，也不说自己吃睡在什么地方，零下二十多度，没有外套，穿一个袖口脱线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毛衣，坐在台阶上，头发蓬乱，恍恍惚惚。
“你为什么不回家？”我问。
“回家想俺妈，你让俺妈回来吧。”
又是这句话。
我带他们去了探视室。两个孩子看见穿着囚服的妈，老远就哭了，一边走一边像娃娃一样仰着脸喊“妈，妈”。
女警过来敲一敲玻璃：“坐下，拿起电话说。”
女儿说：“妈，妈，我们听你话，你早点回来啊。”
“我知道，我知道你哥哥挺内向，什么事也不敢说，不敢做的。”
儿子把头扎在胳膊里，哭得抬不起头，女儿对着电话喊：“妈，他说天天想你，他整夜睡不着觉，他说俺出去找你去，他说去找你，他说他想你。”
妈妈把手往玻璃上拍：“傻孩子啊，你上哪儿找妈妈啊？我知道妈妈需要你，你也需要妈妈。”
儿子把头磕在玻璃上：“妈，你不要哭了。”
妈说：“不管咱再苦再难，咱要坚持下去，熬下去，听见了没？”
儿子说：“听见了。”
旁边的女警背过身，用警服的袖子擦了下眼。
每年的三八妇女节，这些女犯中或许有人可以因为平时表现良好而得到减刑，那样有生之年也许能够看着孩子长大，小豆对我说，她热爱这个节日，“但是，一年，为什么只有一个三八节呢？”
我想了解这些死去的男人，但是每家的老人都烧毁了跟死者有关的照片。从没人跟孩子们谈起父亲，被母亲杀死的父亲。
我问孩子：“有想过他吗？”
“有。”
“想念什么呢？”
“他笑的时候……他给你一个微笑的时候，简直就像把世界都给了你的那种感觉。”
她脸上的伤痕，是父亲用三角铁砸的，就在鼻梁和眼睛之间。
我找到了小豆丈夫的哥哥，问他有没有弟弟的照片。这个男人叹口气，从门后边拽出一把笤帚，举起来，往中间那根粗房梁上一扫。飘下一张身份证，他拿抹布擦一下递给我，眼睛一湿：“看吧，八年啦，没舍得扔，也不想看。”
我很意外，这不是张凶恶的脸，这是一个看着甚至有点英俊的男人，笑容可掬。
我问安华的孩子：“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会这样总是喝酒，总是打人吗？”
“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人了解他吗？”
“唉，不知道他。”
“你觉得他除了暴力之外，有没有其他能跟别人交流的方式？”
“喝酒。”
他们几乎都是村子里最贫穷的人，几乎都酗酒，喝的时候咒骂赚了钱的人，回家打老婆孩子。有人说：“这些人，只是农村的失败者，城市里没有。”
二〇〇〇年我在湖南卫视时，主持过一个“年度新锐人物”的评选，“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当选，节目散后，他在大巴车给满车人讲笑话，内容不记得了，但车内大笑的活力和气氛还记得。十一年后，他的美籍妻子Kim在网上公开遭受家庭暴力的照片：体重九十公斤的李阳骑坐在妻子背上，揪着她的头发，在地上连续撞了十几下，头部、膝部、耳朵多处挫伤。
当天他们争吵很久，Kim是美国人，原来是“疯狂英语”的美方总编辑，结婚后在北京带着三个女儿，两年来她的驾驶执照过期，教师执照作废，母亲在美国病了，要带孩子回去探望，但李阳全国各地演讲，说他没时间陪着她办手续：“我一个月只回来一两天，不可能办好这些事情。她觉得我不能感受她的感受，我在外面这么跑，冒生命危险，女人应该隐忍一点。”
“这个说法是不是太大男子主义了？”
他打断我：“大男子主义也是这个文化给我的，不是我自己要大男子主义。”
吵了数小时后，他大喊“闭嘴”。Kim说：“我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控制，你不能让我闭嘴。”李阳说：“我当时想我就不能让她有反抗，我要一次性把她制服。”他抓住她头发摁在地上时，喊的是“我要把一切都了结了”，说如果再严重一点，“我可能会杀了她”。
