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读《史记》
《史记》作者之略历及其年代
《史记》百三十篇，汉太史令司马迁所作。迁字子长（见扬雄《法言》及王充《论衡》），左冯翊夏阳人（据《自序》“司马氏人少梁”语案推汉地），今陕西之同乡韩城县也。司马氏世典周史，迁父谈，以汉武帝建元元封间仕为太史令。谈卒，迁袭官。迁生卒年不见于《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惟据《自序》云：“为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张守节《正义》云：“案迁年四十二岁。”以此推算，知迁生于景帝中五年（西纪前一四五年）。父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迁皆传其学。迁又受业孔安国治《尚书》，闻《春秋》于董仲舒。喜游历，足迹遍天下，其所经行之地见于本书者如下：《五帝本纪》：“余常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子海，南浮江淮矣。”
《河渠书》：“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子会稽，大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螺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子朔方。”
《齐太公世家》：“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余里。”
《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
《孔子世家》：“余适鲁，观仲尼庙堂。”
《伯夷列传》：“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
《孟尝君列传》：“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
《信陵君列传》：“吾国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
《春申君列传》：“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屈原贾生列传》：“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
《蒙恬列传》：“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取为秦筑长城亭障。”
《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余视其母冢。”
《樊郦滕灌列传》：“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冢。”
《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吾侪试取一地图，按今地，施朱线，以考迁游踪，则知当时全汉版图，除朝鲜、河西、岭南诸新开郡外，所历殆遍矣。
《史记》之名称及其原料
本书中“史记”之名凡八见：（一）《周本纪》云：“太史伯阳读史记。”（二）《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论史记旧闻。”（三）《十二诸侯年表》：“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四）《六国表》云：“秦烧天下书，诸侯史记尤甚。”（五）《六国表》云：“史记独藏周室。”（六）《天官书》云：“余观史记考事。”（七）《孔子世家》云：“乃因鲁史记作《春秋》。”（八）《太史公自序》云：“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皆指古史也。“史记”之名，盖起于魏、晋间，实“太史公记”之省称耳。
《史记》所据之原料，据班彪《略论》，则（一）《左传》，（二）《国语》，（三）《世本》，（四）《战国策》，（五）陆贾《楚汉春秋》。今考本书中自述其取材者如下：《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
《殷本纪》：“自成汤以来，采子《诗》、《书》。”
《秦始皇本纪》：“吾读秦记。”
《孝武本纪》：“余究观方士、祠官之言。”
《三代世表》：“余读牒记，稽其历谱。”
《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著诸所闻兴坏之端。”
《吴太伯世家》：“余读《春秋》古文。”
《卫康叔世家》：“余读世家言。”
《伯夷列传》：“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管晏列传》：“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
《司马穰苴列传》：“余读《司马兵法》。”
《孙吴列传》：“《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
《仲尼弟子列传》：“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
《孟子荀卿列传》：“余读孟子书。……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
《商君列传》：“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
《屈原贾生列传》：“余尝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
《郦生陆贾列传》：“余读陆生《新语》书。”
《儒林列传》：“余读功令。”
大抵除班彪所举五书外，史公所采主要材料：（一）六艺，（二）秦史记，（三）牒记（或即《世本》），（四）诸子著书现存者，（五）功令官书，（六）方士言。而秦火后“诸侯史记”之湮灭，则史公最感苦痛者也。
