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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历史上最早的识字课本，在正文中有提到，正是西周宣王时期，太史令‘籀’所编的《史籀篇》，收录的文字是西周通用于神州大陆的大篆。
这里的太史令‘籀’，指的便是名‘籀’并担任太史令的一位官员，姓、氏皆已不可考；
在太史籀着《史籀篇》后过了数百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列国林立，言语异声，文字异体；
到了战国末期，也就是公元前三百年至公元前二百三十年，籀文大篆已通行500多年，书写繁难，多有不便，已经不能适应日益繁复的社会活动，以及日趋复杂的文化思想内容，各国在实际应用中，就有求简取便的自然需求。
而在战国末期的赵、楚、齐、魏、燕、韩、秦七国当中，唯有秦国为‘周之故土’，使用的文字是古籀大篆一系的文字——小篆；
而其他六国所使用的文字，则与周秦系攥体文字颇有不同，按照各国百姓习惯和不同的历史演变，发展成了许多种字体，故战国六雄的文字，如今也已大半失传。
王国维先生将此现象概括为：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
到始皇嬴政统一六国之时，秦人在原有大篆的基础上‘颇有省改，取其便捷易用’，得出新的文字；
而这种比大篆简易、省改的秦国文字，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小篆’。
只不过大篆、小篆等名称，都是后世学者所拟定的，当时人并不这样称名，小是相对于大而言；
按照历史记载，在真实的历史时期，始皇书同文，规定以秦字为天下唯一通用文字时，应该并不曾称其为‘小篆’，而应该是‘秦篆’。
如愿扫灭六国之后，始皇嬴政采纳秦相李斯的建议，‘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简易规整的小篆字体；
为了顺应这一‘书同文’的文字改革国策，地方郡县可谓云起而景从，各种马匹奏折如雪花般飞入咸阳，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我政哥牛x！
当然，比起地方郡县如此赤裸裸的‘牛x’，中央朝堂的官员拍起马匹，无疑是更体面、更顾形象，也更高级一些。
如丞相李斯，为顺应‘书同文’而作《仓颉篇》的共7章；
中车府令，也就是当世公认的奸宦赵高，作《爰历篇》共6章；
以及秦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共7章，都属于‘如何拍出高水平的马屁’的教科书级示范；
而这三篇，在正文中有提到：三人所作共计3篇20章，世称‘秦三仓’；这三篇被史学家公认为‘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即得小篆字体。
——说白了，就是在《史籀篇》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的二次创作，并顺带将字体从周大篆改成秦小篆，好方便天下文人能更容易看懂、能更轻松的读通。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秦尽焚天下之书，在当代可谓是妇孺皆知的‘罪证’；但实际上，秦始皇颁发的焚书令，却并非是‘烧光所有的书’。
从史料记载的原文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中，李斯请奏始皇颁布焚书令的原文为：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
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简单理解一下这番话的含义，就能明白始皇嬴政采纳李斯的建议，颁发《焚书令》，针对的是哪些书籍了。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便指‘但凡是史书，只要不是秦官所记录，就通通烧掉’。
这一点无可厚非：欲灭其国，先灭其史；
始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为了统一华夏，自然要在一定程度上磨灭这六国的历史，以加速民族统一的进程。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则是说：除了担任博士的中央官员，其他任何人都不允许收藏《诗经》《尚书》（等）诸子百家着作，如果有，那就由地方郡守、郡尉彼此监督着烧毁。
这也没什么不好理解的。
仲尼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为什么‘思无邪’？
因为《诗经》中所提倡的价值导向，都是在说‘往外打才对，打外族才正义，窝里横不可取，华夏内部的战争都是不义之战’。
在这种情况下，悍然兴起‘不义之战’，并通过彻彻底底的内部斗争扫灭天下列国的嬴秦，能让百姓再看到‘思无邪’的《诗经》，那才是脑子有问题。
至于其他的诸子百家典故，基本也都是一样的道理——诸子百家一大抄，虽然披着各种不同的皮，但核心价值观往往并没有什么太大诧异，顶多就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这两句，前一句是‘焚诸子百家之书’的补充条款，即：不单单要烧了诸子百家的着作，也同样不允许百姓谈论，以避免这些危险的思想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继续留存在华夏大地。
至于后半句，即‘以古非今者族’，那就更是言简意赅了：秦之前，华夏民族从未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政权，所以对于嬴秦而言，很多历史经验都失去了参考价值，甚至可以说是成为了政权前进的障碍。