“坦白地说，那一瞬间是人性的恶？”我对李阳说。
“是，人性的魔鬼,”他眼睛避开了，眯起来看向旁边，又瞥向下方,“魔鬼完全打开了。”
Kim之前一直不接受媒体访问，老范把女子监狱调查的节目视频发给她，她看完同意了。“我不知道在中国有那么多的女人这样活着，如果我沉默，将来也无法保护我女儿。”
片子里我问过这些女犯：“你们在法庭陈述的时候，有没有谈到你们承受的家庭暴力？”
每个人都说：“没有。”
没有人问她们。
有女犯接受检察官讯问的时候，想要说说“这十几年是咋过的”,检察官打断她：“听你拉家常呢？就说你杀人这一段！”
Kim被打后曾去报警，有位男性以劝慰的口气说：“你知道，这儿不是美国。”她说：“我当然知道，但肯定在中国有法律，男人不能打女人。”他说：“是啊，你说得对，男人不能打女人，但老公可以打老婆。”
李阳曾经在一个电视综艺节目上说过二女儿脾气不好，因为“可能她妈妈怀孕的时候我打过她”，他做了一个抽耳光的动作，在场几位嘉宾呵呵一笑过去了，镜头前一个女学生对他说：“你能影响这么多人，在家庭里犯这么一点点错，Kim老师也会原谅你。”
三十年前，“受虐妇女综合征”在北美已经从社会心理学名词成为一个法律概念，只要获得专家鉴定就可以获得轻判甚至无罪释放，但这在中国还不被认同。在女监片子的开头和结尾，老范用了同一组镜头，镜头摇过每个女犯，她们说自己的刑期：“无期，死缓，十五年，十五年，十五年……”
有人已经被执行了死刑。
Kim说：“我有钱，我可以回美国，这些女人呢？她们没有路了。”
李阳说他对家庭的理解是“成功，一定是唯一的标准”。
“不是爱吗？”我问。
“真正的爱是带来巨大的成功。”他公开在媒体上说不爱妻子，结婚是为了“中美教育的比较”，想把孩子作为英语“疯狂宝宝”的标签，是教育的实验品，他说：“那才是普度众生，一个小家庭能跟这个比么？”
我问他：“你跟你父母之间有过亲密的感觉吗？”
“没有，从来没有，我还记得在西安工作的时候我爸爸说，今天晚上就跟我睡一起吧。吓死我了，跟他睡一个床上，我宁可去死。断了，中间断掉了。”
李阳四岁才从外婆身边返回与父母生活，一直到成年，都无法喊出“爸”、“妈”。传统家庭中的父母工作忙，对孩子严厉，他说小时候听得最多的词是“笨蛋”“猪”。他童年口吃，懦弱到连电话响都不敢接，少年时期在医院接受治疗时，仪器出了故障烫伤皮肤，他忍着痛不敢叫出声来，一直到被人发现，脸上存疤至今，说：“自卑的一个极端就是自负，对吧？中国也是这样，中国是一个自卑情结很重的国家。所以自卑的极端是自负。”
长大成人时他想强制性地解除这个自卑，以“疯狂英语”的方式勒令自己当众放声朗诵，在后期，发展到让学生向老师下跪，鼓动女生剃发明志，率领数万名学生高喊“学好英语，占领世界”、“学好英语，打倒美帝国主义”。
我说这已经不只是学习方法，“你提供的是很强硬的价值观。”
他说：“强硬是我以前最痛恨的，所以才会往强硬方面走。因为我受够了懦弱。”Kim说，在每次机场登机的时候，李阳一定要等到机场广播叫他名字，直到最后一遍才登机，这样“飞机上的人会知道他的存在”。
我问过安华：“你丈夫自己是施暴者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什么感觉？”以为她会说，是宣泄的满足。
结果她说：“他总是有点绝望的感觉。”
小豆说：“有一次看电视突然就问，你爱我吗？我说什么叫爱啊？我不懂，我不知道。他就对你‘啪’一巴掌，你说，爱我不爱？我不知道什么叫爱。”
有时候，打完之后，他们也会摸摸这儿，看看那儿，问“疼吗”，就是这一点后悔之色，让女人能够几十年吮吸着一点期望活下来。但是下一次更狠。
安华说：“我就知道他也挺可怜的。”
“你觉得他自己想摆脱吗？”
“当然想摆脱，因为他说过，我也不希望这个事发生。他说我自己也控制不了我，我干嘛非伤害别人啊。”她说，“所以我自己矛盾得不行，想离开他又离不开他。”