史公史料，多就地采访，观前条所列游踪可见。各篇中尚有明著其所亲见闻者如下：《项羽本纪》：“吾闻之周生。”
《赵世家》：“吾闻冯王孙。”
《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言曰。”
《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
《樊郦滕灌列传》：“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张释之冯唐列传》：“唐子遂与余善。”
《韩长孺列传》：“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
《李将军列传》：“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
《卫将军骠骑列传》：“苏建语余曰。”
《游侠列传》：“吾观郭解，状貌不如中人。”
凡此皆《史记》资料多取诸载籍以外之证也。
《史记》著述之旨趣
《史记》自是中国第一部史书，但吾侪最当注意者，“为作史而作史”。不过近世史学家之观念，从前史家作史，大率别有一“超史的”目的，而借史事为其手段。此在各国旧史皆然，而中国为尤甚也。孔子所作《春秋》，表面上像一部二百四十年的史，然其中实孕含无数“微言大义”，故后世学者不谓之史而谓之经。司马迁实当时春秋家大师董仲舒之受业弟子，其作《史记》盖窃比《春秋》，故其《自序》首引仲舒所述孔子之言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意若曰：吾本有种种理想，将以觉民而救世，但凭空发议论，难以警切，不如借现成的历史上事实做个题目，使读者更为亲切有味云尔。《春秋》旨趣既如此，则窃比《春秋》之《史记》可知。故迁《报任安书》云：“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亦云：“略以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诸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由此观之，其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
《史记》之史的价值
史家惟一职务，即在“整齐其世传”。“整齐”即史家之创作也。能否“整齐”，则视乎其人之学识及天才。太史公知整齐之必要，又知所以整齐，又能使其整齐理想实现，故太史公为史界第一创作家也。
《史记》创造之要点，以余所见者如下：一、以人物为中心。二、历史之整个的观念。此二项就理想方面论。三、组织之复杂及其联络。四、叙列之扼要而美妙。此二项就技术方面论。
《史记》成书年代及后人补续窜乱之部分现存古书，十有九非本来面目，非加一番别择整理工夫而贸然轻信，殊足以误人。然别择整理之难，殆未有甚于《史记》者。今欲从事研究，盖有先决问题二：一为《史记》是否已成书之问题；二为史记记事最终年限问题。
所论关于《史记》真本之种种考证，多采自近人著作而略断以己意。其言颇繁重，或为读者所厌。吾所以不惮烦为此者，欲学者知今本《史记》非尽原文而已。着手读《史记》以前，必须认定此事实，否则必至处处捍格难通也。
读《史记》法之一
读《史记》有二法。一，常识的读法，二，专究的读法。两种读法，有共同之入门准备。
一、先读《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求明了作者年代、性行、经历及全书大概。
二、读《汉书?叙传》论《史记》之部，刘知几《史通》之《六家篇》、《二体篇》、《正史篇》，郑樵《通志总序》论《史记》之部，《隋书?经籍志》及《四库提要》之史部正史类关于记述《史记》之部分，求略识本书在史学界之位置及价值。
今先论常识的读法。《史记》为正史之祖，为有组织有宗旨之第一部古史书，文章又极优美。二千年来学者家弦户诵，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其地位与六经诸子相并。故凡属学人，必须一读，无可疑者。惟全篇卷帙颇繁，卒业不易。今为节啬日力计，先剔出以下各部分：一十《表》但阅序文，表中内容不必详究。但浏览其体例，略比较各表编次方法之异同便得。
一八《书》本为极重要之部分，惟今所传似非原本。与其读此，不如读《汉书》各志，故可全部从省。
一《世家》中吴、齐、鲁、管蔡、陈杞、卫、宋、晋、楚、越、郑各篇，原料十九采自《左传》。既读《左传》，则此可省。但战国一部分之《世家》仍须读，因《战国策》太无系统故。
一《武帝纪》、《日者传》、《龟策传》等，已证明为伪书，且芜杂浅俚，自可不读。《扁鹊仓公传》等，似是长编，非定本，一涉猎便足。
以上所甄别，约当全书三分之一，所省精力已不少。其余各部分之读法略举如下。
第一，以研究著述体例及宗旨为目的而读之。《史记》以极复杂之体裁混合组织，而配置极完善，前既言之矣。专就《列传》一部分论，其对于社会文化确能面面顾及。政治方面代表之人物无论矣，学问、艺术方面，亦盛水不漏。试以刘向《七略》比附之：如《仲尼弟子》、《老庄申韩》、《孟子荀子》等传，于先秦学派纲罗略具，《儒林传》于秦、汉间学派渊源叙述特详，则《六艺略》、《诸子略》之属也；如《司马穰苴》、《孙子吴起》等传，则《兵书略》之属也；如《屈原贾生》、《司马相如》等传，则《诗赋略》之属也；如《扁鹊仓公传》，则《方技略》之属也；如《龟策》、《日者》两传，则《术数略》之属也。又如《货殖传》之注重社会经济，《外戚》、《佞幸》两传暗示汉代政治祸机所伏，处处皆具特识。又其篇目排列，亦似有微意。如《本纪》首唐、虞，《世家》首吴泰伯，《列传》首伯夷，皆含有表章让德之意味。此等事前人多已论列，不尽穿凿附会也。
若以此项目的读《史记》，宜提高眼光，鸟瞰全书，不可徒拘拘于寻行数墨，庶几所谓“一家之言”者，可以看出。
第二，以研究古代史迹为目的而读之。《史记》既为最古之通史，欲知古代史迹，总应以之为研究基础。为此项目的而读，宜先用“观大略”的读法，将全篇一气呵成浏览一过。再用自己眼光寻出每个时代之关键要点所在，便专向几个要点有关系之事项，注意精读。如此方能钩元提要，不至泛滥无归。