如嬴政统一天下之初，总有儒生跳出来，教嬴政应该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天子，惹得嬴政不胜其烦，甚至在当代影视作品中，留下了‘李斯吃块肥肉怎么了？！’的经典场景。
所以，通过法令的方式，禁止民众以历史经验平叛嬴秦，也是题中应有之理——作为华夏第一个统一政权，对于嬴秦而言，没有任何历史经验靠得住，只能靠自己摸索。
再之后的几句，如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同样是作为焚书令的补偿条款——包庇的官员连坐；
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则是为焚书令定下时限：三十天之内，凡是中央下令焚毁的书，都必须全部焚烧；
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也终于说到了重点：哪些书不烧呢？医学、药理、占卜、卦算、耕种、植树相关的，即具有较强实用性的同时，又不包含某人思想哲学、人生哲理的书籍，可以保留。
再到最后一句：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则是与刘汉‘将普法进行到底’的思想背道而驰，将法律局限在了‘我让你学，你才能学，我不让你学，你就不能学，我说法律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的程度。
结合这此间种种，我们便不难发现始皇嬴政《焚书令》所要烧毁的，是哪些书籍了。
——故战国列雄之史书、诸子百家思想精华，诗、书等经典，以及律法。
但很显然，作为启蒙读物的《仓颉》《爰历》《博学》三篇，即不属于某国史书，也不属于诸子百家中某一家的思想精华，更和律法扯不上关系。
再结合秦灭亡之后，汉室在极短的时间便整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共计二十章，以六十字为一章，重新整理出五十五章，共三千三百字的‘四言汉仓颉’，也不难推测出这三篇启蒙读物，是并不包含在《焚书令》的打击范围内的。
原因很简单：根据历史记载，将《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整合为‘四言汉仓颉’的，是‘闾里书师’。
说的再直白点，就是某几个在乡下教书，给小孩儿启蒙的半吊子书生、文士，连名字都不配留在史书之上······
在那个书籍无比珍贵的时代，如果《仓颉》《爰历》《博学》三篇也被包含在焚书令的打击范围内，那‘闾里书师’能拥有这三本着作，并轻而易举的将其整合为一，显然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在‘闾里书师’于汉初改变《仓颉篇》之后，生于西汉末年的辞赋家、思想家扬雄采摭众家之说，辑成《训纂篇》，而后顺续《仓颉篇》，凡三十四章，同样是每章六十字，共二千零四十字。
到这里，《仓颉》已经有了八十九章，共五千三百四十字；
东汉的名家班固，则在扬雄续作的基础上，又续作了十三章，共一千三百八十字，将《仓颉篇》的篇幅推高到了六千七百二十字；
东汉和帝时，郎中贾鲂又~~~在班固续作的基础上，扩充、删改三十四章，共二千零四十字。
就这样，《仓颉篇》包括它的续作，就达到了总共一百二十三章、七千三百八十字，俨然是一部煌煌大典。
班固《汉志》记载：‘苍颉一篇。’注云：‘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
其‘小学家’小序又云：‘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
班固又说：‘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
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
至东汉和帝永元年间，郎中贾鲂承班固所续而广之，扩充三十四章，名为《滂喜篇》。
《隋书·经籍志》着录‘《三仓》三卷’，注云：‘秦丞相李斯作《仓颉篇》，汉扬雄作《训纂篇》，后汉郎中贾鲂作《滂喜篇》，故曰《三仓》。’
唐人张怀瓘《书断》也说：‘和帝永元中，贾鲂又撰《异字》，取（班）固所续章而广之，为三十四章，用《训纂》末字以为篇目，故曰《滂喜篇》，言滂沱大盛。……《仓颉训纂》八十九章，合贾广班三十四章，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备矣。’
《北史·江式传》也存类似记载。梁庾元威《论书表》：‘李斯造《仓颉》七章，赵高造《爰历》六章，胡母敬造《博学》七章，后人分为五十五章，为《三仓》上卷；
至哀帝元嘉中，扬子云作《训纂》记《滂喜》，为中卷；
和帝永元中，贾升卿更续记《彦均》，为下卷，故后人称为《三仓》也。’
这就是后世所称的“汉三仓”，即原本“秦三仓”为上卷，扬雄所续《训纂篇》为中卷，班、贾所更续者《滂喜篇》为下卷。
就目前材料来看，汉初改编的五十五章本流传范围很广，影响也最大。
《仓颉篇》在流传过程中，还产生了大量训词释义之作，犹如字典，以备检索。
其中汉代有扬雄的《仓颉训纂》，和杜林的《仓颉训纂》《仓颉故》；
魏晋之后，又有张揖《三仓训故》和郭璞《三仓解诂》；
其中，《隋志》中着录《三仓》三卷，并注云‘郭璞注’，可见唐人所见者，仅郭璞《三仓解诂》而已。
《仓颉篇》虽然是《史籀篇》的继承和发展，收集了当时的简易便捷之体，但随着华夏文字不断发展并演进，到了汉代，尤其是是东汉，《仓颉篇》所收之字已大多成了古字、难字和希用字，所以不便实用，其少人问津的历史命运便在所难免。
自史游的《急就篇》问世，《仓颉篇》便少人问津而渐次式微。
到再后来，唐人修《隋书》，便只着录《三仓》三卷，到了明人修《宋史》时，便不再提及《仓颉篇》。
所以有学者据此推断：《仓颉篇》亡佚于宋室靖康倾覆之际；但据常理推测，其失传的时代或许还要早，大致在唐宋鼎革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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