我问过Kim：“李阳的生命中，他跟谁亲近？”
Kim怔了一下，说：“最亲近的吗？不认识的人。他站在台上，他的学生特别爱他，两个小时后他可以走，是安全的，没时间犯错误。”
李阳说每天早晨，起床后的半个小时“非常恐怖，非常害怕。觉得工作没有意义，活着没有意义”。他给Kim发过短信，“我揪你头发的时候，看到有很多白发，就跟我的白发一样。”他说内心深处知道妻子的很多看法是对的：“我是尊敬她的，所以每次她指责我，我才真的恐惧，恐惧积累了，就会以暴力的方式爆发。”
打过妻子后，他没有回去安慰，却主动去看望了父母，第一次带了礼品，表示关心。我问：“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心理补偿吗？”
他想了一下，说：“……是吧，是。”
“那你认为你现在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吗？”
他眼睛又再眯缝起来，避开直视，忽然有点口吃起来：“我肯定需要帮助。此时此刻我需要婚姻方面的帮助，如……如……如何有效地解决抑郁症的帮助。”
我们采访前，Kim刚把三岁的小女儿哄睡着，这个孩子在父亲殴打母亲时，挣扎着往外拉父亲的手，被甩开，之后一直做噩梦，哭着说：“妈妈对不起，下次我用筷子、用剪子（拦他）呢。”Kim头摇得说不下去，想把哭声抿住，脖子上的筋脉全都凸起。她搂着女儿，对她说：“可以恨爸爸错误的行为，不要恨爸爸这个人。”
在女监的那期节目里，零下二十度，坐在冰雪满地的院子里，父亲死去，母亲在狱中，安华的女儿小梅说：“一个人他的心再硬，也有自己心底的一角温柔。”
“你觉得你爸爸有吗？”
她想了很久，一字一顿地说：“有，只是还没有被他自己发现而已。”
我看到院里厨房的水泥墙上用红色粉笔写着几个字，“让爱天天住我家”。是她写的，这是前一年春节联欢晚会时一家人唱的歌。十四岁的小梅喜欢这歌，她轻唱：“让爱天天住我家，让爱天天住你家，拥有……拥有……拥……”她张着嘴，发不出声音，眼泪一大颗一大颗砸在裤子上。
这些孩子会长大，他们会有自己的家庭——那会是什么样子？
小梅的姐姐十六岁，她说：“我再也不相信男人，他们只有暴力。”
她的哥哥从探视室离开就又走了，妹妹在身后喊“哥，哥”。
他头也不回就走了，不知道跟什么人在一起，睡在哪儿，吃什么。那晚，他和母亲一起用绳子把父亲捆起来的，刀砍下去的时候他在现场。
他的将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
我们紧接着去做下一期，流浪少年犯罪调查。
没有完，完不了。
我和编导小仲去了登封。十几个少年组成的盗窃团伙，领头的十五岁，最小的十岁，都辍学，是王朔小说里打起架来不要命的“青瓜蛋子”。
他们打架，有时是寻仇，有时是为了挣钱，有时只是娱乐。除了刀，他们还用铁链，用自制的布满钢针的狼牙棒——因为那样伤人的时候血流出来的“效果”更好。
我问打架最狠的那个：“你不怕死？”
“不怕。”他头一昂。
他不是不怕，他连生死的概念都没有，所以也不会有悲悯之心。
我找到了他的父亲。离异多年的他，早有了新家，从没想过儿子在哪儿。他是个司机，开辆面包车，车厢里污秽不堪，挡风玻璃上溅满了鸟屎，座位边上满是滚倒的翠绿啤酒瓶和空烟盒，收音机的地方是一个洞，底下是一个烟灰托，里面的黑灰已经长时间没倒了，栽满了不带过滤嘴的皱巴巴的黄烟头。
他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对着瓶口喝啤酒，笑起来一口黑黄的牙：“等他回来，我捆起来打一顿就好了。”
我们去找那个十岁的男孩。到了村里，推开那扇门，我对带路的村支书说：“走错了吧？这地方荒了很久了。”寒冬腊月的，院子里都是碎瓦和杂草，房子里的梁塌了半边，除了一个已经被劈开一半的衣柜，一件家具都没有。