第三，以研究文章技术为目的而读之。《史记》文章之价值，无论何人当不能否认。且二千年来相承诵习，其语调字法，早已形成文学常识之一部。故专为学文计，亦不能不以此书为基础。学者如以此项目的读《史记》，则宜择其尤为杰作之十数篇精读之。孰为杰作，此凭各人赏会，本难有确定标准。吾生平所最爱读者则以下各篇：《项羽本纪》、《信陵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
右诸篇皆肃括宏深，实叙事文永远之模范。班叔皮称史公：“善序述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良史之才。”如诸篇者，洵足当之矣。学者宜精读多次，或务成诵，自能契其神味，辞远鄙倍。至如明、清选家最乐道之《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以吾论之，反是篇中第二等文字耳。
读《史记》法之二
今当继论专究的读法。《史记》为千古不朽之名著，本宜人人共读。徒以去今太远，文义或佶屈难晓；郡国名物等事，世嬗称易，或不审所指；加以传写讹舛，窜乱纷纭，时或使人因疑生蔑。后辈诵习渐希，盖此之由。谓宜悉心整理一番，俾此书尽人乐读。吾夙有志，未能逮也。谨述所怀条理以质当世，有好学者或独力或合作以成之，亦不朽之盛事也。
一、《史记》确有后人续补窜乱之部分，既如前述。宜略以前文所论列为标准，严密考证。凡可疑者，以朱线围之，俾勿与原本相混，庶几渐还史公之真面目。学者欲从事此种研究，可以崔适《史记探源》为主要参考书，而以自己忠实研究的结果下最后之判断。
二、吾辈之重视《史记》，实在其所纪先秦古事。因秦、汉以后事，有完备之《汉书》可读。唐虞三代春秋战国之事，有组织的著述，未或能过《史记》也。而不幸《史记》关于此点，殊不足以餍吾辈所期。后人窜乱之部分无论矣，即其确出史公手者，其所述古史可信之程度，亦远在所述汉事下。此事原不能专怪史公。因远古之史，皆含有半神话的性质，极难辨别，此各国所同，不独我国为然矣。近古——如春秋、战国，资料本尚不少，而秦焚一役，“诸侯史记”荡尽，凭藉缺如，此亦无可如何者。顾吾辈所致憾于史公，不在其搜采之不备，而在其别择之不精。善夫班叔皮之言也：“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后汉书?班彪传》）试将《史记》古史之部分与现存先秦古籍相较，其中芜累诬诞之辞，盖实不少。即本书各篇互相矛盾者，亦所在而有，此非“文重思烦，刊落不尽”之明效耶？然居今日而治古史，则终不能不以《史记》为考证之聚光点。学者如诚忠于史公，谓宜将汉以前之本纪、世家、年表全部磨勘一度。从本书及他书搜集旁证反证，是正其讹谬而汰存其精粹，略用裴注《三国志》之义例，分注于各篇各段之下，庶几乎其有信史矣。学者欲从事此种研究，则梁玉绳《史记志疑》、崔述《考信录》实最重要之参考书；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三书中《史记》之部，次之；其余清儒札记、文集中，亦所在多有。然兹事既极繁重，且平决聚讼，殊大非易。成功与否，要视其人之学力及判断何如耳。然有志之青年，固不妨取书中一二篇为研究之尝试。纵令不能得满意之结果，其于治学之方法及德性，所裨已多矣。
三、《史记》之训诂名物，有非今之人所能骤解者，故注释不可少。然旧注非失之太简，即失之太繁，宜或删或补。最好以现今中学学生难了解者为标准，别作简明之注，再加以章节句读之符号，庶使尽人能读。
四、地理为史迹筋络，而古今地名殊称，直读或不知所在。故宜编一地名检目，古今对照。
五、我国以帝王纪年，极难记忆。春秋、战国间，各国各自纪年，益复杂不易理。宜于十表之外补一大事年表，贯通全书，以西历纪，而附注该事件所属之朝代或国邑，纪年于其下。其时代则从《十二诸侯年表》以共和元年起，盖前乎此者无征也。其事件则以载于本书者为限。
以上五项，为整理《史记》方法之纲要。学者如能循此致力，则可以《史记》之学名其家，而裨益于后进者且不赀矣。至如就《史记》内容分类研究，或比较政治组织，或观察社会状态，则问题甚多，取材各异，在学者自择也。
节选自《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鲁迅读《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河内人，生于龙门，年十岁诵古文，二十而南游吴会，北涉汶泗，游邹鲁，过梁楚以归，仕为郎中。父谈，为太史令，元封初卒。迁继其业，天汉中李陵降匈奴，迁明陵无罪，遂下吏，指为诬上，家贫不能自赎，交游莫救，卒坐宫刑。被刑后为中书令，因益发愤，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终成《史记》一百三十篇，始于黄帝，中述陶唐，而至武帝获白麟止，盖自谓其书所以继《春秋》也。其友益州刺史任安，尝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书有云：“……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迁死后，书乃渐出；宣帝时，其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班彪颇不满，以为“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略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埶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汉兴，陆贾作《楚汉春秋》，是非虽多本于儒者，而太史职守，原出道家，其父谈亦崇尚黄老，则《史记》虽缪于儒术，固亦能远绍其旧业者矣。况发愤著书，意旨自激，其与任安书有云：“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
节选自《汉文学史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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