“应该就是这儿啊。”他也疑惑不定。
我们转身往出走的时候，从门扇背后坐起一个人：“谁呀？”
小男孩就睡在门背后，靠门板和墙夹出一个角来避寒，脚边是一只破铁锅，下面垫着石头，锅底下是烧剩下的草，连木头都没有，他劈不动。
他父母已经去世两年。
“怎么不读书呢？”
村长说：“学校怎么管他呀？咱农村又没有孤儿院。”
民政一个月给三十块，他笑了一下，“买方便面他也不够吃。”
“村里不管吗？”
“怎么管，谁还能天天管？”村长指着锅，“这都是偷来的。”
小男孩抱了捆柴草回来，点着，满屋子腾一下都是烟，他低着头，一句话不说，把手伸在那口锅上，靠那点火气取暖。
村长叹口气，说：“你们中央电视台厉害，我看那上头老有捐钱的，看能不能呼吁一下，给他捐点钱，啥问题都解决了。”
警察告诉我，他们想过送这些孩子回学校，但学校没有能力管他们，更不愿意他们“把别的孩子带坏”。
他们流浪到城市，从捡垃圾的地方，从火车站……聚集起来，他们租了一间房子，住在一起，很快就可以像滚雪球一样多起来。干脆不要床，偷了几张席梦思垫子，横七竖八在上面排着睡。生活的东西都是偷来的，那种偷简直是狂欢式的，在那个城市里，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制造了两百多起盗窃案。十岁的那个，负责翻墙进去打开门，他们把床上的大被单扯下来，把家电裹起来，拿根棍子大摇大摆抬着出门，然后打车离开。
他们每个人有十几个手机，打架最狠的那个男孩说：“用来砸核桃。”
“我们是小偷中的小偷。”他很得意。
白天他们在家里看武打和破案片，“学功夫”，说整个城市里最安全的就是他们住的这个小区：“兔子不吃窝边草嘛。”
他们把偷当娱乐，刚偷过的人家，一天后再去偷一次，第三天，再去偷一次。
一个得不到爱、得不到教育的人，对这个社会不可能有责任感。
案子破了，他们被抓住了，但是都不到服刑年纪，全放了。
那个喝酒的父亲答应我去见见孩子，见了后倒没动手打，而是打量了一下儿子——离他上次见，过了几年了。他好像突然知道儿子是半个成人了，上下打量一会儿，忽然把儿子揽到一边，避开我，搂着儿子肩膀说了几句，又打了一个电话，他们父子很满意地对视笑一下，转身对我说：“记者，走啦，去办点事儿。”
那笑容让我心里一沉。
领头的那个孩子，我们找了很久才找到他家，他是捡来的，养父母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也就不再管他去哪儿了。
“能不能找点他小时候的东西我们看一下？”我问他的养母。
“都扔了。”她说得很轻松。
我听着这句话，一下子理解了“抛弃”这个词。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记者，采访结束就要离开。
那个父母双亡的十岁孩子，最后一次偷窃，他分了一千多块，回来后都给了小时候养过他的老人。采访完我们留了些钱给村里人照顾他，走了几步，我回身把这孩子叫到门后，给了他一百块钱。
“你知道阿姨为什么给你钱？”我轻声问。
“知道。”他低着头，“因为我可怜。”
“不是，这是你劳动所得，你今天帮我们拿了很多次带子，很辛苦，所以这是你自己挣的。我要谢谢你。”
他抬起头，羞涩地笑了一下。
他们租过的那个房子，收拾得还算干净。和所有十三四岁的孩子一样，墙上贴着明星的照片，窗台上放着整整齐齐的十几个牙缸，他们每天早上排好队去刷牙……他们把这个房子叫“家”。
二〇一一年，我遇到一位律师，她告诉我采访过的女犯的消息，安华在各方帮助下，已经减刑出狱，再嫁了人。小豆在监狱里精神失常。
二〇一〇年，中国法学会再次公布了《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建议建立家庭暴力庇护场所、向家庭暴力受害人签发保护令，这只是一个建议稿，至今仍只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预备立法项目。
在“两会”上，我曾去找过关心此事的代表委员，担任警察职务的男代表说，现在刑法里已经有人身伤害的定罪了，“如果男性对女性造成人身伤害，那就按现有的法条来判，为什么要为了家庭暴力再去立法？”
一位女性代表说：“家庭的事情，不可能像一般的人身伤害那样处理。”
现场有些争起来了：“你们这么说，只因为你们也是女人。”
“不是女人才关心女人，是人应该关心人。”这位女代表说。
李阳最终没有去做心理治疗，也没有回去陪伴家人，他的时间用来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准备成为“反家暴大使”。
两个月后，Kim申请与他离婚。
他曾经对Kim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文化。”
Kim说：“这不是中国的文化，人是一样的。我觉得中国人，美国人，所有人，我们的相似之处远多过不同，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我们都需要快乐的家庭，我们都希望更好的生活。如果他的梦想真的是让中国更好、更国际化，我希望他能从自己做起。”
去采访Kim前，我做完采访提纲，合上笔记本，按习惯想一想，如果我是她，交谈时还需要注意什么。
奇怪的是，那一小会儿闭上眼的沉浸里，我想起的却是自己早已经忘了的事，中学时有天中午上学路上，那个小混混喝了酒，从身后把我扑倒了，磕在街边的路沿上，我爬不起来，被一个烂醉的人压着，是死一样的分量。旁边人嬉笑着把他拉扯起来，我起来边哭边走，都没有去拍牛仔服上的土。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最难受的不是头上和胳膊上的擦伤，也不是愤怒和委屈，是自憎的感觉——厄运中的人多有一种对自己的怨憎，认为是自我的某种残破才招致了某种命运。
我带了一束花给Kim。
她接过报纸包的百合花，有点意外，找了一会儿才找出一只瓶子插上，又拿出几个大本子给我看，里面是一家人的合影，李阳与她合作录的英语磁带，写的工作便条，还有一页，夹着某年结婚纪念日她提醒李阳买的玫瑰花——虽然是秘书买来送到的——花朵是完整的，每片叶子都用塑料膜小心地压平保存着，旁边是一家人的合影。“我要记得，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个男人。”
这些早就干枯失血的花瓣给我一个刺激，人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愿望一样，对自身完整的需要一样，只是她生在这儿，这么活着，我来到那儿，那么活着，都是偶然。
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采访是什么？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做完女子监狱那期节目的年底，评论部让每人写一句话印在内部刊物上，代表这一年里自己对工作的认识。我没思量，有一句话浮上心头，以前我会顾忌别人怎么看，会不会太文艺腔，但这次我径直写了下来：“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
大概是一九八〇年，我和妹妹柴敏，在纺织厂的照相馆里拍下的照片。我妈在工厂的理发店给我烫个卷毛，隔了这么多年，脑袋上包个黄色蛇皮袋的烫热感还有，是文明让人不舒服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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